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二年級政治論文參考例文

　　初中階段是學生建立起正確的世界觀、價值觀與人生觀的重要時期,初中政治教學承擔著重要的職責。下文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關于初二年級政治論文參考例文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初二年級政治論文參考例文篇1

　　再議按勞分配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勞動力作為一種重要的經濟資源，同樣要進入勞動力市場，并通過市場的價格機制，實現勞動力的優(yōu)化配置，使人盡其才，各盡所能，獲取最大效益。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力商品的存在是無可爭議的事實。

　　在勞動力商品化之后，如果完全按照商品經濟中等價交換的原則，那么，勞動者的工資不再是按勞分配所得，而是在流通領域內靠出賣勞動力所得，其實質是勞動力的價格，即勞動力價值的貨幣表現。因此，在勞動力商品化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一方面要承認勞動力商品的價值，另一方面又要堅持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原則。一個時期以來，有的作者撰文提出了按勞分配就是按勞動力價值分配的觀點。其實，二者名同實異，區(qū)別是明顯的：

　　首先，本質內容不同。按勞分配是科學社會主義創(chuàng)始人所構想的社會主義個人消費品的分配原則，它是指在社會總產品作了各種必要的扣除以后，歸勞動者消費的消費資料按勞動者提供的勞動量這個統一尺度進行分配的一種分配制度;按勞動力價值分配則是指勞動者出賣勞動力所得的工資，其實質是勞動力價值或價格的轉化形式，它是由生產和再生產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決定的。

　　其次，受制約的因素不同。按勞分配的工資以企業(yè)經濟效益高低為轉移，其上浮不受勞動力價值的限制;按勞動力價值分配的工資即勞動力的價格，在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變化的影響下，圍繞勞動力價值上下波動，其上浮受勞動力價值的限制。

　　再次，實現的環(huán)節(jié)不同。按勞分配是在分配環(huán)節(jié)上實現的，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在生產經營之后依企業(yè)經濟效益情況而定;按勞動力價值分配是在交換環(huán)節(jié)上實現的，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在勞動力買賣時就已決定。企業(yè)經濟效益再好，原則上已與勞動者的收入無關。

　　由此可見，按勞分配與按勞動力價值分配是有嚴格區(qū)別的。把按勞分配理解成按勞動力價值或價格分配，實際上是取消了勞動這個統一分配尺度，從而更換了按勞分配的本質內容。馬克思主義認為，勞動力的價值是由生產、發(fā)展、維持和延續(xù)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決定的。社會主義勞動者的工資若僅以此為限，則不能體現社會主義在分配制度上的優(yōu)越性，也不會有真正的共同富裕。所以，我們在堅持按勞分配的實踐中，必須以勞動為尺度進行分配。但是，在新的社會經濟條件下，還應該把市場經濟中勞動力成為商品與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原則有機地結合起來，使它們達到這樣的統一：

　　勞動力資源由市場配置到社會需要的各部門、各企業(yè)中去，實現勞動力價值;勞動力進入企業(yè)后，工資以勞動力價值為起點，由按勞分配取得，多勞多得，少勞少得。這就是說，把勞動力價值作為企業(yè)對勞動者進行按勞分配的基礎性依據，把勞動者實際提供的勞動量作為對勞動者按勞分配的具體依據。這樣，以勞動力價值作為按勞分配的基礎性尺度來實現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既能使勞動力資源在市場機制的調節(jié)中趨向優(yōu)化配置，又能在按勞分配的實踐中調動勞動者的生產經營積極性，促進經濟效益的提高;既能保證勞動者得到至少相當于勞動力價值的工資，從而有效地防止和克服社會分配不公、收入差距過分懸殊的現象，又能在以勞動為尺度、結合效益進行分配時，合理拉開收入差距，克服平均主義、“吃大鍋飯”等分配中的不合理現象。

　　初二年級政治論文參考例文篇2

　　淺談辯證法與詭辯論的區(qū)別

　　近年來，隨著辯論熱、演講熱在校園的悄然興起，哲學常識課倍受同學們的歡迎。然而，不少同學分不清辯證法與詭辯論的界限。我們知道，詭辯論貌似辯證法，但辯證法決不等于詭辯論，辯證法與詭辯論有著嚴格的區(qū)別。下面就此談點個人的淺見。

