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比較文學相關(guān)論文范文

　　比較文學是20世紀新生的一種跨越民族、語言、國家和文化邊界的文學研究。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比較文學相關(guān)論文，供大家參考。

　　比較文學相關(guān)論文范文一：比較文學與第三種文學批評

　　[摘要]國族文學與比較文學這兩個學科方向的重要分界點之一，就在于研究方面對語言所提出的不同要求。在兩種語言思維觀念形成的各自慣性系統(tǒng)中，比較文學研究者必須在雙項匯通中尋找共生的平衡與生存的第三種立場，因此也形成了第三種文學批評。在國際文學批評的面向上，第三種文學批評就是基于兩種以上國族文學研究所形成的比較文學批評。從歷史的歷時性來看，在國族文學與比較文學之間存在著范式革命的沖突與對話，這種沖突與對話是相當緊張的，兩者之間的確存在著不可通約性。多年來，比較文學為自己與其他學科之間所產(chǎn)生的觀念上的不可通約性，做出了最大張力的解釋與努力。比較文學研究對當代文學研究，也應該成為一種有效的學術(shù)文化推動力，實際上，比較文學就是全球史觀的文學研究。

　　[關(guān)鍵詞]比較文學;第三種文學批評;不可通約性;第三種詩學;全球史觀

　　[中圖分類號]I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007(2012)01-0001-08

　　[收稿日期]2012-01-01

　　[作者簡介]楊乃喬，男，文學博士，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比較文學、比較詩學及相關(guān)中西藝術(shù)理論研究。(上海200433)

　　不同于國族文學的是，比較文學的確需要明晰、準確且自洽的學科理論意識。對于一位從事比較文學教學與研究的學者來說，你可以在現(xiàn)有比較文學的多種學科理論體系中擇取自己的立場，可以不同意別人的觀點，然而，你必然曾經(jīng)遭遇過關(guān)于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沖突與對話。在這種沖突與對話中思考過與沉淀過，這樣才可能獲有一種學科的專業(yè)意識支撐你的表達與研究，不至于一開口、一落筆讓學界感到你是專業(yè)外的學者。

　　前一段時間，因一次偶然的學術(shù)交流，我翻閱了一部關(guān)于中韓比較文學研究的書稿，這部書稿把中國當代作家張承志的《黑駿馬》與韓國現(xiàn)代作家金承鈺的《霧津紀行》進行了比較研究。憑心而論，我對中韓比較文學沒有多少感性的學術(shù)體驗，只是在編寫《比較詩學概論》時曾向從事中韓比較文學研究的學者請教過“中韓比較詩學”一章如何撰寫而已。但無論如何，這一選題卻引起我對比較文學及其相關(guān)學科理論的一些思考。近幾年來，我在復旦大學一直給中文系的本科生開設(shè)《比較文學概論》的基礎(chǔ)課，同時也開設(shè)《中西比較詩學》的理論課;這里的同學非常優(yōu)秀，在課上及課后，有許多同學曾就比較文學與比較詩學的學科理論問題不斷向我提問。坦誠地講，同學們提出的許多問題是有相當學理深度的，所以也激發(fā)了我對他們所提問題的思考與回答的興趣。在某種程度上，同學們所提出的問題與這部書稿的選題及研究觀念有著邏輯上的聯(lián)系，所以在這里，我想不妨寫出若干片段性的思考，也算是對同學們所提出的部分問題給予一種即興的回答。

　　眾所周知，準確的比較文學研究者不自覺地獲有一種命定，他們在跨界的閱讀與書寫中匯通兩種以上的語言文化及其相關(guān)文學藝術(shù)現(xiàn)象，并以此來整合自己的思考，這里的“跨界”行動已經(jīng)被比較文學教科書濃縮為一個暫且不可更改的學理性規(guī)范：即跨語言、跨民族、跨文化與跨學科。

