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建構政治論文是怎樣寫嗎？下面小編為大家收集整理了“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建構政治論文”，歡迎閱讀與借鑒！

[內容摘要] 本文描述了民族認同在中國古代的表現(xiàn)形式，即通過認同儒家文化而認同一家一姓之王朝。西方現(xiàn)代民族國家興起之后，中國現(xiàn)代歷史學家通過想象“中華民族”的歷史，從而為“中國”命名，并且建構起我們的民族歷史。而由于中國民族國家仍在建構之中，我們面臨著很多思想上的障礙與爭論，只有通過民主制度的建立與文化認同的回歸，才能把民族主義從一種情緒轉化為一種思想。

[關 鍵 詞] 民族主義；民族國家；文化認同

一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寫過一本小冊子，叫《民族與民族主義》，該書以這樣一個想象的故事作為開頭：在核戰(zhàn)浩劫后的一天，一位來自銀河系外的星際史學家接到地球毀滅于核戰(zhàn)的消息之后，橫渡銀河來到滿目瘡痍的地球，探索地球毀滅的原因。他經過一番詳細的調查之后將會發(fā)現(xiàn)：“若想一窺近兩個世紀以降的地球歷史，則非從‘民族’以及衍生自民族的種種概念入手不可?！雹龠@一故事本身似乎有點危言聳聽，但是，它把“民族”放在兩個世紀以來世界歷史的核心位置，凸顯了民族的崛起給世界格局帶來的根本性變化。數(shù)十年來，學者們針對民族與民族主義的問題進行了大量理論工作，但是直至今天，對“民族”的界定，尚無統(tǒng)一的標準。而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思想、一種情緒，早已登上歷史的舞臺，極大地影響了歷史的進程。

對中國而言，現(xiàn)代民族觀念遲至晚清才正式出現(xiàn)。古代中國既不是民族國家，也沒有現(xiàn)代意義的民族主義。當我們今天開口說出“中國”這一詞匯并且頭腦中呈現(xiàn)對中國版圖的想象的時候，我們已經為歷史預設了一個主觀的“民族”定義作為前提。以“中國”這一名詞指稱現(xiàn)在的版圖，只不過是民族國家興起、政治建制確立之后的事情。古代儒家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中“家”與“天下”的觀念和今天所說的大致相同，而“國”的觀念則與今天完全不同。古代的“國”，不是指國家，而是指朝廷。古代人并沒有“民族”“國家”的觀念，他們在稱呼前面，從來就是加上籍貫、朝代，而籍貫、朝代都和民族無關。只是到了晚清，西方的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當時的人們才第一次面對異族的民族國家，從而在面對西方國家的過程中產生自己的國家意識與民族意識。正如李斯特所說的，似乎只有在優(yōu)勢民族挾其強權進行兼并的威脅下，才會讓被侵略的人群生出休戚與共的民族情操，一致對外。晚清之后，面對自己世代生活、耕作的土地面臨被瓜分的危險，人們在強烈的生存危機中激發(fā)出一種政治認同感，這種政治認同感最突出的表現(xiàn)，就是義和團的口號從“反清滅洋”到“扶清滅洋”，而最后則歸結為對“中國”作為一個獨立國家、“中華民族”作為一個獨立民族的認同。

