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学术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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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科学学术论文范文篇一

　　中国自然科学“诺奖”之困的四维解析

　　[摘要] 通过文本分析，总结了诺贝尔奖得主大国获奖的三个方面的社会因素。基于他山之石，解析了中国自然科学诺贝尔奖之困的四个方面的原因，即体制内的传统分配制度、“尊尊”的传统文化基因、“以学为事”的基础教育积弊、“功利导向”的学术科研氛围与体制。指出中国体制内的传统分配模式应由倒金字塔结构调整为纺锤形结构来改变中国年轻人的生存压力。改变“听话”教育，避免少年儿童过多接触《西游记》这种伟大而不适合少年儿童观看的电视剧作品。中学的特级老师，是中国自然科学诺贝尔奖道路上的障碍。行政权力与高校文凭之间的寻租，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被误读为“唯生产力是问”，导致大学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关键词] 诺贝尔奖;中国教育;创新人才

　　[中图分类号] G4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13)02?0001?05

　　据统计，巴基斯坦立国后29年便获得了第一个诺贝尔奖，印度是30年，前苏联是39年，捷克是41年，波兰是46年。新中国成立第63年，本土作家莫言终于获得了文学奖，自然科学诺贝尔奖仍渺不可知。人文科学与评委的个人艺术价值观、意识形态等主观因素关系较大，获奖者没人敢说自己的作品代表国内、世界最高水平。而自然科学的评价标准则相对更客观、科学、公允，主观因素影响较少。然自然科学方面中国本土还一直无人问鼎，而美籍华人(华裔)却有8人获此殊荣。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被公认为有着相当重要的指标意义，没有得奖说明在理论研究方面的确存在较大的差距。乘莫言获奖之际，除了祝贺，我们更多的是需要对本土人才成长的社会环境进行冷静和理性的检讨：恰如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创新科学家?诺贝尔奖作为世界公认的最权威、最具创新性的奖项，为什么中国大陆的科学家至今与它无缘?

　　一、诺贝尔奖大国的社会因素探析

　　有研究以自然科学奖为例，从1901―1997年近百年里，共有448人获得诺贝尔奖。其中，美国186人，占41.52%;英国67人，占14.96%;德国59人，占13.17%;法国25人，占5.58%。这四个国家获奖人数占获奖总人数的3/4以上，其中以美国位居榜首。荣获2000年生理学或医学、物理学、化学和经济学等诺贝尔科学类奖的11人中，美国科学家占了8名，比例高达72%。截止到2007年，美国已经拥有诺贝尔科学奖得主273名，占到了有史以来相应奖励总数的47.2%[1]。是什么原因使得美国、法国、英国和德国这四个国家成为获诺贝尔奖的大户?通过对《诺贝尔奖得主成长记录》《论美国的民主》等资料的分析，我们认为可归因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对科学技术发展的积极支持

　　从微观方面，对1969―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中发现：出生于富裕家庭和中产阶级家庭的获奖者人数比例较高，分别占45.61%和40.35%。获奖者在幼年时期家庭经济环境较好，但当生存和学习条件得到保障之后，富裕程度的差异对诺贝尔奖得主的影响就不再明显了。另对在美国出生的71名诺贝尔奖得主统计，父亲是专业技术人员、经理或企业主的占了82%。可见，优越的家庭背景为他们的成长提供了稳定的经济基础，并创造了良好的教育环境[2]。

　　从宏观层面看，强有力的经济支持是诺贝尔奖大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最重要的物质原因。以美国为例，联邦政府一直将企业不大喜欢做的基础研究作为美国科技投资的重点。联邦政府一直是最主要的基础研究经费的提供者，其份额占1/2到2/3之间，有时更高[3]。二战前，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主任V・布什就“如何将科学对战争胜利所起巨大作用的经验用于和平时期，使科学服务于美国战后的国富民强”提出意见。布什带领研究成员，于1945年7月写成了《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的报告上呈总统，强调了基础科学的重要性，提出国会应当创建一个新机构来专门管理基础科学。1950年5月，美国由联邦政府拨款成立了专门支持基础科学的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迄今为止，美国大约有一半的诺贝尔奖得主都曾经获得过该基金会的资助。还有，美国民间基金会的发展使之成为科研经费的另一重要来源。数据显示，到1980年，美国工业界对科学研究的支持就已超过美国政府，并呈持续上升趋势。美国充裕的资金为科学家的工作提供了必须的物质保障和资金支持，这是美国科学家在全世界重要期刊发表的论文数、取得的科技成果数以及获诺贝尔奖的人数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重要物质原因。