　　國族文學與比較文學這兩個學科方向的重要分界點之一，就在于研究方面對語言所提出的不同要求。國族文學研究者是在本土的立場上對母語書寫的文學現(xiàn)象給出自己的閱讀與思考，而這種閱讀及思考的邏輯是與本民族語言背后的思維觀念及思維慣性鏈接在一起的，佳亞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1942-)在《一門學科的死亡》(Death of a Discipline)中言舉解構(gòu)主義哲學家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1930-2004)時說明了這一點：“雅克·德里達是哲學家中的天才，他認為，‘哲學觀念不可能超越習慣的差異。’這種領(lǐng)悟力不僅僅適用于法語、德語，或者希臘語和拉丁語。”因此，從國族語言及其思維觀念的鏈接邏輯來看，閱讀與思考的文化親緣性及無障礙性則是國族文學研究的顯在特點。實際上，我們必須承認文學研究一旦跨出了本土語言，走向國際化，與另外一種國族語言書寫的文學現(xiàn)象遭遇，問題就復雜且豐富了起來;在兩種語言的思維觀念形成的各自慣性系統(tǒng)中，比較文學研究者必須在雙項匯通中尋找共生的平衡與生存的第三種立場，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種文學現(xiàn)象及其作家作品被國族文學研究持續(xù)關(guān)注了多年后，往往研究者在材料與義理兩個方面對其投入的研究是窮盡式的或終結(jié)式的，很多文學現(xiàn)象及其作家作品在研究方面往往被宣判為一種相對性的終結(jié)，其在相當長的時段內(nèi)不再具有研究的選擇性與熱點性。這種情況在國族文學研究領(lǐng)域中很普遍，至少我知道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張承志的《黑駿馬》就是一例。

　　《黑駿馬》獲得了1981—1982年全國優(yōu)秀中篇小說獎后，曾在20世紀80年代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界所討論的熱點文學現(xiàn)象，許多優(yōu)秀的當代文學研究者都曾以自己的批評與研究來深度地詮釋過這部中篇小說，最終，張承志及其《騎手為什么歌唱母親》、《黑駿馬》、《北方的河》、《黃泥小屋》、《金牧場》等作品也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碩士生與博士生選題的熱點。但是，時值上個世紀的90年代，學界關(guān)于張承志及《黑駿馬》的研究不斷地在選題上撞車、在結(jié)論上重復，從某種程度上客觀地講，至少張承志的《黑駿馬》已經(jīng)處于過度研究的飽和狀態(tài)。

　　H.R.姚斯(HansRobertJauss，1921-)和W.伊澤爾(WolfgangLser，1922-2007)曾以接受美學(ReceptionalAesthetic)的邏輯力量來論證小說文本的無限敞開性，讓閱讀者在小說文本的空白點中盡可能地提取無限的意義，以反對文學研究的歷史客觀主義。我在這里借用接受美學的理論，在陳述上制造一個反諷的話語：有趣的是，《黑駿馬》作為一個文本，已經(jīng)向那個時段的過度研究給出了封閉的姿態(tài)，其不再具有意義提取的空白點，這部小說文本因過度研究向?qū)W界宣布了關(guān)閉。當然，我們在這里所言說“過度研究”，絕對不是意大利符號學與詮釋學研究者安貝托·艾柯(UmbertoEeo，1932-)所論述的“過度詮釋”，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筆者在這里想表達的是，以過度研究使一部小說跌向文本的關(guān)閉，這一定是學術(shù)大躍進時代的產(chǎn)物。

　　并且時值21世紀，在后現(xiàn)代國際大眾傳媒及后數(shù)碼工業(yè)文明制造的大眾文化的娛樂性與媚俗性中，《黑駿馬》更為70后、80后與90后的生存者所無知，沉寂為一部孤獨已久的經(jīng)典。筆者始終堅持一個信念：從文學藝術(shù)的歷史性美學品質(zhì)上來評判，經(jīng)典一定是孤獨的，并且經(jīng)典再孤獨也必然存留在歷史的記憶中。

