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兩黨的第一次合作，從1924年1月起至1927年7月止，歷時三年半。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標志著國民黨改組的完成和國共合作的正式建立。以下是學習啦小編今天為大家精心準備的：論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黃埔軍校的臺灣人相關論文。內容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論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黃埔軍校的臺灣人全文如下：

　　黃埔軍校(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成立于1924年6月，孫中山在開學演說中指出：“開辦這個軍官學校獨一無二的希望，就是創(chuàng)造革命軍，來挽救中國的危亡。”黃埔軍校的創(chuàng)辦，體現(xiàn)國共兩黨在軍事方面的合作。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黃埔軍校共開辦6期，黃埔軍校的臺灣青年與祖國同胞共御外侮，為臺灣光復和祖國統(tǒng)一而竭力虔心。關于這一選題的研究，據筆者所搜集的資料，僅見臺灣學者林德政先生的論文《黃埔軍校的臺籍學生》，大陸學界的研究基本上是空白。林德政先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黃埔時期及創(chuàng)建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由于史料的局限，林先生對于臺灣黃埔生參加中國共產黨，投身于大陸的革命和抗日戰(zhàn)爭關注不多。筆者嘗試對這個特殊群體在大革命時期至抗戰(zhàn)時期的抗日革命活動進行考察，凸顯中共政治革命理念對其政治道路選擇的影響，透過臺灣“黃埔人”的抗日經歷，彰顯臺灣和大陸不可分割的血脈聯(lián)系。

　　一、進入黃埔軍校

　　由于種種原因，目前考證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在黃埔軍校的臺灣學生之確切數(shù)目成為一道難題。當時部分臺灣青年以福建、廣東等省籍身份報考黃埔軍校，為考證帶來較大困難。由于戰(zhàn)亂而中途離校，或其他原因而未被軍校載入名冊者亦存焉。據統(tǒng)計，1925年1月入學的第三期學員中，臺灣學生人數(shù)為15人[2]，但據現(xiàn)有史料能查實姓名者僅3 人。林德政先生的《黃埔軍校的臺籍學生》梳理了第二至第六期的17名臺灣黃埔生，為學界進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本文所列19名臺灣“黃埔人”(表1)，僅為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進入黃埔軍校的臺灣青年之“冰山一角”，期待將來能有更多的臺灣“黃埔人”浮出水面。需要說明的是，黃埔第六期于1926年10月開學，其中兩名臺灣學生李祝三和李中輝屬第一總隊，于1928年4月在南京入學，雖然此時第一次國共合作已破裂，但為使黃埔第六期的研究更加完整，本文將其列入研究范圍。

　　黃埔第二期臺灣學生入學履歷：李友邦，1921年加入臺灣文化協(xié)會，1924年4月與臺北師范學校同學林木順(臺共創(chuàng)始人)等人，襲擊臺北新起街派出所，被學校開除，并被日本殖民當局通緝，遂與林木順等人赴祖國，在途中結識謝雪紅(臺共創(chuàng)始人，臺盟創(chuàng)始人)。他們抵滬后，根據謝雪紅等人的建議，李友邦南下廣州[3]151。據1945年李友邦所填《陸?？哲姽僮袈臍v表》：“民國十三年六月進廣東警衛(wèi)軍講武堂肄業(yè)，同年十一月轉入黃埔軍校第二期肄業(yè)，年底離校”[4]218。在中國國民黨和黃埔軍校領導人孫中山的支持下，李友邦于1924年在廣州組建臺灣獨立革命黨[5]306，開展抗日運動。

　　黃埔第三期臺灣學生入學履歷：林文騰，畢業(yè)于日本早稻田大學，加入臺灣文化協(xié)會，1923年前后赴祖國，考入黃埔軍校第三期[6]105，畢業(yè)后留校任第四期隊職官[7]73，參加北伐戰(zhàn)爭[6]105，在黃埔軍校時加入中共，活動能力較強[8]。黃濟英，以福建南安籍報考黃埔軍校第三期，入步兵隊，學籍注冊地址為臺灣省臺北市入船町三丁目百三十番地[9]171。陳紹馥，曾先后參加上海臺灣青年會、旅滬臺灣同鄉(xiāng)會[10]89，考入黃埔軍校第三期[2]167。

