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成功發(fā)表學術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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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社會的學術論文
走向和諧——當代中國的公民社會探析
[摘要] 公民社會是一個原本由西方學者提出、用來研究西方社會的理論，同時也是具有不同意義和多種規(guī)范性詞義的理論概念。我們可以對公民社會的理論和概念作結合中國社會實際的選擇和發(fā)展。在此，公民社會是指包含了由個人、民間團體之間的自愿安排來組織的若干社會生活領域的政治共同體。我們可以從規(guī)范性的角度概括出它的若干特點;在中國存在著中國公民社會形成的動因;從描述性的角度，中國公民社會開始萌發(fā)。同時，它也面臨著一些困難，法治是解決這些困難一個重要方法。
[關鍵詞] 公民社會，中國公民社會，和諧社會
中國正在經(jīng)歷一種社會轉型。在這個轉型過程中，中國人民的主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得到了空前的發(fā)揮，同時，社會發(fā)展的機遇與潛在的社會危機并存。順利實現(xiàn)社會轉型，構建和諧社會，是全國人民的共同愿望。筆者以為，從社會結構上看，我們現(xiàn)在所要建構的和諧社會，應當是一個公民社會;一個良好發(fā)展的公民社會，將是一個和諧社會。本文擬從探討公民社會的理論概念入手，通過考察公民社會理論的不同涵義，進而分析、考察公民社會在當代中國應用的可能性和實際情形，最后，探究中國公民社會萌發(fā)的動因及其面臨的問題。以期通過對公民社會的研究，把握社會發(fā)展的脈絡并推動社會向著和諧、健康的方向發(fā)展。
一、公民社會與中國——話語問題
(一)具有不同意義的公民社會
近幾十年來，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問題重新受到西方學者的重視，論者們從不同的角度對它進行研究。1 近十幾年來，中國學者、國際漢語學界和西方的中國學研究者們也對中國的公民社會問題進行了深入系統(tǒng)的研究，形成了許多非常有價值的研究成果。有意思的是，中國學者在研究這一問題時首先遇到的問題，是公民社會理論用于中國社會研究時的可適用性的問題。這是因為，正如許多學者指出的那樣，公民社會是西方學者提出來、用來研究西方社會的理論和概念，而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有著很大的區(qū)別。這些學者懷疑用西方的公民社會理論研究中國社會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但是，問題在于，西方的公民社會的概念和理論本身就具有多種意義，而且允許研究者根據(jù)他們的研究目的提出合適的含義界定。因此，筆者擬先從公民社會這一概念多種的不同的意義，開始對公民社會理論的探討。
筆者以為，Civil society，“公民社會”，是一個理論概念，一種思維構成物(construct) 。不同的學者在使用它時，所指的意思是不同的。在西方，學者們有關它的理論彼此并不一致，論者們根據(jù)各自的研究需要和理論目的來使用它，因此，它的理念不僅不是普遍地同質的，???(p1-2)而且一直就是多歧義和不清楚的。英國學者Keane把當代關于市民社會的討論分為三類：一是把市民社會作為一個理念模型來描述、分析和理解歷史中的社會現(xiàn)象，像西方現(xiàn)代國家的形成;二是把它作為一種討論政治策略的話語;三是作為政治哲學的規(guī)范性研究的工具，探討國家與市民社會關系的理想形態(tài)。???
在中國，學者們有關公民社會(市民社會)的研究和討論也同樣是在不同的意義上來使用的。正如鄧正來先生指出的，“市民社會(即筆者所說的公民社會)在中國既是一種實體的建構，同時又是一種研究范式或解釋模式的主張。”???這大體上與另一位中國學者陳弘毅先生和梁治平先生所概括的關于公民社會的兩種概念涵義相對應：一種是描述性的，一種是規(guī)范性的。???景躍進先生把這種兩分法叫作“作為分析概念的市民社會”和“對市民社會概念的學理考察”。他認為這兩者應當區(qū)別開，而“關鍵在于從中‘建構’出可以適用(于中國——引者)的分析性概念”。鄧先生指出了這種努力的所可能面對的“理論上的陷阱”。???(20)梁治平先生認為，“在流行的civil society概念中，經(jīng)驗研究、理論訴求和現(xiàn)實關注經(jīng)常扭結在一起，因而造成了其應用中的許多混淆。”梁先生在自己的文章中把公民社會首先看成一種“對照性的”概念。???(p179)
筆者對上述中國學者的見解是贊同或理解的。簡單地把公民社會的概念和理論拿過來套用在中國社會的研究中，會以按圖索驥之法，得削足適履之果。同時，筆者還以為，我們一方面需要認真避免簡單套用，了解把公民社會適用于中國社會研究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由于公民社會這一概念本身具有的多重涵義，我們仍然可以在大體厘清公民社會概念和理論的涵義的基礎上，選擇和確定我們以為合適的這一概念的涵義，以便更妥當?shù)剡m用這一理論研究中國社會。
(二)公民社會的多種規(guī)范性詞義
筆者了解到的公民社會首先是一個規(guī)范性概念。由于其規(guī)范性的特點，所以對它的界定是多種多樣的。美國學者Eberly認為，公民社會的定義經(jīng)常取決于一個人希望通過公民社會所要完成的任務。???(p5-7)作為一種理論工具，它所涉及的問題是什么呢?根據(jù)陳弘毅教授的概括，西方公民社會理論所關注的問題有：“政治權力的正當性的來源在那里?社會在歷史上、概念上或邏輯上是否先于或外于國家的存在?國家的權力界限何在?國家和社會的關系是怎樣?個人和社會、公和私的關系又應該是怎樣?”???
