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現階段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的社會風險研究

摘 要：政治民主化與社會風險存在交匯部位，現階段中國民主化進程中充滿了各種社會風險，這些社會風險會對中國的民主化進程產生重要的影響，若應對不妥，就有可能對民主化造成危害，如增大民主化成本、扭曲或中斷民主化進程。因此，要理性認識現階段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的社會風險并采取有效措施治理，以確保民主化進程的有序推進。?

關鍵詞：現階段;民主化進程;社會風險;社會轉型?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邁入社會轉型的急劇加速期，社會開始呈現復雜、多元的特性，“社會優(yōu)化與社會弊病并生、社會進步與社會代價共存、社會協調與社會失衡同在、充滿希望與飽含痛苦相伴”[1]，現階段中國的社會轉型充滿了各種風險和變數。同樣，作為中國社會轉型的重要組成部分的民主化進程，也必然面臨各種社會風險。然而，目前學術界關于民主化研究與社會風險的研究大都單獨分離、缺乏關聯。即使一些研究略有涉及，也主要散見于相關著作和論文中，缺少系統(tǒng)性且較為有限。實際上，民主化與社會風險兩者是緊密相連的，存在一定的交匯部位：一方面，民主化進程中會存在社會風險，這種風險既有外部性的風險，也有民主化本身所誘發(fā)的風險;另一方面，不管是外部性風險還是自誘性風險，都會對民主化進程造成一定的影響，特別是對中國特色民主化的形成有很大的影響。而若缺少從社會風險這一視角來分析民主化，或者不從民主化進程這一特殊背景來分析社會風險，那么無論是對民主化的研究還是對社會風險的研究，都是不全面的?；诖耍疚膰L試立足于社會風險這一視角來對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展開分析，試圖揭示出政治民主化和社會風險的內在關聯性。?

一、現階段中國民主化進程面臨的主要社會風險

在結構要素上，民主化是政治結構層面的問題，社會風險是社會結構層面的問題，但兩者是緊密關聯的。社會結構的公正狀況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民主化進程的狀況，一旦社會結構運行遇到障礙，社會結構預定的社會功能就會遭到破壞，甚至發(fā)生扭曲或嬗變，社會問題就會增多，相應地社會運行的風險也就增大，民主化進程由此會受到嚴重影響。依據社會結構的構成要素劃分，現階段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的社會風險主要包括制度性風險、階層性風險、組織性風險、心理性風險等，其他各種具體的社會風險都是這幾個層面風險的衍生物。?

(一)制度性風險。制度是民主的重要保障。通常情況下，一項良好的制度既可對政府權力進行有效規(guī)制，避免政府及工作人員濫用權力，侵害公民權利，又可規(guī)范公民行為，防止一部分人以“多數”、“民主”的名義來損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即出現“多數人暴政”。但一項良好的制度得以建立和實施需要具備一定的主觀和客觀條件，如良好的政治素質、執(zhí)法水平和必要的懲罰措施等。所謂制度性風險是指制度自身被預期的功能缺失或發(fā)生偏差而導致社會不穩(wěn)定的可能性。對于正處于社會轉型加速期的中國而言，由于良治的主觀和客觀條件還不成熟，因而為制度性風險的出現留下了足夠的空間。當前中國社會面臨的諸多風險，更核心的來源是社會制度結構層面，表現為公權力的擴張、制度的不公正、制度的缺失、制度的失靈等，而權力腐敗、貧富差距拉大、社會保障滯后則是其具體表象。?

(二)階層性風險。所謂階層性風險是指由于不公正的階層結構引發(fā)社會不穩(wěn)定的可能性。一個公正的社會階層結構是現代社會穩(wěn)定與發(fā)展的前提條件，也是民主化得以推進的社會基礎。一個社會如果形成一個公正的社會階層結構，有一個穩(wěn)定的中產階層，就能有助于民主化的推進，可以有效防止民粹化。亞里士多德指出，“惟有以中產階層為基礎才能組成最好的政體。中產階層比其它任何階級都較為穩(wěn)定”[2](p.206)。在他看來，中產階級是民主政體的天然盟友，古希臘民主的發(fā)達就與中產階級的崛起有很大的關系。而對于中國的政治民主化，確保要有一個穩(wěn)定、壯大的中產階級，才不致讓民主淪為暴民政治。但若階層結構出現畸形化趨勢，就會影響競爭的公平，影響整個民主化的進程。目前中國社會階層性風險表現在三個方面：精英階層的內卷化、社會主要群體的弱勢化和中產階層發(fā)育受阻。?

