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是共同生活的個體通過各種各樣社會關系聯(lián)合起來的集合。下面是由學習啦小編整理的社會性學術論文，謝謝你的閱讀。

　　社會性學術論文篇一

　　中國社會文化史理論與實踐述論

　　摘要：本文敘述二十余年來中國近現(xiàn)代社會文化史的發(fā)展歷程，闡述了在理論探索等學術實踐方面取得的成績及其本土化等方面的特征，并就存在的問題和未來的走向提出了建設性意見。

　　關鍵詞：社會文化史;理論;方法;實踐;特征

　　中圖分類號：C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142(2011)04—0036—07

　　中國大陸于20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復興文化史研究，80年代中期再次興起社會史研究，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舉起社會史與文化史共生共榮的旗號，并出現(xiàn)“社會文化史”這一概念。二十年來社會文化史研究已經有了明顯的發(fā)展。本文僅以中國大陸近現(xiàn)代社會文化史研究為例，對這一發(fā)展歷程進行簡單評述。

　　一、研究階段與成果

　　從1988年劉志琴發(fā)表論文到2010年4月《中國社會文化史的理論與實踐》的出版，是中國大陸近現(xiàn)代社會文化史發(fā)展的第一階段。

　　20世紀80年代末首先提出文化史與社會史相互結合問題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劉志琴研究員，她先后發(fā)表的兩篇文章被學界視為“‘社會文化史’這一新學科概念的最初形成”。1990年李長莉發(fā)表《社會文化史：歷史研究的新角度》一文，明確提出了“社會文化史”的學科概念。梁景和于1991年開始在學術領域運用“社會文化史”的概念，并于1994年在自己的博士論文提要中說明本論文的“社會文化史”的屬性，認為自己的博士論文《近代中國陋俗文化嬗變研究》是“社會文化史研究范疇的一個具體領域”。

　　1992年與2001年，在北京先后召開“社會文化史研討會”和“近代中國社會生活與觀念變遷”兩次學術研討會，會議集中探討社會文化史的理論方法問題。2005年、2007年和2009年分別在青島、烏魯木齊和貴陽召開三次中國近代社會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有相當數(shù)量的社會文化史論文發(fā)表，也有探討社會文化史的理論文章。2009年6月和10月，在北京召開了兩次“中國現(xiàn)當代社會文化學術研討會”，這是首次以社會文化命名的學術會議。

　　近二十年來，關于社會文化史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發(fā)表了很多學術論文，出版了一批學術專著，包括劉志琴主編、李長莉、閩杰、羅檢秋撰寫的三卷本《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梁景和的《近代中國陋俗文化嬗變研究》(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2009年第2版修訂本)，李長莉的《晚清上海社會的變遷——生活與倫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嚴昌洪的《20世紀中國社會生活變遷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李長莉的《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樂正的《近代上海人社會心態(tài)(1860至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忻平的《從上海發(fā)現(xiàn)歷史——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會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上海大學出版社2009年修訂版)，孫燕京的《晚清社會風尚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王笛的《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余華林的《女性的重塑——民國城市婦女婚姻問題研究》(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另外，楊念群、孫江等主編的《新史學》(中華書局版)，孫江、黃東蘭、王笛等主編的《新社會史》(浙江人民出版社版)亦有其獨特的研究意旨，可專門論述。

　　2010年4月28日召開的《中國近現(xiàn)代社會文化史回顧與走向座談會》標志著中國大陸社會文化史發(fā)展新階段的開始。近一年來主要發(fā)展事項有：2010年6月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中國現(xiàn)當代社會文化訪談錄》;2010年9月召開了“首屆中國近現(xiàn)代社會文化史國際學術研討會”;2010年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五四時期社會文化嬗變研究》。另外，近期還將出版“中國近現(xiàn)代社會文化史論叢”第一本《民國社會教育研究》和《社會·文化與歷史的思想交匯——中國現(xiàn)當代社會文化學術沙龍輯錄》第一輯等。