為了便利地運用這一概念進行研究，筆者特將自己所了解到的有關公民社會的多種理解或界定概括并簡列如下2 ：
(1)公民社會是政治社會，與自然狀態(tài)相對。根據(jù)洛克，公民社會是在其中人們同意放棄他們的自然權利并把它們交與共同體手中的一個政治社會。洛克指出：“凡結合成為一個團體的許多人，具有共同制訂的法律，以及可以向其申訴的、有權判決他們之間的糾紛和處罰罪犯的司法機關，他們彼此都處在公民社會中。”因此，在人人放棄其自然法的執(zhí)行權而把它交給公眾的地方，就會形成一個政治的或公民的社會。???
(2)公民社會是一個文明社會。當伯克在批評法國人進行法國大革命的方式中使用公民社會一詞的時候，他是在文明社會的意義上使用它。伯克說：“你們在你們的古代國家中擁有所有這些優(yōu)點，但是你們選擇好象你們從來就沒有形成公民社會那樣行為，而且使所有事情都從頭開始。”????這第二個涵義與第一個相關連。一個政治社會也是一個文明社會。不過，一個文明社會不一定是一個政治社會，因為，政治社會具有一些特定的涵義(我們將會在下面進行進一步的討論)。
(3)公民社會是以資產階級個人為基礎、并由司法、警察和同業(yè)公會參與其中、對個人自由加以保護的私人領域。黑格爾所說的公民社會，(按照其德文翻譯為市民社會)，是處在家庭和國家之間的、晚于國家形成的差別的階段。在市民社會中，每個人都以自身為目的。黑格爾所說的市民社會包括三個環(huán)節(jié)，一是，需要的體系，即通過個人的勞動和其他一切人的勞動與需要的滿足，使需要得到中介、個人得到滿足;二是，通過司法對所有權的保護;三是，通過警察和同業(yè)公會來預防遺留在上列兩體系中的偶然性，并把特殊利益作為共同利益予以關懷。3
(4)公民社會與由非政府的、非經(jīng)濟的公民組織形成的社會領域有關。美國學者Don E. Eberly認為，“公民社會是一種社會領域，由一系列具有道德內容與功能的活躍的組織組成。最重要的是，公民社會指這樣一種非政治組織——家庭、共同禮拜的鄰里、公民團體以及各種可以想象的志愿組織的形式——在其中運作的社會部分。[7] (p7)德國學者哈貝馬斯使用了兩個德文詞來表示公民社會(市民社會)，一個是黑格爾曾經(jīng)使用的bürgerlische Gesellschaft，另一個是后來在德國使用的Zivilgesellschaft，后者與英文的civil society直接對應。哈貝馬斯接受了公民社會理論中的源自蘇格蘭啟蒙運動的英美傳統(tǒng)，?11?認為“組成公民社會的是那些或多或少自發(fā)地出現(xiàn)的社團、組織和運動，它們對私人生活領域中形成共鳴的那些問題加以感受、選擇、濃縮，并經(jīng)過放大以后引入公共領域。”而“這個領域是通過基本權利而構成的”。?12?(p454)
(5)公民社會被用來同時指社會的一個部分以及擁有該部分的社會整體。?13?(p6-7)大衛(wèi).海爾德(David Held)說：“公民社會保留一個突出特點的程度在于它由若干社會生活領域組成——家庭的世界、經(jīng)濟領域、文化活動及政治互動——它們由外在于國家直接控制的民間或個人、團體之間的自愿安排來組織。[1] (p3)查爾斯.泰勒明確提出，當自治組織影響國家政策和整個社會的時候，公民社會就出現(xiàn)了。[5] (p6)根據(jù)希爾斯，這種社會就是一個公民社會和政治共同體。[13] (p7)第四個界定與第五個界定的區(qū)別在于，后者包涵了獨立的公民部分與國家的更多的互動，并且承認公民社會是包含這種互動的政治社會。
(三)筆者的觀點與理由
筆者贊同上述有關公民社會的第五種界定。這有三方面的具體理由：
首先，這種界定的優(yōu)點是它同時包括了社會的非國家部分和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政治生活是現(xiàn)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把公民社會與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聯(lián)系起來考察和分析，有助于我們在實踐中通盤考慮社會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諸方面的協(xié)調發(fā)展與建設。