(三)組織性風險。社會組織的作用在于可以為社會成員提供利益表達，及時、適當地宣泄其對社會的不滿情緒，從而在政府與公眾之間構建一個安全有效、雙向互動的社會安全閥，減少或避免社會沖突的爆發(fā)。民主的生機是以社會為基礎，更為完善地實行民主，要求一個范圍廣泛的、有自覺性的、團結的社會[3](p.53)。關于社會組織的作用，馬克思是這樣闡述的，“只有當現實的個人同時也是抽象的公民……只有當人認識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這種力量組織成為社會力量因而不再把社會力量當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開的時候，只有到了那個時候，人類解放才能完成”[4](p.443)。組織性風險就是指由于社會組織發(fā)育的不足和社會組織有效性的缺失而致使公眾利益表達渠道不暢而引發(fā)社會失序的可能。當前我國組織性風險主要表現在社會組織發(fā)育不足和組織有效性缺失兩個方面，前者反映的是社會組織的總量不夠，人均量更少;后者反映的是社會組織所發(fā)揮的社會性職能非常有限，難以滿足社會的需要。?

(四)文化心理性風險?，F代民主化進程的推進，必須要有一定的社會文化和社會心理作為支撐。文化心理是指人們基于一定的物質生產方式，在社會生活中由經濟關系、政治制度、社會結構以及文化習慣的發(fā)展變化而產生的思想、價值觀和心理現象等。社會文化心理會影響公眾對政治民主化的支持力度，也會影響公眾健全政治人格的形成，更為重要的是影響公眾政治參與的理性程度。文化心理性風險是指由于經濟增長的短視效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缺失和社會多元文化的沖突等多重原因所造成的文化的混亂和心理的扭曲，從而導致社會不穩(wěn)定因素增多。當今社會存在著一些不適應甚至阻礙我國民主化進程的文化心理因素，主要表現為社會信任缺失、社會焦慮感加劇和社會隔閡加深等。?

二、現階段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社會風險的獨特性

現階段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的社會風險除了具有風險的一般特征外，還具有一些中國社會自身所獨有的特性。?

(一)社會根源的特殊性。在西方早發(fā)國家的民主化進程中，勞資關系和貧富差距是引發(fā)各種風險的重要根源。而在中國現階段，社會風險的最主要根源在于官民關系，其次是階層結構。?

根源之一：官民關系。與其他國家民主化啟動階段的社會風險相比，中國現階段因官民關系所引發(fā)的各種社會矛盾問題較為突出，相當一部分的社會風險是由官民關系所導致的。據2006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在全國28個省市130個區(qū)(市、縣)進行社會狀況綜合調查社會心態(tài)部分的數據顯示，民眾認為最容易產生矛盾、沖突的是干部和群眾之間，其次是窮人與富人之間，其余的群體被選擇的比例都很小[5]。再對近年發(fā)生的群體性事件分析可發(fā)現，以代表公共權力的政府部門或權力機關為主要攻擊對象的事件不斷增多，如沖擊派出所、焚燒警車、打傷民警、圍攻黨政機關辦公所在地等。這些事件說明，在目前中國社會，“官”與“民”之間關系已出現了某種緊張狀況。?

根源之二：階層結構。社會階層結構具有基礎性、深層性的特征，它的公正程度極大地影響著社會的穩(wěn)定與和諧。一個公正的社會結構至少具有兩個明顯特征：社會各個階層之間的平等進入;社會各階層之間的互惠互利。目前，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精英階層和龐大的底層社會。據有學者估算，全國中低收入階層約占總人數的80%左右。在這種階層結構的背后，便是“上層精英的社會資本可以互相交換，而下層群體則是一盤散沙，兩者之間的貧富差距逐漸被拉大，中國社會結構呈現‘倒丁字型’，社會張力加大，十分脆弱”[6]。這就容易造成社會各個階層之間缺乏互惠互利，出現上層精英結盟和底層群體弱勢化的風險，由此民主化進程中潛伏著安全的隱患。

