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與法律相關的思修論文(2)
道德與法律相關的思修論文篇二
《法律與道德的關系》
摘要：哈特與富勒在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問題上都有過精煉的論述，這是一個經(jīng)典而絕非過時的領域，深入剖析雙方論戰(zhàn)的實質對于我國當前的法治建設具有重要啟示。我們應堅持對形式正義的追求，嚴格遵循法律與道德在形式意義上的分離，并重視運用法律解釋的方法體現(xiàn)實質正義的要求，以此，真正協(xié)調和發(fā)揮法律與道德在法治建設中所發(fā)揮的作用。
關鍵詞：法律;道德;法治;哈特;富勒
作者簡介：徐嘉藝，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2013級法學專業(yè)本科生。
中圖分類號：D90文獻標識碼：A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06.285
法律與道德的關系作為一個經(jīng)典的法學理論問題，已存在諸多相關的論述與主張，其中尤以哈特與富勒之論戰(zhàn)尤為經(jīng)典，該論戰(zhàn)關于法律與道德關系的闡述成為相關研究的“珠穆朗瑪峰”，只要我們述及此話題，概不能繞道而行。此外，于我國當下法治實踐而言，新的實踐和挑戰(zhàn)亦都顯示出重新思考與討論該問題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當然，對于這個老問題國內也存在著諸多相關論述，但老問題中如何發(fā)現(xiàn)新問題抑或有一個全新的研究視角卻永遠不會止步。本文試圖從法律解釋學的研究視角，通過分析哈特與富勒之間論戰(zhàn)實質，并結合當前法治實踐，重新審視和明確兩者在何種意義上分離，又在何種意義上結合，從而深化理論上的認識，以期指導實踐。
一、哈特與富勒關于法律與道德關系之爭論
發(fā)生在20世紀的這場以法律與道德的關系為主題的經(jīng)典論戰(zhàn)從未淡出人們的視野。但是，普遍為人們所熟知的單純“分離說”與“結合說”遠遠不能代表哈特與富勒的思想，我們將探究雙方爭論的根源，獲得這場爭論中雙方實質上的共識。
(一)爭論的開端
實證分析學者認為實然法應當盡可能的與應然法區(qū)分開來，法律與道德是絕對分離的關系。奧斯汀曾提出“法律的存在是一個問題;其優(yōu)劣則是另外一個問題……一項法律，只要是實際存在的，那它就是一項法律，即使我們碰巧不喜歡它，或者，即使它有悖于我們的價值標準?！睜柡螅T多學者認為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為德國法西斯理論披上了合法的外衣，這使得“分析實證法學”成為“罪惡的代名詞”。新自然法學派代表之一富勒教授認為：“這是以違背法律的內在道德、違背秩序的冠冕堂皇的法律形式來實現(xiàn)納粹的統(tǒng)治。”但對此，哈特認為，在其他國家，分析實證法學沒有引起這種結果，其與專制暴政也沒有任何必然的邏輯聯(lián)系，問題可能來源于學者們的“誤解”，而非分析實證法學本身的問題。
哈特與富勒的爭論最早直接體現(xiàn)在對“告密者案件”解決之道的不同選擇上，哈特認為，相比之下，為避免相對更大的惡，人們不應該認定納粹的法不是法，讓法律受到道德影響，而是可以頒布具有溯及力的法律以達到懲處惡行的目的。與此相反，富勒的“法律內在道德”論認為，只有受到道德與價值的約束，才能保證法律是正義的。正是由于納粹當時的法令沒有履行公布等程序，不具備應有的內在道德，所以當然可以宣布無效。哈特與富勒關于法律與道德關系之爭就此開始。
(二)兩種主要理論的分歧
