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學期間學習馬克思主義有助于學生形成良好政治思想，馬克思主義哲學對社會主義的建設和改革實踐具有巨大的指導作用。下面是小編精心推薦的大學馬克思主義1500字論文，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大學馬克思主義1500字論文篇一：《從蘇聯(lián)馬克思主義到文化馬克思主義》

　　摘要：眾所周知，盡管馬克思主義是在英國走向成熟和豐富，進而走向世界，成為一種改造世界和創(chuàng)造歷史的物質(zhì)力量，但是，在馬克思主義誕生之后的四分之三個世紀里(1845-1920年)，英國一直沒有能夠確立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tǒng)。即便在1920年英國共產(chǎn)黨成立后，這種情況也沒有發(fā)生明顯改變。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英共是一個在蘇(俄)共和第三國際扶持下成立的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政黨，它在政治上和理論上長期追隨、依附蘇(俄)共，缺乏進行理論創(chuàng)新的需要、動力和能力。不過，在30年代中后期大批知識分子加入英共后，這種情況發(fā)生了積極的變化：這些知識分子黨員一方面自覺地將蘇聯(lián)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另一方面則在將后者運用到各自研究的過程中，實現(xiàn)了對后者的不自覺突破，從而開啟了一種良好的學風，形成了一批有創(chuàng)見的理論成果。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后，英國的左派知識分子沿著戰(zhàn)前開辟的道路繼續(xù)致力于英國本土問題的研究，逐步創(chuàng)造出了一種具有鮮明英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tǒng)。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英國新左派運動興起。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深入反思、批判斯大林主義之后，霍加特、威廉斯、湯普森這三位新左派思想家陸續(xù)出版了一批影響巨大的著作，后來聞名于世的英國文化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tǒng)就此呈現(xiàn)在世人面前。

　　一、蘇聯(lián)馬克思主義與30年代英共知識分子黨員的理論創(chuàng)新

　　1920年，在蘇(俄)共和第三國際扶持下，英共成立。這使得馬克思主義在英國的傳播與發(fā)展得到了一種體制保證。不過，由于英共的黨員主體和黨的領導都為產(chǎn)業(yè)工人，所以，英共在政治上和理論上長期追隨、依附蘇(俄)共，這導致蘇聯(lián)馬克思主義自然地成為英共的指導思想。1933年以后，隨著納粹的興起、西班牙內(nèi)戰(zhàn)的爆發(fā)，共產(chǎn)主義因為其日益彰顯的政治吸引力和道德影響力而成為對自由資本主義現(xiàn)實不滿的英國知識分子的替代選擇。于是，大批英國知識分子陸續(xù)加入英共(注:Noreen Branson,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1927-1941, Lawrence and Wishart, 1985, pp.210-213.)。對于當時英共的知識分子黨員而言，蘇聯(lián)馬克思主義絕不是什么難以忍受的教條，而是渴望學習、掌握的真理。另一方面，由于政治傳統(tǒng)、思想傳統(tǒng)等原因，30年代英共的知識分子黨員絕大多數(shù)來自文學、自然科學、歷史學和經(jīng)濟學這幾個學科領域，沒有專業(yè)哲學家。他們學習、掌握蘇聯(lián)馬克思主義的目的都是為了指導各自領域的具體研究。這就使得他們能夠在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解決具體問題的過程中，比較容易克服蘇聯(lián)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桎梏，形成一些有創(chuàng)新性的成果。

　　在1940年的“置身魚腹”一文中，已經(jīng)與現(xiàn)實存在的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拉開一定距離的喬治•奧