　　二、理論探索

　　關于社會文化史的理論和方法，在1992年“社會文化史研討會”和2002年“近代中國社會生活與觀念變遷”學術研討會上均有很多學者對此展開討論，并發(fā)表了很多重要的學術見解，參見有關會議紀要和綜述。下面僅就幾篇理論探索論文作扼要介紹。

　　劉志琴的《青史有待墾天荒——試論社會文化史研究的崛起》開篇就強調“歷史學在當代的發(fā)展卻亟需要從社會文化的大視野，開拓自己的新領域”，申明了開拓社會文化史的學術意義。同時指出“社會文化史是以大眾文化、生活方式和社會風尚的變遷為研究對象”，強調大眾文化是社會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問題，“因此探討人民大眾在劇烈的社會變遷中，生活方式、風俗習慣、關注熱點和價值觀念的演變和時尚，必將成為跨世紀的熱點問題引起社會的關注，推動這一研究領域的興旺”。劉文重點談四個問題：其一，傳統(tǒng)史學的饑餓，導致社會文化史的興起。劉文從中國傳統(tǒng)史學的成熟，政績訓令、文治武功、禮儀大典、星變?yōu)漠?、生產經濟、征伐邊務無所不包談起，指出中國史學雖然成熟但不完備，因缺乏民眾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感受等重要內容而使中國史學形成了“歷史饑餓”現(xiàn)象。要解決這一問題，就要重寫中國歷史，于是貼近民眾生活的社會文化史必將應運而生，這是史學的進步。其二，改革開放引出史學發(fā)展的一條新線索。從文化史到社會史再到社會文化史是改革開放以來史學發(fā)展多條線索中之一條。80年代初，文化史開始勃興。80年代中期迎來了社會史的復興。90年代出現(xiàn)了社會文化史。其三，世俗生活的理性化。以禮化俗即為禮俗，禮俗文化是中國文化的特質之一。精英文化的價值觀滲進世俗生活，使世俗生活理性化，這就是世俗理性。精英文化通過以禮化俗的過程推向下層民眾，所以又是精英文化社會化的結果。生活倫理意識是中國民眾日常生活中穩(wěn)固的民族文化心理結構。這種民族文化心理是社會變革中最難觸動而又必須觸動的層次。從世俗理性剖析歷史上的社會文化，有助于現(xiàn)代人具體地認識社會生活與思想觀念的雙向聯(lián)系，認識深潛在一般行為后面的文化內涵，這是真切的理解

　　傳統(tǒng)文化的復雜性和探索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途徑。其四，貼近社會下層，求索歷史真相。生活在下層的民眾與上層精英的價值觀念不盡相同，下層民眾受經濟生活的驅動較大，而與倫理價值大相徑庭。思想啟蒙要收到預期的效果，還要有經濟生活發(fā)展的推動和社會風尚的變化，這是召喚民眾最堅實的力量。沒有這個基礎，啟蒙者遲早會陷入曲高和寡的境地，要根本改變層層相因的習慣勢力，只有依靠現(xiàn)代化的啟動，加速推進小農社會向工業(yè)化的轉化，這是全方位的，極其深刻的社會轉型，是真正推陳出新的動力之源。劉文最后發(fā)出了“社會文化史的建樹為改變中國通史的 面貌，定會作出新的貢獻。社會文化史，是有志者自由翱翔的新天地!”的感慨。

　　李長莉的《社會文化史：歷史研究的新角度》一文，把“社會文化史”視為新角度和新方法，認為“社會文化史”這一概念“是鑒于歷史研究的現(xiàn)狀，綜合歷史學、社會學、文化學及文化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作為歷史研究的一個新角度和新方法而提出來的”。李文對“社會文化史”的學科概念作了完整的闡述。她認為社會文化史是文化史下面的三個層次之一，即物質文化史、社會文化史和精神文化史中的一個層次。而社會文化史是指“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生活方式及其觀念的歷史。即一定歷史時期的社會組織、制度、道德、風俗習慣、娛樂方式、傳播方式、語言文字等與思想觀念之間的相互關系”。她認為社會文化史“是最豐富、最直接地體現(xiàn)人類文化的社會性、復合性的層面，是精神文化的社會體現(xiàn)。它既是抽象的，不是附著于某種物質性實體;又是具體的，是通過諸多具體現(xiàn)象構成和反映的”。社會文化史是否是文化史下面三個層次之一，這個問題今天還可以進一步討論，比如可以換一個思維角度，不在原有框架內思考，可以把它視為新時代的新史觀等，但無論如何，當時李文的論述確有新意，說他人所未說，言他人所未言。