談及法與道德的關系，哈特首先提出了區(qū)分道德與法律的重要性、任意性等四個特征，基于人性，任何社會組織都有行為規(guī)則。這些規(guī)則是構成社會的法律與道德的共同因素，也被他稱為“自然法的最低限度內容”。即哈特主張的法律實證主義一定程度上承認兩者聯(lián)系。他強調事實上法律往往反映一定道德要求，但這不是一個必然真理。在現(xiàn)代法治社會的發(fā)展下，法律與道德之間的關系也應當是相互分離的，僅保持一種最低限度的聯(lián)系。自然而然，法律權利與義務不再需要道德理由，因為法律的好壞來源于法律自身。一是法律與道德的聯(lián)系僅僅存在于表面。法律的強制性由國家賦予，而并非建立在道德對法律的評價之上。法律所關注與調整的內容是對人們的生活一直具有著極度重要的影響的。相反，道德則隨著人們的發(fā)展進程而有所改變，人們對于一些事物的評判，完全有可能受到個人思想與好惡甚至偏見的影響。這也是哈特所主張的第二層理由，道德本身具有不確定性。我們可以設想，當特定因素出現(xiàn)，所有人類都發(fā)生了突變，那么現(xiàn)在我們所堅持的所欲真理可能在一瞬間就都成了謬誤;三是如果直接將法律合乎道德的要求等同于法律是否有效，那么法律與道德之間問題的復雜性與多樣性將不復存在。當惡法作為良法改革的一種風險而存在，如果主張某些規(guī)則因為道德上的邪惡而不能成為法律，我們便喪失了一個最簡單因而也最有力的道德批評形式。所以，用道德劃分善、惡法是不妥當?shù)?。法律體系中特定法律的有效性判準和道德無關，惡法也是法。
以富勒為代表的自然法學派，主張道德是法律存在的依據(jù)和評價標準。在富勒看來，道德法則作為萬物的理性最高法則，也應當為法律所遵守，而法的道德性則體現(xiàn)為外在道德(實體自然法)和內在道德(程序自然法)。富勒提出了法的內在道德的“八個要求”，是法律能夠成為法所絕對必需的前提條件。他強調發(fā)揮法的形式正當性的糾偏作用，所以強調法律內在道德的八個要求。他認為，實質上的目標需要通過程序實現(xiàn)，一旦人們正當?shù)匾?guī)范自己的行為，那么他們將一直做正確的事。同樣地，在制定法律的過程中，正當?shù)男问交虺绦蛟谠瓌t上可以保證法律的實體正當性。而正是基于這一論斷，法律需要具備“內在道德”，“內在道德”能夠保證法律的正當性，這樣一來，法律既然成為法律，那么它只可能是不完善的，而不會是一個惡的法律。而那些惡的、不完善的法律因為不符合要求，從而就不是法。
(三)哈特與富勒爭論之實質
法律與道德的分離或結合在人們的常識中是一個模糊地帶，人們因為極少在實踐中體會兩者的沖突，所以似乎習慣性地將兩者統(tǒng)一。但為深入認識并未雨綢繆，對兩者關系有一個清晰實質性認識尤為重要。首先要厘清所謂的法律與道德的分離的實際含義是什么?在法律實證主義看來，這種分離是指，要想否認某項規(guī)則是法律，除非經(jīng)過既定的正當程序，否則不能僅就道德評價而進行否定。同樣地，也不能僅僅因為道德層面的欣賞而認可某項規(guī)則成為法律。通過對比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雙方爭議的原因其實源于相互不同的思維角度。哈特一方承認法律與道德的聯(lián)系，是在社會生活以及人們的認識層面而言的，但在本質和邏輯層面上，他堅持兩者的分離。也正是這樣一種分離，使得法學能夠相對獨立于社會、哲學等其他因素，法學才轉變?yōu)橐婚T“純粹的法學”。從而避免在有關實在法的討論中過多的受到其他因素的牽制，讓法學成為關于法律的技術科學，成為關注形式理性的科學，而非法律的倫理學或過多強調實質理性的科學。不得不承認，在人的日常生活和經(jīng)驗中，法律與道德或倫理習慣等等都有著十分密切的聯(lián)系甚至混為一談，而在專業(yè)和抽象的科學研究中，我們則可能需要將這些不同的社會規(guī)范的要素區(qū)分開來，從而在技術、程序等層面上大膽的討論與設計。
那么，到底采取法律科學的分析方法還是社會學的方法或現(xiàn)實主義法理學的方法?這場關于法律與道德關系的爭論實質也正在于此。
