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新儒學文化視野中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無疑是冒險的,因為我們的現代文學學科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價值原點之上,[1]馬克思主義文化派漸居主流是現代文學史的核心敘事話語,用一種曾經與它相沖突的文化視野來觀照現代文學現象,在一些學者看來會有顛覆現代文學學科的危險。雖然王富仁先生在《當代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若干問題》中承認:“中國現代文化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發(fā)展有一種不平衡的現象,即中國現代文學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產物,而中國現代文化卻并不等同于‘五四’新文化。”但他對新儒學文化表現出了高度戒備的姿態(tài),以至于產生了“本學科即將被顛覆的擔憂”,認為“如果用新儒家的思想來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就會導致該學科的自殺,這是因為中國現代文學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基礎上。”他甚至提議現代文學界要有捍衛(wèi)本學科的憂患意識。[2]張永泉先生在《回應新儒學的挑戰(zhàn)》一文中,也指出新儒學在大陸掀起的思潮,“對五四也是對現代文學最為致命的威脅”[3]。但本文認為不應該讓“敵我”對立的思維方式局限了我們的視野,而應該如一些學者所看到的那樣,新儒家為我們的現代文學研究“提供了新的參照與話題”,我們必須突破對立沖突的“思維定勢”,不能讓新儒學始終作為一個陌生的概念,也不能讓它成為“羞于出口的字眼”[4]。
　　其實在20世紀初新文化運動興起的前后,新文化陣營對維護傳統(tǒng)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各種思潮亟高度警惕,每有聞“孔”色變之勢。與之相比,那些主張重新闡釋和發(fā)揚儒學的人士,對于新文化則表現出了相對積極的態(tài)度。民國時期,陳之原先生的《發(fā)展新儒家思想》一文非常客觀地指出:
　　外來文化的輸入,表面上好像代替了儒家思想,推翻了儒家思想,使它趨于沒落消滅的運動,其實正是促使儒家思想新發(fā)展的大動力。……“五四運動”以后所輸入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藝術,與儒家思想匯合,在歷史上曾展開了一個新儒家思想運動,造成了儒家思想的新發(fā)展。由這看來,儒家思想的新發(fā)展,不是建筑在排斥外來文化上面,而是建筑在輸入吸收外來文化上面。[5]
　　從這個意義上說,袁良駿先生的觀點可資我們借鑒,他在《“五四”· 新儒學 ·道德重建》一文中指出:
　　“五四”的局限正是當代新儒學的光點,當代新儒學的局限恰恰也正是“五四”的光點。因此兩個局限的排除和兩個光點的融匯,正好是中華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的大發(fā)揚。[6]
　　而臺灣旅美學者張灝也在《新儒家與中國文化危機》中提倡:
　　應該溝通新儒家和‘五四’的思想,才是我們未來文化發(fā)展的應有基礎。[7]
　　事實上,20世紀初期中國的文化場域中,文化現代化主要分成了三種形態(tài),即馬克思主義文化派、自由主義西化派、現代新儒學文化派。現代新儒家之一賀麟先生在發(fā)表于1940年代的《儒家思想的新開展》一文中,認為“廣義的新儒家思想的發(fā)展,或儒家思想的新開展,就是中國現代思潮的主流。我確切看到,無論政治社會學術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里爭取建設新儒家思想,爭取發(fā)揮新儒家思想。”并將“發(fā)揮新儒家思想,蔚成新儒學運動”視為中國現代文化的主要特征。[8]他指出:
　　儒家思想包含有三個方面:有理學,以格物窮理,尋求智慧。有禮教,以磨練意志,規(guī)范行為。有詩教,以陶養(yǎng)性靈,美化生活。”“儒學是合詩教禮教理學三者為一體的學養(yǎng),也即是藝術宗教哲學三者的和諧體。因此新儒家思想之開展,大約將循藝術化,宗教化,哲學化之途徑邁進。[9]
　　從這些表述中,我們可以看出,雖然目前的研究者僅僅在哲學史學意義上研究“新儒家”和“新儒學”,但“新儒學”、“新儒家”、“新儒學運動”在現代新儒家們眼中,是一場廣義上的文化思潮、文化運動。它們的內涵并不僅局限于哲學、史學。
　　也就是說以廣義的藝術為內涵的詩教是現代新儒學運動的題中應有之義。在80年代末,方克立先生針對把現代新儒家僅視為哲學思潮的現象提出:雖然“現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都是有哲學的”,但是“現代新儒家是現代中國的一個重要學術流派,是一種廣泛的文化思潮,而不僅僅是一種哲學思潮”[10]。梁漱溟、張君勱、馮友蘭、牟宗三、熊十力、錢穆等等被稱為現代新儒家們的學者們,雖然以哲學或史學的建樹彪炳史哲學界,但他們的著述是在文化意義上展開,文學藝術一直就是他們著作中不可分割的一維,只是與哲學史學建樹相比成績比較薄弱。
　　這里派生出了一個問題,既然被稱為現代新儒家的那些學者們在文學藝術問題上有過探討,那么對現代新儒學運動中的“詩教”也就是文學藝術方面的研究,是否應該仍然僅僅在現代新儒家們的著述中開展。筆者認為這一觀點是不成立的,因為對于現代學科分化之后的學科規(guī)范壁壘現象,現代新儒家們都有過充分關注,他們大都意識到自己的學術專攻方向是哲學或史學,對文學藝術缺少發(fā)言權。梁漱溟就坦言自己:“才非藝術型,平素于文學藝術方面甚少用心。”[11]唐君毅則指出:
　　中國古代之文學藝術,恒為人格精神之自然流露,其用亦恒在潤澤吾人之日常生活,實未顯為一獨立之文化領域。……然中國近數十年來,則蓋以受西方之影響,文學藝術,皆逐漸被公認為一獨立文化領域。……當轉而學西方文學家、藝術家獻身于一專門之文學藝術,而務求表現其心靈于作品。使志氣充塞于聲音,性情周運于形象,精神充沛乎文字,以昭宇宙之神奇,人生之哀樂,歷史文化世界之壯采,人格世界之莊嚴與神圣。然后中國文學藝術之世界之文章,乃皆為性與天道之流行。……安得千百天才煥發(fā),而有高明之智能、敦厚之德量,與人文陶養(yǎng)之士,愿獻身于文學藝術,為中國創(chuàng)辟一新音樂、繪畫、建筑、文學、戲劇之世界。既博大以雍容、亦剛健篤實以光輝,豈非中國文化之盛德大業(yè)哉。[12]
　　在唐君毅看來,體現儒家“性與天道”的獨立的文學藝術,是有待于“獻身于文學藝術”的專業(yè)人士來完成的。
　　因此我們應該回歸到現代新儒學運動的本原意義上,看到現代新儒學運動并不是一個哲學、史學范疇,而是一個廣義的文化范疇,它本身包括了新儒學思想在哲學、史學、文學領域的開展。但為什么我們后來的研究者們僅在哲學和史學的領域內展開新儒學研究呢,這主要是因為近現代以來,學科分化導致了不同學科間的學術壁壘,現在從事現代新儒學和新儒家研究的學者,主要是哲學、史學專業(yè)學者,專業(yè)知識結構局限定了他們的研究視野,使他們疏于發(fā)現現代新儒學運動的文學藝術內涵;而現代文學領域的學者又因為現代新儒家們的哲學、史學建樹,而視現代新儒學為非本專業(yè)領域,遂造成了現代新儒學運動的詩教一維遺落于兩個學科的視野邊界線上,形成了研究上的“雙盲”現象。但這一現象在21世紀以來有了新的突破,侯敏先生的《有根的詩學——現代新儒家文化詩學研究》、柴文華先生的《現代新儒家文化觀研究》、張毅先生的《儒家文藝美學》是有填補空白意義的三部著作,都對梁漱溟等現代新儒家們的文藝觀念作了研究。尤其是前兩部著作,都是在文化視野而不僅是哲學、史學視野中,研究了現代新儒家們的詩教觀念。[13]但這兩部著作僅是對現代新儒家們的“詩教”進行了研究,沒有在現代新儒學運動的背景下,關注新儒學思想在文學專業(yè)領域內的開展。事實上,即使撇開這些論據,我們也應該意識到,儒家思想作為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主脈,一向是以文史哲一體的形式傳承和發(fā)展的,進入20世紀以后,隨著學科分化,它也勢必會在文、史、哲三個學科中,以符合各個學科規(guī)范的形式得到新的開展。
　　綜上所述,旨在論證以現代新儒學文化視野觀照現代文學現象的合法性和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