　　當然，歷史是一種記憶的形式。筆者在這里并不希望奢談歷史記憶理論、文化記憶理論及其在價值選擇中呈現(xiàn)的史學功能問題，更不想多談歷史記憶理論、文化記憶理論對文學研究應該有著怎樣的可能性推動，而是想說，把中國當代作家張承志的《黑駿馬》與韓國現(xiàn)代作家金承鈺的《霧津紀行》進行比較研究，研究者是立足于比較文學研究的視域上，讓自己的研究從本土語境跨出去，在一個跨語際的閱讀與思考中再度激活了《黑駿馬》。

　　當然，我們在這里需要提及的是，這里的研究者在文化身份上應該是一位在漢語語境下從事比較文學研究的中國學者。這位研究者不一定是一位純粹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者，但是，他是把韓國現(xiàn)代偶像派作家金承鈺的《霧津紀行》帶入自己的研究中，與張承志的《黑駿馬》形成一種跨語際的參照性思考，同時，這種跨語際的參照性思考也再度激活了《霧津紀行》。

　　當然，比較文學研究對兩部以上不同國族的經(jīng)典文學作品的激活，一定是互動性同步的，所以，比較文學視域在這里不可或缺地生成了。 　　我們知道，《霧津紀行》創(chuàng)作于60年代，在韓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有著很高的聲譽，這部小說曾被韓國本土文學批評者評價為那個時代小說創(chuàng)作的一次“感受性的革命”，金承鈺也被稱譽為韓國20世紀60年代文壇上的“icon”——偶像。

　　需要說明的是，“現(xiàn)代文學”與“當代文學”這兩個術(shù)語在中韓兩國學界有著各自文學史觀的時限性界定，如果我們走向一種世界文學史觀，放大了來講，《霧津紀行》與《黑駿馬》是在全球史觀下同期先后創(chuàng)作的兩部小說。從中韓兩個國族文學發(fā)展史幾乎同期的時空對位上來看，這個選題把這兩部小說及其敘述的相關(guān)歷史事件、社會政治、民族風俗與人物形象整合在研究者的比較視域中，從比較文學研究的視域?qū)Α逗隍E馬》與《霧津紀行》給出不同于各自國族文學批評下的結(jié)論。如果說，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者在本土對《黑駿馬》進行的研究是一種本土文學批評，同樣，韓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者在本土對《霧津紀行》進行的研究也是一種本土文學批評;那么，一位研究者在跨語際中對《黑駿馬》與《霧津紀行》所給出的整合性思考，在中韓比較文學研究中形成了第三種文學批評。

　　勒內(nèi)·韋勒克(Rene Wellek，1903-1995)與奧斯汀·沃倫(Austin Warren，1899-1986)在他們的《文學理論》(Theory of Literature)讀本中，把文學研究界分為三個層面：文學史、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實際上，比較文學在總體的研究面向上也可以相應地界分為這三個層面：國際文學關(guān)系史、國際文學批評與國際文學理論。首先，我們在這里指出：國際文學理論就是比較詩學。筆者提請學界注意的是，我們在這里使用了一個嶄新的概念，即“第三種文學批評”。在國際文學批評的面向上，第三種文學批評就是基于兩種以上國族文學研究所形成的比較文學批評;需要進一步詮釋的是，我們在這里啟用了“比較文學批評”這樣一個概念，以此在細微的差異上區(qū)別于“比較文學研究”。如果我們再度精細地劃分“比較文學研究”與“比較文學批評”這兩個術(shù)語，它們是包涵與被包涵的邏輯關(guān)系。比較文學批評就是文學批評的國際化或國際化的文學批評，也就是說，比較文學研究的第二個面向就是跨語際的第三種文學批評。

　　2003年，筆者在北京工作時，全國一批優(yōu)秀的學者曾集結(jié)在一起編撰《比較詩學概論》。在撰寫《比較詩學概論》的大綱時，筆者曾第一次提出過“第三種詩學”這個概念，這個概念的提出也是源于筆者對“跨界的文學理論國際化研究”的反思。在本質(zhì)上，第三種文學批評與第三種詩學在學理的邏輯上是一脈相承的，前者歸屬勒內(nèi)·韋勒克與奧斯汀·沃倫劃定的文學批評，后者歸屬文學理論。