其次，這種界定更好地反映了中國現(xiàn)代性問題的歷史語境。第二個理由與第一個理由相連。據(jù)筆者學習所得，公民社會作為一個理念，在西方和在中國都是與現(xiàn)代性問題一起出現(xiàn)的。從16世紀晚期到18世紀的西方和現(xiàn)代中國所同樣面對的“現(xiàn)代的社會問題”，都是反對專制主義和維持社會秩序這兩個問題，這個界定同時反映了這兩個問題。[7] (p23-24)
再次，它比較好地反映了中國的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為了把這個問題表述得更清楚，我們可以把上述有關公民社會的各種界定按照公民社會與國家的關系分為三組。第一組，公民社會與國家同一，按照洛克的論述，公民社會就是政治社會;第二組，公民社會與國家互相排斥。黑格爾的觀點就屬于這一種。第三組，公民社會與國家互相滲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第五種界定實際上就反映了這種互相介入的情況，而它同時接近中國的國家與社會的相互關系。公民社會理論的一個理論預設，是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對立。而在這方面，中國歷史與西方歷史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國家與社會的界限不同4 ;其次，國家與社會對立的性質和表現(xiàn)形式不同;再次，二者沖突的解決方式不同。在中國，自古至今，國家與社會雖彼此有別，但是互相滲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從現(xiàn)實來講，這種國家與社會的互相滲透與介入，為我們提供了“自下而上”積極推進法治與民主的可能。當然需要注意的是， 這種積極的可能性與國家侵蝕、支配社會的危險同時存在。
在政治、法律理論的研究中，有一組互相聯(lián)系、但彼此區(qū)別的概念，即個人(Individual)、人民(People)、社會(Society)、國家(Country)、民族(國家)(Nation)、國家(State)、政府(Government)、政黨(Party)。公民社會的理論指明它們之間的區(qū)別，同時說明在這種社會中存在著多種社會力量或利益群體，并且存在著避免強權與防止分裂兩者之間的平衡。根據(jù)菲利普.塞爾茨尼克，公民社會指這樣一種社會，它是與交換、對等性、交互性和相互依賴相連的個人的追求與團體的多樣性。它調解個人與政府之間的關系，使得多元主義成為可能，它是“保留給人民”的、而非主權者的禮物的權利的寶庫。?14?
為了進一步研究的需要，筆者不揣冒昧，嘗試提出公民社會的含義是否可以這樣表述：公民社會是指包含了由個人、民間團體之間的自愿安排來組織的家庭、經(jīng)濟領域、文化活動及政治互動等若干社會生活領域的政治共同體，其重要特點是這些自治組織對國家政策和整個社會發(fā)生影響。
當筆者提出上面的表述以后，不禁自問：你如此給公民社會下定義“合法”嗎?筆者以為，知識具有地方性。兩位似乎是來自印度、任教于英國的學者指出，幾乎所有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學都在使用西方的學術語言，但他們在同樣詞語下所指示、所描述的社會現(xiàn)實卻完全不同于西方社會。由于第三世界國家的不同國情，使得這些國家的學者在接受此一概念時又賦予了它新的、不同的含義。?15?(pp.4,1-3)筆者研究公民社會的主要目的是尋找中國社會良性演進的制度之路。上述公民社會的界定就提供了一個綜合考慮社會與國家的各個方面的理論工具。同時，在中國的傳統(tǒng)思想、特別是儒家思想中，有與公民社會密切相關的問題的論述。
?16?我們有必要結合中國的傳統(tǒng)思想，根據(jù)中國的社會情況，在不同的關于公民社會的界定和理解中做出選擇，并加以發(fā)展，作出具有時代特點、體現(xiàn)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的對公民社會的界定和理解。惟其如此，我們的研究才可能有意義。
(四)從話語霸權的悖論看公民社會理論
公民社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研究中國社會的比較方便的理論工具。但是，公民社會原本是西方學者用來分析西方社會的一個理論工具。當我們把它用來分析、考察中國社會的時候，不可避免地會出現(xiàn)一個“話語霸權”的悖論。所謂“話語霸權”的悖論是指，有些原本基于西方文化背景或語境提出的概念，用來分析中國這樣的非西方的社會時，不可避免地會遇到一些根深蒂固、無法克服的困難：要么是，如果不使用任何來自西方的術語和概念，他就無法描述中國社會;要么是，如果使用西方的術語和概念研究中國社會，他就可能“扭曲”研究對象。
