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文學論文精選

時間：2016-06-24 16:05:57 斯娃805由分享

比較文學論文精選

　　在全球化語境下,比較文學學科的培養(yǎng)目標應該是具有人文精神的創(chuàng)新型和復合型人才,因為比較文學學科具有宏大的學術視野和廣泛的學科內容。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比較文學論文，供大家參考。

　　比較文學論文范文一：中學語文比較文學教學實踐

　　摘要：比較文學與中學語文教學實踐之間存在著密切關聯(lián)。比較文學的發(fā)展為中學貫徹比較文學教學理念提供了前提條件。中學語文教師需要在教學活動中自覺運用比較文學方法引導學生具備“世界性眼光”和“世界主人”的意識和胸懷。這樣的結合將會為培養(yǎng)初具國際化視野的人才提供幫助。

　　關鍵詞：比較文學;中學語文教學實踐;世界性眼光

　　比較文學是近年來興起的一門學科，它適應了全球化的時代背景，體現了用包容性眼光看待世界的學科方式，逐漸成為一門“顯學”。它宣揚的“世界性眼光和胸懷”以及注重跨界的研究方法，不僅體現了寬廣的學科視野，更顯示了面向未來的人文素養(yǎng)。隨著比較文學在中國的發(fā)展，它已步入高校課堂，成為中文專業(yè)學生知識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參考陳惇老師的研究資料：1990年，它正式進入研究生培養(yǎng)學科目錄。1997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國家教育委員會在其聯(lián)合頒布的《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yǎng)研究生的學科、專業(yè)目錄》中把比較文學與外國文學合并為“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yè)，歸屬中國語言文學類的二級學科。1998年，教育部高教司下發(fā)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yè)目錄和專業(yè)介紹》，把“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列為漢語言文學專業(yè)的“主要課程”之一，同時還把比較文學列入了“中小學教師繼續(xù)教育課程”。高教司在對師范院校中文系必修課設置的意見中還取消了過去多年開設的外國文學，而代之以比較文學，而在對綜合性大學中文系課程設置的意見中，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是分別開設的兩門課。1998年之后，比較文學開始被列為大學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yè)的必修課[1]。從比較文學學科發(fā)展的歷程可以看到，首先，它已經是師范性和綜合性大學中文系專、本科階段的必修課程之一，而高校中文系畢業(yè)生是中學語文教師的主要來源。其次，比較文學也成為中小學語文教師繼續(xù)教育的重要內容。這就使得比較文學與中學語文教學實踐的銜接變得順理成章。更值得注意的是，隨著近年來中學語文教師在職培訓的蓬勃開展，如教育部組織開設的各種中學語文教師“國培”、“省培”計劃，以及在職教育碩士研究生逐年擴大招生數量，比較文學進入中學語文教學實踐的可行性和現實性也在大大增加。最后，隨著近年來就業(yè)形勢的變化，高校中文系碩士研究生的就業(yè)方向也不再像過去那樣以進入高校為主，不少人都選擇進入中學當語文教師，而比較文學專業(yè)碩士畢業(yè)生進入中學當語文教師尤為突出，這使得比較文學與中學語文教學之間存在的聯(lián)系更為緊密。因而，從學科發(fā)展角度而言，比較文學已經進入了中學，具有指導中學教學實踐活動的現實性，研究二者之間的關系以及具體連接途徑也變得更加迫切。

　　一、比較文學理念與中學語文教學實踐

　　國內比較文學的發(fā)展經歷了早期的引進、介紹到后來的改造、縱深，并在國外比較文學普遍走向危機的情況下，成功接過了學科大旗。在相關學者努力下，中國比較文學越來越走向成熟。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并舉，成為比較文學研究方法的兩大支柱。跨學科研究和闡發(fā)研究也成為比較文學的重要研究方法。由此，逐步形成了以“跨文明、跨文化”為標志的中國比較文學學派。盡管關于“學派說”尚存爭議，但它起碼表明了中國比較文學界已經敢于發(fā)出自己的聲音，顯示了較強的學科主體性。在眾多國內研究者對比較文學的認識中，典型的定義是：比較文學是以世界性眼光和胸懷來從事不同國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學科之間的跨越式文學比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種跨越中文學的同源性、類同性、異質性和互補性，以影響研究、平行研究、跨學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為基本方法論，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來總結文學規(guī)律和文學特性，加強世界文學的相互了解與整合，推動世界文學的發(fā)展[2]。這一定義中的方法論、“世界性眼光”、“加強世界文學的相互了解與整合”反映了比較文學強化跨界研究的學科意識以及面向世界的學科視野。近年來，比較文學界又提出“新人文精神”，倡導比較文學與人文精神之間的銜接，把比較文學理念往更高層次推進，顯示了學科進一步發(fā)展的旺盛勢頭和新鮮的學術活力，以及與當前世界文化格局變遷息息相關的學科敏感性。中學語文教學實踐是以中學生為授課對象傳授漢語基本知識的教學、學習活動，它的目標除了讓學生具備基本的閱讀、寫作能力外，更側重培養(yǎng)學生良好的人文素養(yǎng)。根據中學語文新課標的相關規(guī)定，語文教學不僅要傳授知識，更重要的是讓學生形成人文精神，培養(yǎng)健全人格，培養(yǎng)學生對人以及生命的尊重。這與比較文學提倡的文化平等、跨文化對話、兼容并包、“和而不同”、尊重自然和生命的“新人文精神”頗有相通之處。從倡導理念而言，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學科視野對中學語文教學實踐活動有著重要的啟發(fā)意義。早在20世紀20年代，法國就在中學開設了比較文學課。首次運用比較文學這一名稱的是法國中學教師諾埃爾和拉普拉斯。中國比較文學教學研究會自成立(1995年)起也一直致力于該課題研究，他們曾計劃出版一套叢書《比較文學與人文素質教育》，其中的比較文學與中學語文的參考教材《比較文學視野的中外名篇》由黃燕尤、葛桂錄、趙峻、張晉軍四位專家級學者完成。

