[論文摘要]傅斯年作為一名學貫中西的學術巨人，在國家內(nèi)憂外患之時勇敢的涉足政治。他的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內(nèi)容：一是民族主義意識；二是民主社會主義的理想，三是自由主義的立場。傅斯年的政治思想正如其性格一樣，充滿著各種矛盾，但具有強烈的個人色彩，值得后人深思。
　　[論文關鍵詞]傅斯年；自由主義思想
　　傅斯年是中國近代歷史上具有標志性的著名學人，他的一生跨越了20世紀前半期這一我國風云劇變的動蕩而混亂的年代。自他幼時起我國就處于深重的內(nèi)憂外患之中，這是中國新舊交替的時代，也是中西文化強烈撞擊的年代。在這樣的環(huán)境當中成長起來的傅先生，深受中國傳統(tǒng)國學和西方自由主義內(nèi)外雙重影響，體現(xiàn)出了強烈的矛盾與徘徊的人生態(tài)度和思想，“作為一個在學術與政治問徘徊不定，‘亦學亦官’的知識分子，他的思想極其復雜、充滿矛盾?！?amp;hellip;這樣的矛盾心態(tài)體現(xiàn)在諸多方面，他的政治理念亦被賦予了其獨特的色彩。
　　一、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
　　對于傅斯年的本心來說，他一直希望能安于學術而遠離政治，他在文章《(新潮)之回顧與前瞻》中提到：“我常想，專制之后，必然產(chǎn)生無治：中國既不是從貴族政治轉來的，自然不能到賢人政治一個階段。至于賢人政治好不好，另是一個問題。所以中國是斷不能以政治改良政治的，而對于政治的關心，有時不免是極無效果，極笨的事。我們同社中有這見解的很多。我雖心量偏狹，不過上不至于對于一切政治上的事件，深惡痛絕!然而一個人的脾氣和見解的緣故，不特要以教書匠終其身，就是看見別人做善良的政治活動的，也屢起反感?！币虼?，傅全身心地投入專業(yè)學術研究之中一直至20年代后期，在此期間我們找不到一篇他發(fā)表的時政評論。
　　然而，當民族利益和完整被威脅之時，他卻在第一時間跳了出來并揮旗走在維護民族統(tǒng)一、國家完整的隊伍的最前列。應當說，中華民族在長期生存和發(fā)展中逐步形成的精忠愛國的浩然正氣和民族氣節(jié)在傅斯年身上到了明確的彰顯。
　　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民族危亡之際，傅斯年激烈主張抗擊侵略者，堅決維護和鞏固國家的統(tǒng)一，1931年，日本發(fā)動了“九·一八”事變，并大造“滿蒙在歷史上非支那”的謬論，以使其占領的地區(qū)合法化，在這種情況下，一直擔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全心投入歷史文化研究和祖國的教育事業(yè)的傅斯年毅然決然的開始以筆鋒宣傳抗日救國，救亡圖存。他提出的“書生何以報國”問題成為眾多學人思索的中心，不僅如此，他還躬行書生報國的志向：于1932年聯(lián)合幾位學者，奮筆疾書，撰寫出《東北史綱》第一卷，詳實地論證了東北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力地駁斥了日本帝國主義散布的“滿蒙在歷史上非支那領土”的謬論；同年，又同丁在君、胡適等人在北平合辦《獨立評論》周刊，以其作為輿論陣地。他本人在此刊發(fā)表了大量旗幟鮮明的文章，聲討日寇的侵略，反對對日投降，大興抗日的輿論。
他堅決反對《華北自治》和《塘沽協(xié)定》。當胡適著文贊成華北停戰(zhàn)時，“孟真先生大怒，要求退出獨立評論社。他對胡先生素來執(zhí)禮甚恭，這次卻大大的例外，弄得胡先生非常傷感”陶希圣曾回憶說：“在日本浪人策動冀察自治的時候，傅斯年首先反抗，北大同人群起響應。事情是這樣的：傅斯年在蕭振瀛的招待會上，悲壯地反對華北特殊化，這一號召，震動了華北教育界，從而發(fā)起了“一二·九”運動，北京大學同人在激昂慷慨的氣氛中，開了大會，共同宣誓不南遷，不屈服；只要在北平一天，仍然作20年的打算，堅持到最后一分鐘?！?br/> 傅斯年的民族主義意識還表現(xiàn)在抗戰(zhàn)勝利前后對蘇俄要求在東北的特殊利益的抵御態(tài)度。1946年2月11日雅爾塔秘密協(xié)定的正式公布，引起了舉國大眾的憤怒與聲討。傅撰寫了《中國要和東北共存亡》一文，并聯(lián)合儲安平等共20人寫下《我們對于雅爾塔秘密協(xié)定的抗議》接連兩日發(fā)表于《大公報》上，聲討帝國主義之霸權行徑，譴責英美、痛斥蘇聯(lián)的野心，促請國民黨政府對蘇采取強硬的態(tài)度，號召“中國不惜為東北死幾千萬人，損失國民財富十分之九。不惜為東北賭國家之興廢，賭民族之存亡。”