筆者以為，如果我們把“話語霸權”作為一種價值中立的描述性概念，這不僅是一個我們不得不接受的事實，并且其實也行之有效。特別是在社會研究領域，“我們在社會理論方面的資源極為稀缺，很難為我們提供進行詳盡思考和理論創(chuàng)新的條件”，5 在這種情況下，使用公民社會的理論來研究中國社會是有必要的。這是一種悖論，我們需要使用這種我們明知是來自西方而非中國的學術話語研究中國問題并抵制并非沒有可能的西方文化侵略，保持自己的文化認同。類似的學術語言的悖論在其他發(fā)展中國家也同樣存在。從中國文化和文明的發(fā)展歷史看，包括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內的域外文化的引入及其與本土文化的沖突、撞擊和融合恰是中國文化和中國文明發(fā)展并強壯自身的重要機遇和條件。
同時，在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使用西方的學術話語的另一個原因是發(fā)展中國家與西方國家在社會發(fā)展方面的歷史相似性。目前在存在于第三世界國家的論題不是現(xiàn)代西方國家的現(xiàn)實論題，但卻是西方早期現(xiàn)代社會的問題。例如，圍繞現(xiàn)代主權國家而出現(xiàn)的社會生活的重組;由早期工業(yè)化帶來的社會沖突。隨之而來的是，對國家與社會關系的重新審視。[15](pp.6, 4)
因此，公民社會的概念和理論是可以為我所用的。
不過，當我們運用包括公民社會等源自西方的概念和理論研究中國社會的時候，需要注意使用的方法，明了這種使用應當是有條件、有限制的，避免簡單套用而誤導自己。
二、當代中國的公民社會——詞語、理想與現(xiàn)實
(一)“中國公民社會”，一個可選擇性詞語
在過去的十幾年中，中國學者、漢語學界和西方中國研究的學者對中國的公民社會問題進行了認真、系統(tǒng)、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6 然而，由于公民社會的理論源于西方，學者們對中國公民社會的集中研究畢竟時間不是很長，因此，還有不少問題可以進行更進一步的研究。其中一個問題就是“Civil society”的中文表述的問題。迄今為止，有四種可供選擇的表述，即：市民社會、民間社會、公民社會和文明社會。[6](p160)筆者以為，每一種表述都有一定的道理;不同的中文翻譯可能反映了中國社會的不同發(fā)展階段。例如，可能民間社會早在清末民初甚至更早就開始出現(xiàn)。?17?同時，中國社會也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文明社會。長期以來，多數(shù)學者和中國大陸用“市民社會”來表述civil society的概念與理論。
筆者使用“公民社會”作為該理論和概念的中文表述，是希望以一種可選擇的角度考察和把握這一概念和理論在中國的適用，并不是要取代已經(jīng)被長期使用的既有表述。“公民社會”作為一個可選擇的提法或概念的優(yōu)點是增進我們對該理論的理解。因為：
首先，在英語中，“civil society”的“civil”與“自然”相對，它是人們按照規(guī)則生活在社會中的條件。[13] (p7)如果循著公民社會理論的蘇格蘭學派的思路，公民社會的特點是在充分尊重私的基礎上的公。
其次，公民社會的概念表示在瓦解專制主義的同時保持社會秩序。而這一雙重使命的關鍵的執(zhí)行者是公民，具有法律權利和義務、生活在公共領域、不受國家控制的私人。7 根據(jù)希爾斯，公民社會包含了citizenship的理念。8 我們如果把Citizenship翻譯成公民行為或公民身份，就能夠最大限度地表達出公民社會理論和citizenship理念的理論信息。除了公民行為以外，還有另外幾個與公民社會有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的概念： civility，和civic [spirit]，它們分別以翻譯為公民性9 和公民精神為宜。
再次，公民社會作為西方相應理論的中文表述，突出了該理論的最重要之處并表明了我們在推進中國公民社會發(fā)展方面的理論和實踐取向，即著眼于全體社會成員及其整體素質的提高。10
