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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獸醫(yī)藥學特點與科學合理用藥探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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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獸醫(yī)藥學特點與科學合理用藥探討論文

  獸醫(yī),是指給動物進行疾病預防、診斷并治療的醫(yī)生;具體說:獸醫(yī)是利用醫(yī)學方法促進動物(包括野生動物和家禽家畜水生動物)機體與微生物和自然環(huán)境相互協(xié)調的一類工作者。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準備的:中西獸醫(yī)藥學特點與科學合理用藥探討相關論文。內容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中西獸醫(yī)藥學特點與科學合理用藥探討全文如下:

  隨著畜禽規(guī)?;⒓s化養(yǎng)殖以及特種養(yǎng)殖的不斷發(fā)展,畜禽疾病的防治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但其中也存在不少不容忽視的問題:其一,畜禽疾病越來越復雜且難以防治,使以往卓有成效的西獸醫(yī)藥學免疫接種與抗病原體等針對單一病因的防治受到了嚴峻的考驗與挑戰(zhàn);其二,由于畜禽疾病防治效果不甚理想,藥物濫用與亂用所導致的食品安全等問題也備受人們關注;其三,中獸藥的應用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但其效果卻不穩(wěn)定或者無效。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筆者以為,其最不能忽視的一個問題就是人們對中西獸醫(yī)藥學特點的重視不夠,以及由此所導致的藥物濫用與亂用。筆者在此僅就中西獸醫(yī)藥學特點及其科學合理用藥談一些膚淺的認識,以拋磚引玉。

  1 西獸醫(yī)藥學特點及其所面臨的挑戰(zhàn)

  簡單來說,西獸醫(yī)藥學的特點就是針對單一病因的防治,不論是疫苗接種預防還是抗病原體與代謝病等,其都是針對某一種病因進行的防治;西獸醫(yī)處方也有多種藥物或疫苗等的應用,但他們都是針對不同病因而各行其是,不像中藥處方是根據君臣佐使理論將其組成一個整體來使用,其優(yōu)勢是分工明確、針對性強,在防治簡單性的單一病因疾病,尤其是在急性病癥的防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面對越來越多的復雜性疾病(如混合感染、病原體變異、復雜性成因與慢性病癥等),其有效性受到嚴峻的考驗與挑戰(zhàn)。

  其一,豬瘟疫苗正常使用對豬瘟有很不錯的預防效果,而如果與藍耳病、圓環(huán)病毒、附紅細胞體病等發(fā)生混合感染,或者是飼喂霉變飼料、豬慢性中毒等引起豬免疫力降低或免疫抑制,即可不同程度地導致豬瘟疫苗免疫預防失敗。牛皰疹病毒4(BoHV-4)可能既不直接引起乳房炎,在乳房炎發(fā)生過程中也不起作用,但當乳房已經發(fā)生細菌感染,其在乳房免疫細胞和(或)乳導管上皮細胞中復制,則可能造成更嚴重、時間更長的乳房炎[1]。奶牛群乳房炎的發(fā)病率和嚴重程度與其飼料中的β-胡蘿卜素、維生素A、維生素E、硒、鋅、銅的含量有關,奶牛日糧中單獨添加或共同使用這些抗氧化性微量養(yǎng)分可以增強機體對乳房炎的抵抗力[2]。

  其二,有研究表明,抗生素后效應(post-antibiotic effect,PAE)與抗生素后白細胞增效作用(post-antibiotic leukocyte effect,PALE)不僅與抗菌藥物的種類、濃度、細菌的種類、數量以及與藥物的接觸時間等有關,而且還取決于機體的不同生理、病理狀態(tài)等??股氐淖饔脽o論多么強大,最后殺滅和徹底清除微生物還有賴于機體健全的免疫功能,機體免疫功能狀態(tài)良好、抗生素選擇適當,則可迅速、徹底地殺滅、清除病原微生物;反之,機體免疫功能低下,抗生素無論如何有用,也難以徹底殺滅并清除病原微生物。