(二)風險的并發(fā)性和高發(fā)性。社會結構各個層面的風險之間互相影響，相互疊加，潛伏著巨大的并發(fā)危險性，若處理不當，某種社會風險一旦惡化就可能引發(fā)“多米諾骨牌效應”，引發(fā)其他社會風險的全面爆發(fā)，演化成大規(guī)模的社會危機，造成社會的動蕩。即本屬于個案化的社會風險有時候就會演變成整體化的社會危機，對社會穩(wěn)定造成嚴重的沖擊。如制度性風險帶來貧富分化差距，造成階層性風險加大，它們又阻礙著社會的組織化，導致社會不滿和沖突的增多，并最終促使社會危機的爆發(fā)。近年來，我國相當一部分群體性突發(fā)事件就是多重社會風險共同演化爆發(fā)的結果。以安徽池州事件為例，一起普通人車碰撞事件，既無嚴重的身體傷害，也無嚴重的經濟損失，卻引發(fā)了一場大規(guī)模的群體性暴力事件。社會風險的大量存在，導致社會風險演化成社會危機的比例較高。此外，我國存在社會規(guī)模龐大的因素，如人口基數大、人口高度密集等，增加了風險分攤難度;也有社會風險種類多、數量大的因素，使得社會危機存在更多的爆發(fā)可能性;還有雙重社會轉型的時空壓縮效應，前現代、現代和后現代各個時期的社會問題都同時出現，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社會危機的多發(fā)性。據有關部門統(tǒng)計，1993年中國發(fā)生社會群體性事件0.87萬起，2005年上升為8.7萬起，2006年超過9萬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勢頭[7]。?

(三)風險的集聚性和基礎性。從主體上看，社會風險涉入群體主要集聚在社會基礎階層群體，其他一些社會群體參與較少。作為人數最多的工人群體和農民群體中的成員，由于獲益最少、相對剝奪感比較強烈，因而其中的一些人作為當事人很容易卷入社會糾紛和沖突事件當中，而且是較大規(guī)模的卷入[8]。社會風險的集聚性與社會財富的集聚性成負相關，“社會財富在上層集聚，而社會風險在下層集聚”[9](p.36)。各種突發(fā)性的群體性事件表明，越來越多的社會基礎階層成員卷入群體性事件，特別是以“邊緣化”的社會弱勢群體居多，如下崗失業(yè)職工、失地農民、農民工等群體。?

從客體上看，社會風險大多集中在與民生密切相關的基礎部位，即社會風險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民生問題未得到妥善解決而產生的，參與群體的需求主要是民生訴求而非政治訴求，如就業(yè)難、社會保障不足、收入差距拉大等直接大面積地影響到大多數社會群體的生存狀態(tài)。“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顯示，公眾認為最為嚴重的前五項分別是“物價上漲”(63.5%)、“看病難、看病貴”(42.1%)、“收入差距過大”(28%)、“就業(yè)失業(yè)”(26%)和“住房價格過高”(20.4%)，“養(yǎng)老保障”排第七位(17.7%)[10](p.24)。顯然，這些基本民生問題對于工薪階層和農民階層的生存和發(fā)展會產生十分不利的影響，引發(fā)社會危機的可能性大。據公安部統(tǒng)計，群體性事件大多是由人民內部矛盾引發(fā)的，因工資福利等基本生活費用引發(fā)的占總數的23.8%，因征地搬遷及補償費等引發(fā)的占18.1%，因企業(yè)改制、兼并、破產等問題引發(fā)的占10.6%[11]。?

三、社會風險對中國民主化進程的重要影響

社會風險是一種積極結果與消極后果的雙重結合體，它意味著機遇與挑戰(zhàn)并存。社會風險對民主化進程的作用主要取決于風險的嚴重程度。通常情況下，高度的社會風險對民主化進程具有很大的破壞性作用，易引發(fā)社會危機的爆發(fā)，損害民主化的社會環(huán)境，而中低度的社會風險對于民主化進程有著一定的積極意義。?

(一)社會風險對民主化進程的積極影響。適度的社會風險存在是促進民主化進程的重要因素，正如亨廷頓指出，“低度的社會暴力，低度的政治兩極化或政治極端主義”是進行民主化的重要條件[12](p.45)。?