　　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不無微詞地指出：1935年到1939年間，共產(chǎn)黨對40歲以下的英國作家們產(chǎn)生了無法抗拒的吸引力(注:喬治•奧威爾：《我為什么寫作》，劉沁秋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86-192頁。)。這些青年作家基于自身的反法西斯主義和反資本主義立場而轉(zhuǎn)向共產(chǎn)主義，他們通常被稱為“奧登一代”(注:Samuel L. Hynes, The Auden Generatio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England in the 1930’s, Viking Press, 1977.)。由于可以理解的歷史原因，“奧登一代”都是蘇聯(lián)的堅定支持者。在文學創(chuàng)作方面，他們熱烈響應共產(chǎn)國際關于文學服務于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主張，創(chuàng)作了一大批政治正確然而卻沒有太高的文學價值和影響力的作品。在文學批評方面，他們努力學習、應用斯大林主義所提供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去分析他們所關注的英國文學問題，涌現(xiàn)出了阿力克•韋斯特(Alick West, 1895-1972)、拉爾夫•福克斯(Ralph Fox, 1900-1937)、杰克•林賽(Jack Lindsay, 1900-1990)、考德威爾(Christopher Caudwell, 1907-1937)等青年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家。不過，就像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在《文學與社會》中所批評的那樣，上述青年批評家受到蘇聯(lián)馬克思主義教條的深刻影響，在理論上幾乎是乏善可陳，唯一的例外是考德威爾的《幻象與現(xiàn)實》(注:雷蒙德•威廉斯：《文學與社會》，吳松江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344-356頁。)?！痘孟笈c現(xiàn)實》完成于1935年11月，但直到1937年2月12日考德威爾犧牲幾個月后方才出版。很清楚，該書的基本理論框架直接來自蘇聯(lián)馬克思主義，結(jié)構(gòu)比較凌亂，原理運用比較生澀有時甚至相當機械，但是它卻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引下，對文學形式與社會經(jīng)濟過程的關系、文學的社會功能等問題進行了創(chuàng)造性的分析，并深刻剖析了資產(chǎn)階級“自由”的幻象本質(zhì)，同時突破蘇聯(lián)馬克思主義教條，提出了人民的主體性思想(注:參見考德威爾：《考德威爾文學論文集》，陸建德等譯，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年。)?？嫉峦栆虼吮徽J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前英國唯一一位真正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馬克思主義者(注:麥克萊倫：《馬克思以后的馬克思主義》，李智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343頁。)。那么，為什么考德威爾能夠突破蘇聯(lián)馬克思主義的桎梏，形成這些創(chuàng)見呢?在長篇評論文章“克里斯多弗•考德威爾”中，湯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 1924-1993)提出了一種非常深刻的解釋：考德威爾自覺嘗試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英國文化傳統(tǒng)相結(jié)合，從而使后者中那些注重文化的獨立性和客觀性、反精英的人民立場、注重經(jīng)驗研究的歷史觀和文學史觀等有益思想傳統(tǒng)，對蘇聯(lián)馬克思主義教條形成了一種不自覺的抵制或解構(gòu);他這么做的意義不僅在于使他本人因此取得了頗為豐碩的理論成果(盡管具有很大的含混性)，更重要的是為后來的英國馬克思主義者指出了一條正確的方向(注:Edward Thompson, “Christopher Caudwell”, in Edward Thompson, Making History: Writings on History and Culture, The New Press, 1994.)。

　　除了考德威爾，30年代英共其他一些知識分子黨員也完成了一些具有創(chuàng)新性的成果，盡管它們的創(chuàng)新性不像《幻象與現(xiàn)實》那樣引人注目。他們是經(jīng)濟學和經(jīng)濟史學家多布(Maurice Herbert Dobb, 1900-1976)、歷史學家莫爾頓(Arthur Leslie Morton, 1903-1987)、物理學家和科學社會學家貝爾納(John Desmond Bernal, 1901-1971)。