論戰(zhàn)中，兩人都無法強有力的說明并徹底駁倒對方的觀點，而有殊途同歸的趨勢：雙方都沒有絕對的分割道德與法律，即使哈特堅持法律與道德的區(qū)分，卻也承認一種最低限度的聯(lián)系;而富勒更是認為，既然法律制度的目的和功能提供一種穩(wěn)定的框架，這一點也是實證主義學派所認可的，那其自身就因此而具有道德性。一方面，我們不得不承認，法律實證主義對法律與道德關系的處理，與自然法學派所支持的做法相比，在實踐中已經(jīng)不可抵擋地取得了勝利。在現(xiàn)代社會中，法律的發(fā)展需要兼顧各種科學，需要考慮社會的各個方面，但更需要有相對獨立空間，從而通過技術、程序以及法律本身的發(fā)展，服務社會并實現(xiàn)正義。但另一方面，富勒也揭示出實證主義者背后的根本價值觀。至此，法律與道德的結合和分離領域就十分清晰了。
二、對我國法治建設的啟示
法治建設中有兩個問題關鍵性的問題：一是維護法律的權威性，不能輕易用簡單的道德邏輯動搖法律的標準，從而避免破壞法治秩序;二是保證批判法律，完善法律的途徑，即法律的道德培育，從而保證對法律自身道德的追求，避免邪惡以法律為軀殼而所向無敵。我國在法治發(fā)展之路，也面臨諸多社會隱患，就社會秩序穩(wěn)定這一方面而言，法律命令說和法律強制說有著深刻的影響，絕對安定的黑色幽默意味越來越濃。哈特與富勒的論戰(zhàn)對于我國建設法治國家有哪些啟示呢?本文認為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兩方面：
(一)法與道德的區(qū)分僅在形式意義上有可能
哈特批判自然法制定的法律遵守原則才是有效的觀點時，認為人的法則與自然界的法則有本質不同，人們破壞規(guī)范性的法則僅僅意味著人們沒有遵守，而不會帶來規(guī)則的重新建構，“你會去服兵役和吹北風會很冷是不一樣的”。否認了自然法學者強調的理性的主導作用，從而否認他們建立在此基礎上的道德與法律有密切聯(lián)系的觀點，堅持道德與法律的相對分離。而至于“惡法”是否為法這個問題，我們已經(jīng)不能單純將其看作一個認識論的問題，我們對于惡法的定性將決定我們的行為，所以它也必須放在實踐層面上進行思考。人們當然可以指責某一不正義的法律，但卻不應也無法否定它的實然性。反而如果法律不被信仰，就形同虛設，那么法律的權威性也將遭到質疑與破壞，所以我們也應堅持惡法亦法。如果說在非常態(tài)的社會緊急時刻，自然法學可以及時有效地為政治凝聚道德力量，那么，法律實證主義的態(tài)度則應該在常態(tài)社會中為人民所遵守。因為它倡導的是以善良公民的態(tài)度來看待法律、認識法律，而不提倡也不支持以一種機會主義的游戲態(tài)度來隨意挑戰(zhàn)和違反法律，就好像兩千多年前，為尊重法律而放棄逃生的蘇格拉底所堅持的信念一般。而這也是我國法治建設現(xiàn)階段所追求的法秩序價值和規(guī)則意識的要求。形式意義上的嚴格區(qū)分，是為排除非法律因素對實踐的影響，從而維持法學的相對獨立性、法律職業(yè)的正當性和社會的法治秩序。但并不意味著無視惡法和惡法造成的后果，形式意義上兩者的區(qū)分絕非放棄法律對實質正義的追求。
(二)對實質正義的追求亦不容忽視
法律的實質正義目標是我們一直強調的，但我們不能隨意用道德的邏輯和標準想當然地替代法律的邏輯標準。而當我們強調法律的相對獨立性時，對法律自身道德性的培育也絕不能被忽略。諸多學說從根本上都無法離開對的秩序理想的偏愛，而一旦法律試圖構建某種被遵守的規(guī)則或形成一種被接受的管理，那他自然而然就需要具備隱含的道德約束，類似于哈特所承認的最低限度的聯(lián)系。
所以，盡管我們在實踐中需要堅持形式上的分離以維護法的權威和法治秩序，但實質正義與道德的追求是不能摒棄的。這也充分契合了法律最基本的兩個概念：一是追求“秩序”的形式價值，二是追求“正義”的實質價值。