第一，有助于社會問題的暴露。社會風險的形成與演化過程，實質上就是社會問題不斷暴露的過程。從民主化的角度來看，社會風險所產生的社會經濟影響和政治壓力往往會轉化為變革的推動力和催化劑，從而推動民主化的進程。具體而言，社會風險的出現具有發(fā)現公共問題、推動公共問題進入政府議程、促使政府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解決公共問題的功能;也會促使政府重新評估其制度、政策和行為，改進政府管理之缺失的作用。一言以蔽之，風險既意味著災難和痛苦，但也是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的機會。正所謂，“風險不只是某種需要進行避免或者最大限度地減少的負面現象，它同時也是從傳統(tǒng)和自然中脫離出來的、一個社會中充滿活力的規(guī)則”[13]。?

第二，提高社會風險的應對能力。一個穩(wěn)定的社會環(huán)境是進行民主化的有利條件，但就實際而言，沒有哪一個國家的民主化進程是在完全沒有風險的社會中進行，充滿社會風險是民主化進程的常態(tài)。在一個充滿風險的社會中，政府和公眾的各種風險應對意識和能力都能夠得到提高，有助于化解民主化進程中的各種社會風險。經過數次風險的洗禮和考驗，可以激勵人們樹立風險意識，增強風險觀念，未雨綢繆，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做好風險的預防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下一次危機的降臨[14]。目前無論是從風險預警到危機的應急處置，還是從信息的透明公開到事件的善后處置，都毫無例外地反映出我國政府的風險和危機應對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第三，有利于穩(wěn)定共識的形成。民主化進程需要在一個穩(wěn)定的政治環(huán)境中進行，而適度的社會風險則有助于社會穩(wěn)定共識的形成。社會風險的放大和擴散往往意味著社會損失的可能性增大，也意味著社會危機爆發(fā)的可能性增大。對于每個人而言，都清楚社會危機的爆發(fā)意味著什么，不但影響個人的生命財產安全，更影響社會的穩(wěn)定與和諧。當前中國民主化進程的推進迫切需要穩(wěn)定的政治局面。正如埃及總統(tǒng)穆巴拉克曾告誡人們：“安定是民主發(fā)展的前提，沒有安定，任何人都享受不到真正的民主，更談不上參政?！盵15](p.91)十年““””對人們心理所造成的嚴重沖擊，以及蘇東劇變所帶來的一系列嚴重的社會矛盾和沖突，使得我國人民對社會穩(wěn)定尤為渴望，正所謂“前車之鑒，后事之師”。因此，從這個層面來講，適度的社會風險可以起到預警作用，讓政府與社會時刻注意化解與防范社會風險，從而有助于社會穩(wěn)定的維持。?

(二)社會風險對民主化進程的負面影響。社會風險在促進民主化進程的同時，也會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削弱民主化的社會環(huán)境、經濟基礎、公民社會基礎和公眾的參與等基本條件。?

第一，損害民主化的社會環(huán)境。民主化需要一個穩(wěn)定的社會環(huán)境，社會的穩(wěn)定是民主的前提，沒有穩(wěn)定的局面就無法進行民主的實踐[16](p.367)。在現階段的中國社會中，階層性風險對社會穩(wěn)定的影響尤為嚴重。一方面，社會主要群體弱勢化意味著大多數社會成員無法共享社會發(fā)展成果，它是造成社會矛盾和沖突產生的重要根源，“越是社會地位較低的階層，越會比較強烈地產生社會沖突的意識”[17](p.245)。另一方面，精英內卷化會降低社會流動。一旦社會成員在體制內得不到正常的向上流動，就可能尋求體制外的渠道，甚至用非和平手段來達致目的。正如亨廷頓所言，“由于缺少流動機會而政治制度化水平又低，社會挫折同政治不穩(wěn)定之間便產生了聯系”[18](p.42)。這些社會不穩(wěn)定因素的增加嚴重地阻礙了我國的民主化進程，很難想像，在一個動蕩的國家何以能順利有序地推進民主化進程。?

第二，削弱民主化的經濟基礎。經濟發(fā)展可以為民主提供經濟基礎，從而促進向民主的過渡。李普塞特曾指出，一個國家越富裕，它準許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只有在富裕社會……才能出現這樣一種局面：大批民眾理智地參與政治，培養(yǎng)必要的自我約束，以避免盲目不負責任煽動的呼吁[19](pp.27-39)。而民主化進程中社會風險的大量存在，會嚴重削弱民主化的經濟基礎，阻礙經濟的進一步發(fā)展。一方面，健全的制度可為經濟的發(fā)展提供保障作用，如健全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可以免去人們的后顧之憂，促進消費，從而拉動經濟的發(fā)展。另一方面，社會階層的分化本是經濟發(fā)展的產物，但若這種分化超過合理的界限，反過來又會阻礙經濟的發(fā)展，削弱人們的經濟福利水平，從而嚴重損害民主化的經濟基礎，進而阻礙民主化的發(fā)展。在一個底層民眾占絕大多數而中間階層比例很小的社會里，經濟內需的拉動力是非常有限的。