(二)公民社會的特點——一個規(guī)范性的視角
對公民社會的理解不同，對于我們的政策和制度的價值取向有重要的影響，而這又反過來影響到未來中國公民社會的發(fā)展。因此，有必要探討兩個相互聯(lián)系的問題：為什么公民社會是可欲的?公民社會有什么特點?如果回答了第二個問題，可能就間接地回答了第一個問題?；蛘哒f，由于這些特點，公民社會是可欲的。筆者在此不揣冒昧，提出公民社會的下面幾個特點：
1、公民社會是以人為本而不是以物為本的社會
中國古代儒家經(jīng)典《孝經(jīng)》講，“天地之性人為貴”。杜維明教授指出，“貴就是價值，把人當作一個價值的載體，人是最高的價值”，人是可以開發(fā)無窮價值、創(chuàng)造無窮精神資源的實體。?18?公民社會的基礎，是尊重每一位公民的私人權利和私人自治。因此，公民社會就必定尊重公民個人的尊嚴，并且以人為本，而不是以某個政治目標為本，所有的政治目標都應當是從人的幸福生活、全面發(fā)展出發(fā)、服務于人的。
2、公民社會以民為本而不是以官為本的社會
“公民社會”作為一個規(guī)范性概念，把關注的焦點集中在社會的全體人民、特別是普通人民身上。社會發(fā)展的動力和克服社會發(fā)展中的問題的答案，都存在于他們的生活、他們的心理和他們的活動中。正如美國學者希爾斯說：
在公民社會，普通人民擁有他們自己的價值和信仰，具有為統(tǒng)治者所承認的內在的尊嚴。正是通過這種作為生活在其所在社會的地域中的居民和人類成員的內在的尊嚴，他們成為公民。他們因此具有不能由于財富、地位、權力或知識的不同而被取消的資格。由于具有使他們成為公民的資格，他們就具有通過代表機構分享對屬于政府管轄范圍的事項做出決定的權利。他們不是任由統(tǒng)治者-雕刻家塑造的泥團。他們需要被教育和通報，但這并沒有減低他們的作為公民的權利的效力。[16](p66)
3、公民社會是以私人自治和保護私權為基礎的公共社會
公民社會是一個建立在公共參與基礎之上、公共空間充斥其中的社會，而公共參與和公共空間又是以私人自治和個體權利為基礎的。只有每個公民的私人自由得以保障，他們才有條件、有能力參與到公共生活之中。
在當代中國向公民社會演進的語境中，私、私權以及由私權向公權的轉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極左思潮盛行的年代，在經(jīng)濟上搞“一大二公”，在思想領域“狠斗‘私’字一閃念”，“大公無私”，在政治上搞“階級斗爭為綱”。那個年代，黨政不分，政企不分，經(jīng)濟落后、停滯，思想受到禁錮，政治不民主，既沒有私，也沒有真正的公。2004年3月14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第二十二條，規(guī)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以及“國家依照法律規(guī)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必然對當代中國的公民社會的發(fā)展產生深遠的積極影響。
4、公民社會是民間社會組織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社會
在計劃經(jīng)濟的時代，政府對社會生活大包大攬，一方面不能實現(xiàn)對社會的有效管理，全能政府的結果是低效政府，另一方面，政府部門包攬過多的權力資源而又不受制約，為腐敗滋生提供了條件。11 在公民社會，民間社團積極參加到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之中，承擔社會自治、社會服務的功能，并以前述方式分擔社會管理的任務。所以，它們既是廣大公民參與各種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方式、一所培養(yǎng)良好公民素質、公民性的學校，同時又是緩解民眾與政府可能發(fā)生的矛盾的一個重要機制。誠如一位經(jīng)濟學家在談到如何調節(jié)好勞資矛盾時所言：要使勞動者真正擺脫弱勢地位，根本的途徑在于提高勞動者的談判地位，讓勞動者擁有與資本同等話事的權利。在單個勞動者并不具備足夠的談判地位的時候，通過建立可以自愿加入和退出的工會，由工會來表達工人的聲音，是解決勞資沖突的根本辦法。?19?