傅斯年的民族主義思想，主要淵源于兩個方面：一是來源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熏陶。長期浸溺于中國歷史、文化的學術環(huán)境與氛圍，自然形成了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的民族情懷。在傅先生的文章與言論之中，“對于歷史人物的推薦或排斥，主要以其人的節(jié)操如何為標準，對于那些有氣節(jié)的人物，尤其是對抵御外侮，為國捐軀的民族英雄，常常表達無限的敬仰；對于漢奸貳臣，則誅罰不遺余力。”
“他生平最為推崇的歷史人物，要算諸葛亮、文天祥和謝枋得。此外對黃道周、顧炎武、王夫之等人也深表敬意。這些人物無一不是以氣節(jié)著稱的?！辈粌H如此，他為自己的獨子取名仁軌，是為了紀念唐代同日本作戰(zhàn)的將軍劉仁軌。傅斯年在孩子不滿10歲時，寫了南宋愛國將領文天祥的《正氣歌》、《衣帶詔》及其它幾首詩，要從小培養(yǎng)孩子的民族氣節(jié)和愛國熱情，可見他是何等的重視民族大義。¨二是來源于外來民族主義之影響。傅在上世紀20年代曾留學德國，德國是一個民族主義情緒極為強烈的國度，身處彼時彼境，耳濡目染，不可能不受其思想意識的影響。1923年，傅由英國到德國，人柏林大學哲學院研究。在此期間，他受到了普魯士歷史語言學派的深刻影響。以重視考據(jù)為核心的“普魯士學派”，除了對其回國后創(chuàng)建史語所的理念有著巨大的指導意義外，這一學派還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創(chuàng)建人蘭克的弟子們曾為普魯士的獨立建國，搖旗吶喊，不遺余力。這樣的民族主義情緒潛移默化的影響著傅斯年，使其精忠愛國的民族氣節(jié)愈加濃烈。從上世紀30、40年代傅斯年的時政評論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他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民族主義構成了傅斯年政治思想的底色。傅斯年這種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具有具體的歷史背景與特定內(nèi)涵，具有深刻的愛國主義情愫，將這樣的本心訴諸于筆端，在當時，確實起到了在一定程度上動員和激勵大眾，喚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作用，自有其可貴之處。
　二、“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理想
　自“中國自由主義之父”嚴復翻譯約翰·穆勒的《論自由》開始，近代西方經(jīng)典意義上的自由觀開始傳人中國，后經(jīng)過胡適的進一步全面介紹和發(fā)揚，使自由主義在中國得以大倡。它沖擊了固守和塵封的中國思想牢籠，激發(fā)了人們突破專制，救國圖亡的強烈愿望與勇氣。深受胡適影響的傅斯年亦為自由主義之忠實信仰者，但其所秉承之理念較胡適傳統(tǒng)的自由主義確有不同，此不同集中表現(xiàn)于他認為個人自由發(fā)展的目的是為了整體的人類，從而對社會主義有所偏倚。對于他所期望與理想的社會，可以比作是“自由主義底色之上融人社會主義色彩的美艷花朵”。