　　黃埔第四期臺灣學生入學履歷：張克敏，號炳煌，曾就讀于廈門中華中學[11]，以臺灣籍報考黃埔軍校第四期，入步兵科第二團，學籍注冊地址為臺灣大甲郡外埔莊[9]204。在黃埔軍校時加入中共[8]，參加北伐戰(zhàn)爭[11]。廖武郎，以臺灣籍報考黃埔軍校第四期，入步兵科第一團，學籍注冊地址為臺灣新竹州苗栗街廖木郎交[9]187。“隨部參加北伐戰(zhàn)爭，任國民革命軍步兵營政治指導員，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林夢飛，1914年赴祖國大陸，1923年考入廈門中華中學[13]60。1926年1月考入黃埔軍校第四期。隨部參加北伐戰(zhàn)爭，曾任第十一軍二十四師葉挺部步兵連指導員，黃埔軍校第六期第二總隊工科中隊第二區(qū)隊區(qū)隊長[12]237。

　　黃埔第六期臺灣學生入學履歷：楊春錦，考入黃埔軍校第六期，加入中共，1927年4月蔣介石“清黨”后，離開廣州赴武漢[5]329。陳辰同，曾就讀于廈門英華書院，后考入黃埔軍校第六期，加入中共，1927年4月以后赴武漢[8]。郭御屏，曾在廈門讀中學，考入黃埔軍校第六期，1927年4月以后赴武漢，與中共臺籍黨員王萬德(老臺共)秘密聯(lián)絡[8]。李祝三，考入黃埔軍校第六期(第一總隊)，學籍注冊地址為臺灣臺北鷺洲中路7號[14]。畢業(yè)后，留校任教官[15]275。李中輝，考入黃埔軍校第六期(第一總隊)，學籍注冊地址為泉州城內府學埔李文節(jié)公祠內李育圖[14]。黃埔教官陳嵐峰，1919年赴祖國，先后入暨南大學附屬中學、暨南大學學習。1926年7月畢業(yè)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回祖國任黃埔軍校少校教官。1927年6月任國民革命軍東路軍總指揮部參謀，參加北伐戰(zhàn)爭[16]。

　　20世紀20年代，赴大陸求學的臺灣學生人數(shù)激增，祖國情懷是吸引他們到大陸的重要原因[10]232。其中，有相當數(shù)量的臺灣青年為學習軍事，反對日本殖民統(tǒng)治，從事臺灣革命運動，而報考黃埔軍校[2]146。根據筆者所查的資料看，選擇國、共兩黨政治身份的臺灣“黃埔人”基本相當，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政治背景不無關聯(lián)。

　　二、創(chuàng)建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

　　黃埔軍校學生創(chuàng)建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開展反抗日本殖民統(tǒng)治的愛國活動，參加祖國大陸的革命活動，其抗日革命理念，不僅吸引許多在粵的臺灣青年，還透過島內的抗日組織動員臺灣青年赴廣州參加抗日革命活動，對臺灣同胞的抗日思想產生了較大影響。

　　(一)從廣東臺灣學生聯(lián)合會到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

　　1926年12月19日，臺灣青年在中山大學集會，成立廣東臺灣學生聯(lián)合會籌備會，張深切、林文騰、李友邦三人當選為籌備會委員[2]151。三位發(fā)起人中，李友邦和林文騰兩人是黃埔生，可見黃埔生對創(chuàng)建該組織所起的重要作用。1926年12月底，廣東臺灣學生聯(lián)合會成立會在中山大學召開，黃埔三期生林文騰闡明組織經過，并與洪紹潭、張月澄、郭德金、張深切等人一起當選為委員。組織成員主要是由黃埔軍校、中山大學、嶺南大學等校臺灣學生組成，其政治主張是反對日本殖民統(tǒng)治，支持臺灣議會設置請愿運動，支持祖國革命。據該組織領導人張深切回憶，“為建立臺灣的抗日革命，為協(xié)助中國的北伐革命，我們幾乎天天開會討論方策”，足見臺灣青年對祖國和臺灣革命的激情。