　　多布1922年就加入英共，并很快成長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在主要從事資本主義企業(yè)和蘇聯(lián) 經(jīng)濟 發(fā)展研究的過程中，他于30年代早期形成了一套與英共領導 層從蘇聯(lián)馬克思主義全盤接受而來的教條主義迥然不同的馬克思主義觀，并在1932年題為《今日之馬克思主義》的小冊子中進行了相對系統(tǒng)的闡發(fā)。在他看來，馬克思主義就是歷史唯物主義，或者說關于歷史的唯物主義。據(jù)此，他反對把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直覺”或“先驗的邏輯”，強調(diào)必須通過研究歷史 經(jīng)驗形成歷史認識(注:Harvey. J. Kaye, 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 Polity Press, 1984, pp. 25-26.)。正是在這一理念的指引下，1937年，他出版《 政治經(jīng)濟學與資本主義》一書，系統(tǒng)闡發(fā)了自己對馬克思的政治經(jīng)濟學以及資本主義制度的性質(zhì)與作用的基本理解(注:參見道布(多布)：《政治經(jīng)濟學與資本主義》，松園等譯，三聯(lián)書店，1962年。)。雖然他在總體上并沒有超出傳統(tǒng)的政治經(jīng)濟學理論體系，但是我們看到，基于對政治經(jīng)濟學說史以及英國資本主義發(fā)展史的扎實研究，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危機理論、帝國主義發(fā)展理論和 社會主義經(jīng)濟發(fā)展中的經(jīng)濟規(guī)律問題都提出了頗具創(chuàng)新性和影響力的觀點。正因為如此，在此后相當長的時期里，該書在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界一直發(fā)揮著政治經(jīng)濟學教科書的功能。

　　和多布一樣，莫爾頓在大學時代就加入英共。1938年，他響應英共領導人發(fā)出的“向英國歷史進軍”的號召，出版《人民的英國史》一書(注:參見莫爾頓：《人民的英國史》，謝璉造等譯，三聯(lián)書店，1962年。)。從今天的角度看，該書無疑是通俗的、相當簡單化的，不過，它卻是英國歷史上第一部馬克思主義史學著作。在這里，唯物史觀不僅首次運用于對英國歷史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一種完全不同于英國傳統(tǒng)史學的、符合唯物史觀基本精神的、“自下而上”的歷史觀念已經(jīng)呼之欲出：正是在這里，在以往歷史書中被忽略了的農(nóng)民、工人等被壓迫階級首次成為英國歷史的創(chuàng)造主體。

　　貝爾納是英國現(xiàn)代著名物 理學家，1923年就加入英共，但直到1931年才在蘇聯(lián)學者的影響下開始用馬克思主義為指南研究科學史。1939年，他出版《科學的社會功能》一書(注:參見貝爾納：《科學的社會功能》，陳體芳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該書一經(jīng)出版即得到廣泛好評，被認為是科學學或科學社會學的開山之作，但長期以來，它的馬克思主義之位基本上被忽視了(注:這種被忽視的情況在科學社會學家們?yōu)榧o念《科學的社會功能》出版25周年而創(chuàng)作的文集《科學的科學——技術(shù)時代的社會》(戈德史密斯、馬凱主編，趙紅州等譯，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中得到生動體現(xiàn)。)。事實上，就像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n, 1917-)指出的那樣，該書實際上是貝爾納力圖實現(xiàn)馬克思主義與自然科學的聯(lián)姻的一個產(chǎn)物(注:Eric Hobsbawm, “Preface”, in Brenda Swann and Francis Aprahamian, ed. , J D Bernal: A Life in Science and Politics, Verso, 1999, pp. xvi-xix.)。雖然這種聯(lián)姻被證明是短命的，不過，馬克思主義對于該書的成功所發(fā)揮的重要作用卻是不可抹殺的：正是借助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性、整體性和辯證發(fā)展觀點，該書才能屏棄科學是一種純粹的、超越世俗的?東西的?傳統(tǒng)假象，將科學還原為一種社會現(xiàn)象，進而在社會經(jīng)濟政治發(fā)展與科學的歷史互動中，揭示?出了科?學發(fā)展的社會邏輯及其社會功能的歷史變遷。

　　與同時代“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家)那些具有重大影響的理論發(fā)展相比，30年代英共知識分子黨員的理論創(chuàng)新不管在程度上還是在數(shù)量上無疑都是微不足道的。不過，我們必須以一種歷史主義的眼光來看待這些微不足道的創(chuàng)新：它們不僅從根本上改變了英國沒有原創(chuàng)性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的局面，為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tǒng)的形成開了一個好頭;更重要的是，它們自覺延續(xù)英國實證的 文化傳統(tǒng)，共同開創(chuàng)了一種將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與英國實際問題相結(jié)合的優(yōu)良風氣，從而使得后來的英國馬克思主義者能夠在解決具體問題的過程中堅持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促成獨具英國特色的文化馬克思主義的形成。

