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過馬路政治論文范文(2)
中國式過馬路政治論文篇二
從“中國式過馬路”反觀當代大學生的公共秩序觀
[摘 要]過馬路行為是社會成員公共秩序觀的真實寫照，也反映了社會的成熟程度。通過分析大學生參與“中國式過馬路”的心理動機，以小見大，反觀當代大學生的公共秩序觀，提出了大學生構建公共秩序觀所應堅持的態(tài)度，并針對當今大學生公共秩序觀的建立提出三點措施：營造社會、家庭、校園良性互動的秩序氛圍;塑造大學生遵守“公序良俗”的優(yōu)秀品格;引導大學生在社會實踐中鞏固公共秩序觀。
[關鍵詞]中國式過馬路;大學生;公共秩序觀
[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712(2014)13-0007-04[基金項目]本文系廣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論與實踐立項研究課題“美麗中國的政治愿意與當代大學生社會公德教育”(2013LSZ008)和廣西民族大學科研基金資助課題“當代大學生的社會秩序觀研究――以‘中國式過馬路’為基點”(2013MDQN002)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覃銳鈞(1979―)，男，廣西武宣人，碩士，廣西民族大學學生工作部(處)副部(處)長，助理研究員，研究方向：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
一、“中國式過馬路”與公共秩序
一段時間以來，媒體熱炒的“中國式過馬路”吸引了眾多關注者的討論和反思。所謂“中國式過馬路”，即國人過馬路時集體闖紅燈，“湊夠一撮人就過，不管紅綠燈”的現(xiàn)象。這在一定程度上不僅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社會下中國人急躁、焦慮的心態(tài)，更是中國公民整體的公共秩序觀建設落后于現(xiàn)代社會發(fā)展的一種真實寫照。
公共秩序，泛指針對社會成員的行為規(guī)范及其活動的井然有序的狀態(tài)。具體來說，公共秩序就是社會里的制度規(guī)范及其相互關系的整體。它是一種以和諧的社會關系為特質(zhì)的社會或團體情景，相對缺少社會模式間的沖突。公共秩序觀，即社會成員對這種有序狀態(tài)的價值取向、制度認同、行為努力等。
事實上，過馬路是社會成員在公共場合做出的典型行為之一，它既因為涉及個人行動自由而具有個人行為的意義，也因為涉及公共秩序與集體意志而具有公共價值。也就是說，過馬路尤其是規(guī)范式地過馬路不僅是個人的事情，也是一種公共行為。規(guī)范式過馬路是促進公共秩序的重要行為，而科學合理的公共秩序觀能夠指引人們規(guī)范式過馬路的行為。
大學生作為青年人群的主體，其行為的規(guī)范化程度常常被社會寄予很高的期望。他們是否具有良好的公共秩序觀，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我國精神文明建設的進程及未來發(fā)展方向。但近段時間以來，網(wǎng)絡、報刊等媒體高度關注高校周邊環(huán)境整治與交通亂象，發(fā)現(xiàn)有不少大學生無視交通信號燈、恣意闖紅燈、過馬路不走斑馬線等行為。潘烈和周燕以在杭高校1517名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調(diào)查，研究顯示，“當個人利益與他人利益有嚴重沖突時，部分學生就會選擇放棄社會公德，如‘去單位面試時間緊張能否闖紅燈’，有39.1%的學生選擇‘闖紅燈’，他們同時認為其他41.7%的同學也會這么做的”。[1]因此，進一步分析把握大學生的公共秩序觀，從不同的著力點對其進行教育和引導，規(guī)范和糾正不符合當今時代發(fā)展需要的秩序觀，這對于培養(yǎng)和造就社會主義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有著重要的意義。