　　為使廣東臺灣學生聯(lián)合會的革命意識更加明確，廣泛吸收學生以外的人士參加，而促成了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的創(chuàng)立，黃埔三期生林文騰在其中起了關鍵作用。1927年3月13日，在中山大學召開的學生聯(lián)合會例會中，林文騰提出為凸顯該團體的革命性質，應重新籌劃組織一個新的團體，會議通過林文騰的提議，將新團體的名稱定為“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1927年3月27日，廣東臺灣學生聯(lián)合會更名為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林文騰、李友邦、陳辰同、楊春錦、陳旺樅、林萬振等黃埔生參加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成立會[10]160。該組織與島內的非武裝抗日團體――臺灣文化協(xié)會聯(lián)絡密切，透過文協(xié)動員臺灣青年赴廣州參加抗日運動。比如臺灣農民運動領導人趙港的侄子趙清云，即通過這種途徑于1927年5月加入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

　　(二)黃埔軍校與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

　　黃埔軍校支持臺灣青年組建抗日團體，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孫炳文，中山大學校長戴季陶，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廣州市黨部主任等出席在中山大學召開的廣東臺灣學生聯(lián)合會成立會[10]159。畢業(yè)于黃埔三期的林文騰，時任黃埔教官，是這個臺灣人抗日團體的主要負責人之一，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資源，聯(lián)絡黃埔教官指導組織成員的抗日活動。

　　黃埔軍校為廣東臺灣學生聯(lián)合會舉辦關于臺灣革命的專題演講，向臺灣青年傳播孫中山的革命理念。1927年2月5日，在黃埔軍校的安排下，黃埔軍校首任政治部主任、中山大學校長戴季陶在黃埔軍校政治部，向廣東臺灣學生聯(lián)合會的青年們發(fā)表題為《孫中山與臺灣》的演講，戴季陶闡釋孫中山對臺灣革命運動的主張：鼓勵臺灣“自治”，“希望把它作為中國達成完全獨立的一種方法”[10]174。孫中山將臺灣革命成功視為中國完全獨立的一個部分，使臺灣青年產生共鳴，他們在隨后舉行的紀念孫中山逝世二周年游行中，以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名義發(fā)出傳單《敬告中國同胞書》，指出“臺灣的土地是中國的土地”，呼吁祖國大陸同胞援助臺灣革命，并將《孫中山與臺灣》的演講稿發(fā)表于《臺灣先鋒》創(chuàng)刊號，該刊物透過秘密渠道傳播到島內臺灣青年和東京的臺灣留學生中，孫中山的革命理念激勵了臺灣同胞的抗日斗志。

　　1927年2月15日，由張月澄帶隊的廣東臺灣學生聯(lián)合會赴黃埔軍校參觀，軍校濃厚的革命氛圍使臺灣青年們深受鼓舞。黃埔軍校十分重視臺灣青年的這次參觀學習，不僅贈送臺灣青年印有“聯(lián)合組織、奮斗前進”的綢幛匾，還于次日在軍?？铩饵S埔日刊》上，以《臺灣學生聯(lián)合會來校參觀》為題詳細報道[19]。

　　黃埔軍校教官支持臺灣青年創(chuàng)辦刊物《臺灣先鋒》。1927年4月1日，由林文騰負責的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機關刊物《臺灣先鋒》創(chuàng)刊。黃埔軍校副校長李濟深為《臺灣先鋒》題字，黃埔軍校教育長方鼎英及黃埔軍校教官林文騰、施存統(tǒng)(中共早期領導人)、安體誠(中共黨員)、韓麟符(中共黨員)、任卓宣(中共黨員)、陳日新等為創(chuàng)刊號撰文[10]168-169，支持反抗日本殖民統(tǒng)治的臺灣革命運動?！杜_灣先鋒》所提出的“農工階級是革命的急先鋒”“向國民政府請愿收復臺灣”“臺灣革命成功萬歲”“中國國民革命成功萬歲”[10]182等口號，表達了對處于日本殖民統(tǒng)治下之臺灣的政治革命主張。林文騰在《臺灣先鋒》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文章《臺灣農工商學聯(lián)合起來!》，流露出無產階級革命意識，帶有中共的革命思想色彩。

