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哈耶克自發(fā)秩序及其對中國政治發(fā)展的啟示

　　哈耶克被認為是20世紀最偉大的自由主義政治思想家，他把哲學、法理學、政治學和經(jīng)濟學融為一體，準確地揭示了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自由主義的深刻內涵，建構了最為真實的自由主義理論體系。在其理論體系中，自發(fā)秩序是最核心、最深刻的概念，西方學者對這一概念評價頗高。深入研究這一概念，對今天處于發(fā)展關鍵期的中國具有一定的理論參介意義。

　　一、“自發(fā)秩序”的認識論基礎

　　認識論基礎是理論的哲學根基，如果沒有正確的認識論基礎，任何理論都會不科學、不嚴謹。哈耶克認為，“人的意識世界歸根到底是整個自然世界的組成部分，但是對其‘在這一更大的自然秩序中的確切位置我們并無法確定。’”也就是說人的思維能力和理性能力并不能完全認識整個自然世界，甚至人類世界。人的知識是有限的，人并不能掌握所有的知識，或者說承認人的無知。因為如果人的理性是全能的，“就會導致人的狂妄以及由狂妄而實行的空想性計劃體制和為計劃體制運行而對他人的專制。”據(jù)此也可以看出，哈耶克反對以笛卡爾、霍布斯為代表的“建構主義的理性主義”，批判人的理性對社會秩序的建構。當然無知并不代表全然不知，僅僅是認識不多而已。

　　與人的無知相一致，哈耶克認為，人類社會的知識是分散的、細碎的、有限的，任何個人都無法從總體上掌握社會、政治的全部知識，因而也不能預測和建構人類社會未來的發(fā)展模式與細節(jié)。知識并不是同質性和一致性的，而是分為不同的類型與狀態(tài)。波蘭尼就將人類的知識分為明確知識與默許知識，他認為，“在人類巨大的心靈領域中，既有明確的知識，如可以用文字、圖表和公式加以表述的知識;還有禮節(jié)、法律和很多不同的技藝，人類應用、遵從、享受著這些技藝，或以之謀生，但有無法以可以言傳的方式識知它們的內容。”哈耶克關于知識的認識可謂繼承了波蘭尼的知識觀，并將制度、傳統(tǒng)和慣例等植入“默許知識”，他認為，“此一意義上的知識并非都屬于我們的智識(intellect)，而我們的智識并非我們的知識之全部。我們的習慣及技術、我們的偏好和態(tài)度、我們的工具以及我們的制度，在這個意義上講，都是我們過去經(jīng)驗的調適，而這些調適水平的提升，乃是通過有選擇地摒棄較不適宜的調適行為而達至的。它們是我們行動得以成功的不可或缺的基礎，一如我們有意識的知識。”

　　正是由于知識的有限性、分散性和部分不可表達性的特點，導致了人類知識與信息基礎的匱乏，所以就決定了人類的理性并不能完全認識和改造社會，我們并不能將社會的發(fā)展訴諸于某個人或組織。正如學者們所指出的那樣，“這種分散的知識從本質上說只能是分散的。不可能被集中起來傳遞給專門負責創(chuàng)設秩序這項任務的某個權力機構。”波普爾則指出：“集中權力是容易的，但要集中分散在許多個人的心靈里的全部知識則是不可能的。”人類的理性并不能完全掌握社會成員對偏好而全面細致的構建社會制度，只有在自發(fā)秩序的框架內，人的理性才能發(fā)揮其應有的作用。哈耶克支持“進化論的理性主義”就是為了為人的理性設置某種限度，基于此他認為“我們所努力為之的乃是對理性的捍衛(wèi)，以防那些并不知道理性得以有效發(fā)揮作用且得以持續(xù)發(fā)展的條件的人濫用。這就要求我們真正地做到明智的運用理性，而且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維護那個不受控制的、理性不及的領域;這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領域，因為正是這個領域，才是理性據(jù)以發(fā)展和據(jù)以發(fā)揮作用的唯一環(huán)境。”正是承認人的理性的有限性與無知，人們才不致于完全掉進“建構主義理性主義”的漩渦，才不會狂妄到設計社會的方方面面，這樣自發(fā)秩序才能發(fā)揮其指導作用。

　　二、自發(fā)秩序的內涵及維持

　　哈耶克對“自發(fā)秩序”的闡述，是基于對“建構主義理性主義”的反對，以及對“進化論的理性主義”的繼承。他認為，自發(fā)秩序是自然自發(fā)形成的，不是理性建構的結果，它的演進并不受任何個體理性的影響與控制，而是在人類理性無法認識的領域內沿著自己獨特的軌跡運行著。社會演進、政治發(fā)展和制度變遷等都是“自發(fā)秩序”。哈耶克指出：“毋庸置疑，人類在歷史上所獲得的一些最偉大的成就都源出于下述事實，即人類始終無力控制社會生活。人類的持續(xù)發(fā)展，完全有可能依賴于其有意的避免實施其于當下已然獲致的種種控制手段。在過去，種種自生自發(fā)的發(fā)展力量，無論受到多大的限制，通常仍能表明其強大無比，足以抵抗國家所具有的那種有組織的強制性措施。”