  此外,膿腫形成、抑制抗生素的物質產生,或者在實驗室條件下沒有表現出來,但在動物活體中產生的毒素等等,使實驗室藥敏試驗結果與臨床療效常常不一致。而在實踐中,人們對感染性疾病的治療往往都是一味地強調抗菌抗病毒感染,而較少考慮其他因素的存在與臨床疾病的復雜多變性特點,使其認識與處理在不同情況下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偏差,從而使臨床療效時好時壞,而這樣做的結果就是使人們加大藥物用量或延長用藥時間,導致增加藥物的臨床毒副反應與殘留,卻并不能改善與提高其臨床療效[3]。這也許就是西獸醫(yī)藥在急性病癥及其初期的防治中多能屢建奇功,而疾病一旦轉為慢性或者是病程拖延較久的慢性病和現代疑難雜癥,其防治效果就不甚理想且臨床毒副反應也比較明顯的原因。

  其三,牛結核病是由結核分枝桿菌引起的一種人畜共患的慢性傳染病。結核分枝桿菌感染譜廣,可感染50多種哺乳動物和25種禽類,可在人和動物間相互傳播,其病原不僅有可能來自于家畜與家禽,還有可能來自于野生禽鳥或野生動物如獾屬動物(badgers)等,使其以消除病原為主要手段的凈化措施不僅代價昂貴,而且難度也非常大。歐美等大多數國家雖然做了很大的努力,但至今仍沒有實現完全凈化的目標。歐美國家實施牛結核根除計劃已有40余年,歐洲多個國家(如丹麥、比利時、挪威、德國、荷蘭、瑞典、芬蘭、盧森堡、澳大利亞、加拿大等)雖已聲明消滅了牛結核,英國、法國、美國等宣稱已控制牛結核,但至今尚無任何國家獲得OIE“無結核”認可[4]。

  其四,不僅臨床醫(yī)學是這樣,而且基礎醫(yī)藥學乃至整個生物學都同樣面臨著如此的困境與挑戰(zhàn)。如Science在2011年9月與10月分別發(fā)表社論指出[5,6]:人類基因組大約有2.1萬個不同蛋白質編碼,而現在,這些基因產品近一半的功能只能靠猜測來獲得,即使我們知道某一種特定蛋白質的準確功能與結構,把其導入常常具有極其復雜相互作用的細胞后,就像藥物治療一樣,其結果也很難預料。今天,基因組技術可以對人體基因組進行常規(guī)的掃描,以探討任何紊亂的遺傳改變,有2000種以上的單基因疾病已經用這種方法得到闡明。

  然而,盡管發(fā)現引起剩余2000種孟德爾疾病的遺傳學改變在可及的范圍內似乎唾手可得,人們也做了很多努力,但在普通病、慢性病與復雜性疾病中要獲得類似的理解是令人失望的。再如,由于生物體外試驗與其要模擬的體內試驗系統(tǒng)缺乏一致性,現代藥物研究中的高通量篩選(high-throughput screening)、組合化學(combinatorial chemistry)、基因組學(genomics)、蛋白組學(proteomics)與生物信息學(bioinformatics)等并沒有帶來預期的新產品,基因療法(gene therapy)、干細胞研究(stem-cell research)、DNA反義技術(antisense technology)與癌癥疫苗等也都沒有達到預期的結果,而采用一種病毒蛋白的肽片段開發(fā)疫苗的簡單化方法也只取得了很少的成功等等[7]。

  2 從復雜性科學角度看中獸醫(yī)藥學特點

  復雜性科學(complexity science)是鑒于經典科學每每在近乎于圓滿的時候總有一些事情出錯,從而在對其認識方法進行反思的基礎上提出的。傳統(tǒng)科學(經典科學)雖然也強調物質之間的相互聯(lián)系與作用,但由于其多習慣于“單因素線性分析”的認識方法,使其更擅長于對“單一因素作用”的線性認識與把握,而對復雜系統(tǒng)中的物質之間的相互聯(lián)系與相互作用則認識不足,從而使其對慢性、復雜性疾病的認識、把握與處理面臨著越來越嚴峻的考驗與挑戰(zhàn)。鑒于此,復雜性科學更加關注復雜系統(tǒng)中物質之間的相互聯(lián)系與相互作用, 得出了“整體大于部分之和”、“非線性”與“物質的作用不僅取決于其本身,更是由其所處的不同事物之間的關系與初始條件所決定的”等不同于傳統(tǒng)科學的認識,被譽為“21世紀的科學”(The science of the 21st Century)與“一次世界觀的轉變”(A Worldview Shift)[8]。復雜性科學給予我們的啟示是:

  在研究、認識與處理動物疾病時,我們不僅要重視病原微生物感染等各種致病因素的作用,還要重視各種致病因素作用的“初始條件”。例如,根據現代科學認識,感冒是由病原微生物感染所致,但其發(fā)生、發(fā)展與轉歸卻和氣候變化與機體等因素有很大關系,不同的氣候變化與個體常常會有不同發(fā)生與轉歸或繼發(fā)感染;奶牛乳房炎在不同牛場不僅病原體譜系不一樣,而且其群體發(fā)病率與發(fā)病程度也會因不同的飼養(yǎng)管理水平而有很大的差異;臨床實際中的許多動物感染性疾病有時很難治愈,而在實驗室中要人工感染發(fā)病卻也并不容易,不僅要求要用無特定病原的敏感動物,而且在很多情況下還要采用一定的措施,使動物處于應激或免疫抑制狀態(tài)下才能發(fā)病;實驗室人工發(fā)病大多是急性典型發(fā)作,而臨床病例發(fā)病卻常常是多種多樣,有時常見慢性非典型發(fā)作,防治起來的效果也不太一樣。

  眾所周知,中獸醫(yī)藥學的特點是整體觀念與辨證施治,而中獸醫(yī)藥學不僅在整體觀念中強調動物機體各部分之間及其與外界環(huán)境之間的相互聯(lián)系與相互作用,更是用辨證施治的方法保證了其整體觀念認識的落實。中獸醫(yī)藥學的“證候”是動物疾病發(fā)生過程中的一種“病理狀態(tài)”,是一個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不可能只與某一種因素或組織器官相聯(lián)系,往往被認為不科學,但根據復雜性科學來講,其作為各種因素或物質進一步作用的“初始條件”,不僅是科學的,而且也是不容忽視的。

  其一,由多因素共同決定。這一方面導致了疾病發(fā)生、發(fā)展與表現的復雜性,而另一方面卻又使不同因素的組合作用有可能出現相同或相近似的結果,即決定疾病的各種因素組合也許是變化不定的,但其相同或相近似的結果――病理狀態(tài)或證候,反復出現卻也是可能的,這樣,我們就可以通過對其病理狀態(tài)或證候的出現規(guī)律進行認識與把握,從而達到認識與把握多種因素相互作用下的疾病發(fā)生、發(fā)展與轉歸的綜合規(guī)律的目標[9]。

  其二,由于中獸醫(yī)藥學辨證施治是針對病理狀態(tài)(證候)這一不同的“初始條件”進行認識、把握與處理的,使其作用具有明顯的“非線性”等復雜性科學的認識特點,不僅其藥味要隨證而變化與加減,而且每一種藥物的用量在不同處方中也有很大的不同,這與西醫(yī)學“致病因素與藥物作用在任何情況下都一樣”的認識有很大不同。例如,一般0.2mg烏頭堿就可引起人中毒、2~6mg即可致人死亡,而中醫(yī)在臨床上對心衰進行辨證施治,在不同的證候狀態(tài)下和處方配伍中,附子用量從0.3g到600g,其間相差2000倍,卻都收到了良好的療效而無毒副反應[10]。

  其三,中藥的復方配伍與炮制等也對中藥的療效與毒性具有很大的影響,使其“整體并不等于部分之和”,而不同于西藥的各自為戰(zhàn)或兩種藥物之間的配伍禁忌。有研究發(fā)現,龍膽瀉肝湯、關木通加六味地黃丸與關木通加滋陰藥的配伍,均能顯著減少其煎液中的馬兜鈴酸A含量(P<0.05),而關木通加甘草與加附子的配伍,均可顯著地增加其煎液中的馬兜鈴酸A含量(P<0.05)[11];龍膽瀉肝湯與導赤散的配伍,均能顯著地減輕其煎液中的關木通腎毒性作用,使其病理改變顯著減輕(P<0.05)[12]。關木通經過炒焦,或與滑石粉或與麥麩炒后,其煎液中的馬兜鈴酸A含量均有極顯著降低(P<0.01)[13]。