5、公民社會是均衡發(fā)展的和諧社會
在轉型時期，存在著地區(qū)之間、產業(yè)之間和城鄉(xiāng)之間的嚴重的發(fā)展不平衡。12 由于貧富差距懸殊產生的社會緊張關系逐漸成為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社會學家提醒我們：“工人階層目前正在適應現(xiàn)實，同時也在剛剛失落后的茫然中忍耐。他們當前的‘悄然無息’并不意味著社會太平。”13 另一些社會學家指出：如果這種貧富懸殊的問題不能得到及時、有效的解決，中國就會形成一種兩極社會，而這種社會的直接后果是社會沖突和對抗的發(fā)生，特別是底層社會對于上層社會的敵視和反抗。?20?在2004年9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上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zhí)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中，把不斷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的能力、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的能力、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能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等作為中國共產黨加強黨的執(zhí)政能力建設的主要任務。?21?這是從根本上解決社會穩(wěn)定與社會發(fā)展的重要決定。根據(jù)社會學家的研究，和諧社會包括社會階層結構的和諧或者各主要社會階層之間的和諧關系。?22?公民社會正是這樣一種和諧社會。
在公民社會，由于以人為本、以民為本，所有人都受到尊重。因此，一方面，公民們源自追求自身利益和價值而產生的巨大能量得以釋放，另一方面，人們與他人和諧相處的意識同時得到發(fā)揚;由于私權受到保護、私人自治與民間社會組織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得以發(fā)揮，使得社會各階層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共同發(fā)展并且在社會階層之間實現(xiàn)合理流動，從而形成一種動態(tài)的和諧。
(三)中國公民社會形成的動因
學者們討論中國公民社會的問題并不是一種單純的理論興趣，而是由于現(xiàn)實生活中存在著促使中國公民社會出現(xiàn)的因素。筆者以為，下面這些因素構成中國公民社會出現(xiàn)的主要動因。
1、執(zhí)政黨的政策變化與發(fā)展
從時間順序上看，中國公民社會形成的初始動因是中國共產黨在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所做的政策改變。實事求是，解放思想;把黨的工作重點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上;發(fā)揚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等等。執(zhí)政黨的這些政策變化，為人們追求自身利益、社會多樣化發(fā)展開啟了正當化的大門，從而也就為公民社會的發(fā)展播下了第一批種子。
2、取向市場經(jīng)濟的經(jīng)濟改革
中國公民社會形成的經(jīng)濟動因是隨著政策改變而來的逐漸取向市場經(jīng)濟的經(jīng)濟改革。市場經(jīng)濟對中國公民社會的影響可以從兩方面說明：
首先，市場經(jīng)濟既是公民社會的經(jīng)濟基礎，其本身也是公民社會的一部分。因為在市場經(jīng)濟中，公民之間擁有各自不同的經(jīng)濟利益，而又互相依賴，形成一種連帶關系。雖然哈貝馬斯等學者不認為公民社會包括根據(jù)私法構成的、通過勞動市場、資本市場和商品市場導控的經(jīng)濟，[12] (p453-454) 但是，筆者以為，市場經(jīng)濟確實提供了公民作為個人生存和發(fā)展的經(jīng)濟基礎;同時，市場經(jīng)濟本身也是公民之間相互交往的重要場所。更有意思的是，在中國，一些真正具有民間社團的實質內容和功能的組織正是靠著市場經(jīng)濟的條件、以工商注冊的方式得以生存的。14
其次，在中國，由于改革開放和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展，人們既脫離了原來單位的束縛也失去了原來單位的呵護，而不得不為自身利益而奮斗，并同時逐漸地擁有一定的經(jīng)濟資源。這就使得人們不再像在計劃經(jīng)濟時代那樣依賴國家;他們開始依賴法律并且有能力要求政府依法辦事。從而構成公民社會的重要社會基礎。
3、逐漸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
政治體制改革從1978年開始，時隱時現(xiàn)，但一直在不同的層面上進行。有時以法律改革的方式進行。15 2002年秋天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把“三個代表”的思想正式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它在某種程度上是執(zhí)政黨尋執(zhí)政的實質合法性(legitimacy)一種重要方式。
作為一種規(guī)范性的訴求，它可以為進一步的、更深層次的政治體制改革提供正當化的基礎。同時，這次會議還以顯著位置提出了建設“政治文明”的問題，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我們按照“十六大報告”的行文，可以把政治文明詮釋為：民主的制度化、規(guī)范化和程序化。對“政治文明”的一個實踐性注腳，是一個也許并不引人注意的新的政治規(guī)則的制定。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后不久，在十六屆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二次全體會議上，在討論了主要議題經(jīng)濟問題之后，制定了“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會議規(guī)則”。16 這無疑是朝向規(guī)則政治的重要一步。在“三個代表”的思想的指引下、在尋求執(zhí)政合法性以及建設政治文明的努力中，在客觀上會形成一定的公共政治和“善政”(good governance)。公共政治為公民社會的發(fā)展提供了政治空間，善政則與公民社會互為條件、相輔相成。
4、長期積淀的文化和歷史基礎