　　(三)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被日本殖民當局破壞

　　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的抗日活動引起日本殖民當局的注意，駐上海的日本領事館于1927年7月24日逮捕該組織領導人張月澄，隨后于8月6日開始實施對該抗日組織的全面檢舉，被捕者23人。此次大逮捕事件，被稱為“廣東事件”。據日警檔案記載，最終被判定有罪者11人，其中包括林文騰、林萬振、溫而勵等黃埔生[10]183-186。“廣東事件”使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解體，被遣返回臺者與臺共秘密聯(lián)絡，成為臺共組織發(fā)展的主要對象[3]290。黃埔六期生林萬振和郭德金刑滿獲釋后，參加了臺共領導人謝雪紅組織的臺灣戰(zhàn)線社工作。

　　三、追隨中共革命

　　中國共產黨對臺灣問題的關注，在大革命時期或更早的時候就開始了。翁澤生、謝雪紅等臺灣革命家，就是在中共領導的五卅運動中成長起來的中共黨員，他們日后在中共的支持和幫助下，在上海創(chuàng)建臺灣共產黨這面抗日紅旗。中共早期領導人施存統(tǒng)等，透過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的刊物《臺灣先鋒》公開支持臺灣抗日運動。臺灣黃埔生在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十分活躍，這個組織“存在共產主義者的派別”。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后，該組織被廣東當局認定為左傾團體而予取締[10]163。

　　(一)黃埔軍校的中共臺籍黨員

　　黃埔三期生林文騰，1927年4月蔣介石“清黨”后赴武漢繼續(xù)黨的活動，后經上海到廈門，從事中共革命活動[8]。臺灣光復后，與在臺灣從事地下活動的老臺共謝雪紅聯(lián)絡密切[21]556。

　　黃埔四期生張克敏，1927年在武漢、上海、廈門等地參加地下活動[8]。1928年在臺灣參加農民運動，結識臺共領導人謝雪紅，支持謝雪紅創(chuàng)辦國際書局[3]295。后赴大陸，在漳州從事地下活動。1929年10月，與中共臺籍黨員蔡孝乾等開展營救中共臺籍黨員蔣文來的革命活動。1930年2月，與蔡孝乾等人組織“游藝大會”，該活動與翁澤生領導的上海臺灣青年團密切相關，“其直接的動機是為了與島內的農民組合一起救援被檢舉的人”[10]354。

　　黃埔六期生楊春錦，隨兄楊春松(中共黨員、臺灣農民運動領導人)于1926年夏赴大陸。1927年7月，楊春松返臺從事革命運動之前，曾赴武漢與楊春錦聯(lián)系[8]。1927年12月，楊春錦參加中共領導的廣州起義，1928年在海豐戰(zhàn)役中犧牲[5]329。

　　黃埔六期生陳辰同，與楊春錦一參加廣州起義和海豐戰(zhàn)役，后經廈門返回臺灣。1928年6月，與因上海讀書會事件被遣返回臺的謝雪紅聯(lián)絡，相互公開政治身份，溝通各自掌握的中共和臺共的相關情況，并商議在閩南活動的中共臺籍黨員返臺從事臺灣革命運動事宜。后赴廈門，任中共漳州縣委書記、永春縣委書記等職，1928年12月在漳州領導廣州起義一周年紀念活動被捕犧牲[22]157。

　　黃埔六期生林樹勛，1927年11月受中共閩南臨委派遣，與張克敏共赴惠安，開展農運和武裝斗爭工作。1928年2月，中共惠安特支書記王德彰與張克敏、林樹勛等4人被捕，惠安特支遭破壞[23]110。1930年6月，林樹勛以廈門中華中學代表身份，參加重建閩南(臺灣)學生聯(lián)合會的籌備工作，開展抗日革命活動，該組織的活動得到中共臺籍黨員翁澤生、林木順、潘欽信的指導[24]359-361。