第三，阻礙公民社會的發(fā)育。衡量國家民主化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代表不同社會階層和群體的公民社團發(fā)展狀況。大量社團組織的發(fā)育可以為公民提供多種形式的政治參與渠道，社團組織的利益表達能力明顯大于公民個體，它既是民主政治發(fā)展的重要條件，也是民主政治發(fā)展的重要結果[20]。正如赫爾德所指出，“民主要想繁榮，就必須看作一個雙重現實：一方面，它涉及到國家權力的改造;另一方面，它牽涉到市民社會的重構”[21](p.396)。西方國家民主化進程表明，市民社會確實是對國家權力的一種制衡力量，構成了對國家壟斷權力的一種制約[22]。目前中國社會結構的畸形化，嚴重影響了中國公民社會的發(fā)育和成長。同時，精英階層利用優(yōu)勢地位壓制社會組織的成長空間，造成社會組織化程度不高和社團有效性缺失，如社會組織民間性不足，自治程度不高，整合資源作用的能力非常有限等問題，嚴重影響了公民社團作用的發(fā)揮。?

第四，導致公民參與的不足。公眾參與是現代民主的核心要素，也是衡量民主政治的重要尺度，現代民主政治的進步就是公民政治參與的擴大，“沒有公民的積極參與，民主制度也就不可能產生預期的政策結果”[23](p.5)。缺乏公眾參與是當前中國民主化進程中所面臨的最大問題。社會基礎階層群體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疲于生活，無心顧及民主的參與，從而帶來政治上的邊緣化，導致民主化缺乏社會基礎?！叭绻鐣幸徊糠秩素毨Щ?，這個社會中的民主是可行的，即使是不完美的;如果這部分人增加，這個社會中的民主是不大可能成功的。如果唯有少數享受繁榮而廣大群眾處于屈辱貧困之中，民主是不可能實現的，以民主為名，不過是盜名欺世”[3](p.111)。?

第五，損壞民主的心理條件。民主所有的條件之中，心理條件是最基本的。社會心理的狀況會對其他民主化條件產生直接的影響。而社會風險的增多會損害這種心理條件，帶來一系列負面的心理反應。一是不公平感，即認為在起點、規(guī)則和結果方面受到不公正對待;二是相對剝奪感，即使總體收益增加，但由于同其他階層的人員相比收益增加速度緩慢，因此覺得自己的實際收益減少了;三是挫折感，即試圖改善自身現有社會地位而又未能如愿時產生的失落心理;四是危機感，即由于社會保障不健全而使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貧困階層感到朝不保夕、前途暗淡[24](pp.140-141)。當這些階層人員把上述的認知歸咎于黨和政府的政策結果時，則會給政治穩(wěn)定帶來隱患[25](pp.195-197)。?

四、社會風險影響下民主化進程的幾種可能

社會風險一旦超過一定限度就會產生很大的負面效應，影響著民主化的發(fā)展。具體來說，若社會風險應對不當，則民主化進程可能會出現以下幾種發(fā)展可能。?

(一)增大民主化進程的成本?，F階段中國的民主化進程，若不能有效化解民主化進程中的各種社會風險，則必然會導致民主化的成本增大。?

第一，政治成本。政治成本是指政府等政治主體在政治活動過程中所使用和消耗的政治資源的總和，這種資源包括合法性成本、政治穩(wěn)定成本以及民心成本等。而政治性成本最關鍵的是民心成本，它包括民眾支持程度、參與程度等。民主化進程中社會風險增多意味著社會危機出現的可能性增多，更意味著社會的不穩(wěn)定性因素的增加，政府就會面臨政府合法性的危機，同時社會風險也會削弱公眾對政府的認同。特別是當國家的權力無法保護甚至侵犯個人權利時，不但影響政府的執(zhí)政合法性，還會嚴重削弱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從而導致民心成本的增大。?