　　李文對社會文化史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作了集中論述，認為社會文化史的研究對象是“豐富多彩、繁復龐雜的人類歷史上的整體社會生活”，包括“社會組織、制度、教育、法律、風俗習慣、文化傳播方式、娛樂消閑方式等等”。關于研究方法，李文認為“主要運用文化學及文化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更注重社會現(xiàn)象各元素之間的聯(lián)系，它們的相互關系，及其各元素所反映的某種具有共性的、隱藏其后的精神因素。它主要運用分析和比較的方法進行綜合性研究”。李文還對社會文化史研究的意義作出了自己的闡釋，認為“社會文化史的宏觀研究，可以對某一歷史時期社會大眾的整體精神面貌進行描述和解釋”，“社會文化史研究可以揭示某一時代的思想觀念與社會生活之間的相互關系”，“社會文化史研究可以更全面地理解文化沖突、文化融合和文化變異的過程”;所以，“社會文化史作為歷史研究的一個新角度，不僅是可以成立的，而且可以大有作為。這一新領域的開拓，將會使文化史和社會史研究進一步深化，也會促進歷史的豐富發(fā)展”。

　　梁景和的《關于社會文化史的幾個問題》也是一篇理論探索文章。該文首先論述社會文化史的概念及研究對象，認為社會文化史是研究社會生活與其內在觀念形態(tài)之間相互關系的歷史。一個社會的人們?yōu)槭裁匆@樣生活，是什么樣的思想觀念決定的;一個社會人們的生活變化引起了哪些思想觀念的變化;由于新思想觀念的影響使一個社會人們的生活發(fā)生了哪些變化——這一切都是社會文化史要研究的問題。文章重點談及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關系問題、社會文化與國家意志的關系問題、社會運動的社會文化意義問題、社會文化史研究的多維層面和多角度問題、社會文化研究的常態(tài)和動態(tài)問題等等。梁文還談及社會文化史的理論方法與史料問題，認為社會文化史的理論與方法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為傳統(tǒng)的史學理論與方法;二為借鑒其他學科的理論與方法;三為創(chuàng)新的理論與方法。文中詳細介紹和闡述了以田野調查法為重點的文化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認為田野調查法是從事社會文化史研究、搜集資料的重要方法之一。關于社會文化史的史料問題，梁文也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