當代中國公民社會的萌發(fā)具有著深厚的文化基礎和歷史基礎。其文化基礎是深入民間、廣布大眾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社會心理。這種文化基礎又同中國從近代以來，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中華民族全體人民的歷史訴求緊密相連。這些文化和歷史基礎在同前面的因素的相互作用過程中，轉化為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參與積極性，構成公民社會進一步發(fā)展的動因和社會資源。
(四)中國公民社會的萌發(fā)——一個描述性的視角
人文學科、社會科學的一些術語、概念作為人們的思維構成物，可以成為人們理解、認識人生與社會的工具。公民社會作為這種思維構成物，可以用做我們觀照社會的透鏡，一面反映了社會結構及其復雜、動態(tài)的演進過程的透鏡。當然也是一面有風險的透鏡，使用不當，就會被它誤導。不過，透過這面鏡子，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中國社會的一些變化，一些我們可以用公民社會的萌發(fā)來概括的變化。這種變化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概括：
1、社會分化與分層明顯，社會成員身份更加多樣性
隨著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展，人們分化成更多的階層，以及更多的利益群體。有個體戶，私營業(yè)主，還有百萬富翁、千萬富翁甚至億萬富翁，但是社會多數(shù)成員依舊是城市的工人和農村的農民，同時還有數(shù)以千萬計的失業(yè)者。用個帶點玩笑的詞語來形容現(xiàn)在的人群，就是既有傳統(tǒng)的“藍領”和“白領”，還有新起的“金領”——在外企或大公司工作的高收入員工，還有大量的“無領”——沒有工作。在2001年，社會學家則按照職業(yè)分化和資源占有狀況把社會成員分成十大階層。?24?社會的分化與分層使得社會呈現(xiàn)一種利益多元的態(tài)勢。與昔日計劃經(jīng)濟時代的“單位職工”、“公社社員”或“國家干部”不同，中國人民現(xiàn)在開始成為擁有不同職業(yè)(或沒有任何職業(yè))、不同利益、身處不同階層、沒有單位束縛、照顧的獨立的、單獨的個人。不過，他們有一個重要的共同點，即他們在法律上是具有平等權利和義務的公民。一個由公民組成的社會開始出現(xiàn)。
2、多樣化的社會團體開始出現(xiàn)
民間社團組織對于一個良好的社會生活具有重要的積極作用。目前在中國，真正的民間社團開始一點一點地、逐漸地出現(xiàn)，有些則是作為工商企業(yè)進行登記的。17 同時，自發(fā)組成的業(yè)主委員會開始出現(xiàn)并活躍在一些經(jīng)濟比較發(fā)達的大城市。不受政府控制的民間商會已經(jīng)在溫州形成，并且開始在其它地方出現(xiàn);民間商會對政府權力的制衡，也成為重要的研究課題。?25?在武漢，出租汽車司機組成工會;18 同樣根據(jù)廣播報道，在東北，工會作為工人的代表參與有關工資等事務的集體談判。民間社團組織的出現(xiàn)以及對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積極介入，改變了當代中國的政治生態(tài)，并將會對中國的政治法律進程產生重要的影響。例如，他們會作為某一方面利益的代表者或者社會某一部分的代言人參加到立法或訴訟過程中。他們既是社會多元化的體現(xiàn)，又在促進社會多元化的發(fā)展。19
3、政府管理行為的變化
2004年3月22日，國務院印發(fā)《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提出經(jīng)過十年左右堅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實現(xiàn)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標。自那時以來一年的時間里，政府在依法行政方面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在依法行政方面，由行政首長負“第一責任”;在行政決策和法規(guī)制訂方面日益變得“透明”;在審批制度改革中，政府進行“自我革命”，大量取消審批項目;在權力制約方面，通過行政首長問責制制約行政權。20 而以前在西方社會才能聽到的“納稅人”與政府關系的說法，也開始出現(xiàn)在中國的日常生活話語中。以前常聽到的“人民政府為人民”的說法已經(jīng)不足以概括變化中的、新型的政府與公民關系。這些變化表明了一種新型的政府與公民的互動關系開始出現(xiàn)。往日全能政府的態(tài)勢在悄然變化。
我們雖然在前面探討公民社會在中國的萌發(fā)，但是，這種萌發(fā)不會一帆風順地自然生成。公民社會在中國的出現(xiàn)，需要克服一系列的困難，避免若干可能的社會危機的發(fā)生。21 我們需要從經(jīng)濟、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促進公民社會在中國的發(fā)展。在這方面，法治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可以說，法治是公民社會發(fā)展的重要條件，因為法治提供了公民社會所需要的法律框架并保證公民社會的發(fā)展。積極推進法治建設，可以促進中國公民社會健康、順利的發(fā)展，而這是另一個正在花大氣力研究的課題。
Toward Harmony——A Inquiry of Contemporary civil society in China
Civil society is a theory with different meanings and different normative conceptions that have been raised by Western scholars to study Western society. We can choose from those different conceptions and develop it according to Chinese social condition. Here, civil society is a political community that composes of social areas that are voluntarily arranged by citizens and private organizations. There are some normative features in civil society and some impulses of emergence of Chinese civil society. At same time, it is not easy course of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civil society. The rule of law will play important rule in the cour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 society.
