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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道德危機追問
摘要：當今的中國大學存在一定程度的道德失范、失序，但這些問題卻不是一種“普遍現(xiàn)象”。大學道德危機的實質(zhì)是道德上的信任、信念和信仰危機，表現(xiàn)為“大道德”與“日常道德”的脫節(jié)、道德認知與道德行為的割裂、隨波逐流與堅守原則的矛盾。政府不是大學道德危機的“替罪羊”，道德危機是眾多因素協(xié)同作用的結(jié)果。大學是一個道德共同體，在道德上更需強調(diào)精神獨立、思想自由和學人品格。唯其如此，中國大學的道德前景才能更加光明。
關鍵詞：大學;道德危機;道德共同體;追問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0717(2012)02-0025-05
收稿日期：2012-2-19
作者簡介:李慧玲(1976―)，女，河南新鄭人，教育學碩士，重慶工商職業(yè)學院科研處講師，主要從事教育學原理、高等教育研究。
道德問題是現(xiàn)代社會所面臨的最令人擔憂和困惑的問題之一。近年來，大學里的一些道德“亂相”屢屢成為熱門的公共話題，使大學斯文掃地。對此，南京師范大學王建華教授在《道德危機中的中國大學》一文中作了精彩分析，認為大學道德危機不可避免。由于“行政權(quán)力的持續(xù)干預、自由探究的缺失、制度的桎梏和利益的驅(qū)動”等原因，導致“不自由、不獨立、依附于政府的大學在道德上無任何優(yōu)勢可言”，進而提出：“只有實現(xiàn)了大學獨立、學術獨立、人格獨立，中國大學的道德前景才可能重現(xiàn)光明”[1](p8-15)。大作拜讀之后，頗受教益和啟發(fā)，但對其中的一些觀點卻產(chǎn)生了一些不同想法，現(xiàn)提出來就教于王建華教授與學界同仁。
一、大學到底存在何種道德危機?
危機的本義是潛伏的禍害或危險。所謂道德危機，是指社會或人們的道德信仰和道德水平出現(xiàn)嚴重動搖、下降的狀況。在大學領域，學校腐敗、學術不端、行為不檢、不專注教學、一心只向錢看等種種失德、失范現(xiàn)象，的確存在并廣受詬病，但能否就此稱之為“道德危機”則需慎重。王建華教授稱：“世界范圍內(nèi)大學道德危機已是普遍現(xiàn)象。中國大學也不例外”。“目前中國大學所爆發(fā)的道德危機在理論上有其必然性，在現(xiàn)實中也有其客觀性”[1](p8)。但理論上何以必然，現(xiàn)實中何以客觀，則著墨不多。大學里出現(xiàn)的種種道德“亂相”，應只是一些個案，遠沒有出現(xiàn)整體上的“嚴重動搖、下降”的狀況。如果從防微杜漸和保持警醒的角度來看，可以稱之為道德危機，但卻不應說是一種“普遍現(xiàn)象”。更為重要的是，剖析大學道德危機的實質(zhì)和表現(xiàn)，以便有針對性地做好應對，更為關鍵，更有必要。
我們認為，大學的道德危機主要包括三個層面的危機：一是信任危機，二是信念危機，三是信仰危機。在信任方面，不是說大學的道德狀況有多么不堪，而是民眾對大學作為“道德楷模”和“社會良心”的定位已缺乏足夠的信任和認可。在道德的天平上，大學“籬笆墻的影子還是那么長”，既不是以前想像的那么好，也不是今天感覺的這么差。之所以有這么多的批評與指責，正是因為人們對于大學的神圣和純潔有著很高的企盼和信任。因此，對大學出現(xiàn)的任何道德問題，人們都會非常關注并且越發(fā)感嘆“有辱斯文”。在信念方面，這是整個社會道德“權(quán)威性”的下降和道德自律的不斷弱化，在大學里的綜合反映和直觀呈現(xiàn)。對有失德、失范行為的大學人來說，他們也知道這么做不對，但卻“明知故犯”。正如南開大學閻孟偉教授所說：“道德危機不是發(fā)生在道德準則上，而是發(fā)生在道德信念上，不是發(fā)生在‘我們應當遵守什么樣的道德’這一問題上，而是發(fā)生在‘我們?yōu)槭裁匆欢ㄒ袷氐赖?rsquo;這一更為根本的問題上”[2]。道德信念一旦動搖，道德上的自律自然弱化，大學和大學人在各種利益的誘惑下，也就更有可能、更有借口干出許多“明知不可而為之”的事兒。在信仰方面，由于道德信任和道德信念出現(xiàn)弱化和松動，導致大學在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和共同信仰上出現(xiàn)一定程度的分歧或?qū)αⅰ＿@種信仰集中體現(xiàn)在大學之道的彰顯和堅守上。一直以來，眾多大學人研究、實踐大學之道，并形成共識。民國時期的中國大學，彰顯的是“獨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建國初期的中國大學，奉行的是“群體的改造，思想的歸一”;近年來的中國大學，表現(xiàn)的卻是“無根之浮萍，無魂之器物”。“無根”、“無魂”的大學之道，不可避免地導致大學和大學人的價值觀混亂甚至淪喪。