第二，經濟成本。社會風險的增多還會加大民主化的經濟成本。經濟成本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化解民主化進程中各種社會風險所必需的資源耗費;二是社會風險演化為危機所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以及因風險而導致決策失誤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等;三是因民主化風險而導致的_、資源浪費等。這些經濟資源消耗的總和構成了民主化總的經濟成本。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公權力擴張所造成的經濟成本是當前中國社會最為主要和最為嚴重的。同時，社會主要群體的弱勢化也影響著民主化進程，大量社會人群疲于生計，且綜合素質相對不高，他們無心顧及民主也缺乏參與能力，在這種情況下要擴大他們的參與，勢必就會增大成本。當前村民選舉中給選民發(fā)放誤工補貼不斷增加的事實足以說明這種物質激勵是難以長久的，只會不斷增大民主化的成本。?

第三，社會成本。狹義的社會成本是相對于政治成本、經濟成本而言的，它包括價值、態(tài)度、道德、觀念、社會心理等各方面要素。一個社會要實現民主的良性發(fā)展，不但要盡量降低民主化的政治和經濟成本，更重要的是要降低社會成本?！叭绻粋€政權維持它的運作總要比別的政權多花費幾倍、幾十倍，執(zhí)政黨的每項政策都需要調動大量的警察乃至軍隊來強制實行，那么這種運作在成本上是難以為繼的”[26]。近年來我國隨著貧富懸殊、權力腐敗、失業(yè)人口增多、生態(tài)環(huán)境惡化等大量社會問題的出現，造成了道德失范、價值混亂、社會心理扭曲、法紀不張等一系列不良社會后果，也嚴重地削弱了社會的凝聚力，危及社會的穩(wěn)定。相應地，民主化所需要的公民意識、責任意識和權利意識等會隨之受損，民主化的社會成本也在不斷增大。?

(二)扭曲民主化進程若社會風險由低度的社會風險逐漸向中高度的社會風險演化，而政府和社會又不能有效控制這種社會風險及其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就會對民主化造成程度較大的損害，即導致民主化進程的扭曲。?

第一，民粹主義泛濫。社會主要群體的弱勢化可能會造成民粹主義的抬頭和泛濫，易導致政府的權力為社會弱勢群體所掌控，從而損害其他群體的利益，使得民主化變形走樣。科恩曾指出，健全的民主要求健全的公民，社會成員如果長期營養(yǎng)不良或經常生病，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地參與公共事務是難以做到的。如果群眾中大多無衣無食，或者疾病纏身，指望這樣的群眾實行真正的民主，那是幼稚的。在公民素質不高的情形下，公民參與的大量增加便意味著動亂和暴力，從而嚴重阻礙民主化進程。?

第二，精英控制民主。民主化進程被扭曲的情形之二，就是精英群體的結盟帶來民主的變形。精英群體結盟并利用公共資源，獲得弱勢群體的支持，掌控民主化進程。例如有錢人可利用窮人在金錢和物質財富方面的極端匱乏進行賄賂，或向窮人許下諾言，答應幫助他們擺脫貧窮，以換取他們的選票[27]。這樣不利于民主的推進，甚至會阻礙民主化的發(fā)展。群眾容易被社會精英分子所動員，“個人野心很少受公共權威感的約束，權力的作用(即財富和勢力)膨脹到了最大限度”[18](p.62)。同時，精英掌控民主也會導致民眾參與的嚴重不足，使民主大打折扣。?

五、社會風險的治理與良性民主的實現

(一)理性認識民主化進程中的社會風險?，F階段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是在社會轉型加速期這一宏觀社會背景下進行的，而對于正處于社會轉型的中國社會具有復雜性和雙重性，也正是這種獨特性使得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社會風險。為此，我們要理性認識這一現象。首先，要科學判斷現階段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的社會風險。從社會風險的客觀性來看，風險無時不在、無處不有，現階段中國民主化進程中充滿風險將是常態(tài);從社會風險的基本性質來看，現階段我國民主化進程中各種社會風險的基本性質是人民內部矛盾演化和發(fā)展的結果，是根源于人民內部的各種社會矛盾;從社會風險的危害程度來看，社會風險有高度、中度和低度之分，當前中國現階段的各種社會風險屬于中低度風險，但也有進一步升級和演化的可能。其次，要理性認識社會風險對民主化進程的影響。社會風險是一把“雙刃劍”：社會風險對民主化進程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社會風險的負面效應會嚴重阻礙民主化進程。再次，要防止兩種錯誤的認識傾向。一方面，我們要看到民主化進程中充滿社會風險這一現實，而不是否認社會風險的存在和無視社會風險對民主化進程的消極作用;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任意夸大社會風險的消極作用，不能因為民主化進程中存在社會風險就反對或阻止民主化進程的推進，這無異于“因噎廢食”，正所謂“民主有風險，不民主更危險”。?