法律實證主義所主張的“法律就是法律”，指明了法律是有待認識的社會現(xiàn)象，但并沒限制我們只能嚴格地遵守和服從于法律，而是肯定了對法律評論與批判的自由。套用拉德布魯赫公式就是：當法的安定性與正當性沖突時，在可接受范圍內，安定性優(yōu)先;在極端的情況下，二者的沖突不能容忍時，那實在法須接受更高法的檢驗。此時，我們所關注與思考的已經(jīng)不僅僅限于法律現(xiàn)象的范疇，而是進入了道德領域，從一個需要我們去認識和判斷的情形，轉變?yōu)樾枰獩Q定的是否采取行動的狀態(tài)，從法律的認識問題轉移到公民的行動問題。法律在制定出來之后，不應一成不變，應與時俱進，法律在批判中進步，是不應被阻攔的趨勢。
關于法律和道德的關系之論戰(zhàn)讓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到應在什么意義上堅持兩者的分離或結合，簡單用道德標準代替法律標準或忽視法律自身道德追求都是我們應當警惕的誤區(qū)。就像在哈特堅持的最低自然法限度的問題上，眾多法學家提出這是體現(xiàn)分析法學解釋的盲點，這顯然是個誤解。傳統(tǒng)絕對分離和絕對結合的學說并不能概括哈特與富勒所持的觀點，我們應該理性地避免某些會造成誤導的二分法。由于法律與道德之間界限的模糊性，人類在群體生活中無法確定在這些模糊的領域是法律在起作用，還是道德規(guī)則在起作用。而且，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法律不能對每一種情形進行預設，機械法學在現(xiàn)實社會幾乎是不可能的。
三、消解法律與道德沖突的路徑
在實踐中，對于適用中“惡法”的爭議，如何處理才能在形式上保持法律的獨立性又同時實現(xiàn)實質正義呢?以我們國內熱議一時的“陸勇案”為例，在那樣一種情形下我們難以期待這些患者強撐著購買和等待正版格列衛(wèi)，司法機關對他們錙銖必較，未免顯得法律規(guī)定不夠人性。畢竟法律是基于經(jīng)驗的正義與秩序的平衡。死板于《藥品管理法》和最高院司法解釋的文字規(guī)定反而會與立法者起初的設想背道而馳，于法理、人情都亟待商榷?！凹偎帯倍x的立法瑕疵早就為人所詬病，完善細化的呼聲日益增高。然而法令畢竟不是朝令夕改，在其保持相對穩(wěn)定的狀態(tài)下如何處理諸如本案中的沖突。歸根結底，這涉及到對法條的解釋問題。
“成文法是法律的來源，但不是法律本身的部分。”丹寧勛爵就著重強調對成文法解釋的重要性，貫徹法律不是為了這個行為本身，適用的最終目的是將公平、正義具體地體現(xiàn)出來。立法與司法機關雖各司其職，但在實際操作中總避免不了密切的交集。司法機關在司法實踐中其對成文法的適用直接作用在社會大環(huán)境的法律價值導向上。因此，一旦立法過程中出現(xiàn)瑕疵漏洞，法律在某些適用中出現(xiàn)了“惡法”的效果，正如本案的本質，就會將矛盾轉嫁給了后端的司法環(huán)節(jié)。此時“他必須開始完成找出國會意圖的建設性任務。他必須依據(jù)立法目的對實體法文字進行解釋和補充，從而賦予立法目的‘力量和生命。’……如果立法者遇到法律織物上的皺折，法官必須像立法者那樣去做。一個法官不可以改變法律織物的編織材料，但他可以，也應該把皺折熨平?！标懹掳附Y局雖是眾望所歸，但并不等于司法機關一開始就告誡自己從解釋的角度去判斷?，F(xiàn)今我國司法領域在實踐中“適用意味著合理解釋法律”并未成為主流意識，本案的咬文嚼字產(chǎn)生于傳統(tǒng)的“字面解釋”。而立法機關為了降低行政、司法成本，“一刀切”地使用絕對字眼的做法在表面上看是達到了預期效果，但實際上在平息輿論，處理事后的“維權斗爭”上花費的后期成本卻與之相當甚至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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