　　山東省教育部門于2001年曾召開過全國性的中學比較文學研討會議。山東壽光一中近年來與比較文學教學研究會聯(lián)系密切，積極參與比較文學的學術活動，為中學開設比較文學課程進行準備。西北師范大學李曉衛(wèi)教授曾支持完成了甘肅省教育廳科研項目，項目的題目是“比較文學與中學語文教學關系研究”。在論文方面，近年來由高校教師、中學語文教師完成的相關科研論文大概有16篇，這些論文分為兩個方向：一為理論探討，如《比較文學在語文教學中的介入思路與意義》《運用比較文學拓展語文課堂》《比較文學基本理念與中學語文教育改革：鄒建軍訪談錄》《比較文學與中學語文教學》《比較文學觀念與中學語文教學》等;二為教學實踐探討，如胡亞渝的《中學語文比較文學導讀》系列。后者為比較文學進入中學語文提供了具體的可行性范例，對中學語文教師備課有借鑒意義。就目前成果來看，研究者已注意到比較文學對中學語文的重要性。其中，高校研究者更多關注理論建設，側重探討比較文學與中學語文教學在學理層面上的銜接;一線中學語文教師則從實踐出發(fā)，探討比較文學進入中學課堂的可能性。但現在還存在一些問題，主要體現為相關研究過于強調比較文學學科的嚴謹性，限制了它在中學語文教學實踐中的應用。一個最突出的問題是，大部分研究者都把比較文學在中學語文教學中的使用限定在對外國文學課文的解讀上。在現有的課文解析中，影響研究的閱讀方法占據主要篇幅，而采用平行研究解讀的較少。但比較文學真的就不適用于那些與外國文學沒有關聯(lián)的中國文學作品嗎?平行研究在中學語文教學實踐中真的就沒有市場嗎?筆者看來，影響研究固然能夠體現學科的嚴謹性，保證在使用的時候可以捍衛(wèi)嚴格意義上的比較文學學科的尊嚴，但平行研究可能更適合中學語文教學實踐，畢竟與外國文學課文相比，中國文學作品構成了中學語文課文的主要來源。這些課文，特別是古代文學作品多與外國文學沒有太多關聯(lián)，因而進行影響研究是不現實的。如果采用平行研究方法，可能更具實效性。更重要的是，通過平行研究，比較文學可以更全面地進入中學語文教學實踐中。研究者的擔心可能在于害怕在解讀的過程中出現“x+y”式的比附，從而歪曲了比較文學的原意。但是，其一，中學語文教學的核心是使學生掌握知識，培養(yǎng)學生的人文素養(yǎng)，這是重中之重，而非嚴格遵守比較文學定義，即使應該遵守比較文學定義，也應該是不同于高校的專業(yè)研究。中學語文教學中的比較文學理解應該適當放松嚴謹性，代之以靈活性、開放性，以增強學生學習興趣為目的。其二，即使平行研究變成了“x+y”的比附，它也有可能為語文教學帶來新的視角，增添學生學習的趣味性，鍛煉學生的發(fā)散思維和自由聯(lián)想能力。眾所周知，很多具有相似性的文學現象并沒有繼續(xù)進行比較文學研究的價值。對比較文學研究而言，這種文學現象只能算是比較文學研究的劣質材料。但就中學生的閱讀范圍而言，這種簡單隨意比附卻可能為教學增添趣味，使得學生以相似性為基礎進行發(fā)散性思維訓練成為可能。盡管比來比去，可能根本找不到立足點，但在這種“亂聯(lián)系”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的記憶鏈，卻可以使學生更為牢固地掌握語文知識。盡管這可能偏離了比較文學原意，但它對提高學生語文學習興趣，鍛煉學生思維能力顯然很有幫助。因而，就觀念上講，比較文學進入中學語文教學應該是全方位的。一方面應強化影響研究的重要性，教師在解讀課文時盡可能采用影響研究，使學生知其然，更能知其所以然。另一方面要強化平行研究的使用，保證所有中學語文課文都能納入比較文學的研究視野之中。這就要求比較文學研究者以更為務實的態(tài)度面對中學語文以及中學生的知識層次和水平。