　　當然，比較文學研究者在語際的跨界中的確不可遏制地獲取了一種全球化的研究視域，同時，這也必然加大了文學研究的難度。當下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全球化進一步推動了文學研究的國際化，所以，比較文學研究也必然攜帶著諸種爭議，成為這個時代的顯學，并且比較文學為守護自身顯學的前衛(wèi)性，又不得不持有一種防守性姿態(tài)，處處捍衛(wèi)與解釋自己學科的合法性。

　　提及跨界與雙語的問題，筆者又想起了美國的科學哲學家托馬斯·S.庫恩(Thomas S.Kuhn，1922-1996)。在1962年推出的《科學革命的結(jié)構(gòu)》(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Revolution)一書中，托馬斯·S.庫恩以“范式”(paradigm)

　　與“不可通約性”(incommensurability)兩概念之間的邏輯關(guān)系求證，闡明了科學革命的顯著特征在舊范式與新范式之間存有的不可通約性，托馬斯·S.庫恩的理論曾在國際學界產(chǎn)生了觀念性革命的地震。當然，還有一位重要的同期學者給予托馬斯·S.庫恩于理論上的推波助瀾，他就是被稱之為“科學理論界的肆無忌憚者”的美國科學哲學家P.費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1924-1994)。多年來，筆者一直在持續(xù)地閱讀上述兩位科學哲學家的理論，并不時地在閱讀中體驗因思維觀念的革命而帶來的啟示。我深切地感受到，倘若把他們的理論帶入到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建設(shè)及翻譯研究的理論建設(shè)，其可以讓我們站在一個嶄新的思維觀念上，重新審視我們現(xiàn)在所正在從事的研究領(lǐng)域及其學科理論。從歷史的歷時性來看，在國族文學與比較文學之間存在著范式革命的沖突與對話，在歷史的某一共時性上，這種沖突與對話是相當緊張的，兩者之間的確存在著不可通約性。多年來，比較文學為自己與其他學科之間所產(chǎn)生的觀念上的不可通約性，做出了最大張力的解釋與努力。

　　實際上，我認為對于文學研究來說，每一個國族都因自身獨特語言的操用而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自律性文化系統(tǒng)，每一個國族的語言文化系統(tǒng)在歷史的記憶中沉積為一種“圖式化阻力”(patterned resistance)，這種圖式化阻力是以本國族的語言、文化、歷史、宗教、風俗、社會、政治、倫理及經(jīng)濟等形成的結(jié)構(gòu)化與模式化的范式，并對另外一個國族沉積的范式給予自發(fā)性的阻抗，最終凸現(xiàn)出這個國族的唯一性與自主性。一種文學的國族風格就是區(qū)別于另一種文學國族風格的阻抗性與自主性的范式，并且兩者之間有著不可通約性。

　　當然，我們在這里是從文化相對論的視域來談文學國族風格的不可通約性的，我們不是一位民族孤立主義者，我們只是希望從學理上求證，國族與國族之間的確存在著范式的阻抗，在范式的阻抗之間存在著不可通約性。當然，在此，我們是在歷史的共時性上來談文學民族風格的不可通約性的。

　　當然，托馬斯·S.庫恩和P.費耶阿本德是在歷史的歷時性上指涉科學革命前后的范式之間存在著絕然不同的價值標準，因此在“革命”(revolution)與“后革命”(after revolution)之間的范式中存在著不可通約性。我們化用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1943-)的觀念言稱：即在“理論”的范式與“后理論”的范式之間存在著“向這一切說再見”的不可通約性，不可通約性劃分出了兩個時代。其實，我們不是在這里把范式與不可通約性的理論拿過來，硬性地詮釋比較文學的學科理論與翻譯研究的學科理論，而是在我們的使用中再度豐富與改寫這一理論，讓西方托馬斯·S.庫恩和P.費耶阿本德的不可通約性理論與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可以通約(commen surability)，以形成一個具有互文性的科學共同體(scientific community)。