二、大學生“中國式過馬路”的心理分析及其公共秩序觀縮影
通過“大學生行為素質(zhì)調(diào)查”的數(shù)據(jù)可以看出，“整體上大學生們熱愛祖國，關心國家的前途和命運，關注世界的發(fā)展變化，具有強烈的民族自豪感、歷史責任感和社會責任感，他們熱心公益活動，開拓進取，勇于奉獻，富有同情心，在關鍵時刻能挺身而出?！盵2]但是在公共道德、公共秩序、公民精神等方面依然有所欠缺。通過分析大學生參與“中國式過馬路”的心理活動可以窺知一二。
(一)校園“私德”與社會“公德”的不對等性
個人的言行舉止都是其品質(zhì)的外在表現(xiàn)。全日制大學生的生活、學習空間以校園為基礎，校園生活使每個學生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以人際交往網(wǎng)絡為基礎的“熟人社會”。在這個社會里，成員的數(shù)量和每個成員的地位相對固定，例如任課教師、班級同學、宿舍舍友和同校校友，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私德”體系涵蓋面較廣，并具有較強的約束力，如誠信、守時、愛心、紀律性、正義感等，不會被輕易打破。在大學生受教育的三年或四年里，這些由“己”出發(fā)形成的有層次、親疏的人際關系網(wǎng)絡幾乎是穩(wěn)定不變的。因此，校園里大學生遵守“私德”對于個人形象的塑造是至關重要的，決定著每個大學生人際網(wǎng)絡的拓展及他人對“己”的評價。大學生一旦離開以校園為基礎而存在的“熟人社會”進入外界的“陌生人社會”，“私德”的約束力就會隨之下降，“公德”規(guī)范就居于主導地位。但是，我國公民社會中公共秩序觀的建立處于尷尬的地位，全面的公共秩序、健康的公共精神、完善的公德意識尚未能在中國社會普遍、深刻地建立起來，這就導致大學生在進入公共社會領域后，由于“私德”約束力的下降，而缺乏有效的自制力，進而輕視甚至漠視社會公共秩序的約束，選擇“隨大流”或者“明知故犯”。在進行“中國式過馬路”的大學生中，抱著“又沒有人認識我，闖紅燈怕什么”的心態(tài)者不在少數(shù)。
(二)“官本位”特權思想根深蒂固
中國人對于規(guī)矩的認識是自古就有的，“無規(guī)矩不成方圓”是人們的共識，但是“此規(guī)矩”非“彼規(guī)矩”。這種“家國同構”下的等級性規(guī)矩同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普遍性公共秩序是有極大差別的。通過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大學生在面對公共秩序約束的時候，一方面常常抱著實用主義的態(tài)度，有利于自身的便去遵守其約束，反之則無視;另一方面，在根深蒂固的傳統(tǒng)特權思想影響下，其中一些大學生不但不遵守紅綠燈規(guī)則，反而以破壞規(guī)則、“靈活變通”為榮。在這種“變通”之中，打破秩序獲得利益的滿足感油然而生，于是違反公共秩序便成為習以為常的習慣性行為。盡管這種行為以違反公共秩序和公德為代價，但只要能夠得到當下的好處便能讓違反者無所畏懼。而那些遵守公共秩序的大學生則羨慕著那些敢于打破紅綠燈約束的“特權者”?！疤貦嗾摺钡男袨樵跐撘颇杏绊懼髮W生“湊夠一撮人就過，不管紅綠燈”這種“中國式過馬路”心態(tài)的形成。畢竟，“享受特權，不獨是特權者的習慣，也成為無權者的奢望”[3]。 (三)“破窗效應”與“法不責眾”的思想作祟