孫中山在締造一個民族國家的時候，從個人與國家的對立，認為中國人“太自由”，他說：“今天，自由這個名詞究竟怎樣運用呢？如果用到個人，就成一片散沙。萬不可再用到個人上去。要用到國家上去。個人不可太自由，國家要得完全自由?！雹趯O中山的意見，反映出中國民族主義思想已經崛起而民族國家還沒有真正建立、民族認同更未產生的狀況。而孫中山的批評，則暴露出民族主義思想萌發(fā)之后，如何去通過政治整合去構建一個有凝聚力的國家的問題。在民族與民族主義的關系上，今天的民族主義者，總是先定地認為所謂“中華民族”“中國”自古存在，并且傳承文明五千年。但是，從歷史的角度看，不是由于有了民族才有民族主義，而是有了民族主義才有民族。民族乃是民族主義思想崛起之后的產物。正如霍布斯鮑姆所說：“民族主義早于民族建立，并不是民族創(chuàng)造了國家和民族主義，而是國家和民族主義創(chuàng)造了民族。”③有了民族主義思想，這種思想的提倡者帶著尋求身份認同的眼光去返觀歷史，把歷史想象為一個民族主體的變遷，于是把歷史的變遷化成一個民族的變遷。通過這種預設的、想象的“民族”去書寫歷史，把歷史描述成為一個民族從誕生到發(fā)展的線性過程。這種把“民族”確立為歷史主體的書寫，用語言文字構建起了一個民族的沿革，于是一個民族便在書寫歷史的過程中誕生了！以今天的“中國”的眼光去書寫現(xiàn)代意義的“民族”的國史，竟成為構建一個民族國家的過程。

二

要為中國的民族主義溯源，必須首先考察傳統(tǒng)中國社會、思想狀況，考察傳統(tǒng)社會中有沒有現(xiàn)代民族主義產生的因子，這些因子如何發(fā)展成為現(xiàn)代民族主義思想，再返過去構建一個民族國家的歷史。

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特辟一章為“中國是否一國家”，用現(xiàn)代的國家觀念看中國古代傳統(tǒng)社會，最后不得不承認，“中國不像國家?！雹軐嶋H上，傳統(tǒng)也有“國”，但是它指的不是我們今天說的“中國”，而是指朝代，而我們今天說的“中國”這一國家，在傳統(tǒng)社會是不存在的。羅素當年在上海演講的時候就說：“中國實為一文化實體而非國家。”⑤歷史學家雷海宗也說：“二千年來的中國，只能說是一個龐大的社會，一個具有松散政治形態(tài)的大文化區(qū)，與戰(zhàn)國七雄或近代西洋列國，決然不同。”⑥

那么，是什么東西維系著歷史的傳承發(fā)展，維系著古代文明不至于像古希臘、古埃及文明一樣中斷消失的呢？筆者認為主要原因在于，傳統(tǒng)社會沒有民族、國家認同，但是，傳統(tǒng)社會有堅定的文化認同與王朝認同。王朝認同與文化認同一表一里，維系著傳統(tǒng)社會的人們的基本心理結構。顧炎武把這兩種認同化為“國”與“天下”的差別，他說：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⑦。

亡國就是一家一姓的王朝的滅亡，亡天下就是亡文化。以我們今天的眼光看，顧炎武走出朝代觀念，旋即陷入天下觀念，在王朝與天下之間，始終沒有一個“民族”或者“國家”的觀念。在還不存在民族的時代，顧炎武面臨著他所絕對不認同的清王朝入主中原，于是只有超越王朝認同而歸于文化，把文化視為價值皈依的命脈——吊詭的是，當清王朝經歷了一個“野蠻的征服者反過來被先進文明所征服”的過程，做出認同中原文化的姿態(tài)，前明遺老們便在擁抱傳統(tǒng)文化的同時，順理成章地認同了這一異族的統(tǒng)治，甚至即使并不認同這種統(tǒng)治，也難以找到反對的正當理由。

三

中國古代的原始民族感情——也就是漢族民族感情，主要通過王朝認同表現(xiàn)出來。“治國，平天下”之“國”，在戰(zhàn)國時期指齊楚燕韓趙魏秦這樣的諸侯列國，秦之后則指朝代。我們對古人的誤解，往往緣于語言的差異，緣于同一個詞語在歷史演變中意義的變化。古人也說“中國”，今人也說“中國”，只不過在古為橘、在今為枳。就漢代而論，漢人眼里，中國跟匈奴，是一種國際關系。司馬遷自述作《匈奴列傳》的原因道：“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為中國患害，欲知強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⑧匈奴地竄河套一帶，已經在現(xiàn)在的中國版圖之內，而當時則是獨立政治國家。司馬遷把匈奴國史寫成“列傳”，恰如今天修史，在國史中寫“美國列傳”“英國列傳”一樣。歸根到底，當時的人們只認王朝，根本沒有一個統(tǒng)一的“民族”。