　　我們在這里使用范式與不可通約的理論，無疑是在反諷中與托馬斯·S.庫恩和P.費耶阿本德進行對話。不幸的是，1983年，托馬斯·S.庫恩發(fā)表了《可通約性，可比較性，可交流性》(“Commensurability， Comparability，Communicability”)一文對他前期的立場進行了修正與調(diào)整。 　　其實，比較文學在其學科理論本質(zhì)上一定是反對不可通約性的，不可通約性的宣稱在歷史的歷時性與共時性兩個面向上，過于強調(diào)了一方時空的自足性與孤立性。的確，中國當代文學批評體系中的《黑駿馬》與韓國現(xiàn)代文學批評體系中的《霧津紀行》在各自的批評體系中有著自己本土的“范式”，如果我們強調(diào)兩者之間沒有可以進行比較研究的可能性，兩者是在研究中不可通約的，我們一定會墜落于文化孤立主義的泥沼中，成為一位文化原教旨主義者。

　　對《黑駿馬》與《霧津紀行》進行比較研究，正是突圍于這兩部小說文本的各自的文化“范式”，在可通約性中達到兩種文化范式知識的匯通性對話與積累，這種知識的匯通性對話與積累，呈現(xiàn)在比較文學研究者跨界于兩種以上的國族文學研究領(lǐng)域，給出一種整合式的第三種比較文學批評。我們在這里無意僅談《黑駿馬》與《霧津紀行》的比較研究，任何對兩個國族以上的文學現(xiàn)象進行跨界研究，只要能夠做到達向兩種文化范式知識的匯通性對話與積累，我們在這里都可以給予比較文學學科理論上的合法化解釋。

　　正因為比較文學的學科邊界在遭遇全球化態(tài)勢的敞開中消失，所以從事比較文學研究特別需要準確的學科意識，這一點是我們反復需要強調(diào)的，也是比較文學研究不同于國族文學研究的關(guān)鍵點所在。從純正的法國學派研究方法論來看，《黑駿馬》與《霧津紀行》這兩部小說依憑的創(chuàng)作背景都是純粹本土性的，兩部文本之間沒有發(fā)生過歷史、文化、風俗與社會等元素的影響性，直接碰撞與對話，也就是說，這兩部小說絕對不是法國學派意義上的間性文本(intertext)，所以操用法國學派跨語際性的材料考據(jù)方法論對這兩部小說進行研究，在這里是不奏效的。

　　有趣的是，在全球化時代，在國際文學批評的面向上，批評者面對的跨語際詮釋對象往往由于沒有遭遇直接的碰撞與對話，材料的整理、?？薄⑤嬝?、注釋的考據(jù)方法論無法奏效，因此，在兩部文本的間際中追尋具有人類審美共通性的義理，也必須成為一種不可或缺的方法論，美國學派的平行研究就是如此。

　　如果我們對《黑駿馬》與《霧津紀行》這兩部小說進行比較研究，這一定是在美國學派平行研究的邏輯結(jié)構(gòu)方法論上展開的，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當代文壇上，張承志占據(jù)一個文風如鐵的硬漢角色，他是一位在青少年時代經(jīng)歷過““””及“上山下鄉(xiāng)”運動的知青作家;金承鈺是20世紀60年代韓國現(xiàn)代文壇上崛起的“icon”，他是幼年經(jīng)歷過“6·25”戰(zhàn)爭的“4·19一代作家”;《黑駿馬》的白音寶力格是從草原走出的“知識分子”，《霧津紀行》的尹熙重是從鄉(xiāng)村走入都市的“知識分子”，兩人都生存在各自本土語境鑄就的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夾縫中、愚昧與文明的張力中;這部書稿的撰寫者啟用“疏離感”與“回歸母體意識”兩個重要的理論陳述，把白音寶力格與尹熙重置放于對兩種差異性文化的匯通性思考中，把兩個人物形象歸屬到一個具有共同類型的結(jié)論中，那就是中韓“歸鄉(xiāng)小說”中的同類型人物。