　　首先，在概念靈活性問題上，是客觀地運用概念的靈活性，還是主觀地運用概念的靈活性，是辯證法與詭辯論的主要區(qū)別。

　　唯物辯證法認為，概念是反映客觀事物的本質及其規(guī)律的基本思維方式。客觀事物質的相對穩(wěn)定性決定了反映它的概念的確定性;客觀事物質的變動性決定了反映它的概念的靈活性。概念的靈活性必須以客觀事物的變動性為基礎，事物變動的幅度決定著反映它的概念的靈活范圍。一句話，概念的靈活性是客觀事物辯證發(fā)展的反映。而詭辯論則是從主觀主義出發(fā)，以“我的需要”為轉移，隨心所欲地玩弄概念的靈活性，把概念的靈活性變成主觀隨意性。他們隨意改變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利用多義詞混淆不同的概念，不顧同一概念在不同場合的性質和用法，隨意套用。如“繳學費”這一概念，其本意是學生入學讀書時應按學校規(guī)定交納費用。而現在卻被某些官僚主義者用來為其所犯錯誤進行辯護和開脫，當做逃避罪責的遁詞。時下，有些官僚主義者主觀主義的想當然、瞎指揮，造成決策失誤，給國家和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重大損失。結果，他們只輕描淡寫地甩出一句話：“就算(或權當)交了一次學費。”不反省，不自責，偷換了“繳學費”的本意。再如：去年三月李登輝在臺灣搞的“直馴政治把戲，從邏輯思維上看，也包含有偷換概念的詭辯論成分。李登輝之流想把臺灣2100萬中國人說成是一個獨立于中華民族之外的“生命共同體”，然后再援引“主權在民”的學說，把他們杜撰的“臺灣生命共同體”等同于“主權在民”的“民”，以此為其“總統”和“臺灣主權獨立”披上合法的外衣。

　　眾所周知，“主權在民”的“民”是指一國的國民，而非一省的省民。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臺灣的民眾是中華民族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的主權不可分割。李登輝想把“省民”偷換成“國民”，以此為“臺灣主權獨立”尋求市場，這種拙劣的詭辯伎倆能夠騙得了誰呢?

　　另外，也有故意運用概念的靈活性來開玩笑的。唐朝時，涇川豪士汪倫，久慕李白大名，欲求一見。一天，聽說李白將來涇川，汪倫便寫信迎請，詭云：“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飲乎?此地有萬家酒店。”誆得李白欣然前往。李白到后，汪倫告訴說：“桃花者，潭水名也，并無桃花。萬家者，店主人姓萬也，并無萬家酒店。”李白聽后大笑。汪倫款留李白數日，臨別贈馬八匹，官錦十端，并親自送行。李白感其盛情，作《桃花潭絕句》回贈：

　　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

　　汪倫的這一玩笑，為文壇留下了一段千古傳頌的佳話。列寧說：“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靈活性，達到了對立面同一的靈活性，——這就是問題的實質所在。這種靈活性，如果加以主觀的應用=折衷主義與詭辯?？陀^地應用的靈活性，即反映物質過程的全面性及其統一的靈活性，就是辯證法，就是世界的永恒發(fā)展的正確反映。”(《列寧全集》，第38卷，112頁)

　　其次，在事物轉化的問題上，講不講事物轉化的條件性，是辯證法與詭辯論的重要區(qū)別。

　　唯物辯證法的理論和社會實踐都告訴我們，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僵死不變的，而是在一定條件下互相過渡和轉化的。例如：錯誤常常是正確的先導;失敗往往是成功之母。但是，要使錯誤變成正確，失敗變?yōu)槌晒?，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這個條件就是要善于從錯誤和失敗中總結經驗教訓。沒有這個條件，就不可能實現轉化，壞事永遠變不成好事。在這里，一定的條件是事物轉化的前提和關鍵。對此，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矛盾著的對立的雙方互相斗爭的結果，無不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在這里，條件是重要的。沒有一定的條件，斗爭著的雙方都不會轉化。”(《毛澤東選集》，第5卷，398頁)而詭辯論則不然，他們脫離事物轉化的條件，信口雌黃，“眼睛一眨，老母雞變鴨”。他們任意地把壞事說成好事，把好事說成壞事，把失敗說成勝利，把勝利說成失敗。““””期間，國產的“風慶”輪沉沒了，這當然是件壞事，是一次失敗?？?ldquo;_”的軍師張春橋卻說：“‘風慶’輪就是沉了，也是偉大勝利。”當群眾提出疑義時，他竟擺出“理論家”的架勢說：“難道馬克思主義就不允許沉船嗎?”這哪里是什么馬克思主義?這分明是強詞奪理的詭辯!誠然，馬克思主義是允許工作出現失敗的。但是，馬克思主義要求我們要盡可能地把工作做好，爭取少失敗、不失敗，最終取得成功，取得勝利。船沉了，是損失，是失敗，馬克思主義決不會把它叫做“偉大勝利”。在挫折和失敗面前，馬克思主義要求人們要勇于面對現實，敢于承認失敗，善于從失敗中吸取教訓，努力把失敗轉化為成功，轉化為勝利?？梢?，唯物辯證法是有條件的轉化論，詭辯論則是無條件的亂變論。