　　二、比較文學與中學語文教學實踐結合的實施策略

　　(一)中學語文教學活動的要素和教師的學歷構成特點

　　中學語文教學實踐活動的主體因素是語文教師、學生、家長等，其中占據主導性地位的毫無疑問應該是學生。但在具體教學實踐活動中，學生的中心地位往往會被教師取代。對中學生而言，他們的自學能力尚在培養(yǎng)過程之中，因而，這種取代是無可厚非的。在以往研究中，論者往往忽略語文教師對中學生引入比較文學教學的重要性，而側重教材的編寫和教改方式，實際上相比于其他客體因素，占有主導性的教師才是最需要特別注意的。因而，研究比較文學在中學語文教學實踐中的應用，主要考察的對象應該是教師與學生。具體來說，中學語文教師所能做的就是如何把比較文學理念和方法貫徹到備課、授課、課外輔導等教學實踐之中;對學生的要求則是，要學會用比較文學的視野和思維去分析具體文本，由此鍛煉自己的發(fā)散性思維和國際性視野，形成寬闊的視域。前面已經提到，就近年來中學語文教師的學歷構成而言，一個突出現象是大批中文專業(yè)(包括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yè))碩士研究生畢業(yè)后就選擇進入中學語文教學崗位，這種情況使得高校的專業(yè)知識得以更好地反饋中學語文課堂，二者形成良性互動。但長期以來，中學語文教材里涉及外國文學的課文較少，中學語文想當然地就與中國文學(包括中國古代文學、現當代文學等專業(yè))聯(lián)系在了一起，至于與比較文學的鏈接則形成了觀念上的想當然，即研究者和中學語文教師想當然地把它歸之于外國文學，想當然地以中國文學為本位來排斥它。一般而言，中文系學生如果立志進入中學當教師，中國古代文學與現當代文學專業(yè)必然是其首選的專業(yè)課程。這其實是對比較文學的誤解。比較文學的最終立足點依然是中國文學，它的跨出去和比較視野的中心離不開中國文學和文化本身，它強調的是在多維度、多視角前提下對本國文學的重新審視，這種審視會大大豐富和擴大中國文學的內涵以及世界文學的意義。比較文學大都開設在中文系課程里，它隸屬于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之下，這本身就表明它實際上就是中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因而，中學語文教師要想厘清對比較文學的認識，就不能受這些觀念的影響。這是把比較文學應用于中學語文教學實踐的前提條件。

　　(二)實施策略

　　如何把比較文學引入教學實踐呢?就中學語文教學活動而言，語文教師的主要教學活動包括備課、講課、課外指導、批改作業(yè)等。首先，備課要充分。前面已經提到，如果課文選自外國文學作品，那么比較文學的應用就變得順理成章。教師備課的時候，除了介紹作者之外，更要強化學生對譯者的重視，并由此可以引導學生了解譯文與原文之間的關系問題。盡管不能深入展開，但教師勢必要讓學生明白語言轉換中的文化差異，使學生明白文化語境不同，語言表達就會不同。長期以來，中學語文課本里的外國文學選讀課文都直接被當成外國文學作品來講，這是有問題的。除了翻譯問題，同樣要講的還有譯文在中國的理解和接受等問題。如果課文來自中國文學作品，并與外國文學有直接關聯(lián)，那么就可以延續(xù)影響研究的思路，尋找課文的外國文學淵源以及產生的中國式變化。如果課文與外國文學沒有太多關系，那么教師就需要用平行研究方法，擴展學生的思考寬度。比如教師可以用主題學方法，引導學生了解同一文學主題在不同文化里的表達方式和效果。教師還可以采用類型學方法，探討不同文類在不同民族文學里的表達。在備課過程中，教師的思路要明確，即對比較文學的基本方法要足夠清晰，形成良好的思維習慣。同時，教師要善于利用相關資料，擴展備課內容的內涵和外延，提升備課質量。這就涉及了相關教學參考資料的使用。前述的《比較文學視野的中外名篇》以及用比較文學方法對相關中學語文課文的解讀論文，都可以直接為教師所用，這就能大大節(jié)省教師們查找資料的時間。這也為高校研究者和中學語文教師們提出了一個具體而明確的要求，那就是在教學和研究過程中，要針對中學語文課文形成配套的研究成果，以方便其他教師的備課和組織教學活動。其次，教師在講課過程中要善于借助多種工具和手段把比較文學方法造成的理解困難以相對直觀的方式展現出來。這里可以采用幻燈片和視頻資料等方式，教師充分利用圖片等資料，向學生展示異域文化特色，使他們能夠形象地理解文化差異造成的文學差異。一方面，教師要向學生介紹涉及的國家、民族的文化特點以及文學特色，使之能夠明白外國文學創(chuàng)作的文化背景因素。學生可以以此作為參照，理解和提升對本民族文學、語言的認識。另一方面，教師要適當向學生講解比較文學的基本知識，這也是語文教師的任務之一。但當前流行的比較文學教材普遍存在的問題是理論化造成的枯燥化。因而在向學生講解比較文學基礎知識時，教師應結合具體文學現象，遵循循序漸進原則，從基本概念和方法入手，求粗不求精，先使學生形成大致理解輪廓。