　　二、戰(zhàn)后英國馬克思主義者的進一步理論探索及對斯大林主義的批判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后，英共的政治發(fā)展進入了一個高潮期，但與此同時，其內(nèi)部卻出現(xiàn)了顯著的理論分裂。作為長期追隨蘇共的一個結(jié)果，40年代以后，英共內(nèi)成長起了一批高度認同蘇聯(lián)馬克思主義的官方理論家，他們亦步亦趨地仿效蘇聯(lián)理論界，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批判當代資產(chǎn)階級哲學社會科學和宗教意識形態(tài)(注:梅斯里夫欽科主編：《當代國外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中央編譯局研究室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6年，第359頁;易克信、吳仕康主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第八卷，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166-184頁。)。雖然這些官方理論家占據(jù)了英共黨內(nèi)的主要理論陣地，不過其實際影響卻相當有限，因為就在他們教條地照搬照套蘇聯(lián)馬克思主義的同時，大多數(shù)左派知識分子則是自覺延續(xù)那些30年代知識分子黨員所開辟的道路，努力以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為指南，研究、解決當代英國人所關注的具體的英國問題。在這個方面，英共黨內(nèi)以及親英共的一些歷史學家和文學理論家的貢獻最為重大。

　　我們知道，英國具有頗為悠久的社會主義史學傳統(tǒng)，其發(fā)端可以追溯到左派自由主義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Toynbee, 1952-1883)(注:參見周樑楷：《史學思想與現(xiàn)代意識的辯證：近代英國左派史家的研究》，合志文化事業(yè)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受此影響，建黨之初就有個別歷史學家加入英共，30年代以后則有越來越多的青年歷史學家加入其中。1946年，以研討莫爾頓《人民的英國史》的修訂問題為契機，這些歷史學家成立了著名的“共產(chǎn)黨歷史學家小組”。在1956年前的十年間，他們定期開展活動，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探索馬克思主義新史學的建構(gòu)之路(注:See Bill Schwarz, “The ‘People’ in the history: the Communist Party Historians’ Group, 1946-1956”, in R. Johnson, etc , ed. , Making Histories: Studies in History Writing and Politics, Hutchinson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1982.)，最終取代30年代黨內(nèi)紅色科學家團體，成為當時英共內(nèi)最活躍、影響也最大的理論組織(注:Edwin A Roberts, “From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o the Science of History: Scientists and Historians in the Shaping of British Marxist Theory”, Science & Society, 69: 4(2005))。除了前面已經(jīng)提到的多布、莫爾頓、霍布斯鮑姆、湯普森外，“小組”中的青年成員還有希爾頓(Rodney Hilton)、希爾(Christopher Hill)、多蘿西•湯普森(Dorothy Thompson)、基爾南(Victor Kiernan)、湯姆生(George Thomson)、哈里森(Royden Harrison)、薩繆爾(Rapheal Samuel)和魯?shù)?George Rudé)等人，其中，“小組”的精神導師是共產(chǎn)黨黨員、馬克思恩格斯重要的英文選集《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選》(Selected Correspondence, 1934)和《馬克思主義、民族性與戰(zhàn)爭》(Marxism, Nationality and War, 1934)的編輯多爾(Dona Torr, 1883-1957)，核心則是多布。