　傅斯年于1945年寫作了兩篇表達他政治理念的時評，一篇是發(fā)表在《大公報》上為悼念羅斯?？偨y(tǒng)謝世的文章《羅斯福與新自由主義》。他在文中對羅斯福新政予以很高的評價。他認為新政“含有溫和和有效的社會主義成分”，羅斯?？偨y(tǒng)的偉大貢獻是賦予“自由主義一個新動向，新生命，并且以事實指證明白，這個改造的、積極的新自由主義有領導世界和平與人類進步的資格?！睂τ谶@個“新自由主義”的界定，傅斯年提到“傳統(tǒng)的自由主義到今天太多保守性，例如‘財產(chǎn)自由’，竟是其它一切自由的障礙。”“純正的自由主義者，如沁、穆勒父子等，也認明機會均等在自由主義中之重要，所以忽略經(jīng)濟方面之自由主義者，我們可以說，不是真有見解的自由主義者，不是人道傳統(tǒng)的自由主義者?！备嫡J為“人類要求是自由與平等，而促成這兩事者是物質(zhì)的和精神的進步。
　百多年來，自由主義雖為人們造成了法律的平等，卻幫助資本主義更形成了經(jīng)濟的不平等，這是極可恨的。沒有經(jīng)濟的平等，其他的平等是假的，自由也不是真的。但是，如果只問平等，不管自由，那種平等久而久之也要衍出新型的不平等來，而且沒有自由的生活是值不得生活的，因為沒有自由便沒有進步了，所以自由與平等不可偏廢，不可偏重，不可以一時的方便，取一舍一。利用物質(zhì)的進步(即科學與經(jīng)濟)和精神的進步(即人之相愛心而非相恨心)，以促成人類之自由平等，這是新自由主義的使命?！边@篇文章中，傅斯年明確的表明了自己的觀點，自由主義應當與經(jīng)濟平等并行不悖，相輔相成。對此，傅提出了新自由主義的兩點標準：“一、繼續(xù)法蘭西革命的傳統(tǒng)，即人道的自由主義，而解脫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及其相衍的之不解緣，乃至反對資本主義?！薄岸⑷∮蒙鐣髁x的目的——這本不與法蘭西革命時代的自由主義違反的——而不去一派的社會主義者之階級斗爭哲學。”
　另一文《評英國大選》中，傅斯年對英國人民之所以選擇工黨發(fā)表了自己的見解，他認為工黨“拿出了一個明晰的、具體的社會經(jīng)濟方案，這方案比羅故總統(tǒng)的新政更多好幾倍的含了社會主義，例如礦產(chǎn)國有，鋼鐵國有，內(nèi)地交通國有，土地國管，銀行國管，物資繼續(xù)實行管制分配制等等，毫不含糊的是一個溫和社會主義制度。工黨的社會主義，是不革命性的。因為工黨是個憲政黨，不是革命黨而且其本身最大力量出自工團(Tradeunions)，在各種社會主義中最富有保守性，這是使英國工黨永不會與英國共產(chǎn)黨合作的，雖然后者屢次要求人黨?！?br/> 　傅對這次大選評價頗高，認為其是具有世界性意義的，比對中國，傅說：“中英國情不同，他們當前要解決的問題是工業(yè)，我們要解決的問題是農(nóng)民，問題雖不同，而其為溫和的社會主義的方案則同?！?br/> 　這兩篇文章體現(xiàn)了傅斯年在政治理念上的思想傾向：將自由主義之長處自由和社會主義之長處經(jīng)濟平等相融合，揚長而避短，協(xié)調(diào)發(fā)展。這是傅認為最為適合中國在戰(zhàn)后發(fā)展的制度構架。他曾說：“我平生的理想國，是社會主義與自由并發(fā)達的國土，有社會主義而無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無社會主義，我也不要住?！边@正是其與胡適先生之于自由主義的核心差異。傅是向往社會主義的，他崇尚社會主義。
　言及蘇俄，傅的看法有個轉變過程。1919年，受李大釗的影響，傅曾撰文贊揚過十月革命，在《新潮》第一卷第一號中他發(fā)表了《社會革命——俄國式的革命》一文，認為俄國革命“是現(xiàn)代應當有的事情，將來無窮的希望都靠著他做引子”。但是，在他的中年和晚年，他卻一直持反蘇的堅定態(tài)度。在他眼中，那根本不是社會主義，而是極端的國家資本主義和極權主義，搞的不是民主而是專制。他轉變的原因主要還是源于他20年代后留學歐洲對自由主義思想的充分接受，改良主義使他對社會革命的態(tài)度轉為否定和排斥；提倡民主自由的理念使他堅決批判他眼中的蘇俄之極權做法。