　　(二)自由、民主的科学研究环境

　　美国虽然没有欧洲国家那样悠久的历史，但却是一个较早形成民主制度的国家，没有传统沿袭的桎梏与负累。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保证了科学家想象、选题、设计和实验所需的高度自由的氛围，不受任何行政权力的干扰和限制。美国早在《人权宣言》中写道：“自由交流思想和意见是最珍贵的人权之一;因此，所有公民，除了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对滥用自由应负责任外，都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写作和出版。”美国能宽容“意见自由市场”的存在，美国民主政治确立了四大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这些自由有助于培养勇于探索、不断进取、不迷信权威并具有创造性思维的社会个体。这就使得人们在讨论科学问题时基本上能体现平等、真正做到尊重和保护任何个人的首创精神。这种制度吸引了来自全世界各国的精英和杰出人才为其服务。除了麦卡锡主义时代，美国的宽松科研环境能够给予科学家充分的心理安全与自由，使科学家的研究没有条条框框的约束，没有官僚风气的压制，从而为诺贝尔奖的获得提供了民主、自由、平等的科研氛围。

　　美、法、英、德四国在其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完善的科学研究的管理制度，重视加强科技立法。美国宪法规定：国会权保障著作家及发明家对其作品及发明物于限定时间内之专有权利，以奖励科学和实用技术的进步。这是世界最早对科学技术进步以宪法形式作出规定，较早形成了人才市场调节机制。美国住房、医疗、保险等的社会化，为人才的市场化配置奠定了基础，较早形成人才竞争、人才考评机制、公平与多样化的分配机制。由于美、英、德、法这四个国家具有了培育人才、吸引人才、使用人才的良好社会环境，使人才的智力因素得以有效发挥，科学事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三)注重独立思考、创新精神的教育与文化

　　文化是科学技术进步的母体，历史经验表明，文化影响着科技的生成、发展与传播。西方“权利本位”文化强调个体独立自主，富于冒险精神，鼓励追求个人的成功和个人自由的表达，而这种强烈的个人主义文化，使优秀的西方人普遍不甘于现状而崇尚创新。他们不满足于概念化的人，而是要充分体现自己的个性和才能，崇尚标新立异、出人头地;他们肯定人是现实世界的创造者、主宰者和享受者，追求个性解放、冒险和个人奋斗，尊重和奖励发明创造[4]。

　　美国诺贝尔奖获奖人数从1901年以来一直位居世界榜首，这与美国人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是分不开的，而这种创新素质又直接得益于美国的教育。美国的教育提倡学生独立思考，重视培养学生的主动精神，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诺贝尔奖获得者朱棣文教授说：在美国，老师和父母让他们的孩子从小时候开始就养成自己思考与评价事物的习惯，特别是他们要求孩子看待事物要有自己的新观点。因此，美国的中学生学习成绩不如中国学生，但他们有创新及冒险精神，有时作出一些难以想像甚至发疯的事情，所以往往也创造出一些惊人的成就。美国的大学教育更多地提倡独立思考和主动精神，这是美国比其他国家取得诺贝尔奖多得多的重要前提。据美国一项权威的跟踪调查，在小学和中学阶段，美国学生的理科统一考试成绩普遍不优秀，在世界各国的排名历年处于第30位左右。到大学阶段这种状况发生了逆转，一些考试成绩不顶尖而善于独立思考的学生后来居上，在科学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5]。可见美国频频获得诺贝尔奖是与美国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与创新精神的传统是分不开的。

　　二、中国诺贝尔奖之困的病灶

　　杰出人才的成长、成功是个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多方面的积极因素聚合发生反应。分析诺贝尔奖得主大国的原因后，启示良多，笔者认为下述因素制约着当前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获得诺贝尔奖。