大學在道德上存在的危機或潛在危險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一是“大道德”和“日常道德”的脫節(jié)。道德是分層次的，有高尚道德，有一般道德，還有作為道德底線的起碼要求。正如北京大學李零教授所言：“高尚道德，常人做不到，或很難做到，做到了令人佩服，做不到也無可指責。在道德問題上，與其‘高大全’，到處講用，舉國若狂，還不如勸大家盡職守責，少干點壞事”[3]。但長期以來，在大學實踐中，恰恰存在高調(diào)灌輸和無原則退守的矛盾。許多人都懂得“大道德”，但“起碼道德”卻忽略了;都講“大道理”，但“日常道理”卻丟棄了。大小道德脫了節(jié)，大道德管不了日常道德，以至造成大道德架空了、日常道德消解了的兩害局面。二是道德認知和道德行為的割裂。知對錯明是非，是一回事;守規(guī)則不犯錯，是另一回事。比如所有大學和大學人都知道一心向錢看是不對的，只教書不育人是不對的，抄襲、剽竊是不對的，但在具體的道德行為中，大學仍然出現(xiàn)了不少失德、失范現(xiàn)象。三是隨波逐流和堅守原則的矛盾。當今社會，道德狀況堪憂是不爭的事實。2011年4月，溫家寶在同國務院參事和中央文史館館員座談時指出：“近年來相繼發(fā)生的惡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誠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經(jīng)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4]。我們雖不能希望大學在各種誘惑面前“一塵不染”，但無論如何，大學之為大學總應在道德上有所為有所不為。
二、政府是不是大學道德危機的“替罪 羊”?
大學出現(xiàn)道德危機的原因何在?何以發(fā)生?王建華教授的矛頭所向是政府，認為政府是大學道德危機的“替罪羊”。“在政府的庇護下，大學根本沒有動力去將道德人格化為自己內(nèi)在的德性，更不會有道德危機的緊迫感。”“不自由、不獨立、依附于政府的大學”，“其誠信值得懷疑”，“更談不上道德?lián)?rdquo;，“有的只是計算和權(quán)力的博弈”[1](p10)。對此觀點，我們不敢茍同。雖然大學官本位、官僚化的負面影響確實很大，并廣受詬病。但在道德問題上，如果歸咎于此，對政府和大學顯然都不公平。因為大學道德危機的產(chǎn)生，其原因和發(fā)生機理是深刻、復雜的，是眾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我們認為，這些因素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社會根源;二是大環(huán)境影響;三是制度因素;四是人的因素，而不能僅僅歸罪于一點。
在社會根源方面，由于物質(zhì)主義和實利主義的橫行，加之利益的強烈驅(qū)動，部分地導致大學“道德楷模效應”的蛻變、各種“偽善”行為的橫行和社會公眾的漠視。如復旦大學校長楊玉良教授就直言：“大家都在忙忙碌碌，‘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有些荒.唐事情就會隨之而來”[5]從一般原則上講，大學是“社會的良心”，大學人是人群中的優(yōu)秀分子，社會公眾對他們的道德期望值要遠遠高于一般人。但在一切向錢看的籠罩下，大學和大學人的種種失德行為與他們應有的“道德楷模”形象形成了強烈反差，并潛移默化地動搖乃至摧毀著社會公眾對大學的美好想象和期盼。在大環(huán)境影響方面，整個社會出現(xiàn)的所有道德問題，都可能會在大學身上反映出來，只有程度不同，沒有本質(zhì)之別。今天凡社會其他領域可能出現(xiàn)或業(yè)已出現(xiàn)的道德問題，無一不在我們的大學里發(fā)生，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在制度方面，這與相關制度的桎梏和缺失密切相關。其中關系最大的，無疑是大學的治理機制和制度安排。對此，我們認同王建華教授的分析和判斷，大學過分依附于政府，部分地導致學術腐敗、急功近利等失德、失范現(xiàn)象。在人的因素方面，一旦大學人失去了學術的信仰和道德的操守，金錢與權(quán)力的誘惑隨時都會導致大學的墮落，無論干出什么荒.唐事，也就不足為奇了。正如李醒民先生所言:“學者們也會被世風流俗所裹挾，被污泥濁浪所席卷……也會被市場經(jīng)濟異化為經(jīng)濟的機器，甚至墮落為經(jīng)濟動物;也會被泡沫的學術異化為學術掮客或科學騙子”[6]。
三、大學是不是一個道德共同體?