　　比如可以先從法國學派和美國學派的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入手，用最通俗的語言講明白何謂影響，何謂平行，即使這種簡單化會使學生產生誤解也在所不惜。然后再逐步推進，講解翻譯研究、闡發(fā)研究等。只讓學生理解，不求學生記憶。在學習的過程中，教師可要求學生胸懷要寬、心中有世界，眼界要廣、眼中有他國。盡管這樣的要求有點高，但應該讓學生形成這樣的初步意識。在具體講解時，教師要善于聯(lián)想和引申，善于引入其他國家的文學文化作為參照物。這個具體操作取決于教師自身的比較文學素養(yǎng)，因而，老師的比較文學素養(yǎng)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再次，教師在課外輔導過程中要引導學生閱讀比較文學相關書籍，以每次解決一個問題的方式進行最為合適。比如，利用一周時間推薦學生閱讀關于影響研究的理論和相關論文，還可以讓學生閱讀關于世界文化的書籍，使學生明白文化的多元性。另外，教師在指導學生閱讀世界文學名著時，可以用推薦的方式減少閱讀數量，選取那些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推薦給學生，讓學生起碼知道西方文學、東方文學的精品之作。教師要鼓勵學生學會利用網絡等工具來尋找答案，培養(yǎng)學生尋找答案的自學能力。最后，學生除了積極配合教師的教學活動之外，要形成“世界主人”的意識。21世紀的科學技術日新月異，世界文化交流日益頻繁，地球村觀念已經形成。對中國的中學生而言，他們不僅是未來中國的主人，更會是未來世界的主人。中學生正處于青春期，這也是世界觀形成的關鍵時期，這一時期直接決定了以后的人生目標和價值取向。如果從這一時期開始，他們心中就有這樣的意識，那么以后他的人生之路就會更寬。比較文學方法論和價值論的核心就是“世界性眼光”，在學生學習過程中培養(yǎng)的核心也應該是這種意識，要把具備世界性眼光和“世界主人”意識當成比較文學教學的最終指向。除了學習、閱讀之外，有條件的話學生可以通過出國旅游、考察或者交換學習，在視野和境界上拓展自我的世界性眼光，努力使自己成長為國際化的中學生。這當然過于理想化了，但也只有通過這樣的方式才能把比較文學的教學效果真正落到實處。

　　到此可以歸納一下。比較文學進入中學語文教學實踐活動的策略，主要方面就是教師。提高教師的比較文學素養(yǎng)，這是核心環(huán)節(jié)。另一個方面是學生，促進學生具備初步的世界性眼光和意識，這是落腳點。為達到這樣的要求，可以從以下具體方式著手：(1)教師培訓。中學應有針對性地組織語文教師進行比較文學的培訓。國家已經出臺了相關培訓政策，組織了相關項目，現在需要的是相關培訓院校強化比較文學的教學內容，這是強化中學語文教師理解和接受比較文學的重要途徑。在培訓過程中，相關研究者應該結合一線教師的實際情況，探討“比較文學進入中學語文教學”的具體理念和實踐方式。(2)授課環(huán)節(jié)。在備課過程中，教師要有意識地采用比較文學的方法;在講課過程中，教師要有意識地選擇國外文學、文化作為參照物。(3)課外閱讀。閱讀有益于學生初步接受比較文學基本理念和方法，并拓展其文化視野和文學的民族空間。

　　三、結語

　　比較文學引入中學語文教學實踐之中，勢必會為素質教育提供新的視角，為中學語文教學帶來全新的理解視域。它將會促使學生形成國際性視野，以包容心態(tài)面對文化差異，以更廣闊視角和方式看待世界。對比較文學本身而言，長期以來它一直糾纏于繁瑣的理論討論上，空談學科人文關懷和價值，缺乏具體現實指向性，而該問題的研究勢必對比較文學提升學科品位具有重要參考意義。隨著比較文學與中學語文教學活動的結合與應用的逐步深入，培養(yǎng)初具國際化素養(yǎng)和世界性眼光的中學生將不再是一種空談，中學語文教學改革也必將會有嶄新的氣象。

　　參考文獻：

　　[1]陳惇.比較文學教學的回顧與思考：為紀念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成立20周年而作[J].中國比較文學，2005(4)：14-15.

　　[2]曹順慶.跨文明比較文學研究：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轉折與建構[J].中國比較文學，2003(1)：81.