　　(二)思想傾共的臺灣黃埔生

　　黃埔二期生李友邦，深得孫中山和廖仲愷器重，曾主持國民黨兩廣省工委領導的臺灣地區(qū)工委會，吸收中共臺籍黨員林文騰、謝文達、楊春松、陳辰同等人為委員，激勵臺胞抗日斗志，動員臺胞參加祖國革命。1929年6月，李友邦在上海參加了中共臺籍黨員翁澤生組織的“六?一七”反日斗爭活動。1930年，李友邦任共青團杭州市委委員，在杭州藝專秘密組織共青團支部，開展抗日反蔣活動。由于李友邦的地下活動頻繁，被國民黨情治機構察覺而被捕?？箲?zhàn)爆發(fā)后，李友邦組建臺灣義勇隊參加祖國抗戰(zhàn)，得到中共的指導和幫助。

　　1939年3月，一直關注臺灣義勇隊的周恩來到浙江金華時，曾對李友邦的工作作重要指示[26]。臺灣光復后，李友邦返臺，與老臺共謝雪紅聯(lián)絡，并讓具有中共身份的妻子嚴秀峰與謝雪紅接觸。隨后臺灣地下黨領導人張志忠向謝雪紅證實李友邦的傾共政治背景。1952年，李友邦因“通共”被捕。據臺灣的李友邦審訊筆錄，臨刑前李友邦十分堅定，身中三槍壯烈犧牲[27]。

　　黃埔四期生林夢飛，與黃埔軍校左派人士來往，具有傾共思想[28]104。1927年，與中共臺籍黨員林樹勛、張克敏等人在上海參加地下活動，后在中共廈門市委、臺灣同鄉(xiāng)潘欽信的安排下，開展同安洪厝村的農運工作。利用特殊關系，營救被捕的中共人士。1949年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兵團入廈，是廈門有名的起義將領。新中國成立后，參加大陸的建設，致力于海峽兩岸和平統(tǒng)一。

　　參加中共組織的臺灣黃埔生，主要在臺胞較集中的福建開展革命活動，他們團結在閩的臺灣青年參加中共領導的反帝愛國運動，開展反抗日本殖民統(tǒng)治的活動，與臺灣島內的抗日組織聯(lián)絡密切。具有傾共思想的李友邦和林夢飛，對中共的革命活動給予重要幫助。中共的政治主張和革命思想對臺灣黃埔生政治道路的選擇產生了重要影響。

　　四、參加抗日戰(zhàn)爭

　　黃埔二期生李友邦在中共的幫助和國民黨的支持下，于1939年2月在浙江金華組建臺灣義勇隊，參加祖國抗戰(zhàn)，提出“保衛(wèi)祖國、收復臺灣”，得到愛國臺胞的積極響應。李友邦任臺灣義勇隊隊長，中共黨員張一之任隊秘書[26]，并成立臺灣少年團。1939年10月，臺灣義勇隊正式隸屬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李友邦任少將隊長，后升任中將總隊長。臺灣義勇總隊下設四個支隊，分別活躍于前線、后方、敵區(qū)(敵偽工作)、淪陷區(qū)(臺灣)四大作戰(zhàn)區(qū)域，為中國抗日戰(zhàn)爭做出了貢獻。黃埔六期生李祝三、四期生張克敏先后擔任臺灣義勇隊副(總)隊長，黃埔六期生林樹勛和李中輝亦參加了臺灣義勇隊，臺灣黃埔生成為這支臺胞抗日隊伍的核心力量。

　　1940年3月，李友邦赴戰(zhàn)時首都重慶，與中共臺籍黨員謝南光等人組建臺灣革命團體聯(lián)合會。1941年2月，臺灣革命同盟會在重慶成立，形成大陸臺胞的抗日聯(lián)合陣線，李友邦與謝南光、張邦杰三人為，輪流擔任主席。l944年4月，負責收復臺灣工作的臺灣調查委員會在重慶成立，李友邦擔任委員，參與制定光復臺灣的計劃。1945年8月15日，抗戰(zhàn)勝利。1945年9月3日，李友邦派臺灣義勇隊副總隊長張克敏赴臺灣，在臺北升起象征收復臺灣的國旗[30]65。