大學作為知識共同體、學術共同體的定位，在學界已形成廣泛共識，但大學是否同時也是一個道德共同體，似乎存在爭議。王建華教授把大學的道德和大學人的道德截然分開，以“今天組織已經(jīng)不再依附于人而存在，組織已經(jīng)成為超越于人之上的一個實體”為立論基礎，分析認為：“大學作為一個機構(gòu)，已經(jīng)成為獨立于大學教師和學生之外的，一個有著自己利益追求和價值取向的制度性存在。”“大學已經(jīng)在大學人的道德狀況之外具有了機構(gòu)自身的道德狀況”[1](p8)。我們認為此觀點是有失偏頗的。無論是應然和實然，大學都是一個道德共同體，而不能把大學的道德和大學人的道德孤立來看(除非只是作為一種行文之便)。中山大學校長黃達人教授說得很形象：大學作為一個共同體，“應該是一個棱柱體”，組成大學的三個群體――教師、職員以及學生，構(gòu)成了這個棱柱體的三個面，所有大學中人的目標應該只有一個，就是為了這個共同體的事業(yè)發(fā)展[7]。參照中國社會科學院趙汀陽先生“一個或所有問題”的說法，如果我們試圖分析大學整體上的道德問題，就不得不同時分析學校、教師、學生存在的所有道德問題;反之，如果單獨思考某一方面的問題，也必須考慮所有問題“一起解決”。大學在道德上的“一個或所有問題”，是相生相伴、密不可分的。從“育人”這一大學的根本目的出發(fā)，大學強調(diào)的是全員育人、全過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一定程度上，“三全育人”理念所體現(xiàn)的，就是大學作為一個道德共同體，使自身的所有資源和一切行為相互聯(lián)系，彼此互動，密切協(xié)調(diào)，共同育人。
道德共同體是能夠按照道德規(guī)范相互對待的一切個體和群體的總和。教育本身的性質(zhì)決定了大學整體上必須是道德性的機構(gòu)，形成大學內(nèi)部所有成員共享的價值觀與信念，保證大學的各個方面符合道德價值。大學的道德基因先天存在，大學的構(gòu)成要素飽含道德意蘊，而大學的運行更是道德發(fā)揮作用的主要方式。大學道德共同體由校德、師德和生德共同組成，三者緊密聯(lián)系、互為因果。正如山東大學校長徐顯明教授所論：“大學之大首在大德，大學之學重在學統(tǒng)……師德決定校德，也決定生德。大學之德不同于世俗者，首在所明之德要為天下儲人才，要為國家圖富強，要在義利上為社會所崇范。”[8]對于任何一所大學或一個大學人來說，你有道德，人們才向往你，才尊重你。己不正，安能正人?大學和大學人都應該有一種道德的擔當，自覺做社會的楷模、公民的表率、學生的示范。我們在《論大學之德》一文中，曾作過粗淺論述。在當前情況下，仍有重申、重塑大學之德的必要，要讓大學成為一個具有良好道德氛圍和新道德氣質(zhì)的共同體，全方位立德樹人，立己之德、樹人之德、引眾之德[9]。
四、大學在道德上需要何種“獨立”?
