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伊格爾頓　文學批判　文化政治批評　后現(xiàn)代主義　文化研究
　　論文摘要:作為活躍在當今西方文化批評界的大師，伊格爾頓以其獨特的批評風格，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界享有廣泛的影響。在文化問題成為新世紀人類精神生活各個領域的核心問題的大背景下，對伊格爾頓這樣一位理論大師的深人研究是十分必要而且有意義的。
一、伊格爾頓的學術和研究歷程
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 1943-?)，一位享有國際聲譽的西方當代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家、批評家和文化理論家，出生于英國曼徹斯特，1961年進人劍橋大學求學，曾師從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o 19“年畢業(yè)后留在劍橋做威廉斯的助手，從事研究工作。1969年轉(zhuǎn)到牛津大學任教，1990年被正式任命為牛津大學圣·凱瑟琳學院沃頓英文和文學理論講座教授?，F(xiàn)任曼徹斯特大學英文講座教授，經(jīng)常到歐美各國講學，并曾于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兩度來中國訪問講學。
伊格爾頓從上世紀60年代末開始他的理論批評生涯，迄今為止出版了大量批評理論和實踐方面的著作。鑒于他廣泛的影響，有人把伊格爾頓和美國的詹姆遜、德國的哈貝馬斯并稱為當今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界的三巨頭。他出版的著作包括:《莎士比亞與社會》，《從文化到革命》，《作為語言和身體》，《放逐與僑居》，《力量的神話:對勃朗特姐妹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批評與意識形態(tài)》，《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沃爾特·本雅明，或革命的批評》，《克拉莉莎的被污》，《文學理論導論》，《批評的功能:從觀察家到后結構主義》，《反本質(zhì)》，《民族主義:反諷與獻身》，《審美意識形態(tài)》，《理論的意味》，《意識形態(tài)導論》，《當代文化的危機》，《意識形態(tài)》，《希斯克利夫，或愛爾蘭大饑荒》，《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后現(xiàn)代主義幻象》，《伊格爾頓讀本》，《文化的觀念》。在2003年9月，伊格爾頓還出版了一本新書《理論之后》。
縱觀伊格爾頓的理論思想研究歷程，我們可以看出:這是一個從理論思辨到政治實踐，從文學批評向文化理論轉(zhuǎn)移的過程。在最初的大學期間，伊格爾頓就大量閱讀了馬克思本人以及“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著作，逐漸成長為一位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并在威廉斯指導下開始其學術研究。他初期的批評觀念深受威廉斯文化理論的影響。在威廉斯看來，文化不應該是由少數(shù)人建構和分發(fā)，由老百姓接受和體驗的精英文化，而是由大眾共同參與創(chuàng)造和共同享受的“共同文化”。伊格爾頓也熱情地肯定了這種共同文化，認為它是比自由理想主義文化“更豐富、更多樣、更開放、更靈活”的文化。因為這種文化不是被完成了的靜物，而是社會各個階層和階級在集體實踐中“不斷重新創(chuàng)造和重新定義的整個生活方式”。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給了伊格爾頓很大的影響，這也使伊格爾頓在與這種理論的不斷突破與對話中，逐漸形成了他后來的文化政治批評方法。
80年代以后，伊格爾頓在后現(xiàn)代主義語境下，重新思考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價值，重新思考了社會主義的文化理論與文化實踐之間的關系，強調(diào)了藝術的政治作用，強調(diào)了批評的社會功能和政治意義。在《批評的功能》中，他就指出，當代批評的功能就是它的政治批判功能:“現(xiàn)代批評是在反對專制政權的斗爭中產(chǎn)生的，除非確定地把它的未來確定為反對資產(chǎn)階級的斗爭，否則它可能毫無前途。”概括來講，“文化在本質(zhì)上是實踐，是生產(chǎn)，文化研究的根本目的不是為了解釋文化，而是為了實踐地改造和建設文化”，“文化不是高高在上的，不著邊際的能指，而是具體的、實在的、與我們的日常感覺緊緊聯(lián)系的政治現(xiàn)實問題。”伊格爾頓堅持文化研究的方法必須與實際政治緊密結合起來，他強調(diào)文化三個主要意義正在于:“作為藝術，作為生活經(jīng)驗，作為情感結構—互相關聯(lián)，交織為一種新的社會批判。
作為一位具有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念的文學理論家，伊格爾頓同時也是一位頗具特色的文化批判家，他的文學研究始終具有文化批判的特征。伊格爾頓在對后現(xiàn)代主義作了尖銳的批判之后，也對盛行于后現(xiàn)代主義之后的“文化研究”作了冷靜的分析。