(二)治理民主化進程中的社會風險。為有效推進現階段民主化進程，我們必須著手化解和應對各種社會風險，既要增強人們的社會風險意識，也要盡量減少民主化進程中的各種風險，更要盡量把社會風險對民主化進程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程度。?

第一，限制公權力的擴張。不受限制的公權力擴張是民主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障礙，因此，要對公權力的運行進行約束和限制，以確保公權力的正當和合理運用。公權力行使應遵循兩個邊界：下限為公民私權利的保護，上限為公共利益的維護和增進。具體而言，一是要確保公權力的行使僅限于公共事務范圍內，并對公共事務做出明確界定。二是公權力的行使必須以保護公民私權利為基本出發(fā)點。權利是本源，權力是由權利讓渡而生。因此，公權力與私權利的界定應遵循這樣一個原則：“對于私權利，法無禁止皆權利，法無禁止不得罰”[29]。三是要嚴格界定公共利益。明確規(guī)定哪些利益屬于公共利益的范圍，哪些不在范圍之內。四要明確規(guī)定“當公共利益與公民私權發(fā)生沖突時，公權在什么情形下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侵犯私權，以及如何補償因公共利益而受損的私權”。?

第二，構建利益協調機制。建立公正、合理、有效的利益協調機制，確保社會各個階層、各個成員真正共享經濟社會發(fā)展的成果，是新一輪改革的重大任務，也是現階段中國民主化進程的重要突破口。為此，需要構建起社會財富再生機制、利益訴求機制、利益調節(jié)機制和利益保障機制等四大利益協調機制?，F代民主的成長有其自身的必然邏輯：民主必須首先滿足個體獲得自主權利的要求，然后滿足個體在國家與社會的空間中實現其自主權利的要求。當務之急是建立起符合實際的初級社會保障體系，初步做到“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yī)、老有所養(yǎng)、住有所居”。?

第三，推進社會結構的優(yōu)化。目前，影響中國民主化進程的社會風險多為社會結構層面的問題，“從社會大的環(huán)境層面上來看，是自由相對有余而平等相對不足;從基礎階層或是從民眾層面來看，是中國社會主要群體的弱勢化趨向;從較高位置的階層層面來看，是精英群體之間利益結盟的苗頭;從國家層面上來看，就是公共投入優(yōu)先順序的嚴重顛倒”[30]。因此，要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就必須調整社會結構，建立起公正的社會結構，使民主化的推進獲得持久的動力。?

第四，提高社會組織化程度。組織化程度是衡量現代民主的一個重要指標。民主的正常有序發(fā)展總是在不同的社會組織和社會力量之間協商和妥協過程中展開的，多元化的社會組織通過自覺而有組織的分化與整合，可以為民主的健康發(fā)展提供自動平衡的砝碼。從公民個體來講，他們進行利益表達的一個重要渠道就是借助于社會化的組織而不是個體。從政府層面來講，政府不可能與單個個體的人去談判和協商，否則政府運行的成本會大大增加，通過發(fā)育社會組織，使其承擔起利益表達的功能，其成本將大大降低。?

(三)良性民主的實現途徑。對于任何一個國家和社會而言，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民主化，或是說良性發(fā)展的民主，它不但可以防止和減少民主化進程中各種社會風險，還可以將各種社會風險對民主化的影響降到最低限度。在風險的影響下，現階段中國的民主化進程要實現良性的發(fā)展，絕不是某個單一路徑的逐步更替，而是諸多路徑的混合同步，需要諸多因素共同合力，實現從不民主走向民主，從一般民主走向更加民主。正如艾爾?史密斯曾指出：“醫(yī)治民主痼疾的唯一辦法就是要更多的民主。”[31](p.100)?