　如果說胡適是“溫和的自由主義者”，那么傅斯年則是一個“急進的自由主義者”。之所以存在這樣的差異，應當說與他們不同的留學經(jīng)歷有著莫大關系，傅的經(jīng)歷相對胡復雜一些，除了受胡先生的影響接受西方正統(tǒng)的民主思想和經(jīng)典意義上自由主義，德國的社會主義思想也對其造成了深刻的影響，兩者融合產(chǎn)生了這樣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理念。除此之外，思想淵源、個性性格都是很重要的影響因素。然而，自由主義恰恰是資本主義個人本位、產(chǎn)權私有制、利益多元化的一種精神反映，二者無法分開，它的核心實質(zhì)是宣揚在“平等”條件下的自由競爭。而傅的這種竭力將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分開與社會主義經(jīng)濟平等相融合而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的愿望固然很美好，卻只能是他畢生無法實現(xiàn)的理想境界。
　三、激進自由主義之立場
　雖然傅斯年與胡適所秉持的自由主義理念有很大的不同，但無論如何，同為自由主義者，他們的基本理念和操守自有一致的地方，比如個性獨立的價值、自由民主意識、理性批評精神及社會改良主義的傾向等等。
因此，站在自由主義立場上，傅斯年主張一點一滴的進化和改良，反對社會革命和一切激烈的社會變革。除此以外，還有一方面的重要原因，就是他還錯誤地認為中共學的是蘇聯(lián)那一套，一旦掌權，社會秩序就會被打亂，甚至人民的自由都會被剝奪，從而出現(xiàn)新的專政階級。1947年2月給胡適的一封信中明確表明了他的立場：“一、我們與中共必成勢不兩立之勢，自玄學之人生觀，自理想之現(xiàn)實，無一同者……”¨這樣的觀念是由他的自由主義立場所決定的，缺乏階級分析的視角與觀點，反映出其歷史的局限性。
　傅的自由主義立場，主要表現(xiàn)在他與國民黨政權的合離上。一方面，受正統(tǒng)思想及自由主義改良思想的影響，他把希望寄托于國民黨政權之上。1932年，傅斯年撰文宣傳中國政權非國民黨莫屬。他說，中國現(xiàn)在處于危機，“好政府固是我們所希望，而沒有了政府乃是萬萬不得了的”，“此時中國政治若離了國民黨便沒有了政府?！薄敖袢罩郑瑖顸h已經(jīng)塌臺，更要增加十倍的紊亂?！?amp;uml;因此任何無政府行為都是不允許的?！凹仁欠▏降?amp;lsquo;內(nèi)閣危機’也是要不得的”。另一方面，他目睹了國民黨政權的軍事慘敗和政治孤立，對國民黨的獨裁專制與腐敗無能深惡痛絕，愈于激烈的抨擊，并提出一系列改良建言。對于他一系列的批評與主張，總結起來主要包括兩大方面：
　1、反對特權腐敗，強調(diào)廉潔政治。
　傅斯年對國民黨內(nèi)部的腐敗和官僚資本的無限膨脹深惡痛絕。雖然傅斯年畢生忠于蔣介石，忠于國民黨，但他認為革命的過程中，一切都應站在大眾的角度，為民眾利益著想。他尖銳地批評特權階級，極力反對所謂的既得利益階級，堅決要求鏟除“豪門資本”。民國三十四年(1945)七月，傅斯年在《大公報》上發(fā)表《黃禍》一文，響應政府征收央行黃金存戶之部分黃金，他在文中提到：“抗戰(zhàn)以來，大官每即是大商，大商必受庇蔭于大官。前者發(fā)展為官僚資本，后者便是發(fā)國難財?shù)摹！薄斑@些既得利益階級，是不能動他分毫的，這次一動，便大叫?！?br/> 　對待既得利益階級，傅斯年恨之入骨，他認為有他們的存在，就無法打仗，無法實現(xiàn)社會公平，無法實行民生主義，“簡直應該用原子彈去炸他，因為他們是全民族的敵人，不下于日本鬼子呵!”¨
　傅先生一直對國民黨政府中的腐敗行為保持了高度警惕，他仗義執(zhí)言的對貪污腐敗現(xiàn)象進行披露和抨擊。他說：“古今中外有一個公例，凡是一個朝代，一個政權，要垮臺，并不由于革命的勢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潰!有時是自身的矛盾，分裂，有時是有些人專心致力，加速自蝕運動，惟恐其不亂，如秦朝‘指鹿為馬’的趙高，明朝的魏忠賢，真好比一個人身體中的寄生蟲，加速繁殖，使這個人的身體迅速死掉”。加貪污腐敗的代表人物行政院長孔祥熙，宋子文的下臺，都與傅斯年不畏權貴，兩次上書蔣介石的尖銳批判大有關系。