由于年資這種客觀原因，“小組”成員在“小組”實際開展活動的十年間公開出版的論著并不多，但這些論著都充分展現(xiàn)了一個根本特征：力圖在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指導下研究、解決英國資本主義時代特別是早期的經(jīng)濟社會文化發(fā)展問題，以確證、修正、深化、發(fā)展馬克思主義的某些具體結(jié)論(注:Dennis Dworkin, Cultural Marxism in Post War Britain: History, the New Left, and the Origin of Cultural Studies,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0-44.)。這一時期最值得一提的理論成果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多布的《資本主義發(fā)展研究》。該書貫徹唯物史觀的基本精神，從經(jīng)濟史的角度對作為社會形態(tài)的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進行了首次系統(tǒng)研究(注:See Maurice Dobb,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46.)，結(jié)果在馬克思主義陣營內(nèi)部引發(fā)一場關于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大討論，“小組”也由此為人所知。另一個是希爾的《1640年英國革命》的1955年修訂版。該書堅持用階級斗爭的觀點解釋17世紀英國革命，強調(diào)這是一場資產(chǎn)階級革命，是一場失敗了的民主革命(注:See Christopher Hill,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40, Lawrence and Wishart, 1955.)。盡管這一觀點至今仍然不斷被攻擊，但卻已經(jīng)成為該問題上的主導性觀點。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后，在原“奧登一代”回歸傳統(tǒng)或主流的同時，年輕一代左派 文學家和文學理論家成長起來了。和那些以“憤怒的青年”而聞名的左派文學家一樣，以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 1918-)、雷蒙•威廉斯以及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 1932-)為代表的新一代左派文學理論家大多出生工人階級家庭或英國的海外殖民地。因此，雖然他們大多不是英共黨員(威廉斯在參加二戰(zhàn)前曾加入英共，但后來沒有再登記)，但當時都采取了親英共的激進左派立場，并自覺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不過，作為戰(zhàn)后在劍橋、牛津成長起來的文學理論家，他們在思想上首先受到的是以利維斯為代表的“細察派”的深刻影響。就像威廉斯后來評論的那樣，利維斯吸引他們的主要有三點：批判工業(yè)主義的 文化激進主義立場，從文學走向文化的實用批評方法，對成人 教育的極大重視(注:Raymond Williams, Politics and Letters: Interviews with New Left Review, Verso, 1981, pp. 66-67.)。然而，當他們在利維斯的影響下積極投身成人教育 實踐后，卻深深地被無產(chǎn)階級文化和新興大眾文化所感染，從而與利維斯的文化保守主義精英立場產(chǎn)生了尖銳對立，并自覺提出了一個新的理論任務：用馬克思主義改造利維斯主義，以實現(xiàn)對利維斯所崇尚和接續(xù)的“文化與 社會”傳統(tǒng)的革命化恢復。那么，應當如何用馬克思主義改造利維斯主義呢?威廉斯等堅決反對像30年代的左派文學理論家那樣教條地照搬照套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因為馬克思主義中并不存在一種可以直接適用的文化理論：“馬克思本人曾想建構(gòu)一種文化理論，但沒有完全建成”，所以，應當做的就是按照馬克思“已顯示出其豐富性和重要性的構(gòu)想”，建構(gòu)可以進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文化理論(注:雷蒙德•威廉斯：《文學與社會》，吳松江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338-340頁。)，進而用這種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去改造利維斯主義。很清楚，和“小組”一樣，霍加特、威廉斯等人力圖解決的也是在英國的民族性語境中堅持和 發(fā)展馬克思主義這一根本問題，雖然在1956年之前他們并沒有形成多少有影響的成果，不過，在這種暫時的平靜下面，新的探索已經(jīng)基本大功告成，只待破繭而出了。