西漢時，甘延壽與陳湯擊殺匈奴，而后在上疏中留下一句至今仍然激奮著民族情緒的豪言壯語：“明

從梁啟超開始，中國的史學開始了一個轉型的過程。民初出現(xiàn)了大量歷史、文化、政治通史著作，這些著作是在民族意識已經覺醒的社會環(huán)境中，為了尋求民族的身份認同，把歷史想象成為一個民族主體的變遷的線性過程，由此尋找“中華民族”的歷史根系，“中華民族”便在這種書寫歷史的過程中誕生了。

杜贊奇在《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一書中揭示了這種民族主義形態(tài)下國家史觀的本質：“民族歷史把民族說成是一個同一的、在時間中不斷演化的民族主體，為本是有爭議的、偶然的民族建構一種虛假的統(tǒng)一性?！眥12}現(xiàn)代中國通史的寫法，在空間上把古代同一時期各個松散的政治實體統(tǒng)一到“中國”的范圍之內，在時間上把各個更迭的朝代統(tǒng)一到民族史的主線之中，從而締造出一個持續(xù)的、統(tǒng)一的民族歷史。于是歷史便不再是客觀現(xiàn)象的歷史，而是為了論證民族形成的必然性的歷史。杜贊奇在他的書中梳理了這種想象民族歷史的過程，并且揭示出其背后進化論的、啟蒙式的歷史觀。筆者在這里僅僅從傳統(tǒng)斷代史、通史的寫法與梁啟超之后現(xiàn)代史學通史的寫法的差異，來看一個統(tǒng)一民族如何在歷史書寫中形成。

無論是二十四史這種斷代史，還是《資治通鑒》這樣的編年體通史，敘述的都是一個一個的政治實體的活動。二十四史以王朝來劃分歷史，每一個朝代為前朝立史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把本朝視為前朝失天命之后的正統(tǒng)承續(xù)，從而為本朝的統(tǒng)治提供歷史合法性。在這種寫作框架之中，每一個朝代都是斷裂的，我們從二十四史看到的是一個一個大小不一、套在一起的環(huán)，這些環(huán)之所以能夠套在一起，緣于它們背后有一根文化的線，文化的承續(xù)性把中國斷裂的朝代緊緊糾結在一起。因而傳統(tǒng)的人們在尋求他們的身份認同的時候，只會認同于他們的朝代。現(xiàn)代民族主義興起之后，民族主義史學家發(fā)現(xiàn)，他們在斷裂的朝代中找不到民族，找不到國家，找不到一個延續(xù)的統(tǒng)一體。因此，為了構建民族國家的歷史，他們把這套從空間上各自松散的政治實體納入整合成為一個系統(tǒng)，從時間上串起來成為一條承續(xù)性的線，也就是把斷裂的環(huán)揉成一套以時間發(fā)展為主線的線性系統(tǒng)。梁啟超的史學建構，是中國歷史書寫由王朝認同、文化認同轉化為民族認同的關鍵轉折點。梁啟超說：“史也者，非紀一人一姓之事也，將以述一民族之運動、變遷、進化、墮落，而明其原因結果也?！眥13}在這種寫法中，歷史已經不再是一人一姓的政治實體的歷史，而是轉向“民族”了——而這個民族，在古代從沒有真實存在過，現(xiàn)在從古代歷史中想象出“民族”來，目的在于完成當下的民族共同體的歷史構建。梁啟超說：“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眥14}并且主張寫“國名的歷史”，就是把歷史書寫的立足點，從朝代的傳承轉移到想象中的“民族”的發(fā)展上來。由此他提出以西方史學劃分方式為標準，把朝代歷史打亂，重新整合成三個時期：古代、中世紀與現(xiàn)代。這一劃分方式的革命，意味著以朝代歷史為主線的歷史觀的終結，同時意味著經過民族共同體的想象之后新的歷史觀的形成。因為新的劃分標準，早已預設了一個民族統(tǒng)一體的存在，把傳統(tǒng)的朝代更迭納入這一想象的民族統(tǒng)一體之中，視之為這一民族統(tǒng)一體內部的政治演化。通過歷史的重新書寫，史學家們終于構建了一個“中國”的歷史，并在漫長的歷史活動中尋找到了中國的根。簡單地說，民族主義史學家構建了一個歷史外殼，這個歷史外殼就是今天的“民族”，再填充進歷史內容，由此寫成了民族的歷史。