大學道德危機的出路何在?王建華教授認為，只有實現(xiàn)了大學獨立、學術獨立和人格獨立，中國大學的道德前景才可能重現(xiàn)光明。其思路與我們廣泛推崇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謀而合。學界中人常常將陳寅恪先生所倡導的“獨立”，理解為大學要擺脫外在的政治和社會力量的束縛;而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另一層含義：大學人要從自己的內(nèi)心出發(fā)，擺脫世俗的束縛。因此，我們雖認為“獨立”是大學道德危機得以“突圍”的一劑“良藥”，但更愿作深層的融通和理解，追問大學在道德上需要何種“獨立”?我們所理解的“獨立”，是指大學作為一個道德共同體，要堅持黨要管黨、校長治校、教授治學、學生求學的原則，各安其分，各司其職。大學獨立是指精神獨立，大學按照自身運行邏輯和教育規(guī)律辦事;學術獨立是指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人格獨立是指大學人持有超越世俗的純真與虔誠的品格，追求知識和美德的真善美。
(1)大學獨立更需強調(diào)的是精神獨立。精神獨立是大學獨立的內(nèi)在前提，是大學在實踐上最為可行的一條獨立路徑和核心要求，它集中體現(xiàn)在對大學之道、大學之德亦即大學精神的堅守和追求上。大學精神無疑是大學一種獨有的價值取向，是大學之所以為大學的本質(zhì)要求，是“大學對自己的使命、責任、目標和操守所持有的一種既符合大學規(guī)律又有崇高要求的價值認定和信念追求”[10]。溫家寶在同濟大學演講時曾指出：“一所好的大學，不在高樓大廈，不在權(quán)威的講壇，也不在那些張揚的東西，而在有自己獨特的靈魂，這就是獨立的思考、自由的表達”[11]。大學本身就是一種獨立的道德精神力量，明辨是非，堅持正確的，反對錯誤的，以自身的良好行為體現(xiàn)道德規(guī)范，而不能自己把自己貶低了，自己把自己變成市場的雇傭、社會的跟班。“浮躁和功利是今日大學的病灶”(南京大學校長陳懿語)。江西師范大學校長眭依凡教授將這些因浮躁和功利導致的非道德、非健康、非自律的不良現(xiàn)象、不良行為稱之為大學庸俗化，認為官本位傾向、市儈作風、學術行為不良、犬儒現(xiàn)象是四種最為顯著的庸俗化現(xiàn)象，這“比所謂的學術腐敗、教育腐敗更為可怕”，不僅“偏離了大學的組織屬性和辦學宗旨”，更是“損害了大學道德楷模的形象、敗壞了學風”[12]。因此，大學和大學人更應該做的是，盡量避開各種世俗的浮躁和功利的干擾，在精神上保持相對獨立和足夠清醒，將道德精神化為自己內(nèi)在的德性，有明確的責任擔當和相應的道德?lián)?，重塑自身的大學倫理與大學德性。
(2)學術獨立更需強調(diào)的是思想自由。思想自由是學術獨立的應然和實然要求。學術不獨立、思想不獨立，是學術道德失范的深層根源之一。正如王建華教授所說：“中國大學的學術道德之所以堪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學術以外的因素對于學術的影響太多，大學學術的運作沒有獨立的場域”[1](p14)。言外之意，也是指思想不自由。但除了外界干擾之外，更有來自學者們自身的“作繭自縛”。對于學術研究，國家一直強調(diào)的是“學術無禁區(qū)，宣傳有紀律”。改革開放以來，實際上我們國家的學術環(huán)境已經(jīng)相當寬松，做什么課題，得出什么結(jié)論，在哪里發(fā)表，并不會受到多少外來的限制。盡管存在一些禁區(qū)，但非禁區(qū)更多，拿不出優(yōu)秀研究成果，更多的是“手不露，怨襖袖”式的自我束縛。因此，我們認為，在道德意義上的學術獨立，更應指學者們“從心所欲不逾矩”，在恪守道德良心，遵從道德規(guī)范、學術規(guī)范的前提下，自律、自主、自由地追求揮灑思想、創(chuàng)造知識、服務社會。
(3)人格獨立更需強調(diào)的是學人品格。前華中師范大學校長章開沅教授在談到各種學術抄襲的丑聞時，就說：“現(xiàn)在一些學者在學術上的墮落，抄襲還不是主要的，學術品格的墮落，才是更大的問題”[13]。沒有好的品格，就沒有人格的獨立;沒有人格的獨立，就不會有道德的擔當。正如復旦大學杜作潤教授所言：“學者們是他們自己基于道德良知的唯一評判者。正因為如此，他們的確應該擁有自治權(quán)”[14]。王建華教授把大學人的人格獨立主要歸之于“批判精神”，我們認為，除此之外，還需要學術品格上的“去除奴意”和“淡泊寧靜”。三者密不可分，共同造就了大學人在道德意義上的人格獨立。第一，大學人要有“批判精神”。批判是大學人的武器，大學人應保持其知識分子的批判取向，以相對超然的姿態(tài)，理性審視和把握社會的各種現(xiàn)象。前些年，中央財經(jīng)大學劉姝威以區(qū)區(qū)600字之短文揭穿所謂“藍田神話”的壯舉，就是一例很好的“與眾不同”。第二，大學人必須“去除奴意”。甘陽先生曾指出：“今天的致命問題就是這‘入奴之勢’似乎越來越彌漫，以致許多人心有奴意，面有奴相，言有奴音，身有奴氣，這樣的人只能成為一個終身‘學奴’而已，絕無可能成為一個堂堂正正自主自立的‘中國學人’”[15]。“治學不為媚時語，獨尋真知啟后人”。學者要保持獨立的學者人格，具有超越世俗的純真與虔誠，追求更高層次的真善美。唯有如此真誠，才能不趨附、不媚俗、不出違心之言。第三，大學人更需“淡泊寧靜”。如果沒有“淡泊”，就不會言人所不敢言，做人所不敢為;如果沒有“寧靜”，就很難避開各種世俗浮躁的干擾，也就難有獨立可言[1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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