　　梁景和的《社會生活：社會文化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概念》是承接上一篇論文之后的又一重要著述。社會文化史是研究社會生活與其內在觀念形態(tài)之間相互關系的歷史，社會生活作為社會文化史研究的一個視角和領域，成為社會文化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概念。梁文首先對社會生活進行概念上的界定，認為“社會生活是指人們在以生產為前提而形成的各種人際關系的基礎上，為了維系生命和不斷改善提高生存質量而進行的一切活動的總和”。該文對這一界定作了理論釋義。接下來，梁文對社會生活的理論范疇進行了重點闡釋，社會生活的理論范疇是指在宏觀層面上的幾個重要概念和問題，它是關注社會生活和研究社會生活的思考域和切入點。文章指出，社會生活的概念有廣義與狹義的區(qū)分，廣義的社會生活是指人類整體的生活狀態(tài)，它包括政治生活狀態(tài)、經濟(物質)生活狀態(tài)、文化(精神)生活狀態(tài)、社會生活狀態(tài)。而狹義的社會生活專指社會生活狀態(tài)。狹義的社會生活有著極其豐富的內容，它在不同的時代所反映的具體內容是不同的，它也隨著時代的進化而不斷的發(fā)展和變化，有的消失，有的生長，但總的趨勢是因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生活的多元趨向而使社會生活的內容不斷地豐富和發(fā)展，生活內容的領域不斷地擴大。廣義的社會生活里面包含著人類整體的社會生活，也包含群體的社會生活，還包含個體的社會生活。同理，狹義的社會生活也包含人類整體的社會生活，還包含群體的社會生活和個體的社會生活。無論是人類整體的社會生活，還是群體和個體的社會生活，既體現(xiàn)著一種共性，又體現(xiàn)著一種個性，所以這種社會生活是共性和個性的統(tǒng)一體。群體是社會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對象，要善于發(fā)現(xiàn)和關注群體。貫穿于人類社會的社會生活，存在著一些最基本的貫穿于人類社會的恒常內容，這些恒常內容在任何時代都要圍繞著人類的生活，都要伴隨著人類的生活，實際上就是它們呈現(xiàn)著人類社會不同時代的最基本的生活樣式，因而它們成為人類社會生活最基本的內容。不同時代人們的生活觀念是不同的。但是盡管不同時代人們生活觀念不同，并不否認有著普世的貫穿于始終不變的生活觀念，這種始終不變的生活觀念一般是處于宏觀層面上的。在同一時代，不同人群的微觀生活觀念也是有差異的。人群的劃分是多種多樣的，用不同的標準可以劃分不同的人群。不同的人群，由于各自特殊的生活環(huán)境，造成他們微觀生活觀念的差異。同一個體在不同年齡段，其生活觀念也是有變化的。中國古語“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講個體在不同年齡上的不同的生活觀念和生活狀態(tài)。社會生活的目標是要不斷地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生活質量的高低既是絕對的，又是相對的。所謂絕對是指在不同的特定時期內，不同的生產水平給人提供不同的物質條件，人們會感到不同的物質享受，每一次新增的物質享受都能體現(xiàn)生活質量的提升。所謂相對是指個體的感受是不同的，心境的不同是影響生活質量的重要指標。個體的身心愉悅，特別是心境愉

　　悅，不完全與物質生活的高低成正比。人們社會生活的質量是要追求物質享受和精神享受的統(tǒng)一。梁文最后還談及社會生活與社會文化史的關系問題。

　　三、基本特征

　　二十年來，在中國社會文化史初步形成和發(fā)展過程中，反映出如下幾個特征。

　　其一，社會文化史萌發(fā)的本土性特征。中國社會文化史是中國史學自身發(fā)展邏輯的產物，是中國文化史、社會史、社會文化史發(fā)展鏈條上的一環(huán)。

　　改革開放的大勢催發(fā)了文化史的復興，改革開放的深入迎來了社會史的興盛。文化史研究偏重于精神層面，即關注思想觀念、社會意識等問題的研究;社會史研究則偏重于社會層面，即關注社會結構、社會生活等問題的研究;而社會文化史研究關注兩者的共生共榮。很多文化觀念問題反映在社會生活等社會問題的層面上，很多社會問題與文化觀念問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于是把兩者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的社會文化史就應運而生了。二十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社會文化史的萌發(fā)是中國史學自身發(fā)展邏輯的產物，主要研究者是從文化史、社會史研究而走向社會文化史領域的。劉志琴是在研究文化史和社會史的基礎上，首先洞察兩者的內在聯(lián)系，進而率先提倡研究社會文化史。梁景和于1984年入北京師范大學攻讀中國近代文化史方向的碩士學位，學位論文《20世紀初年中國社會習俗的變化》開始涉及社會史研究，而他在1994年博士學位論文《近代中國陋俗文化嬗變研究》提要中明確指出本論文的社會文化史屬性。李長莉長期在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文化史研究室從事文化史研究工作，80年代末90年代初提倡并轉向社會文化史研究。雖然個別研究論著受到西方史學的影響，但是總體上說，當時在中國社會文化史的萌發(fā)階段，基本體現(xiàn)了中國史學自身發(fā)展邏輯的本土性特征。90年代末西方新文化史(或稱社會文化史)漸次傳人中國，開始對中國史學界產生影響，使更多的年輕學者投身于社會文化史研究之中，也促進了中國社會文化史研究的長足進展。