　　比較文學論文范文二：比較文學的變異學研究

　　摘要:毛姆的許多作品里都刻畫了民國時期中國和中國人的形象，毛姆雖然游歷過中國，并且是以冷靜、客觀的態(tài)度觀察中國，但是由于文化的“異質”性，毛姆筆下的中國和中國人形象其實已經是發(fā)生“變異”的中國和中國人形象，存在著許多的誤讀和想象。從比較文學變異學角度，將更容易幫助我們理解這種“差異性”。

　　關鍵詞:毛姆;民國時期;小說;中國人;變異學

　　一、引言

　　毛姆是20世紀英國最知名的作家之一。他一生著作頗豐，無論是小說、劇本、隨筆、游記還是回憶錄，都廣受好評。毛姆一生愛好旅行，他的足跡遍布世界各地。毛姆于1920年前往中國游歷，并把能激起他興致的人和地方都一一記錄了下來。而這50篇長短不一的文章就形成了游記《在中國屏風上》(OnaChineseScreen，1922)，在其中毛姆以其敏銳的洞察力和優(yōu)美犀利的文筆，描述了他在中國游歷時見到的古老而神秘的山川風物、人文景觀。另外，涉及到中國或是以中國為背景的還有作品《面紗》、《刀鋒》以及《蘇伊士以東》。毛姆用文字為英國讀者描繪了一幅幅光怪陸離的中國和中國人形象。對于毛姆筆下民國時期的中國和中國人形象，我國學者也進行了積極的研究。普遍的研究觀點認為“毛姆心目中的中國形象還停留在中國古代，特別是停留在中國的漢唐時期……在毛姆的心目中，西方文化優(yōu)越論的觀點充斥其心中……更多表現的是傲慢與偏見、鄙夷和不屑”。[1]還有一些學者用后殖民主義批判理論來解讀毛姆筆下的中國和中國人形象，因此難免在批判中偏向了民族情緒的發(fā)泄和自我辯護，而失去了客觀公正的立場。本文將基于比較文學變異學研究的范疇，從比較文學形象學和文化誤讀的角度來對毛姆筆下民國時期的中國和中國人形象進行分析與探討，以期能獲得一些新的成果。

　　二、比較文學的變異學問題

　　變異學研究是比較文學研究中十分重要而有意義的研究領域。“比較文學變異學的可比性在于同源中的變異性，同源的文學在不同國家、不同文明的傳播與交流中，在語言翻譯層面、文學形象層面、文學文本層面、文化層面產生了文化過濾、誤讀與‘創(chuàng)造性叛逆’，產生了形象的變異與接受的變異，甚至發(fā)生‘他國化’式的蛻變，這些都是變異學關注的要點，在這里，變異性成為可比性的核心內容。”[2]31“而文化過濾帶來一個更為明顯的文學變異現象就是文學的誤讀，即由于文化模式的不同造成文學現象在跨越文化圈時產生一種獨特的文化過濾背景下的文學誤讀”。[3]50比較文學形象學的形象“是異國的形象，是出自一個民族(社會、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個作家特殊感受所創(chuàng)作出的形象。”[3]25巴柔也清楚地闡釋了比較文學意義上的形象，他認為“比較文學意義上的形象，并不是現實簡單的復制物，它是按照注視者的文化模式和接受程序而重構、重寫的，這些文化模式和接受程式都先存于形象。”[4]這種形象既然是一個“社會集體的想象物”，是按照注視者文化模式和接受程序重構的，那么發(fā)生變異就成為必然了。在創(chuàng)造性想象和變異理論的視角下，毛姆筆下的中國和中國人形象———這一“他者形象”，“不是再現而是主觀與客觀、情感與思想混合而成的產物，生產或制作這一偏離了客觀存在的他者形象的過程，也就是制作方法或注視方完全以自我的文化觀念模式對他者的歷史文化現實進行變異的過程。”[2]123在西方思想文化史上，他者(Other)的概念，最初來源于一種存在論上的邏輯辨識，而后轉隱為一種更深的神學指認和倫理學。比較文學形象學中的“他者”，并不僅僅指涉人物形象，他存在于文學作品以及相關的游記、回憶錄等各種文字材料中，像異國形象、異國地理環(huán)境、異國人等，這都可以納入比較文學形象學“他者”研究的范疇。[2]127因此，我們得到的啟示是，在異質文化相遇時，“毛姆對中國的關照，用的是兩種眼睛:一是‘感官的眼睛’;一是‘心靈的眼睛’。前者代表的是真實而客觀的邏輯，后者反映的是聯(lián)想與主觀的法則。”[5]因此，雖然毛姆極力用“感官的眼睛”來“注視”中國，但是毛姆在書寫時，勢必受到“心靈的眼睛”的影響，毛姆筆下的中國與中國人形象其實已經發(fā)生了變異，甚至誤讀。