  當然,我們不能忽視中獸醫(yī)藥學辨證施治對具體致病因素及其組織結構認識的不足。正因為這樣,使得中獸醫(yī)藥學千百年來也沒有篩選與開發(fā)出像現代抗菌與抗寄生蟲藥物等以及針對具體致病因素的特異性高、作用強的防治藥物與方法。如溫病學向稱濕溫纏綿難愈,因濕邪重著黏膩,濕與熱合,如油入面;但諸如腸傷寒、鉤端螺旋體病、布魯氏桿菌病等濕溫類溫病,今天已知并非“纏綿難愈”,用特效抗生素治療多能迅速遏制病情。再如,雖然種痘術首先發(fā)明于中國,它可以說是免疫學的先驅,但現代免疫學的發(fā)展與成熟,以及由此所帶來的傳染病與感染性疾病防治的徹底改觀,卻是在西方的現代病原微生物學理論建立與發(fā)展起來之后實現的。然而,我們不能因此就忽視或否定中獸醫(yī)藥學辨證施治認識的優(yōu)勢與重要性,因為它不僅與西獸醫(yī)藥學的辨病防治有所不同,而且更是對后者具有重要的補缺作用。

  3 轉變科學觀念,科學合理使用中西藥物

  中西獸醫(yī)結合的幾十年實踐證明,辨病與辨證相結合不僅可以克服中獸醫(yī)無證可辨與西獸醫(yī)無病可識之不足,而且能夠顯著地提高和改善中西藥物的臨床療效,其在初期可以說是盡顯優(yōu)勢;然而,由于“病”、“證”兩張皮,尤其是在經典科學理念的主導下,中西獸醫(yī)藥學懸殊對決,隨著時間的推移,病的概念不斷被強化,而證的理念則愈來愈被弱化,前者是不斷豐富與發(fā)展,而后者則是逐漸枯竭乃至消亡,以至于逐漸演變成了見什么病用什么藥的“對號入座”,結果,中獸藥研究、開發(fā)與使用中的“重藥輕醫(yī)”或“廢醫(yī)存藥”思想日益盛行,不僅影響了中獸藥的臨床療效,使其走向了反面,而且也嚴重地干擾與影響了中西獸醫(yī)藥學結合的進一步發(fā)展與完善。一方面,畜禽疾病愈來愈復雜且難以防治,西獸醫(yī)藥學面臨著愈來愈嚴峻的考驗與挑戰(zhàn);

  另一方面,中獸醫(yī)藥學在臨床上日漸衰落。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歐美等國外中獸醫(yī)藥學出現了蓬勃發(fā)展的態(tài)勢,在治療動物疑難病癥方面屢有報道。如澳大利亞Ferguson博士2008年報道,一例患腸炎與蛋白丟失性腸病的哈巴狗在西澳大利亞大學獸醫(yī)院經過2個月的西藥治療后,出現體重減輕、肌肉萎縮無力、精神憂郁嗜睡、腹部腫大堅硬、幾乎不能行走等現象,主管獸醫(yī)師認為,該狗對藥物反應遲鈍,預后不良――腸炎與蛋白丟失性腸病失控,懷疑可能有頑固性疾病或其他潛在性腫瘤疾病,而轉診后根據中獸醫(yī)辨證施治,其耳鼻冰涼、口舌蒼白稍有濕潤、脈沉遲、腹部腫脹、大便稀、昏睡、肌萎縮等,被診為中焦虛寒(脾氣脾陽兩虛),治療采用理中丸配合針刺百會、足三里、陰陵泉、胃俞穴等,同時停用甲硝唑與硫唑嘌呤,減半并逐漸停用潑尼松與螺內酯,經過3個月的治療,該哈巴狗逐漸恢復了健康[14]。因此,要轉變科學觀念,改變以往傳統(tǒng)科學一統(tǒng)天下的片面做法,以復雜性科學為指導,這也許才是中西藥物科學合理使用的首要前提。

  3.1 以復雜性科學為指導,重視臨床疾病的復雜多變性

  由于臨床實際中的各種條件不像在實驗室中可以進行嚴格的人為控制,使得臨床實際中的疾病發(fā)生、發(fā)展與轉歸要遠比實驗室人工發(fā)病復雜得多,尤其是慢性病癥與疾病的后期,沒有一個相對簡單而又突出的主要因素,或者是各種因素相互作用的變化性比較大,其作用結果有時比各種因素本身顯得還要重要,這使得我們在畜禽疾病防治中不僅要重視對主要因素的認識與處理,也要關注其他因素的影響與變化。