二、從文學批評到文化理論
在伊格爾頓的批評思想中，有著三個重要的理論維度或?qū)υ挶尘?。這就是:西方馬克思主義;英國本土的文化研究;當代西方從精神分析學到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理論。其中，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為他的批判和分析提供了一個基本的理論框架，英國本土文化研究為他提供了研究問題的視角，而當代西方從結構主義到后結構主義等理論思潮則為他提供了多樣的分析方法。
《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判》是伊格爾頓批判思想的代表作。這本書著重體現(xiàn)了他的文學批評觀點。他認為:文學是社會上層建筑的一部分，是上層建筑中屬于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一部分。文學理論批評作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具有很強的政治傾向性。他指出:“文學理論具有無可非議的政治傾向性。所謂‘純文學理論’只可能是一種學術神話。作為有著鮮明的意識形態(tài)意義的文學理論絕不應當因其政治性而受到責備。’華他還認為，文學是意識形態(tài)的一部分，但從另一意義上它也是經(jīng)濟基礎的一部分。伊格爾頓堅持從馬克思主義的經(jīng)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人手研究文學理論，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立場。
在(文學理論引論》(1983)和(批評的功能》等著作中，伊格爾頓開始了從理論思辨向政治實踐、從文學批評向文化理論的轉(zhuǎn)移。他對“文學”概念和“英文研究”傳統(tǒng)作了深刻的政治剖析，提出“一切批評在某種意義上都是政治批評”的命題。他認為，批評不可能脫離政治，不可能卸下政治的包袱，因為它天生就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話語。在《批評的功能》里，伊格爾頓進一步強調(diào)批評的政治功能和社會作用，通過對英國現(xiàn)代批評史的回顧，發(fā)現(xiàn)“批評”一開始就是“文化的”和“政治的”，這就構成了他獨特的“文化政治批評方法”。
概括而言，這種方法堅持文學批評的大視野，文學是各層面互相關聯(lián)、互相闡發(fā)的整個文化構成中的一部分;對文學作品的充分闡釋必然將文本以外的東西包括進來，只有在作品各層次及其與社會生活各部門的復雜關系中才能實現(xiàn)。文化的復雜關系結構表現(xiàn)為一種“生產(chǎn)”關系或物質(zhì)關系，即整個社會生活方式的決定因素是經(jīng)濟生活中的社會關系，這種經(jīng)濟關系集中表現(xiàn)為政治權力的結構形式，因此文化政治批評不是用文化來解釋一切，而是用一切來解釋文化。文化的“生產(chǎn)”關系還意味著，作為更為精神的或所謂“情感結構”或象征意義系統(tǒng)或價值體系或意識形態(tài)，它對文化的其他層面發(fā)生積極作用，是一種維持或改變社會生活方式的文化“活動”，是一種執(zhí)行或?qū)崿F(xiàn)意志的話語“實踐”。“文化政治”批評的動機是改造整個社會生活方式，建設一個更好的社會，使人的所有潛能得到自由的發(fā)揮，這樣的社會只能是取代資本主義之后的社會主義社會。因此，真正能夠有所作為的文化政治批評應該屬于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實踐，它在催生社會主義的偉大運動中，能夠發(fā)揮非常重要的作用。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文化政治批評，由于明確的目的性而具有方法論的徹底開放性和真正多元性，它采用一切有效的話語形式和手段。
伊格爾頓強調(diào)批評的政治屬性，突出批評的政治功用，最根本的理論原因是，他一直強調(diào)馬克思主義首先是一種政治理論，而不是哲學體系。換句話說，“馬克思主義首先不是一種解釋工具，而是摧毀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進行制度變革的實踐指南。因此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文化理論必然是為政治實踐服務的，亦即為早日實現(xiàn)‘社會主義’而有效地調(diào)動一切資源。
可以看到，伊格爾頓在不斷超越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大師的同時，揉合頗具特色的文化批判精神于自己的理論，這也是他在眾說紛紜、空前繁榮的當代西方文化批評理論界，總能夠發(fā)出自己獨特聲音的資本。我們可以說，正是由于伊格爾頓的努力，英國的文化批評和文化研究就帶有了鮮明的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的色彩。
三、后現(xiàn)代語境中的文化批判
進人90年代以后，伊格爾頓的主要工作就是嫻熟地運用文化政治批評方法，以后現(xiàn)代主義批判為背景，在文化研究領域不斷發(fā)出自己不可忽視的聲音。