　　隨著上述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探索的不斷深入，他們與蘇聯(lián)馬克思主義的差異、對立日益明顯。決裂已不可避免。1956年蘇共二十大后的赫魯曉夫秘密 報告及蘇聯(lián)入侵匈牙利事件使很多英共黨員對長期追隨蘇共的英共徹底失望。于是近三分之一黨員退黨，其中包括除了霍布斯鮑姆外的全部“小組”成員。隨后，前“小組”成員與包括前述左派文學理論家在內(nèi)的其他許多左派知識分子一起，形成了聲勢頗為浩大的新左派運動，以體制外的方式堅持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注:See Lin Chun, The British New Left,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3.)。為了更好地前進，他們不約而同地把反思、批判、清算長期以來一直作為英共指導思想的蘇聯(lián)馬克思主義(斯大林主義)作為自己的首要 工作。在這個方面，湯普森和威廉斯著力最多，貢獻也最大：在1957年夏季《新思想者》雜志的創(chuàng)刊號上，湯普森 發(fā)表了《社會主義人道主 義：致非利士人書》一文，全面闡發(fā)了他的馬克思主義觀，其中包括他對斯大林主義的系統(tǒng)評價(注:E. P. Thompson, “Socialist Humanism: An Epistle to the Philistines ”, The New Reasoner, 1(Summer 1957).);威廉斯則在1958年發(fā)表的《文化與社會》中的“馬克思主義與文化”一節(jié)中，比較完整地表達了自己對蘇聯(lián)馬克思主義的批評性理解(注:雷蒙德•威廉斯：《文學與社會》，吳松江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338-361頁。)。對于斯大林主義，他們的總體看法大致如下。第一，斯大林主義以教條主義的方式對待馬克思恩格斯創(chuàng)立的歷史唯物主義，不是把它當作科學的革命的方法論，而是奉為放之四海皆準的絕對真理體系，結(jié)果將歷史唯物主義中許多具有真理性的歷史的具體的科學原理扭曲為了絕對的成見。第二，斯大林主義由于未能正確理解歷史唯物主義的實踐本質(zhì)，沒能發(fā)現(xiàn)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始終是通過作為實踐主體的人進行互動的，結(jié)果未能真正理解馬克思《 政治 經(jīng)濟學批判》序言中提出的 經(jīng)濟基礎和上層 建筑學說的隱喻本質(zhì)，始終以 機械決定論和經(jīng)濟還原論的方式來看待經(jīng)濟基礎、上層建筑及其相互關系，從而把辯證的“決定”荒謬地詮釋為了宿命論意義上的預先確定。第三，基于對經(jīng)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學說的不正確理解，斯大林主義狹隘地把 文化界定為上層建筑的一部分，而沒有看到文化實際上是 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由 實踐溝通到一起的一個綜合體，它的一部分在社會意識之中，另一部分則經(jīng)過實踐延伸到社會存在之中，因此，文化決不是單純被決定的，它同時也可以發(fā)揮客觀的決定作用。

　　很顯然，新左派思想家“破舊”是為了“立新”，而這個“新”就是我們接下來所要討論的文化馬克思主義(注:我們知道，在 英語理論界，“文化馬克思主義”(Cultural Marxism)這個術(shù)語有兩個來源、兩種用法。第一種用法源自美國文化史學者德沃金1997年出版的《戰(zhàn)后英國文化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新左派與文化研究的起源》一書，專指由霍加特、威廉斯、湯普森等英國新左派思想家所創(chuàng)立、存在并流行于戰(zhàn)后至70年代英國的那種非教條的、批判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tǒng)。(Dennis Dworkin, Cultural Marxism in Post War Britain: History, the New Left, and the Origin of Cultural Studies,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第二種用法源于美國批判理論家凱爾納21世紀初 寫作并在 網(wǎng)絡上得到廣泛流傳的一篇文獻“文化馬克思主義和文化研究”(Cultural Marxism and Cultural Studies)，泛指自盧卡奇、葛蘭西以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tǒng)中，對文化問題有過專門研究的馬克思主義學派和馬克思主義者，其中既包括法蘭克福學派，也是包括英國的文化研究學派。(凱爾納：“文化馬克思主義和現(xiàn)代文化研究”，《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06年第5期)很清楚，我們現(xiàn)在要討論的是第一種狹義的文化馬克思主義。)。