四

當王朝認同失效之后，文化認同的功能就凸顯出來了。傳統(tǒng)社會的文化認同，含有原始的民族主義因素，那就是“夷夏之辨”。非我族類者，其心必異。這是先定好的。于是中國文化圈的人們，總是把文化圈以外視為蠻夷之地，甚至不把非中國文化圈內的人當人看。最突出的例子，是晚清時候，對入侵的西方列強表現(xiàn)得方寸大亂，對“夷情”毫不了解。林則徐在到廣州接觸洋人之前，甚至看到西方軍隊的正步走，便認為洋人的腿是不會打彎的。

而文化認同對中國的民族融合起過決定性的作用。元、清占領中原的時候，只要認同中國傳統(tǒng)文化，并且考證出“圣教同源”，都是軒轅皇帝的子孫，漢族人便會對異族統(tǒng)治完全接受。清兵入關之后，面對著大批儒家知識分子的反抗，清政府在政治上建立專制體制，在文化上便向傳統(tǒng)文化靠攏。為了收買立志做遺老甚至進行反清復明活動的文人，康熙皇帝實行了一個重要的文化政策，那就是由朝廷推薦“學問兼優(yōu)、文詞卓越”的士子，康熙皇帝親自主考錄用，稱作“博學鴻詞科”。這項文化政策，讓那些以傳統(tǒng)文化為價值皈依的儒生們看到了文化不失的希望，在一定程度上認同了清政府的統(tǒng)治。通過這種考試，清政府錄用了一批儒生，同時網(wǎng)羅了一大幫儒生的心。但是，這種利祿的誘惑只能對那些夢想著通過十年寒窗得到功名的儒生有效，卻仍然無法改變第一流的學者的志向。真正讓第一流的學者們坐不住的是修《明史》。“夷夏之辨”主要是文化之辨，第一流的學者們如顧炎武、黃宗羲，他們的鐘情所在，并不在一朝一姓，不在滅亡的明王朝，而在文化，這從顧炎武的“亡國”與“亡天下”的區(qū)分中已經看得清清楚楚。而修《明史》本身，便意味著文化正統(tǒng)的最終傳承。當清政府決定修《明史》的時候，那些用生命去擁抱傳統(tǒng)文化的學者們紛紛走出山林田園，投入到承續(xù)文化命脈的工作中去。就連反清最堅定的黃宗羲也逐漸認同了清王朝的統(tǒng)治。在康熙開科祭孔后，他的政治不合作主義也軟化了。黃宗羲在《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記》中對修《明史》一事評價道：“今天子纂修《明史》，追數(shù)明室之亡，在于天啟。”在這里黃宗羲用了“今天子”之詞，說明文化認同已經開始轉化為政治認同。而后黃宗羲寫《周節(jié)婦傳》又說：“今圣天子無幽不燭，使農里之事，得以上達，綱常名教不因之而蓋重乎？”從“今天子”轉化為“今圣天子”，基于“綱常名教”的文化認同最終完全轉向王朝認同，并且開始尊“圣天子”了。清王朝主持修《明史》，意味著異族朝廷對漢民族“正統(tǒng)”的繼承。這種繼承通過文化認同而達到政治認同的目的。把《明史》列入二十二史之中，作為二十二史的延續(xù)，這是清政府的一張文化牌，打出這張牌子，一方面是網(wǎng)絡儒生的心，另一方面是展示一種承續(xù)歷史傳統(tǒng)的姿態(tài)，由此漢族人便在文化認同之中不知不覺地滑向政治認同。因此便出現(xiàn)了魯迅在《再論雷鋒塔的倒掉》中所說的：“外寇來了，暫一震動，終于請他做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補老例?！?/p>