美國政治學家威爾遜和犯罪學家凱琳認為，如果一個人打破了一棟建筑物的窗戶玻璃，而這扇窗戶又沒有得到及時維修，別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縱容去打爛更多的窗戶玻璃，甚至拆掉整棟樓房，這就是著名的“破窗效應”。大學生一方面擁有著思想活潑、積極向上、想象力豐富和敢于創(chuàng)新的特點，但是另一方面是非觀念較弱、自我約束力不強，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尚未完全建立。思維上的簡單與復雜、理性與感性、妥協(xié)與固執(zhí)、全面與片面等相互矛盾的狀態(tài)在他們身上同時體現(xiàn)。這些矛盾的狀態(tài)背后是“環(huán)境會對公共行為產(chǎn)生強大的暗示作用”[4]。大學生作為涉世未深的青年群體，他們對社會的行為選擇和判斷除了依據(jù)自身簡單的實踐經(jīng)驗以外，更多的是一種觀察和模仿。如果這個社會展現(xiàn)給大學生的是一種“湊夠一撮人”就能過馬路的現(xiàn)實，那么大學生不可避免地會受到這種“中國式過馬路”風氣的影響。甚至一部分大學生主動做“湊夠一撮人”的“引領者”，率先邁出“中國式過馬路”的第一步。因為他們了解“中國特色”的“法不責眾”觀念。在這種傳統(tǒng)、封建、保守、具有小農(nóng)意識的“法律觀念”下，“湊夠一撮人”便成了大學生群體敢于違反公共秩序的底氣。
(四)無原則的小團體意識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大學生在選擇同伴走出校園“熟人社會”的過程中，往往同自己人際圈中交往密切的好友結伴。在這個臨時拼湊的“小團體”中，“私德”依然起著比“公德”更強的約束力。面臨著社會中公共秩序的約束，“一榮皆榮，一損俱損”的主導思想在“小團體”中普遍存在?！靶F體”中一旦有人義無反顧地或不自覺地闖了紅燈，那么，為了不讓幾米寬的馬路和紅綠燈的約束成為分離“小團體”的“海峽”，作為團體中的成員必然選擇跟隨，這種跟隨的動機一方面是為了維護團體的整體性，另一方面則是出于一種保護成員的心態(tài)。有的大學生很明白闖紅燈的危險性，但是在“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哥們義氣”的鼓勵之下，便不分青紅皂白，不管是否違反公共秩序，在“人多力量大”的傳統(tǒng)意識中形成了“湊夠一撮人”就可過馬路的習慣性認識。這種“小團體”意識的存在不僅“有大學生本身的原因，還有客觀社會環(huán)境的影響與中外思想文化中的一些糟粕、遺毒在起作用”[5]，如封建家族宗法思想、傳統(tǒng)江湖義氣思想、西方利己主義及大學生本身的依賴性影響，致使一部分大學生在面對公共秩序和“小團體”約束的兩難選擇之時，做出了無原則的為朋友“兩肋插刀”的選擇。
三、提高大學生公共秩序觀的對策
通過以上心理分析，可以看出當代大學生在公共秩序觀的“知”與“行”上尚不能做到“知行合一”，還沒能夠把遵守公共秩序作為個人的精神品德體現(xiàn)到各種行為之中。在我國社會轉(zhuǎn)型的時代大背景下，欲使大學生群體普遍地建立起牢固的、符合現(xiàn)代社會發(fā)展需要的公共秩序觀，需要大學生不斷加強自身思想道德修養(yǎng)，需要社會、家庭、學校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一)塑造大學生遵守“公序良俗”的優(yōu)秀品格
大學生良好的公共秩序觀的樹立最根本的還是要靠自身合理認識社會中的“公序良俗”，把在社會、家庭、校園良性循環(huán)中形成的“秩序底蘊”由內(nèi)化走向外顯，在面對秩序遭受破壞時能夠從“他律”走向“自律”。在大學生秩序觀塑造的過程中，作為重要陣地的學校，必須實現(xiàn)學校天然具有的“主導性”同大學生個人的“主體性”的“對接”，把握大學生公共秩序觀自我構建的各個階段，施以不同的教育方法。大學生公共秩序觀的自我構建是從“如何”遵守秩序到“為什么要”遵守秩序的深入過程，也是公共秩序觀從“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內(nèi)化趨勢。在這個過程中，不僅僅需要社會、家庭、校園的合力作用，更需要大學生主動加強自身的公德修養(yǎng)?？梢酝ㄟ^把儒家傳統(tǒng)中“公”與“禮”的秩序觀精神同我國當前《公民道德實施綱要》相結合，在公共秩序的認識上形成“我的自由不去干涉別人的自由”這種“賢者”心態(tài)。相反，如果大學生的公共秩序觀僅僅停留在“如何”遵守的層面上，那他們就無法在紛繁復雜的社會中堅守本色，甚至“開倒車”，成為“中國式過馬路”的始作俑者。