　　三、毛姆筆下的中國和中國人形象

　　1.中國人的形象變化

　　小說《人生的枷鎖》創(chuàng)作于1915年，毛姆還未開始中國之行，此時毛姆筆下的中國人形象大多基于想象與虛構，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文化傳統(tǒng)的影響。葛桂錄先生就對此做了精彩的總結:“回顧西方人表述中國的歷史，總的來說可以分為兩個階段。早期多為贊美、傾慕的態(tài)度，18世紀中后期隨著歐哲啟蒙運動的高潮，西方現代性的確立，西方世界的中國形象發(fā)生了根本改變。……十九世紀中期，西方的中國形象基本成型。它主要表現為兩個層面的混合存在。中國既是‘黃’的代表，一種讓人鄙夷、唾棄，反證西方優(yōu)越性的異己存在;又是‘禍’的代表，一種壓迫、威脅西方秩序，使人恐懼的客觀存在”。[6]《人生的枷鎖》里的中國人宋先生的形象，就經歷了這樣一個由好到壞的轉變過程。起初，雖然宋先生長著一副異于西方人的形象“黃黃的臉”。但是在他身邊的那些西方朋友眼里，他“總是笑瞇瞇的，為人和善，舉止優(yōu)雅”。[7]94東西方文明在沒有冒犯對方利益的情況下，安然相處。但是，當宋先生和法國小姐凱西莉的戀情曝光后，這群西方人震驚了，在房東太太的眼里，“要不是姓宋的，事情本不會這么糟嘛，黃皮膚、塌鼻梁、一對小小的豬眼睛，這才是使人惶恐不安的癥結所在。想到那副尊容，就讓人惡心。”[7]130此時，西方人就帶著種族優(yōu)越感來看待中國人，因為他們覺得東方人宋先生侵犯了他們的利益，威脅到了他們高貴的西方血統(tǒng)的單純性，使他們感到困惑和心神不寧。這也就形成了宋先生形象的前后巨大反差。在這個時期，毛姆就是以“心靈的眼睛”來注視“中國人”。在小說的結尾，宋、西二人的戀情并未以分手結束，毛姆安排了宋、西二人私奔。這說明了毛姆雖然受西方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但是他對中國人的看法也還是持保留態(tài)度，這也是他對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種新的嘗試。而在1919年底到1920年3月，在中國游歷了四個月后，毛姆創(chuàng)作了長篇小說《面紗》和游記《在中國的屏風上》。此時，正處于一戰(zhàn)前后時期，中國社會正經歷著劇烈的變革，而資本主義工業(yè)革命對西方社會的消極影響也日益顯露。早年的學醫(yī)生涯，使毛姆能夠冷靜客觀地體察中國，對現實中國的書寫也還是比較客觀真實的。在《面紗》里，毛姆就借凱蒂之口，表明了他對中國的認知態(tài)度的轉變。“以前，凱蒂聽到別人講起中國人時，總是說他們腐敗、骯臟，壞到難以形容的地步，現在凱蒂覺得以前聽到的話得重新思考了。沃丁頓的話宛如帷幕的一角掀起了片刻，凱蒂從這兒窺探到一個色彩豐富、含義深刻的世界，這是他以前做夢都沒有想到的。”[8]在《在中國屏風上》，毛姆用“感官的眼睛”描畫了貪婪的老派官員、新式的學者和舊派的文人，還以濃墨重彩刻畫了中國普通勞苦大眾的形象。在《馱獸》里，對于中國苦力的描寫“不論心跳有多快，瘡疤有多么疼，也不論是大雨瓢潑還是驕陽似火，他們都在永遠地走著，從早到晚，一年到頭，從孩童走到垂暮。你會看到那些年老的苦力，瘦的皮包骨頭，干癟的皮膚垂了下來，他們枯瘦的臉上布滿皺紋，像猿猴一樣，而稀疏的頭發(fā)早已斑白;他們挑著重擔一路跌跌撞撞，直到走進墳墓才能休息。”[9]50再如《江中號子》里關于纖夫的描寫:“那些纖夫拼盡全力，好像著魔一樣，深深地彎著腰，有時氣力用至極限，他們甚至四肢爬行，像荒野里的野獸。”[9]90這些文字都飽含了毛姆對中國勞苦大眾吃苦耐勞精神的欽佩和深切的同情。“在中國馱負重擔的不是牲畜，而是活生生的人啊!”[9]50“他們的勞苦讓你心中覺得沉重，你充滿憐憫之情卻又愛莫能助。”“他們的行動全都像快馬奔馳，沒有什么力量能使他們止步，這不是很可悲嗎!他們終身承受役使卻看不到自己的成功，一輩子困頓疲勞卻不知道自己的歸宿，這能不悲哀嗎?”[9]50-51“這聲音幾乎不是人發(fā)出的，那是靈魂在無邊苦海中有節(jié)奏的呼號，它的最后一個音符是人性最沉痛的啜泣。生活實在是太艱難、太殘酷了，這是他們最后的絕望的抗議。這就是江中號子。”[9]91但是無論怎樣，毛姆依舊是以“他者”的眼光來“注視”中國，他身上所浸潤的西方文化傳統(tǒng)對中國形象的界定，以及作為“異質文化”的中國文化，毛姆在書寫中國時對有些中國文化還是產生了不正確的理解。毛姆同情中國的“苦力”，因為這些重活在西方的工業(yè)社會都是由機器或是由牲畜來完成的，毛姆自然能夠理解從事這種體力活的艱辛。但是毛姆并不能夠真正理解當時中國下層民眾生活的困苦。毛姆在感嘆苦力勞動的艱辛時，還發(fā)出了這樣的感慨:“他的全部衣服僅僅是一件短褂子和一條褲子，而如果這套衣服開始穿的時候還是整潔完好的，在它破了需要補的時候，他卻從不考慮找塊顏色相同的布料。”[9]49當時的中國各地軍閥混戰(zhàn)，民不聊生，底層人民長期過著貧困的生活。他們日夜勞作，還是吃不飽，穿不暖，甚至衣不蔽體，遇到災荒年，賣兒鬻女是常事。這樣又如何還有閑錢去買相同顏色的合適的布料來給破衣服打補丁呢?毛姆只是“眼觀”中國苦力的艱辛勞作，并未與之進行更進一步的言語溝通。也因為中國人民的忍耐知足而不抱怨，林語堂先生把“忍耐”歸為中國人“三大惡劣而重要的德行”[10]39之一。并且認為“忍耐的特性為民族謀適合環(huán)境之結果，那里人口稠密，經濟壓迫使人民無盤旋之余地。”[10]40處于“異質”文化中的毛姆自然是無法理解中國人的“隱忍”。毛姆雖然童年失去父母的庇護，寄養(yǎng)在伯父家，但依舊是衣食無憂，所以他根據自己文化的接受程序，想當然地認為那些苦力穿著五顏六色補丁的衣服，或是缺乏審美的情趣。