有人將古代這種文化認同表述為“文化民族主義”，實在是一大誤解。因為古代的人們根本沒有一個民族共同體，他們也不是“漢族”的民族主義者，因為漢族的純正，早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就已經遭遇巨大的挑戰(zhàn)，魏晉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帶來的后果是已經不存在純正的漢族血統(tǒng)，不存在一個純正的漢族。而人們認同文化，幾乎就意味著認同所有做出承續(xù)文化的異族統(tǒng)治者，不管是元朝還是清朝?！皣钡韧谕醭?，到了現(xiàn)代民族主義興起之后，“國”已經轉化為西方意義上的“國家”了，王朝統(tǒng)治被政黨政治取代，而從傳統(tǒng)沿襲下來的把國等同于王朝的觀念，一轉而成為政黨，甚至是一黨領袖等同于“國家”，于是出現(xiàn)了蔣介石宣揚的，一個國家內的“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合一。

五

在西方的強勢威脅中的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思想興起之后，民族主義者面臨一個最大的問題，便在于尋找自己民族存在的歷史合法性，對孫中山那樣的政治家而言，只要建立現(xiàn)代意義的國家政權，便可以建立一個民族國家。但是歷史學家的任務，則是尋找到民族的根，從歷史的發(fā)展論證民族的合法性，帶著現(xiàn)代民族主義的觀念去尋找“民族”的歷史。正因為“民族”的觀念是先定的，因此，才會有雷南的那句名言：“誤讀歷史，是民族建立的必經過程。”

我們現(xiàn)在已經很難想象，當?shù)谝淮拿褡逯髁x文史學家面對歷史尋找民族的時候，遭遇了多大的困惑與尷尬！前面說到，梁漱溟的第一個發(fā)現(xiàn)，竟然是中國不是一個“國家”。而最早的尷尬卻是梁啟超。當梁啟超帶著尋找民族根系的企圖，把視野投放到浩瀚史料中的傳統(tǒng)中國的時候，他立刻陷入無窮的尷尬之中：西方的民族國家中，有政府，有國家，而自己生活的這片土地歷來只有朝廷，沒有國家——甚至，我們除了“明朝”“清朝”之外，連一個西方國家那樣的“國名”都沒有！梁啟超第一次指出這種尷尬與焦慮：

吾人所最慚愧者，莫如我國無國名一事。尋常通稱，或曰諸夏，或曰漢人，或曰唐人，皆朝代名也；外人所稱，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名也。以夏、漢、唐等名吾史，則戾尊重國民之宗旨；以震旦、支那等名吾史，則失名從主人之公理。曰中國，曰中華，又未免自尊自大，貽譏旁觀。雖然，以一姓之朝代而誣我國民，不可也；以外人之假定而誣我國民，猶之不可也。于三者俱失，萬無得以，仍用吾人口頭所習慣者，稱之曰“中國史”。雖嫌驕泰，然民族之各尊其國，今世界之通義耳。我同胞茍深察名實，亦未始非喚起精神之一法門也{11}。

向來的史學著作，僅僅以朝代、地域為名，即使是通史，也主要記載王朝的更迭，根本上沒有一個持續(xù)的一貫的“民族”或者“國家”，更加沒有一個名稱可以指稱梁啟超心目中這個民族共同體。梁啟超這一在今天看來不無可笑之處的困惑揭示出，在中國傳統(tǒng)上并不存在一個持續(xù)的民族主體——甚至我們現(xiàn)在用“中國傳統(tǒng)”這一術語來指稱古代生活在現(xiàn)在的中國版圖內的人們及其文化生活，也帶有先入為主的偏頗——不存在一個“國家”或者“中華民族”。同時，當中國人意識到自己“無國名”而歷史已經發(fā)展到了必須有一個國名的時候，也就是必須建立一個持續(xù)的、統(tǒng)一的民族共同體的時候。因為當西方獨立的民族國家以強勢的姿態(tài)進入這片土地之后，如果沒有建設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就無法應對西方的挑戰(zh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