(二)營造社會、家庭、校園良性循環(huán)的秩序氛圍
好的環(huán)境塑造人，壞的環(huán)境誤導人。中國古代就有“居必擇鄰，交必擇友”的觀念。因此，全社會共同努力共建良好的公共秩序氛圍，有助于身處其中的大學生群體形成和穩(wěn)固其公共秩序觀。全社會的共同努力，首先離不開輿論的導向，輿論通過對符合公共秩序的行為進行褒揚，對違反公共秩序的行為進行譴責而形成強大的約束力量，但是要將這種約束力量落到實處，依然需要家庭和學校提供“摸得著，看得見”的制約力量。家庭成員是大學生養(yǎng)成良好公共秩序觀的終身老師，其生活態(tài)度和行為舉止是大學生公共秩序觀形成的原始動力。因此，家長要樹立正確的家庭教育觀，及時糾正和調(diào)整自身不符合社會發(fā)展的秩序觀。校園作為培養(yǎng)大學生良好公共秩序觀的重要場所，具有不可替代的陣地作用。在校園陣地的建設過程中要堅持物質(zhì)環(huán)境、制度約束同精神文化協(xié)同構建的理念。一方面要構建“美”的校園環(huán)境，通過“美”的滲透力，激發(fā)學生求學、向上、成才的積極性。另一方面要通過嚴格的校紀校規(guī)提供制度約束，對校園中違反秩序、不負責任、品行惡劣學生進行“以人為本”的教育，而不僅僅是灌輸大的秩序原則，忽視小的秩序規(guī)范。最后，通過具有責任感、使命感的教師培養(yǎng)一群高素質(zhì)的學生干部隊伍，以優(yōu)秀群體的模范帶頭作用塑造大學生的校園秩序觀，使大學生自覺形成“明事理，辨善惡，析是非”的“秩序觀底蘊”，這樣才能在走出校門后，面對公共秩序約束之時真正做到“隨心所欲而不逾矩”。
(三)引導大學生在社會實踐中鞏固公共秩序觀
塑造大學生良好的公共秩序觀的最重要的落腳點還在于指導他們參與社會實踐。親身實踐是養(yǎng)成良好的社會公共秩序觀最有效、最直接、最生動的途徑和方法。無論我們怎樣在課堂上教育學生對公共秩序“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只要忽視引導學生參與社會實踐這個環(huán)節(jié)，不在紛繁復雜的公共秩序中讓學生自身通過“實踐―反思―再實踐”的循環(huán)磨煉，“明事理，辨善惡，析是非”的“秩序意識”就難以確立，正確的公共秩序觀建立依然只是紙上談兵。大學生只有參與公共秩序?qū)嵺`，對形形色色的個體、不同社會階層群體進行觀察和了解，親自體驗違反公共秩序帶來的“負能量”，才能理解、遵守公共秩序形成的“正能量”。在這種正反對比中，公共秩序觀才能真正得到確立。大學生對公共秩序觀的實踐，需要學校作為主導力量進行有意識、有計劃、有組織的指導，通過建立實踐基地，組織學生扮演 “義務秩序員”“交通疏導員”“環(huán)境保護員”等社會角色，確保學生能設身處地地論證和檢驗在不同場合下遵守公共秩序的重要性。[6]
參考文獻：
[1] 潘烈，周燕.大學生社會公德意識與行為調(diào)查[J].當代青年研究，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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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張夢飛，黃生成.大學生小團體主義思想的表現(xiàn)與成因[J].經(jīng)濟研究導刊，2011(1).
[6] 譚萍.當代大學生公民教育的問題與對策[J].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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