　　三、第一代英國新左派與文化馬克思主義的形成

　　說到文化馬克思主義，我們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個術(shù)語“文化主義”。按照英國文化研究學者斯道雷的考證，“文化主義”其實是霍爾等伯明翰學派年輕一代文化研究學者70年代末杜撰出來的一個術(shù)語，以形容霍加特、威廉斯、湯普森這三位第一代新左派思想家50年代末60年代初完成的那些著作，因為在他們看來，雖然這些著作的馬克思主義性質(zhì)值得懷疑，但確實具有共同的理論特性(注:斯道雷：《文化理論與通俗文化導論》，楊竹山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64頁。)。就此而言，“文化主義”與文化馬克思主義具有共同的所指，盡管前者具有一定的貶義。不過，我們也注意到，在90年代以后的文化研究史著作中，“文化主義”其實變成了一個中性術(shù)語，大致相當于英國文化研究的起源階段這種意思，由此一來，霍爾以及伯明翰學派的其他早期成員都被納入其中了(注:Graeme Turner,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third edition, Routledge, 2003, pp. 33-62; 斯道雷：《文化理論與通俗文化導論》，楊竹山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62-100頁。)。雖然這種 用法的變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過，在我們看來，它卻是不可接受的，因為它無原則地混淆了霍爾與霍加特、威廉斯、湯普森這三位第一代新左派思想家的本質(zhì)區(qū)別：盡管霍爾和霍加特、威廉斯、湯普森等一樣，也是新左派運動的發(fā)起者和核心人物(注:Michael Kenny, The First New Left: British Intellectuals ?after Stalin,? Lawrence & Wishart, 1995, pp. 54-68.)，?不過，他?后來的 發(fā)展表明，不管是在 政治上還是理?論上，?他都更接近于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1938-)等30年代中后期后出生的第二代新左?派，而和?出生于30年代之前的那些第一代新左派具有明顯的距離。有鑒于此，我們希望重申霍爾透過文化主義這個術(shù)語從批評的角度表達過的那個觀點：正是在霍加特、威廉斯、湯普森這三位第一代?新左派?思想家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著作中，一?種新?的具有鮮明英國特色的文化馬克思主義形成了?！≡谛伦笈蛇\動剛剛興起的1957年，霍加特出版了自己的第二部專著《識字的用途：無產(chǎn)階級生活面面觀》。在這部具有部分傳記色彩的著作中，霍加特一方面追記了自己童年曾經(jīng)歷過的30年代英國工人階級 文化，另一方面則對50年代工人階級文化受新興大眾文化侵蝕的現(xiàn)狀進行了分析和抨擊(注: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Aspects of Working Class Life, Chatto and Windus, 1957.)。誠如文化研究學者經(jīng)常提及的那樣，該書具有相當多的缺陷：浪漫的懷鄉(xiāng)病，對大眾文化的敵意，對工人階級文化的創(chuàng)造力估計不足，等等。不過，瑕不掩瑜，所有這些都不能掩蓋一個基本事實：該書是文化馬克思主義形成過程中涌現(xiàn)的第一個積極成果。在我們看來，對于文化馬克思主義的形成而言，該書具有以下兩點重要意義：第一，它自覺繼承利維斯所崇尚的“文化與 社會”傳統(tǒng)，運用后者所提供的 文學批評方法重建出了30年代的工人階級文化，從而駁斥了利維斯主義關于工人階級沒有自身文化的偏見，體現(xiàn)出了一種在 實踐中改造利維斯主義的努力;第二，它成功揭示了工人階級公共文化的諸方面和工人階級私人的日常生活結(jié)構(gòu)之間的內(nèi)在 聯(lián)系，有力打擊了蘇聯(lián)馬克思主義對文化的狹隘理解，證明文化是在日常實踐活動中逐漸建構(gòu)起來的。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不妨說，《識字的用途》是文化馬克思主義形成過程中面向未來邁出的第一步，由于這一步邁得相對較小，以致如果我們不將它與威廉斯、湯普森后來的 工作聯(lián)系起來看，可能難以察覺它的存在及其首創(chuàng)意義。