　　哈耶克自發(fā)秩序的內涵主要有以下三層含義：首先，人類社會的發(fā)展是某種類似于生物進化的選擇與篩選的行動過程。由于人類知識的分散性與不確定性，人們并不能全面深刻準確的把握所有的知識，更不能對所有知識進行評判擇優(yōu)，只能將每個個體所掌握的知識進行平等的競爭，通過比較選出相對優(yōu)越的知識，以這種“優(yōu)勝劣汰”的方式保證正確的知識得以發(fā)展和傳播。其次，人類社會的發(fā)展是某種超越于人之上的從社會內部成長起來的而并非外部強加壓力使然的進化過程。再次，自發(fā)秩序的內核是以“文化進化”為基礎的擴展秩序。哈耶克雖然堅決反對理性建構在社會秩序發(fā)展中的基礎作用，但他同樣也不想將自己的自發(fā)秩序理論被單純的理解為自然進化論。故此，他提出了以文化進化為基礎的擴展秩序，他指出：“我的基本觀點是，道德規(guī)范，尤其是我們的財產(chǎn)、自由和社會公證制度，并不是人的理性所創(chuàng)造的，而是由文化進化賦予人類的一種獨特第二并行。”遺憾的是，哈耶克并沒有對文化進化予以明確的解釋，僅僅依據(jù)哈耶克本人的些許論述，我們并不能對“文化進化”產(chǎn)生理性的觀念，但可以肯定的是“文化進化”是介于生物應激性與人類理性之間的某種意識形態(tài)。正是這種觀念指引著我們融入習俗、道德、慣例與制度，而這種觀念中恰恰存在著些許哈耶克極力反對的理性，或許這也是哈耶克晚年對自發(fā)秩序的不情愿但是必須的一點兒修正吧，也正是這一點理性使他避免了走向泛自然主義的極端。

　　三、自發(fā)秩序理論對中國政治發(fā)展的啟示

　　第一，樹立正確的權威觀，即國家權威的限度問題。按照哈耶克的觀點，人的理性和知識是有限的、分散的和不確定的，所以，他就此提出了建立在“分散的個人知識”基礎上的限制國家權力的合理機制，即“這種分散性的知識可能通過這樣一個事實而得到應用，即機會對于不同個人來說乃是不盡相同的。正是由于不同的個人在某一特定時刻置身于其間的情勢不盡相同又由于這些特定情勢中有許多情勢只為他們本人說知道，這才產(chǎn)生了運用如此之多分散性知識的機會——而這正是自生自發(fā)的市場秩序所踐履的一種功能。因此那種認為政府能夠決定所有人的機會的觀點，尤其是那種認為政府能夠確使每個人的機會完全相同的觀點，實是與自由社會的基本觀點相沖突的。”所以，國家權威的作用要保持在合理的限度之內，即與公共事務有關的范圍之內，要給人民留下自我調適的“私人領域”，政府不能將信仰、幸福和偏好等抽象的行為方式強加給人民。當然，權威對于文明社會同樣是必須的，政府權威的演化同樣有其自身的自發(fā)秩序，即從傳統(tǒng)型權威向法理型權威的轉換需要一個長時間的自我調適，也需要人們的長時間的心理適應，過于激進的轉型，無助于政治體系向現(xiàn)代的過度，只是增加了歷史的反復，增添了人民的苦難。

　　第二，注重政治文化在政治發(fā)展中的基礎性地位。按照哈耶克的以“文化進化”為基礎的擴展秩序的理論，政治發(fā)展的自發(fā)秩序與“政治文化的進化”有著密切的關系。從我國政治發(fā)展的現(xiàn)狀來看，由于中國古代長期處于封建君主專制的統(tǒng)治之下，人民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文化帶有某些對權威的依附性，李艷麗的調查發(fā)現(xiàn)：“受訪者中具有權威性依附傾向的人的比例高達57.1%，這些調查結果表明，當前中國政治主體的人格結構中仍然存在對權威的崇拜與依附傾向，這種對權威的崇拜與依附結構即為權威主義人格結構。”而這種依附權威而不是法律的政治文化表現(xiàn)在現(xiàn)實行動中，就是公民缺乏參與政治發(fā)展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中國政治文化的缺陷已經(jīng)構成了對中國政治發(fā)展的嚴重制約，如何漸進的、零星的扭轉中國政治文化的進化方向對于中國政治發(fā)展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綜合全面的理解哈耶克自發(fā)秩序理論后，我們發(fā)現(xiàn)其并不是“絕對的反理性主義者”，也不是“自然主義者”，而是“漸進的制度改革者”。就此，布坎南評價道：“哈耶克本人就是一個基礎立憲改革的堅定倡導者，這種基礎立憲改革體現(xiàn)在非常具體的改革建議中。因此，哈耶克實際上把進化論觀點和建構主義——立憲主義觀點結合起來了。”所以，文化進化的提出使哈耶克的自發(fā)秩序原理變得更為完備與辯證，其對當代中國政治改革與政治發(fā)展無疑具有一定的啟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