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從文的小說里，我們可以看到他塑造了一系列女性形象。那土里土氣的湘西女性中，既有純情稚嫩的少女，又有飽經(jīng)生活磨難甚至沉淪到生活底層的少婦、妓女。其人性的善良純樸總閃爍著別樣的光輝。那么為什么沈從文筆下的女性如此之美呢?
　　
　　一、創(chuàng)作了“景物即人”的獨特小說模式
　　
　　營造氣氛和描述人事幾乎同等重要，環(huán)境是人物的外化，人物的衍生物，這一點在《邊城》中尤為明顯。小說從交代環(huán)境開始，為人物出場作背景。先由描寫“茶峒”開始，自河街、吊角樓、妓女寫了長長的幾節(jié)，把邊地茶峒獨有的山光水色、地域風貌、地方風物、民風民俗等巧妙編制在一起，幻化成牧歌式的詩情畫意，展現(xiàn)出一幅富于濃郁鄉(xiāng)土氣息和地方色彩的風俗畫。接下來極其自然地寫人：文章首先寫翠翠常年便隨祖父在渡船上生活。披星戴月，皮膚自然變得黑中泛紅，顯示出力與美。其次以青山綠水與眸子相對映，描繪明亮而幽深的眼睛，勾勒出純潔而可愛的少女形象。進而以“黃麂”喻人，新鮮而又奇特，找到了善良、精明的同質(zhì)性。這樣。作者選取了自然環(huán)境中的三種典型事物，把一個勤勞、善良、精明、純潔的山村少女形象描摹得像浮雕一樣突現(xiàn)在讀者面前，令人耳目一新。作者把翠翠與自然山川靈氣融為一體，使翠翠更加煥發(fā)出青春的氣息。但是《邊城》中塑造的各色人物形象，表現(xiàn)出良好的道德風尚，是理想的人物范型。特別是作品的主人公生活在青山綠水的小溪邊上的一條渡船上，祖孫二人渡著過往行人，過著清淡而孤苦的生活，這更具典型意義。這里把人與自然融合在一起寫，找到了湘西少女翠翠的生活特點，既根源于自然、符合自然又超越自然。這種恬靜的自然環(huán)境陶冶了少女們的性情。生活在湘西農(nóng)村的鄉(xiāng)下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終年以風雨為伴，與日月為伍，人與山與土地形成了一種天然聯(lián)系。人離不開自然，自然養(yǎng)育了人，形成了人的生命和智慧。
　　
　　二、含蓄地心理描寫
　　
　　古今中外描寫愛情的小說，其令人百味不厭的是對情人心理的細膩描寫。法國小說觸及愛情時，筆致往往明快熱烈，情男愛女那強烈的性意識被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這是西方文學的突出代表。中國小說更多的是含蓄的暗示，對人物性心理活動的表現(xiàn)與中華民族的審美習慣以及性觀念大致和諧。中國現(xiàn)代作家受惠于五四文學傳統(tǒng)，創(chuàng)作“人的文學”，在愛情描寫上體現(xiàn)著人的個性解放這一時代精神。從郁達夫的《沉淪》、魯迅的《傷逝》到茅盾的《蝕》三部曲，這一精神上的血緣關系一直被繼承著。沈從文小說的愛情描寫一方面體現(xiàn)了“人的解放”這一時代精神，另一方面，他也繼承了中國古代藝術精神的傳神含蓄這一藝術傳統(tǒng)，小說中的愛情之頁既有“放肆”之跡。又有含蓄之筆。根據(jù)不同的對象材料、要求變換筆墨。
　　在描寫少女愛情心理上更是含蓄而又熱烈，令人回味無窮。沈從文描寫翠翠這個人物，是從心理描寫入手，把這個小女孩從情竇初開這一頁慢慢翻開，完成了一部愛情心理覺醒之書。誘發(fā)她心事多變、情緒恍惚的原因是看劃船比賽時因語誤而罵了儺送，而儺送非但不生氣，反而找人送她回家。沈從文用他特有的含蓄之筆只寫了一句，說翠翠為了某一件只屬于自己的事“沉默了一個夜晚”。引發(fā)我們展開想象的翅膀。留下了無窮的心理空間。沈從文對少女的愛情心理把握得非常準確。他非常熟悉翠翠式的湘西純樸的純情少女心態(tài)，人物的一笑一顰。一喜一憂，都含有獨特的心理基礎。翠翠愛著二老儺送，有時她會無緣無故地突然問：“爺爺，你的船是不是正在下青浪灘呢?”爺爺?shù)拇斎徊粫谇嗬藶?，只有儺送的船才在哪兒?一句無意的問話，袒露了一個少女的情懷，一位嬌羞的少女形象躍然紙上。她明明在想著屬于個人的故事，但當祖父問她時，她卻輕輕地說：“在看水鴨子打架。”一句刻意的回答。證明著戀愛少女的嬌羞，只是把心里秘密的故事深藏起來，不愿意傾訴。
　　最精彩的是在寫到少女們被愛情喚醒的心靈時，用了寫夢的手法。“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夢境是人的潛意識不由自主的“告白”。沈從文也寫夢，但他筆下少女翠翠的夢境描寫完全在于表達一種詩意的情緒，是比喻，更是象征。二老月夜里唱的纏綿歌聲催動了一顆少女的心，在夢中實現(xiàn)了平時不可能實現(xiàn)的愿望：飄然而飛，竟至摘下了一把自己非常喜愛的虎耳草：