　　其二，理論探索的自覺。前文談到，劉志琴等人都先后撰文探討社會文化史的理論問題，而社會文化史研究與社會文化史理論研究幾乎同步進行，反映了理論探索的自覺，這無疑有力地推動了社會文化史研究向前發(fā)展。在社會文化史的理論研究方面，90年代初就有很多學者積極參加理論探討，諸如對建立社會文化史學科的意義，社會文化史研究的對象和內容，社會文化史的研究方法等問題的討論。新世紀初，仍然有一批學者關注并參與社會文化史的理論探索，諸如楊念群、趙世瑜、高翔、張鳴、侯旭東、黃興濤、左玉河、李少兵、蔣大椿、姜濤、葛兆光、張亦工等學者，分別就社會文化史研究是價值判斷還是事實陳述、如何從社會日常生活中折射出觀念的變化、社會文化史是一種獨特的研究視角還是一門獨立的交叉學科、社會文化史研究的重心在哪里、社會文化史研究能否起到改進思想史的作用、中國學者能否建立自己的解釋系統(tǒng)、社會文化史研究的問題和方向何在等等理論問題和一些實際問題進行了深入探索和研究。這些討論雖然還只是一般性的學術觀念的陳述和探討，還不具備完整的理論體系，但這些自覺的理論思考所呈現(xiàn)出來的學術見解對打開社會文化史的視野和規(guī)范社會文化史的研究無疑意義重大。

　　其三，展現(xiàn)出絢麗多彩的研究成果。十年來中國社會文化史研究成果逐漸豐富，初步改變了十年前研究成果薄弱的狀況。前文介紹的十余部書，有十部(包括修訂本)是近七年出版的，有八部(包括修訂本)是近三年出版的。很多近年出版的著述中能夠看到對中國社會文化專著的介紹。另外還有幾篇文章也有助于了解近年來絢麗多彩的中國社會文化史的研究專著和研究論文。李長莉在“社會文化史的興起”一文中介紹了中國近代社會文化史的研究論著，她根據(jù)內容和形式的不同而歸納為三類：第一類是專史，即本身兼有社會史和文化史相交叉的性質，反映社會生活和文化觀念相交織的一些專史，如風俗史、社會生活史、宗教史、教育史、婚姻家庭史、報刊或傳播史等。第二類是綜合史，即對歷史上某一時段、某一地域、某一群體或某一歷史現(xiàn)象，從社會和文化的多個方面進行綜合研究，以求比較全面地展現(xiàn)社會文化的整體風貌，如綜合史、群體史、地域文化史等。第三類是結合史，即將社會史和文化史相結合進行綜合研究的方法，注重探求社會生活、大眾文化與思想觀念之間的相互關系。這是最能體現(xiàn)社會文化史學科方法創(chuàng)新的研究路向，這方面的類別主要有心態(tài)史、社會與思想變遷史、社會生活與觀念變遷史等。左玉河與李文平在“近年來中國近代社會文化史研究述評”一文中重點介紹了近代社會變遷與社會風俗史研究、近代市民社會與公共空間研究、近代中國諸社會問題研究、文化心態(tài)史及觀念變遷史研究、國家社會互動關系及話語轉化等問題的研究現(xiàn)狀。黃延敏在“當代中國社會文化史研究的新進展”一文中著重介紹了當代中國社會文化史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當代中國婚姻、家庭、女性、性倫、服飾、話語、精神文化生活與社會心理等問題的研究現(xiàn)狀。蘇全有在“近十五年來的中國近代風俗史研究綜述”一文中重點介紹了女性與婚姻、政治人物、事件與風俗、地域風俗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四、余論

　　關于如何推進社會文化史向前發(fā)展，李長莉、左玉河、黃延敏等均人撰文提出過建議和主張，他們共同的意見是：第一，社會文化史雖資料數(shù)量龐大，但非常分散、缺乏整理，因此搜集出版資料集顯得尤其重要，既可方便研究者利用，又可盡量減少重復勞動。同時要關注田野調查，重視訪談資料的發(fā)掘整理和應用。第二，社會文化史總體上還處于初創(chuàng)階段，相當多的研究者尚缺乏運用新視角、新理論、新方法的自覺性和經驗積累，缺乏研究范式上的建樹，還未形成公認的比較成熟的研究理論和方法，繼續(xù)深入探索社會文化史的理論和方法亦顯重要。第三，缺乏深入專精的高水平著作，尚未形成公認的研究典范。以上意見無疑是正確的，這些現(xiàn)象近年來雖然已經有所改變，但還沒有根本上的突破，還要攻克難關，盡快完成相關的學術研究任務。