　　再次，在個別與一般的關系問題上，是堅持個別與一般的對立統一，還是任意割裂個別與一般的聯系，是辯證法與詭辯論的又一重要區(qū)別。

　　唯物辯證法認為，任何一個具體事物都是個別和一般的統一，世界上的事物之所以千差萬別，是因為它們各自包含有特殊的矛盾，具有區(qū)別于其他事物的特殊本質，即具有個性。然而，世界上的事物又是互相聯系的，同類事物中包含有某種共同的本質，也就是具有共性。所以，個別和一般的關系，也就是事物的個性與共性、特殊性與普遍性的關系。個別和一般是互相聯結、不可分割的。例如：我們說“香蕉是水果”、“樓房是房屋”等，都包含著個別與一般的對立統一。你如果上街買香蕉，也可以說去買水果，這沒有錯，因為個別包含有一般，香蕉是水果的一種。可是，你如果既不買香蕉，也不買蘋果、桔子等，硬要買一種抽象的、一般的水果，那是永遠也買不到的。世界上沒有脫離個別的一般，也沒有不同一般相聯系的個別。正如列寧所說：“個別一定與一般相聯系而存在。一般只能在個別中存在，只能通過個別而存在。任何個別(不論怎樣)都是一般。”(《列寧選集》，第2卷，713頁)

　　詭辯論在對待個別與一般的問題上與辯證法截然不同，要么割斷個別和一般的聯系，要么將個別混同于一般。兩千多年以前，我國有個叫公孫龍的哲學家，曾經提出過一個“白馬非馬”的著名命題。據說，有一次公孫龍牽著一匹白馬出關，把關的人對他說：“喂!公孫龍先生，把你的馬留下吧!法令規(guī)定是不許馬出關的。”公孫龍說：“嘿!我牽的是馬嗎?不是!我牽的是白馬，不是馬，白馬和馬是兩回事，不能混為一談。”可以想見，守關的兵士當然不會聽信公孫龍的詭辯。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如何，我們暫且不論，可是，認為白馬不是馬，這就不對了。白馬和馬是有差別的兩個不同的概念，白馬屬于個別，特指白顏色的馬，馬屬一般，泛指各種顏色的馬，當然“不能混為一談”。但是，這種差別不能夸大，白馬盡管顏色與其他馬不同，可它仍然是馬。法令規(guī)定不許馬出關，這里的“馬”指的是一般，應包括各種顏色的馬，公孫龍牽的白馬當然也不能例外。在這個故事里，公孫龍的錯誤就在于夸大了白馬和馬的差別，否定了二者的聯系、統一，只看到白馬的個性，抹殺了白馬與其他馬的共性，從而陷入了詭辯論。