　　(一)体制内的传统分配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落后、物资贫乏严重制约了中国教育和科技的发展。但计划经济年代，个体之间贫富无悬殊，人们生活水平大致差不多，分配制度单一，导致社会效率不高但较为公平。人们价值观和思想较为单纯，对领导的个人崇拜，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爱国奉献精神，凝聚成执着的精神力量，中国一大批知识分子以超常的坚韧与殉道精神，克服物质条件的制约，成功地人工合成了牛胰岛素，并发射了“两弹一星”等。但因为诺贝尔奖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必须是完全创新的纯理论成果。1958年英国化学家桑格获奖的原因是他的发现完全是原创的。中国人工合成了牛胰岛素，却没有获诺贝尔奖，是因为其基于桑格发现，用的方法都是已知的。但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那种淡迫名利的殉道奉献精神是获取诺贝尔奖的宝贵品格，可惜当时受到物质技术条件的制约且对外科学技术交流的不够。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博士教育规模居世界第一，但我们还是没能在自然科学方面问鼎诺贝尔奖。从微观方面看，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大部分人迈入了小康生活。但社会多元化发展使人们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特别是经济、政治、文化教育资源集中的一线二线城市，生活成本高。青年人的工资都普遍偏低，主要财力、精力都在买房、结婚和生儿育女上。而有研究对美国诺贝尔奖得主获奖年龄进行了统计，人的创造能力最旺盛的时期往往是在30～45岁之间[6]。

　　在中国体制内，传统的分配模式是工资随着年龄和工龄增长而递增的倒金字塔结构。这种倒金字塔结构的分配制度导致大量中国有志青年的宝贵年华都穷于应对生计。到了50～60岁多数人将老而创新乏力之际，工资却会高于年轻时期，而此时，除了负担子女读大学，自己的开销已相对减少。鉴于此，中国体制内主流的传统分配模式应该由倒金字塔结构调整为纺锤形结构(两头小，中间大)，即30岁以下的年轻人作为入职初期工资应低点，然后逐年递增，到30～45岁期间，应该是人一生中工资收入的最高期间，45岁以后逐年递减。这样从经济收入上为青壮年成才、成功提供物质保障条件，这也从本质上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实质正义，因为青壮年是人精力旺盛、工作和创新能力最强的阶段。

　　除现行倒金字塔分配模式存在先天缺陷外，中国的分配制度近年出现了“权力分配”的现象。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3倍，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差距可能更大。截至2008年底，机关公务员退休金水平是企业的2.1倍，事业单位月均养老金是企业的1.8倍。这种依赖于政策保护和资源垄断的“权力分配”，有悖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严重侵害了个人发展权，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7]。其结果是近年来大学毕业生争“吃皇粮”，甚至出现千余人竞争一个公务员岗位的现象。这导致国家最优秀的青年都进入了公务员队伍，高校等科研机构却无法吸纳和留住一流的人才。而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的工作性质并不是以创新为主，其工作规范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大量青年才俊的创新能力在机关论资排辈的等待中耗空。因此，我国需尽快启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结合深层次原因设计系统的改革方案。

　　(二)“尊尊”的传统文化基因

　　中国西汉统治者采用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礼教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治理国家的纲要。“君君”“臣臣”等森严的等级秩序和“为尊者讳”的“尊尊”礼教文化和“和合”文化成为了中国人言行准绳和思想的皈依。即使经历了辛亥革命的炮火和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人心里的“尊尊”“和合”无形辫子一直没有去掉。梁启超曾经感叹：“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此不可谓非学术界之一缺点，……中国学术所以不进化，曰惟宗师一统故……”[8]