  如仔豬水腫病的防治,除疫苗與抗病原體藥物應用外,其關鍵還在于改善飼養(yǎng)管理,飼料營養(yǎng)要全面、蛋白質含量不能過高;加強斷奶前后仔豬的飼養(yǎng)管理,提早補料,訓練采食,斷奶不要太突然,飼料喂量要逐漸增加,防止飼料單一或營養(yǎng)過于濃厚,增加維生素豐富的飼料;病初投服適量緩瀉鹽類瀉劑,促進胃腸蠕動和分泌,以排出腸內容物等。奶牛乳房炎的防治既要考慮病原感染因素,也要重視飼養(yǎng)管理、環(huán)境衛(wèi)生、季節(jié)氣候變化以及不同牛場對病原體譜系與奶牛機體的影響,進行綜合防治。疫苗與抗生素應用,既要考慮病原的針對性與敏感性,也要重視機體狀態(tài)等因素的影響,在保障準確規(guī)范應用的前提下,可以考慮穴位注射或與針灸與中藥等配伍使用,以提高其臨床應用的效果。

  3.2 重視辨證施治的科學性認識,提高中獸藥使用的科學性與準確性

  辨證施治不僅是中獸醫(yī)藥學的一大特色,而且在認識方法上也對西獸醫(yī)藥學具有很大的補充性。從復雜性科學的角度來說,與西獸醫(yī)藥學的“單因素線性分析”相比較,其“多因素整體綜合分析”屬于更高級的認識[15],這也就是為什么辨證施治不僅是中獸醫(yī)藥學經驗與知識的總結方式,而且從今天的認識來說也是不可取代的,我們應該重視對辨證施治的科學性認識,以提高中獸藥使用的科學性與準確性。

  如研究發(fā)現,虛證患者普遍具有細胞免疫功能低下的情況,而很多種補益藥,無論健脾、補腎、滋陰、壯陽,只要用藥對證(指補虛藥針對虛證狀態(tài)),都可增強機體的細胞免疫,這幾乎已成為補虛藥的共性;而殊不知,清熱解毒藥也可提高機體的細胞免疫功能,當然不是針對虛證狀態(tài)而言的。從免疫調節(jié)的角度來說,通過不同途徑或環(huán)節(jié)具有免疫增強作用或對機體免疫功能具有雙向調節(jié)作用的中藥達200余種,其中既有多種補益類藥物,也包括多種清熱解毒、清熱利濕、活血化瘀、利水等類的中藥及其復方藥物,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在臨床上就可以不加區(qū)別地應用這些藥物[3]。

  3.3 完善與深化辨病與辨證相結合,創(chuàng)立中西獸藥學結合的最佳臨床用藥形式

  中獸醫(yī)藥學辨證施治雖然屬于更高級的認識,但其也需要新技術與新方法來不斷提高與改善其狀態(tài)分析與處理的能力與水平,而其也正是在不斷地吸收與借鑒新知識、新技術與新方法中不斷地總結經驗與創(chuàng)新而發(fā)展起來的[15]。我們應該不斷地完善與深化辨病與辨證相結合,創(chuàng)立中西獸藥結合的最佳臨床用藥形式,以解決當前畜禽疾病難以防治的難題。如馮子清在西藥驅蟲的基礎上,配合中醫(yī)藥學衛(wèi)氣營血辨證治療水牛伊氏錐蟲病,較圓滿地解決了單純采用西藥驅蟲后出現的病畜死亡、病情加劇、康復緩慢等問題[16]。

  3.4 加強群體辨證施治研究與應用,滿足集約化與規(guī)?;竽翗I(yè)生產的畜禽疾病防治需要

  辨證施治以往給人的印象就是個體化治療,然而,由于現代畜牧業(yè)集約化與規(guī)?;B(yǎng)殖的畜禽個體與飼養(yǎng)條件等的高度一致性,不僅使其疾病發(fā)生與臨床特征趨于一致,而且也使臨床辨證施治在畜禽群體上共同進行成為可能,故“群體辨證施治”理論就應運而生,開展中獸醫(yī)學群體辨證施治研究已成為當前發(fā)展中獸醫(yī)學的重要課題。如當前防治畜禽感染性疾病的新中獸藥開發(fā),大都是在辨證施治理論指導下,根據所針對的感染性疾病的臨床特征與流行病學特點等對中獸醫(yī)經典名方或臨床經驗方進行精制等來開展的,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中獸藥的辨證施治特點與優(yōu)勢,又較好地解決了傳統(tǒng)中獸藥難于進行群防群治的問題,這為開展中獸藥群體辨證施治或群體辨病與辨證相結合防治畜禽疾病奠定了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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