　　第四，在真理二重性問題上，是堅持真理相對性與絕對性的統一，還是只講甚至夸大相對性而否認絕對性，也是辯證法與詭辯論的區(qū)別之一。

　　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認為，真理作為正確反映客觀事物本質及其發(fā)展規(guī)律的認識，是客觀的，既有絕對性，也有相對性。真理的絕對性和相對性既是對立的，又是統一的。絕對性寓于相對性之中，相對之中有絕對，二者密切相聯、不可分割。詭辯論割裂真理絕對性和相對性的聯系，只講真理的相對性，不講真理的客觀性和絕對性，或者夸大真理的相對性，否定真理的客觀性和絕對性。我國先秦哲學家莊周在《齊物論》中講過這樣一段話：人睡在潮濕的地方會得腰疼病，泥鰍也這樣嗎?人爬到高樹上覺得膽怯，猿猴也這樣嗎?人、泥鰍、猿猴，究竟誰選擇的住處合適?……于是，他得出結論說：“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科學常識告訴我們，人和其他各種動物的生存環(huán)境與生活習性彼此各不相同，各有自己特殊的生存環(huán)境和生活習性。哪種動物適宜生活在哪種環(huán)境中，這是客觀的。讓各種動物生活在適宜自己生活的環(huán)境里，各得其所，這對于各種動物來說，就是是;若反其道而行之，趕猿入水，驅魚上岸，就是非。莊周因不同物種不能適應同一自然環(huán)境而混淆是非，抹殺真理的客觀性、絕對性，陷入了相對主義的詭辯論。在當代，在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上，辯證法與相對主義的詭辯論也是不同的。辯證法反對把馬克思主義看做僵死的教條，認為馬克思主義要向前發(fā)展，它的個別原理、結論也是可以改變的。同時，辯證法又認為馬克思主義是客觀真理，它的基本原理、原則沒有過時，仍然是我們必須堅持的。而相對主義的詭辯論卻恰恰相反，他們打著“發(fā)展”的旗號，宣揚馬克思主義“過時了”、“不靈了”，從而否定馬克思主義是客觀真理，企圖取消馬克思主義。

　　第五，在事物的現象和本質問題上，是透過現象看本質、抓主流，還是抓住事物某些表面現象的相似之處，故意混淆不同事物的本質區(qū)別，也是辯證法與詭辯論的一個區(qū)別。

　　唯物辯證法認為，現象是事物的外部形態(tài)和外部聯系，是本質的外部表現?，F象是表面的、多變的、豐富多樣的，有真象和假象之分。本質是事物的內部聯系，這種內部聯系是由事物自身的特殊矛盾構成的。本質隱藏在事物內部，是相對穩(wěn)定的。世界上既沒有離開本質的純粹的現象，也沒有不表現為現象的赤裸裸的本質。現象和本質是對立統一的關系，它們既各有特點、互不相同，又互相依存、不可分割。詭辯論割裂現象與本質的內在聯系，抓住事物表面現象的某些相似之處，把不同質的東西混淆起來，搞亂是非界限。例如：搞市場經濟與“一切向錢看”、重視金錢的作用與“金錢萬能論”、放開物價與胡亂要價、學習外國與崇洋媚外……這些東西都有各自質的規(guī)定性，彼此有著嚴格的界限，但是，也確有貌似之處，只有通過辯證分析，才能分辨清楚。而有些人卻抓住它們表面上的相似之處，加以夸大乃至劃上等號，有意或無意地混淆不同事物的本質區(qū)別，為其錯誤的行為辯護。所以，列寧說，詭辯論就是“離開事變的內部聯系而抓住事件的表面相似之處”。(《列寧全集》，第21卷，99頁)

　　“抓住事件的表面相似之處”，這也是古今一些江湖騙子利用巫術、占卜、算命、相面等手段招搖撞騙、謀取錢財的慣用伎倆。他們乞靈于一些似是而非、模棱兩可的乩語，隨機應變，作出適合需要的解釋。例如：用“父在母先亡”來測探問卜者父母的存歿，以示靈驗。其實，這句話能作“多可論”的解釋：一是可解釋成“父親在，母親先死了”;二是可說成“父親在母親之前死了”;三是假定父母都健在，則可解釋成將來兩人死亡時間的先后，反正兩人死亡有先有后;四是如果父母親都去世了，也可解釋父母死的時間先后。根據第一點和第二點，不管誰先死，都能左右逢源。既然“父在母先亡”這個乩語可以針對各種情況的需要而自圓其說，那么，它也就總是“正確”的了，“靈驗”也就“靈”在這里。

　　另外，在運動和靜止的關系問題上，在認識事物和處理問題的全面性問題上，唯物辯證法與詭辯論也都迥然不同。由于篇幅所限，在這里就不贅述了。

　　總之，唯物辯證法是用聯系的、發(fā)展的、全面的觀點即矛盾的觀點看世界。而詭辯論則是形而上學的變種，它從赤裸裸的主觀主義、相對主義出發(fā)，一切以“我的需要”為轉移，任意擇取事物矛盾的某個側面，隨意地加以引申和夸大，從而歪曲事實真相，否定客觀真理。詭辯論之所以不同于辯證法，就是因為它用主觀臆想代替客觀事實，用似是而非的“論據”進行強詞奪理的辯解，以偽證的謬論冒充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