　　中国人从幼年开始，受到的就是这种“尊尊”“和合”文化的启蒙，父母长辈给小孩长期进行“听话”教育，要求小孩在家要听父母、爷爷奶奶的话，到幼儿园、学校要听老师的话，工作要听领导上级的话。我们幼儿园对小朋友日常管理规范是“排排坐，分果果”，要求小朋友必须听话排排坐，否则分不到垂涎的果果，甚至还会视为另类被孤立。许多人在幼年都会接受很严厉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被教导不要犯错，一定要听家长的话或者听老师的话，一定要记住不能还嘴，家长或者老师说的才是对的，从幼年开始就树立起家长或者老师的权威形象。而童年时候的经历还告诉许多人听从权威就会受到奖励，否则，就会受到惩罚。这样的教育会潜移默化影响到我们成年之后也特别迷信权威。更甚的是，我们的主流电视媒体一到寒暑假就播放《西游记》这部电视剧。《西游记》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它预见了当下中国的政制，但它不适合反复给小孩看，因为它最浅层的教育就是“尊尊”的听话教育。它塑造了一只无宗无父无母、从石头中蹦出来的猴子，上天入海大闹天宫本领大得很，深受儿童喜欢。按理它无父母宗亲可尊，可以目无天尊，但结果怎样，不听话被压在山底，套上紧箍咒，乖乖地跟随唐僧取经，再怎样也逃不出如来佛掌心。小说结尾告诫人们：只有“尊尊”、听话才能修成正果。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是从小在《西游记》的熏陶中成长的。这种传统文化教育的恶果导致中国人长期养成了听话、保守、迷信权威的心理，缺乏创新精神。 　　2012年5月31日《现代健康报》一文《“晕厥哥”是中了“权威”的毒，美女老总文颐被塑造成“法语权威”》报道，求职类节目《非你莫属》中，一位自称在法国留学十年并拿了三个文凭的留学生郭杰，他的法语水平、文凭(国际旅游专业硕士Bac+5、社会学本科、电影导演本科)被现场BOSS团成员文颐一再质疑，郭杰不堪打击当场晕倒。郭杰的文凭是真实的，由于把奢侈品权威的文颐误认为“法语权威”，在“权威暗示效应”下，而不自信晕倒。这是中国学生迷信权威的典型案例。所以许多国外大学的校长会说，中国留学生很勤奋，但是似乎缺乏创新精神，权威崇拜很严重。由此可见，中国要进入创新国家行列，必须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的何者当因、何者当革，建构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三)“以学为事”的基础教育积弊

　　世界经济论坛(WorldEconomicForum)预计，美国81%的工程专业毕业生可以立刻胜任工作，而只有25%的印度毕业生做得到这一点，中国的这个比例是10%。中国某大学的系主任说，中国学生能够照猫画虎地解决一个问题，但一旦需要独创的思维和自己的发明创造时，就没辙了。[9]这段材料揭示了中国教育长年来的积弊：“以学为事”，而不是“以事为学”。

　　学习本身是过程，是手段，但我们的教育把学习当成了目的，基础教育阶段的应试教育愈演愈烈。大中城市针对中小学生的各种培训不计其数，学生的大脑一直被老师在执缰跑马，除了休息基本没什么时间来独立思考。教育和学习应当是“以事为学”，是训练思维、探索、发现和总结的思考过程。而我们的教育是老师把这些过程全包办了，老师用自己十几年的心血把一些解题技巧、规律总结出来，直接灌输给学生。因为家长、老师要的是高考的分数，是孩子能不能进中国前几十名的重点大学。因此，当下中国那些把解题技巧、规律总结得越好，传授得越有效果的老师，便被追捧为高级、特级教师。所谓的名校里“盛产”的就是这些老师，他们就是中国基础教育“以学为事”的罪魁祸首，中国自然科学诺奖道路上的障碍。

　　2012年夏，有媒体调查了1977～1999年湖南24名高考状元的职业状况，竟发现无一人成为所在职业领域的领军人物，大多已湮没无闻，有人甚至成了全职太太。中国校友会网课题组负责人、中南大学教授蔡言厚在2007年公布的中国首份《高考状元职业状况调查报告》中调查了近400名高考状元，其中也鲜有领军人物。[10]这种“以学为事”的教育积弊，很多人或许已经意识到，但要根除它，却非一朝一夕之力。在这个崇尚权威、迷信权威的时代，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在就业上占有优势，在职场上能占得先机，这使人的一生会受益良多。所以，这种“以学为事”的分数教育被中国人接受和认可。

　　(四)“功利导向”的学术科研氛围与体制

　　在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学而优则仕”的官员选拔制度相对身份世袭来说，具有重大社会进步意义，但到了民主法治社会，“学而优则仕”却没有了社会进步意义。当官从事行政工作与做学问搞科研毕竟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工作，其思维模式完全不同。前者是求同思维要求服从，复杂问题简单化追求管理效率;后者是求异思维要求创新，简单问题复杂化追求科学真理。在当下世界各国行政权力膨胀的趋势中，中国尤甚。权力、官本位对大学、学术科研渗透和掌控过度。由于权力掌握资源的分配权，在高校里教授、博士对行政权力趋之若鹜。而大学对中层职能岗位的设置多要求教授职称、博士学位，这就导致大学里的优秀人才多流向了管理层，造成人才高度浪费，本来应是出人才、出思想、出科研成果的大学学术科研水平不强、创新能力低下，大师难产，乏善可陈。对于既当学校行政官员又占有教学科研岗位的现象，我们美其名曰“双肩挑”。但现实中，谁见双肩挑重还能健步前行的人?