　　繼霍加特之后，威廉斯陸續(xù)出版了《文學與社會》(1958)、《文化是日常的》(注: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is Ordinary”, in John Higgins, ed. , Raymond Williams Reader,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1.)(1958)、 《漫長的革命》(1961)(注: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Harper Torchbooks, 1966.)等著作，湯普森則陸續(xù) 發(fā)表了《社會主義人道主義》(1957)、《漫長的革命》(1961年)、(注:Edward Thompson, “The Long Revolution”, New Left Review, No. 9-10(1961).)《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1963)(注: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錢乘旦等譯，譯林出版社2001年版。)等著作，以文化研究的實證形式，共同展現(xiàn)了文化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風貌。以威廉斯、湯普森的上述著作為來源，我們可以對文化馬克思主義進行如下理論刻畫(注:以下 總結(jié)主要參考了Nick Stevenson, Culture, Ideology and Socialism: Raymond Williams and E. P. Thompson, Avebury Woodhams, 1995;張亮：《階級、文化與民族傳統(tǒng)：愛德華•P•湯普森的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第一，它反對斯大林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詮釋與建構(gòu)，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是歷史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本質(zhì)不是絕對真理的觀點體系，而是科學的批判的方法論;盡管馬克思恩格斯沒有提供可以包治百病的現(xiàn)成的藥 方，但以他們開創(chuàng)的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南，我們可以找到具體地歷史地解決馬克思恩格斯未曾研究過、未曾遭遇過、甚至未曾想象過的各種新問題的科學途徑。

　　第二，它堅持《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的實踐唯物主義立場，主張在人的實踐過程中來理解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關系，從而打破斯大林主義的 機械決定論和 經(jīng)濟還原論的思想桎梏，對歷史唯物主義的一系列概念、結(jié)論、原理形成了全新的理解。其中比較重要的有，它認為經(jīng)濟基礎與上層 建筑之間是一種辯證的決定關系，經(jīng)濟基礎并非總是單方面、無條件地決定上層建筑，在特定條件下上層建筑同樣能夠發(fā)揮客觀的決定作用;生產(chǎn)方式及其矛盾運動在歸根結(jié)底的意義上決定 社會歷史的 發(fā)展，但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上、不同的 文化形態(tài)中，其發(fā)揮作用的方式是具體的歷史的;文化在本質(zhì)上是 實踐的產(chǎn)物，是不同的生活方式相互斗爭的結(jié)果;普通人民群眾是真實的歷史主體，他們通過階級斗爭創(chuàng)造了自己的歷史;工人階級的形成經(jīng)歷了不同的發(fā)展階段，在走向“自為的階級”的過程中，英國工人階級以文化的方式實現(xiàn)了自我生成，并自主生產(chǎn)出了自己的階級意識等等。

　　第三，它堅持《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的改造世界的立場，反對抽象的理論建構(gòu)，主張運用馬克思主義去研究、解決具體的英國問題，并在解決這些具體問題的過程中堅持、豐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

　　第四，它認為當代英國社會主義發(fā)展的核心問題是工人階級的文化問題，在解決這一問題的具體過程中，它形成了一套具有明確的自身限定性的文化研究范式;該范式具有三個支撐點，即“自下而上”的觀察視角、“人民歷史”觀念和超越資本主義的烏托邦議程，而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在于可以實現(xiàn)對真實的 經(jīng)驗整體的傾聽和再創(chuàng)造，對以往被忽略的大眾文化的社會功能的分析與評價。

　　第五，作為前述文化研究的結(jié)果，它堅信英國工人階級具有革命傳統(tǒng)，通過適當?shù)囊龑? 教育)，它們能夠重新煥發(fā)出來，從而推動社會主義革命獲得成功;英國具有良好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傳統(tǒng)，再發(fā)現(xiàn)與重申這種傳統(tǒng)是當代英 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歷史使命。

　　對于威廉斯、湯普森所提出的文化馬克思主義，我們的基本看法是：它是威廉斯、湯普森等第一代英國新左派思想家在從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到60年代上半葉的特定歷史情境中，反對斯大林主義，探索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英國實際相結(jié)合的理論探索的思想結(jié)晶，是在特定理論語境中堅持和發(fā)展歷史唯物主義的一種成功的具體化、民族化嘗試。很顯然，它具有確定的適用條件，一旦這些條件發(fā)生變化，它的真理性和合法性基礎就會隨之發(fā)生改變甚至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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