　　2.鴉片的書寫

　　鴉片是中國近現代社會重要的歷史文化現象，對于近代中國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鴉片吸食的泛濫造成了近代國民的孱弱和病態(tài)，構成了近代中國最為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親身游歷過中國的毛姆，自然在其作品里也有對中國民眾吸食鴉片的記錄和書寫?！睹婕啞防铮?ldquo;抽大煙，但是有節(jié)制，抽得不兇”[11]171的神秘優(yōu)雅的滿洲格格，甚至毛姆還借韋丁頓之口說出了鴉片的神奇作用，“有的人從鴉片里尋求這個道，有的人從上帝那里尋求道，有的人投奔了威士忌。……”[11]174在《鴉片煙館》里，毛姆把中國的“鴉片休閑文化”刻畫得淋漓盡致，“他領我進入一間干凈明亮的房間，它被分成許多小的隔間，墊高的地板上面鋪著干凈的地毯，形成一個簡便的鋪位。其中一個鋪位上有一位年長的紳士，頭發(fā)灰白，手十分秀氣;他在安靜地讀著報紙，長長的煙槍放在一邊。另一個鋪上躺著兩個苦力，他們把煙槍放在中間輪流享受。他們都是年輕人，顯得精神飽滿;他們對我露出友好的微笑，其中一個還請我抽上一口。在第三個鋪位上，四個男子正盤坐在棋盤四周下棋。不遠處有個男子在逗弄一個嬰兒……”[9]35毛姆發(fā)出了這樣的感慨:“這地方真令人愉快，像家里一樣，舒適而溫馨。它令我想起柏林那些我最喜歡的小酒館，每天晚上，勞累了一天的人們常在哪里享受安逸的時光。”[9]35-36毛姆認為，他曾經在小說中讀到過的關于中國人吸食大煙的情景:“……房間低矮又污濁……一個留著長辮的中國人踱著步，冷漠而陰郁，在破舊的床鋪上，躺著幾個大煙的受害者，精神麻木，他們中不時有人發(fā)出癲狂的胡言亂語。還有個頗具戲劇性的場面，某個可憐的家伙付不起錢以滿足他的煙癮，就向惡毒的老板再三乞求，希望能抽一口以緩解自己極度的痛苦。”[9]35簡直是太離奇了。“虛構總是比事實更離奇。”[9]36中國民眾吸食鴉片，在毛姆筆下變異為了一種高雅的“鴉片休閑文化”。而當時在英國國內，大部分作家都把鴉片看作是能給英國帶來經濟價值的貿易，把鴉片給中國人帶來的危害當作是對中國人的懲罰。由于這種文化的“異質性”，也由于旅行時間的倉促，毛姆“感官的眼睛”看到的中國民眾吸食鴉片的眾生相，自然也是發(fā)生了“變異”。中國當時的文人也紛紛在作品里對鴉片的危害進行了揭露和批判。1895年到1911年，中國近代小說中出現了鴉片書寫的高潮。傳教士傅蘭雅在1895年公開舉辦了抨擊“三弊”———鴉片、時文、纏足的新小說的競賽。在160多篇的“時新小說”中，屬于小說創(chuàng)作體裁的46篇都涉及到了鴉片書寫，并且大都以鴉片批判作為小說的主題。在《澹軒閑話》里，作者詹萬云就在序中抨擊了鴉片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危害:“間嘗深考其受病之源，而知國困民貧之故，實由鴉片之害遍于天下而無藥以救之……”[12]格致散人《達觀道人閑游記》也提到“……寫來貧士凄涼，半是芙蓉有癖……”[13]小說《黑籍冤魂》的第一回就描述了鴉片吸食者的“病夫”形態(tài):“任你是拔山舉鼎的英雄，銅澆鐵鑄的羅漢，只要煙癮已發(fā)，頓時骨軟筋酥，連一些氣力都沒有。所以吃煙的，一個個扛肩縮腮，面黃肌瘦，三分像個人，七分倒像個鬼。把錦繡似的山河，都被這煙氣熏得天昏地黑，日暗無光，簡直成了一個煙鬼世界了!”[14]