　　也正因如此，這一比較研究促成了具有濃烈中國鄉(xiāng)土氣息的文學作品與毗鄰的韓國文學作品的一次跨國對話，這種跨國對話把這兩部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及他們背負的歷史與命運置放在整個東亞現(xiàn)代化進程的視角中去觀察和探討。通過這種中韓比較文學研究，中國讀者可以憑借自己所熟悉的《黑駿馬》及白音寶力格走向《霧津紀行》及尹熙重，進而走向?qū)n國那個年代的歷史與命運的了解，即那批知識分子無論是在記憶與現(xiàn)實中所經(jīng)歷的一系列歷史事件：“6·25戰(zhàn)爭”、“4·19革命”、“5·16軍事政變”以及樸正熙軍事獨裁政權(quán)與經(jīng)濟開發(fā)政策等;韓國讀者也可以憑借自己所熟悉的《霧津紀行》及尹熙重走向《黑駿馬》與白音寶力格，進而走向?qū)χ袊莻€年代的歷史與命運的了解，即那批知識青年在信仰與精神雙重維度壓迫于紅色政治的權(quán)力話語下，他們怎樣遭遇了““””、“上山下鄉(xiāng)”等極左的紅色風暴等。

　　‘平行研究的確不在于對兩部小說一眼看上去具有相似性的敘事情節(jié)、人物形象等元素進行X+Y的類比，更在于透過兩部小說敘事表象背后的歷史、文化與風情，給出比較文學研究者的匯通性與深度性思考，以形成第三種文學批評。第三種文學批評就是比較文學研究者駐足于跨界的立場上，對兩個以上的國族文學進行匯通性思考所形成的一個嶄新的共同體空間，我們在這里具體地說，這個共同體空間是在兩種不同國族文學各自獨立的立場上，以整合而構(gòu)建起來的學術(shù)研究領(lǐng)域，在這方學術(shù)研究領(lǐng)域中，兩種國族文學語言背后的思維觀念及思維慣性在邏輯上鏈接在一起了。

　　非常有趣的是，這里潛在著一個關(guān)于比較文學研究的重要學科理論，對《黑駿馬》與《霧津紀行》的平行研究，讓這兩部小說跨越中韓語際遭遇了，對話了，在中韓比較文學研究史上，這是一個學術(shù)事件。如果若干年后，再有其他學者對這兩部小說進行比較研究，這個時代關(guān)于這兩部小說的平行研究，為后來這兩部小說的影響研究提供了雙項接觸的歷史依據(jù)。我們注意到，關(guān)于中韓這兩部小說的平行比較研究，也被同期的韓國青年學者所關(guān)注，2006年12月30日，“復旦大學一韓國外大‘BK21新韓中文化戰(zhàn)略事業(yè)團’國際學術(shù)會議”在復旦大學中文系召開，這也是第一屆中韓青年比較文學研究者共同參與的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在這次研討會上，韓國外國語大學中文系的一位碩士生發(fā)表的論題就是：“金承鈺《霧津紀行》與張承志《黑駿馬》中的‘還鄉(xiāng)’主題對比研究”。

　　也就是說，從比較文學研究的學科理論來看，前一個時代關(guān)于兩部國族文學的平行研究，一定是后一個時代關(guān)于兩部國族文學影響研究的材料依據(jù);因此，切不要在一個簡單的邏輯上小視了比較文學的平行研究。

　　其實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兩部不同國族的小說在各自的本土都曾被本國族的前衛(wèi)電影導演所關(guān)注過，并把其作為腳本，依借電影的鏡頭藝術(shù)語言再度詮釋。一種文學藝術(shù)的創(chuàng)作及改編的現(xiàn)象，可能會在絕然不同的國族歷史中驚人地重復，這是全球歷史的共通性。金洙容是韓國著名的電影導演，被稱譽為韓國的安東尼奧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