【注釋】
筆者感謝杜維明教授和哈佛燕京學社、張偉仁教授、高鴻鈞教授和Professors William Alford, Roger Ames, Jerome Cohen, Paul Gewirtz, Mary Ann Glendon, Philip Kuhn, Philip Selznick, Kenneth Winston, Doctors Neil Diamant, Michele Hassinger, Jonathan Hecht，感謝他們對筆者從事本文寫作和相關研究的寶貴指導、評論和幫助。同時感謝劉泉同學在技術方面的協(xié)助。當然所有文中錯誤、疏漏應由筆者負責。
1 參見：鄧正來、J.C.亞歷山大 編：《國家與市民社會》，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頁1。
2筆者在此的敘述僅僅是根據(jù)自己掌握的有限資料和研究目的所做。更為系統(tǒng)、全面的梳理，讀者可見陳弘毅：《市民社會的理念與中國的未來》，載氏著《法理學的世界》，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229-286。
3參見：[德] 黑格爾 著，《法哲學原理》，商務印書館，1982年，頁197，203。
4梁治平先生認為，在中國歷史上，國家與社會是一個內在聯(lián)系在一切的連續(xù)體的兩端。見氏著：《在邊緣處思考》，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79頁。
5參見：鄧正來，《市民社會理論的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267。
6例如：馬長山：《國家、市民社會與法治》，商務印書館，2001年;鄧正來：《市民社會理論的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
7公民社會中的“公民”不是一個純粹法律的概念，而是一個政治學意義上的概念，在外延上稍大于具有一定國籍的自然人的法律意義上的公民。
8Citizenship是一個規(guī)范性概念，也可以翻譯為“公民身份”。
9 Civility同樣是一個規(guī)范性概念，也可以翻譯為“文明性”、“市民認同”。
10一些西方學者也認為“公民社會”是中國的civil society。見：Thomas A. Metzger, p.12; Richard Madsen, Confucian Conceptions of Civil Society, in Simone Chambers and Will Kymlicka, e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p. 200.
11人們諷刺那種有權無責無能的官員叫“三拍干部”：拍腦門決策，拍大腿后悔，拍屁股走人。這種“三拍干部”的出現(xiàn)固然有許多原因，但不能不說有某種體制上的原因。
12根據(jù)中國社會科學院經(jīng)濟研究所的研究報告，中國城市與農村之間的收入差距在世界上是最高的。見：Peopledaily.com.cn, economy/ macroeconomic. February 25,2004.
13 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頁158。其實，中國農民的情況何嘗不是如此
14 見：采訪手記，“志愿者的理念”，《人民法院報》，2004年12月14日，B4。
15、16俞可平教授與筆者有相似的看法。參見，氏著，《中國公民社會的興起與治理的變遷》，第198-200頁。
17參見：俞可平 等著，《中國公民社會的興起與治理的變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218-220頁。
18據(jù)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今日中國》，2002年12月26日。
19、20參見，俞可平書，第212-213頁。
21中國社會科學院2004～2005年“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研究表明，當前中國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正進入近十幾年來最好的時期，但有七大社會問題困擾著中國的發(fā)展，需要引起高度警惕：農民失地引起的社會矛盾加劇;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就業(yè)局面依然面臨長期困難;減少貧困仍然是新世紀的重任;反腐敗要注重政治體制改革;可持續(xù)增長受到資源、能源和環(huán)境的嚴重制約;注意經(jīng)濟快速增長時期的社會心態(tài)變化。
北京大學丁元竹教授指出：到2010年之前，我國的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處于一個關鍵時期，關系到我國能否實現(xiàn)中期戰(zhàn)略目標。社會危機(如城鄉(xiāng)貧困問題、失業(yè)問題、農民工問題、缺乏基本生活保障問題、教育危機等)、經(jīng)濟危機(尤其是金融危機)、環(huán)境危機是最受專家關注的三類問題。這些因素相互交叉，形成了一幅完整的2010年前中國面臨挑戰(zhàn)的可能前景。腐敗問題如果近期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可能成為危機的“導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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