　　3.中國文化的誤讀

　　毛姆的作品里除了對中國人形象的誤讀和鴉片書寫的偏差，對于中國的文化毛姆也是“霧里看花”似的做出了自己的論斷。比如，在《哲學家》這篇文章里，毛姆指出“如果儒家學說牢牢地控制著中國人的思想，這是因為它解釋和表達了中國人的思想，而沒有其他的思想體系能夠做到這一點。”[9]107這說明了毛姆對中國文化的理解還只是停留在表面上。魏晉南北朝以來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已不再是純粹的儒家文化，而是佛儒道三家匯合而成的文化形態(tài)。正如林語堂先生所言:“道教是中國人民的游戲姿態(tài)，而孔教則為工作姿態(tài)。”[10]99“佛教在中國可說控制了大部分民間的思想。”[10]86“中國近世，佛教似較道教更為發(fā)達，各地建筑之道教的‘觀’倘有一所，則佛教的‘廟’當有十所，可做如是比例”。[10]105毛姆深受叔本華悲觀主義思想影響，所以毛姆對于道家的“出世”思想是比較熟悉的，他也讀過莊子的一些書，對道家文化還是有一定了解的。然而，毛姆對中國的佛教文化是知之甚少的，所以才會有“大殿中做出各種手勢的奇奇怪怪的菩薩”[9]159的感慨。在佛教寺廟里，可以看到各尊佛像的手做出各異的姿勢，這稱為“結手印”，又叫“印契”。所謂手印，是指佛、菩薩空手時的手勢，是其公式化的造型。連同全身凝固了的姿態(tài)以及所持物品，總稱為“印相”。各種手印有其特定的含意，這是識別各尊佛像的重要依據。最常見的手印有說法印，即以拇指與中指(或食指、無名指)相捻，其余各指自然舒散。這一手印象征佛說法之意，所以稱為說法印。另外常見的還有禪定印、降魔印、與愿印、施無畏印。以上五種手印，合稱為釋迦五印。另外，在《天壇》里毛姆也為西方讀者刻畫了中國的圣殿天壇，“它向著蒼天而立。三層圓形的漢白玉露臺，一層高于一層，四道大理石階梯，分列于東西南北四方。這象征著天壇及四個基本方位。天壇被一個大花園圍繞，花園又被一道高墻環(huán)繞。冬至標志著天時的周而復始。年復一年，冬至之夜，每一朝的天子都會來到這里，莊重地祭拜皇族先祖。”[9]17雖然毛姆對天壇的外觀進行了詳實逼真的描述，但是由于對中國禮制文化的陌生，這里就存在著典型的誤讀。天壇始建于明永樂十八年(1420年)，是明清兩朝皇帝舉行祭天乞谷大典的祭壇，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祭天建筑群。毛姆筆下的“三層圓形的漢白玉露臺”應該就是圜丘壇。圜丘壇是天壇的主要建筑，又叫祭天臺。古代中國是傳統(tǒng)的農業(yè)大國，農業(yè)與天時季節(jié)有著密切關系。中國皇帝又稱天子，天子受命于天，故普天之下，只有天子可以祭天，以祈求風調雨順，國泰安康。所以每年冬至日，隆重的祭天大典就在圜丘壇舉行。此外，旱年求雨的“常雩”、“大雩”禮及重大國事的“告祀”禮儀也在圜丘舉行。天壇北部的皇干殿，原先放置皇族先祖神牌，后來牌位移至太廟。太廟是明清兩代皇帝祭奠祖先的家廟。是根據中國古代“敬天法祖”的禮制建造的。清朝皇帝除了五位皇帝十三次東巡沈陽(盛京)祭祖外，全在北京太廟祭祖。所以毛姆這里把天壇當作是皇家祭祖的地方顯然是不正確的。

　　四、結語

　　毛姆極力用客觀真實的筆調來描摹他親身體察到的中國，在跨文明交流中這是值得提倡的。在比較文學變異學視野的觀照下，毛姆對中國和中國人的書寫偏差，并非是由于其傲慢和偏見形成的，而是由于其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化觀念、思維方式以及社會身份等因素造成，又由于其在中國游歷時間不長，對于中國的諸多人物、事情都只能是走馬觀花。因此，對于中國和中國人形象的書寫，也只能是“霧里看花，水中望月”，存在誤讀是不可避免的。盡管毛姆筆下的中國和中國人形象是他透過自身的文化模子進行重組變異而成，但是這種變異的看法還是非常有意義的。借助毛姆“他者”的眼光，我們可以重新認識自己。這種“異”的對照，將有助于我們對自身文化的反思和改變。此外，也有助于我們對西方文化的理解，因為20世紀西方的中國形象，最終不是“反映”中國的現實，而是“表現”西方文化本身的欲望與恐懼[15]。因此，在跨文化交流中，對于“他者”所建構的“變異”的中國文化形象，我們也應該持寬容的態(tài)度，對于異質文化我們應該盡力去吸收和理解，這樣將有利于東西方文明的對話和人類文明的共同進步。而且對于促進各國人民之間的互相了解，構建和諧世界也有著十分重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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