路徑一：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政治民主化有兩大動力——來自政府的推動力和來自民眾的拉動力，兩者皆不可偏廢。只有這兩種民主動力實現有效的結合，民主政治才能獲得良性發(fā)展。從自上而下的角度來看，中國民主良性發(fā)展的實現，需要從黨內民主和政府體制改革兩個方面著手。一方面，要加快推進黨內民主。黨自身的民主建設狀況關系國家的前途和命運。不斷擴大黨內民主，如實行黨政分開、貫徹民主集中制、實行黨內財產公開制度等，可以有效地推進民主化的進程。另一方面要不斷推進政府體制改革，包括精簡政府機構，提高行政效率，減少行政成本;加快地方分權改革;加快政社分離，把大量的社會性職能從政府部門剝離出來，交由社會組織來承擔;建立各種民眾參與決策的機制，等等。從自下而上的角度來看，中國民主化要擴大基層民主，以縣、鄉(xiāng)鎮(zhèn)、社區(qū)基層民主為突破口則具有風險小、成本小的優(yōu)點，可以穩(wěn)步有序地推進民主化的進程。如果民主以省、市為突破口，范圍廣影響力大，一旦處理不好可能會引發(fā)嚴重的社會危機。?

路徑二：從經濟民主轉向憲政民主。經濟民主既是民主政治形成的現實基礎，是民主化必然經過的一個階段，同時也是民主政治發(fā)展的根本動因。在現階段中國，隨著民生問題日益受到重視和逐步得到解決，且高度的市場化也培育起了人們的契約精神和妥協精神，為政治上的民主提供了有利的土壤。因此，要加快從經濟民主轉向政治民主，特別是要推進憲政民主。民主政治的一個核心問題是憲政問題，它是實現個人權利的根本途徑，憲法對于政府和公民具有最大的權威，憲法的具體內容直接反映著這個國家的民主程度[32](pp.124-125)。憲政民主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解決對政治權力的制約問題，限制政府權力，以有效地保障人權、自由與社會公正。毋庸置疑，當前中國民主化進程要加快推進經濟民主向憲政民主的轉變，以限制公權力的擴張為突破口，推進民主的制度化和法治化。正如有研究者提出，民主的缺陷也只有通過憲政才能得到醫(yī)治，才能避免墮落為“民主的專制”的可能，憲政是專制的天敵[33](pp.102-135)。?

路徑三：從程序民主轉向實質民主。程序民主與實質民主是民主的孿生兄弟，屬于民主的兩種不同表現形式。程序民主強調過程的重要性，就是必須確保民主政治各個環(huán)節(jié)程序上的民主，而實質民主則強調政治過程的后果，即以公民個人權利是否得以實現來判斷政治體系的民主程度。一般情況下，在民主化發(fā)展較低階段，要重視程序民主，確保民主政治的各項程序公正，而當民主化發(fā)展到一定程度時，就要推進實質民主，要以公民個人民主權利實現與否來衡量民主的程度。權利則是民主的實質，民主的根本宗旨就是要真正保護好每一個人的合法權利，而不是一部分人的權利。因此，對于現階段中國的民主化而言，要加快從程序民主轉向實質民主。在確保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前提下，逐步推進實體民主，如實行黨內財產公開制度、信息公開制度、社會參與機制和透明網絡等[34]。只有讓更多的民眾參與到民主政治中來，使用好其民主權利，才能真正地實現“人民當家作主”。

路徑四：從選舉民主轉向協商民主。選舉是民主的重要內容之一，但實行普選需要一定的前提條件，它具有很大的風險和成本。若在條件不成熟的條件下全面推開這一民主政治實踐，可能會導致人們社會期望值過高，一旦目標無法實現就會產生不滿情緒，進而最終導致民主化的失敗和社會的倒退。除選舉之外，民主還包括對政府權力的限制，對公民權利的保障[35](p.序言11)，以及多邊式的協商民主等。民主也并不意味著由大多數人在某個政策的制定上能夠形成一致的決定，而是各種利益集團、社會組織和公民能夠參與決策過程，分享決策機會，進行協商妥協。因此，當前中國推進民主化進程的一項重要發(fā)展邏輯就是要從選舉民主轉向協商民主。在理念上，要重視協商溝通對民主的重要性;在制度設置上，要考慮為民眾提供民意表達的吸納機制，建立公眾、社會團體和政府之間面對面的協商機制。此外，還要拓寬其他非制度化的渠道讓民眾進行民意的表達。只有這樣，才能讓公眾參與有渠道，又可以培育社會成員之間的民主協商、妥協精神，從而推動民主的有序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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