一般認為，作為一種統(tǒng)一學術思潮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肇端于20世紀60,70年代的英國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所(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Studies ;.簡稱CCCS)，也即伯明翰學派(Birminham School ) 。其代表人物有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斯圖亞特·霍爾(Stuard Hall ) ,而威廉斯被視作文化研究的理論先驅(qū)。文化研究在本質(zhì)上是一種文化批判，它脫胎于英國文學批評中的利維斯主義傳統(tǒng)，把反對精英文化和提倡大眾文化看作自己的基本立場。威廉斯和伊格爾頓都嚴厲地批判了利維斯的自由人道主義:這種自由人道主義即“自以為是超階級的，其實仍然是一種資產(chǎn)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他們認為，“任何文化或文化分析都是受制于特殊群體的特殊利益，因而是特定群體態(tài)度和立場的表現(xiàn)。這就徹底地否定了文化的“精英”觀念，表明一切都是大眾的。
文化研究在20世紀末經(jīng)過威廉斯等人的努力后，在全世界成為一種學術主流。伊格爾頓承接了威廉斯的事業(yè)，不僅對當今后現(xiàn)代語境下的“文化研究”給予了極大的關注，還以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身份指出，文化研究固然對打破精英文化的統(tǒng)治地位起到了某種反撥作用，但是一味向大眾文化獻媚則與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不相符合。
對于當今風行于后現(xiàn)代主義之后的“文化研究”，伊格爾頓表現(xiàn)出極大的興趣。他在承認其合法性的同時，也從馬克思主義文化批判的角度作了冷靜的分析。伊格爾頓看到，隨著冷戰(zhàn)結束，文化迅速升溫，文化在有的人手里成了替代政治的一種全球粘合劑，好像文化交流暢通，人民就會不分彼此，其樂融融。也就是，只要文化問題處理好了，既可以避免和解決政治問題、甚至是軍事問題。這兩者都把文化看作最高的能指，但這是一個漂浮的無所指的能指，遠遠離開了我們所體驗的真實。其實，文化從來就是問題的一部分，而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文化并不是一個超驗的可以涵蓋一切的范疇，更不是可以調(diào)和一切現(xiàn)實紛爭的最高裁決者，文化本身就是政治斗爭的場合。伊格爾頓說:“文化是戰(zhàn)場，而不是可以彌合差異的奧林匹克神臺。
伊格爾頓還針對西方國家以外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后現(xiàn)代熱核文化熱，發(fā)表了不同的意見。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當今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談文化?因為就此有重要的論題可談。一切都變得與文化有關……文化主義加大了有關人類生活所建構和破譯并屬于習俗的東西的重要性……歷史主義往往強調(diào)歷史的可變性、相對性和非連續(xù)性特征，而不是保持那種大規(guī)模不變的甚至令人沮喪的一貫性特征。文化主義屬于一個特定的歷史空間和時間—在我們這里—屬于先進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但現(xiàn)在卻日益進口到中國以及其他一些‘新崛起的’社會”。伊格爾頓所指出的這種現(xiàn)象，應該足以引起包括我們中國在內(nèi)的一些第二世界國家的警惕和注意。伊格爾頓認為，有著不同文化傳統(tǒng)的國家，不必把西方社會的特定文化現(xiàn)象引進自己的國家，否則便會喪失自己的民族特色。最新和最時髦的東西不一定是最好的，能體現(xiàn)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化才是最優(yōu)秀的文化。他從一名旁觀者的角度喚醒我們對自己民族文化的研究，從某種意義上講，這足夠引起我們對傳統(tǒng)文化的召喚與反思。
綜觀伊格爾頓的研究歷程和他在后現(xiàn)代時代的文化批判，我們從中能得到很多啟示與借鑒。他強烈的問題意識、實踐意識和批判精神，應該是我們認真理解和積極吸取的。近年來，受西方當下“問題框架”的影響，“文化熱”也在中國風靡一時，民族文化、服飾文化、飲食文化、快餐文化、旅游文化、娛樂文化、性文化……幾乎所有一切都可以與文化這個詞搭配起來，但是這種畸形的“文化熱”卻不是我們本土的產(chǎn)物。伊格爾頓就曾對我們中國的文化界和學術界大面積地引進西方各種文化思潮和理論表示擔心，在他看來，最新的和最時髦的東西不一定是好的，一個國家和民族應當有自己的文化遺產(chǎn)和理論的聲音，這是它們賴以在國際舞臺上發(fā)出獨特聲音的資本。我們從伊格爾頓身上看到的是:要始終不懈地從實際情況出發(fā)，永遠直面實際存在的問題，而不要置身于人云亦云的“最權威的”、“最時髦的”理論話語，要從我們自身所處的環(huán)境和背景中看待問題，要從我們腳下的泥土中極取養(yǎng)分和靈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