　　在此談幾點個人淺見：第一，建立社會文化史研究的學術重鎮(zhèn)。有條件的學術單位或學術團體可以明確地把社會文化史作為自己學術研究的主要領域和主攻方向，集中從事社會文化史的研究工作，出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其重要成果能夠成為被認可的學術精品，引領社會文化史研究向縱深發(fā)展。第二，抓基本社會生活內容和獨特社會生活內容的研究。社會生活的內容極其廣泛，既包括基本的社會生活內容，也包括獨特的社會生活內容，還包括更多的處于中間地帶的社會生活內容。雖然這幾類社會生活內容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彼此不能截然分開，但各自的特點是顯而易見的?；镜纳鐣顑热葜饕ㄈ祟愃灿械囊率匙⌒?、婚喪嫁娶、兩性倫理、生老病死等基本的生活，這是維持生命和延續(xù)生命最基本的條件，也是最基本的生命歷程，是任何時代，任何人都很難回避的生活內容，所以說它是基本的社會生活內容。研究一個時代或一個時期，一個地域或一個群體的基本社會生活內容的變化，有助于理解和認識社會政治經濟、思想觀念、風土人情的緩慢或急速變遷，有助于認識和理解那個時代和那段歷史，并從中獲得歷史的啟迪和生活的智慧。獨特的社會生活內容主要指一個時期或一個地域，某些群體或一個群體獨特的生活及其生活的變化。比如清末民初的剪辮運動，

　　五四時期男女同校興起，1957年反右運動，80年代初“ 文化熱”，90年代大眾文化的崛起，新世紀初的“奧運熱”等，均可視為獨特的 社會生活內容。獨特的社會生活內容是那個時代所獨有、而其它時代所沒有的。研究這樣的社會生活，無疑也有助于認識和理解那個時代和那段歷史，并從中獲得歷史的啟迪和生活的智慧。所以在社會文化史研究中要同時注重研究基本社會生活內容和獨特社會生活內容。第三，運用多學科的視角研究社會文化史。學科的劃分是人為的，學科的劃分使知識更加系統(tǒng)化和深化，以學科為本位進行學術研究無疑是一條最基本的路徑。但學科的劃分不是目的，學科之間不應當存在彼此隔絕的壁壘。只要是能夠研究問題和解決問題，學科之間的互動和交融是必要的，這也應當是一條新的路徑。研究社會文化史，不但可以把多學科的研究成果視為史料，也可以借鑒多學科的理論和方法，還可以體悟歷史學與多學科共同的思維方式和思考的共同問題，這是多學科對話的基礎，可以從這種互動的對話中深刻而又全面地認識和理解社會文化問題。第四，注重改革開放時代的社會文化史研究。搞歷史，一般有一種習慣的想法，覺得研究的問題應當遠一點，這樣塵埃落定后可以看得更清楚。這個想法有道理 ，搞 政治史、 經濟史、外交史、軍事史都有這樣的問題，起碼有些史料不能馬上解密，搞起來有困難。但社會文化史稍有不同，它研究的是社會生活，是大眾文化，是生活觀念，這些問題存在于社會的各個領域各個方面，它的史料來源極為寬廣，也不需要誰來解密，反而時間越離得近，感受越真切，更易有自身的體悟，自身的把握。有些問題可以直接去觀察，直接調查，直接交流，這種直觀的感受帶來的感性認識是理性認識的基礎，上升后的理性認識會更科學，更接近實際，更靠近真實。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社會生活、社會觀念的變遷比上下五千年任何一段時期都更快速、更豐富、更顯著、更激蕩。研究改革開放時代的社會文化史，將會發(fā)現(xiàn)更多社會與人生的真諦，于此于彼意義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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