　　翠翠……夢中靈魂為一種美妙歌聲浮起來，仿佛輕輕的各處飄著。上了白塔。下了菜園，到了船上，又復飛竄過懸崖半腰——去儆什么呢?摘虎耳草!白日里拉船時她仰頭望著崖上那肥大虎耳草已極熟悉。崖壁三五丈高，平時攀折不到手，這時節(jié)卻可以選頂大的葉子做傘。
　　這個夢境說明翠翠還是一個童心未泯的小姑娘，這樣就為愛情故事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三三遇到城里青年后。也同樣作了一個夢，夢見自己與青年為買不買雞蛋而爭吵，其實那是嗔怒，用自己看似惱怒的表現(xiàn)來表達自己無所適從的感覺。夢帶給我們一個更加迷離的世界，讓我們又看到了一個活生生、有血有肉的純情少女。
　　
　　三、作者獨特的“美”的創(chuàng)作觀念
　　
　　創(chuàng)作觀念于沈從文獨特的人生閱歷是分不開的。他生于荒僻而風光如畫，富有傳奇性的湘西鳳凰縣。身上流著苗、漢、土家各族的血液。14歲參軍入伍，看慣了湘賓的雄武，以及各種迫害和殺戮的黑暗。從青年時代就充滿了對政治的不信任，他自小諳熟川、湘、鄂、黔四省交界一帶人民的愛惡哀樂的鮮明生活樣式和吊腳樓淳樸的鄉(xiāng)俗民風。因此。形成對民間的。世俗的東西具有特殊敏感的審美情趣。以后接受了“五四”文化運動中關于“人的文學”和“國民性改造”，以至“美育代替宗教”的傳統(tǒng)。沈從文不主張革命性改造中國的道路，而主張經(jīng)由文化改造人，改造生命，改造民族。
　　至此，我們不得不對沈從文筆下的“生活”、“生命”這樣兩個至關重要的概念予以理論上的澄清。在沈從文的思想中，“生活”與“生命”既非種屬關系，也非交叉關系，而是一種并列關系。“生活”是指人的衣食住行以及為了延續(xù)后代的婚姻行為，“生命”是人以自為狀態(tài)存在的高級形態(tài)。人如果僅僅需要滿足“生活”，便與動物無異；人一但被外界的物欲所左右，便失去了自己做為人的本質(zhì)力量，人性就退化為獸性。正是在這種對立中，沈從文發(fā)現(xiàn)了生命的最初形式。“不信一切唯將生命貼近土地，與自然相鄰，亦如自然一部分的。生命單純莊嚴處，有時竟不可仿佛。”這是與自然契合的原始人性，即生命的最初形式，只不過是處于原始自在狀態(tài)。“雖近生命本來”但尚不是自為狀態(tài)。要達到“生命”，人必須擺脫金錢的奴役，保有純樸的人性，并對自己的命運具有符合理性的自我認識與自覺駕馭。因此，人生由“生活”和“生命”兩部分構(gòu)成。人需要“生活”，更不能沒有“生命”，“生命”使人擺脫單純的獸性，它所含著人之所以為人的“人性”和超越具體人生形態(tài)的“神性”即理想。從“人性”到“神性”，這是生命的一種飛躍。
　　基于這種認識。沈從文的人性美是以生命的自然形態(tài)顯現(xiàn)的即“神在生命中”。企圖用湘西世界保存的那種“善”那種“美”的自然生命形式作參照，來探求“民族品德的消失與重造”，探求人的重造這一過于沉重的題旨。在西南聯(lián)大時，沈從文越發(fā)向“純生命的文學”的思路發(fā)展，即不斷探討文學和生命的關系，而不是強化文學和社會和時代的關系。他明確表示文學的意義不僅僅在“社會道德一方面”，而要使“讀者能從作品中接觸另外一種人生，從這種人生景象中有所啟示，對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層的理解。”至于通過文學達到對“生命的明悟”，他又分成兩層：“消極的使一個人從肉體理解人的神性和魔性如何相互為緣，并明白人生各種形式，擴大到個人生活經(jīng)驗以外。”而更積極的是，“激發(fā)生命離開一個動物人生觀，向抽象發(fā)展與追求的欲望或意志。恰恰是人類一切進步的象征。我認為推動或執(zhí)行這個工作，文學作品實在比別的東西更其相宜。”對藝術美的潛心探究和對生命神性的皈依使沈從文始終保持了一種藝術家的情感和心態(tài)，一切取舍是以自己的情感好惡為標準，而非出自于功利。恰恰鄉(xiāng)村生命形式的美麗，實現(xiàn)了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本于自然回歸自然的哲學。“湘西”就能代表一種“優(yōu)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藝術的目的在于求得生命的永生——美的長存，這就是沈從文龐大的藝術世界建構(gòu)工程一“希臘小廟”，“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