　　 2、反對獨裁專制，主張民主自由。
　除了深惡痛絕于國名黨的腐敗，傅斯年還極不滿于其嚴重的獨裁與專制。1932年陳獨秀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后，傅撰文《陳獨秀案》力陳陳獨秀之貢獻，呼吁國民黨當局尊重法律，釋放陳獨秀。傅認為，“民國五年至十一二年中最大的動蕩力”是“文學革命倫理改革社會主義”，而陳獨秀在這期間貢獻最大，決不能因為他“現(xiàn)在縲紲之中而抹殺之。”所以“國民黨絕無在今日一切反動勢力大膨脹中殺這個中國革命史上光焰萬丈的大彗星之理!”l2¨這樣的做法，在當時的社會來說，的確需要相當?shù)挠職猓@與傅一直以來的急進自由主義立場關系密切。
　自始至終，傅都將民主自由奉為至上，他在《盛世危言》一文中提出了自己關于改革的政治理想，他強調(diào)要發(fā)動人民的力量，給人民以自由、平等，實行耕者有其田，讓政府官員“一律‘改善’其生活如平民”；同時他主張營造寬松民主的環(huán)境，許人盡言，“假之以禮，而不責其言過，然后一機關之中，首長之與屬從，可上下相通。如‘魚之得水’，不僅為主僚關系而已?！?br/> 　傅斯年和當時的其他先進知識分子一樣，極力以自己所接受的西方觀念在混亂的國家現(xiàn)實中劈開一條新路。然而，在專制下生活了數(shù)千年之久的國人，要擺脫根深蒂固的舊文化、舊思想、舊習慣，又談何容易。傅斯年極力地使自己與傳統(tǒng)價值分離，尋求突破的步伐雖然屢遇阻撓，卻依然堅定并且愈挫愈勇，能走到這一步已謂是重大的成功。然而，無論傅如何從自由主義的立場出發(fā)抨擊國民黨的專制獨裁，特權腐敗，基于這樣一個扶不起的政權，所有的建言都只可能是空談。之所以傅在這點上有著根本性的政治短視，除了一方面與其所秉持的自由主義改良思想有關，另一方面還是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正朔觀念在其腦海中深刻烙印有著相當密切地聯(lián)系。正如殷海光所言，任何一種模式的思想都不可能違離某一現(xiàn)實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而獨自生長。所以，從根本上來說，傅從心靈深處是無法脫離悠久深厚的文化傳統(tǒng)賦予他的心性底色，正是由于多年的國學教育，使他不例外的具有了中國傳統(tǒng)士大夫強烈的政治及歷史使命感和民族主義精神，也令他一生依附于所謂正統(tǒng)的國民黨政權，雖然不滿于它種種的劣跡而屢進建言，然而這種無力的疏離感卻深深浸入他的精神之中。正統(tǒng)文化令他造成的根深蒂固的“忠”、“孝”觀念，有著融人血液的積淀，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他的個性性格、人生觀和情感，不可能完全透析和驟然決裂。
　四、結語
　傅斯年作為中國近代史上的學術巨人，基于時代與個性的復雜因素，使他與同時期的絕大多數(sh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比較起來顯得更為激烈甚至極端。傅斯年在蔣介石統(tǒng)治的歲月里，代表那種無黨無派的真正自由主義路線的人。之所以無黨無派，根本上還是因為他所秉持的自由主義理念。
　 傅先生沒有系統(tǒng)的自由主義思想體系，其自由主義思想是與民族主義意識、傳統(tǒng)觀念等諸多因素相混雜的，這也是其所處時代自由主義者們的共性，他們之所以選擇自由主義，并非為了深層次的制度建構，而更多的是基于救亡及啟蒙等工具性意圖。但無論如何，傅的自由主義思想是中國近代思想道路的又一次探索和嘗試，盡管其中有這樣那樣的不足甚至錯誤，但是其思想和主張在當時社會環(huán)境中起到的重要啟蒙作用是不可忽略的，自由主義思想對于今天的中國和世界來說，都是重要的思想資源。正如徐友漁所說：“我們不會擁抱自由主義，但在建立市場經(jīng)濟體制，走向憲政民主的過程中，我們不得不補課?！?/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