　　黃埔教官陳嵐峰在抗日戰(zhàn)場上驍勇善戰(zhàn)，立下戰(zhàn)功。1936年，陳嵐峰奉命北上，率軍在內蒙防守邊塞重鎮(zhèn)，與入侵的日軍交戰(zhàn)。1937年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陳嵐峰任八十九師少將旅長，轉戰(zhàn)南北，參加數(shù)十次會戰(zhàn)。1945年8月抗戰(zhàn)勝利，奉命率部接收徐州，并協(xié)助處理受降工作[16]143。黃埔三期生、黃埔教官林文騰參加抗日戰(zhàn)爭，擔任蔣介石的日語翻譯[21]555。黃埔四期生、黃埔教官林夢飛在福建參加抗日戰(zhàn)斗[13]62。

　　李友邦等臺灣“黃埔人”投身于祖國抗戰(zhàn)，他們認為祖國抗戰(zhàn)與臺灣革命密切相聯(lián)，只有祖國抗戰(zhàn)勝利，臺灣才能擺脫日本的殖民統(tǒng)治，回到祖國懷抱。臺灣“黃埔人”與祖國同胞共御外侮的抗日歷史，彰顯臺灣和祖國大陸不可分割的血脈聯(lián)系。

　　五、結論

　　臺灣“黃埔人”參加北伐戰(zhàn)爭和抗日戰(zhàn)爭，成為兩次國共合作重要歷史的親歷者與見證人。他們追隨孫中山革命思想，秉承“黃埔精神”，肩負“挽救中國的危亡”的歷史使命。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黃埔二期生李友邦追隨孫中山，奉命北上，黃埔教官陳嵐峰以國民革命軍東路軍總指揮部參謀身份在北伐戰(zhàn)場嶄露鋒芒，黃埔生林文騰、張克敏、廖武郎、林夢飛等人隨部參加北伐戰(zhàn)爭。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李友邦等黃埔生帶領臺灣義勇隊奮戰(zhàn)在東南抗日前線，陳嵐峰、林文騰和林夢飛等人轉戰(zhàn)于祖國抗日戰(zhàn)場。他們深知“欲致力于臺灣革命運動，必先致力于中國革命的成功”，在臺灣光復和祖國統(tǒng)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早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國共兩黨和黃埔軍校就重視臺灣黃埔生的抗日愛國運動，給予有效幫挈。中國國民黨、黃埔軍校領導人孫中山和廖仲愷對李友邦十分器重[32]，在孫中山的支持下，李友邦組建臺灣獨立革命黨，為臺灣脫離日本殖民統(tǒng)治而返歸祖國竭盡全力。國民黨兩廣省工委設立臺灣區(qū)工委，由李友邦負責，林文騰、楊春錦、陳辰同等黃埔生任委員，帶領臺灣青年開展抗日運動，并動員他們參加祖國大陸的革命運動。國共兩黨和黃埔軍校對臺灣黃埔生創(chuàng)建的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給予極大支持和幫助，其政治革命理念對該組織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兩岸同胞同屬中華民族，是血脈相連的命運共同體”。黃埔軍校的臺灣人是傳承中華民族的血脈，在中華文化沐浴下成長起來的臺灣精英的一個特殊群體，他們呼吁祖國同胞援助臺灣抗日運動，號召臺灣同胞參加祖國抗戰(zhàn)，他們發(fā)出振聾發(fā)聵的聲音：“臺胞未忘祖國”[31]3，“為了祖國，為了臺灣，毫無疑問的，我們要繼續(xù)地戰(zhàn)斗下去”，對海峽兩岸同胞頗具感召力和影響。研究這個群體，使我們對和平發(fā)展、民族振興、祖國統(tǒng)一產生強烈的渴望和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