　　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曾在一个高等教育论坛上直言，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官员读博已蔚然成风。全国政协杨春时委员调查指出，某直辖市的区级领导中，有一半在某大学读博。他进一步指出，官员读博假多真少。这些官员不经过正规考试，即使考试也是走过场。而读博后，基本不参加学习，毕业论文不是请人代劳就是抄袭。[11]官员占领了有限的博士学位指标，其直接后果就是，真正想读博士且有学术追求的人被挡在了博士殿堂外。针对这一严重现象，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晓秋戏谑道，在北大有“一流的本科生，二流的硕士生，三流的博士生”。他认为博士就应该由对研究工作有兴趣、有志于献身学术的人来读，这么多官员出于功利目的读博，自然会从整体上损害博士声誉。[11]在高等教育最高层次博士生的教育上，如果不能消除行政化、功利化的干扰，中国高校确实没法培养出拔尖人才。这种现象持续下去，中国只能成为自然科学诺贝尔奖得主的“看客”而不是“常客”。究其因，一方面资源控制在行政官员手中，高校需要更多资源;另一方面高校颁发文凭，官员需要文凭升迁。于是这种权力与文凭之间的寻租就不可避免。鉴于此，大学去行政化，增强高校的独立性，应推行专家治校、教育职业经理人管理的大学治理模式。

　　近年来，中国有了全世界最大的高等教育规模，中国博士数量世界第一，但有专家担忧中国离诺贝尔奖反而越来越远。[12]其认为中国现在是有高科技产业，但是却没有科学。近三十年来中国诞生的几乎所有新兴产业基本都是靠市场换技术得来的。中国现在所谓的“高科技”产业并没有高科技，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高科技，因为核心技术都在国外。还有就是中国缺乏纯正的理论工作者或基础理论科学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被误读为“唯生产力是问”，“科技产业化”主导一切。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天下熙熙攘攘均为利来利往。中国没有一个部门能安心搞纯理论，都急功近利去搞生产力了，而不搞理论研究的中国是没有可能得到诺奖的。

　　参考文献：

　　[1] 毛新志.中国未获得诺贝尔奖的社会因素分析[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54-56.

　　[2] 黄子容，吴卓平.诺贝尔奖得主与我国院士成长经历对创新人才培养的启示[J].科教导刊，2010(10)：1-2.

　　[3] 王振新，吴新年.美国政府科研经费划拨及启示[J].科技管理研究，2007(6)：67-68.

　　[4] 谷贤林.学术精神与诺贝尔奖――剑桥哈佛的启示[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1999(3)：6-9.

　　[5] 周大平.中国高校为何摘不到诺贝尔奖?[EB/OL].人民网，http：//edu.people.com.cn/GB/8216/67671/67824/4585 705.html，2012-11-10.

　　[6] 万文涛，余可锋.从美国诺贝尔奖得主的成长曲线看其创新教育[J].比较教育研究，2008(7)：36-40.

　　[7] 新华社调研小分队.我国贫富差距逼近“红线”，隐性收入五花八门[N].经济参考报，2010-05-10.

　　[8] 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100.

　　[9] CanUSUniversitiesStayOnTop?[N]. WSJ(Asia edition)，2012-10-16，(5).

　　[10] 雷昕，尹丹霞，钱洋洋.调查显示湖南24名高考第一名无一成领军者[N].三湘都市报，2012-07-12，(A3).

　　[11] 叶铁桥，原春琳.委员称最大博士群在官场，建议清理官员读博[N].中国青年报，2010-03-08，(01).

　　[12] 孙锡良.中国博士数量世界居首，中国离诺贝尔奖反越来越远[N].重庆晨报，2012-1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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