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淺談馬克思主義的論文(2)
大一淺談馬克思主義的論文篇二
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四條路徑及其評價
內容摘要：為了減少“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領域里無謂的概念之爭，弄清西方馬克思主義與正統馬克思主義、東歐“新馬克思主義”、國外馬克思學，以及西方馬克思主義與后馬克思主義、英美馬克思主義的關系，有必要澄清“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四條不同闡釋路徑，即“正統馬克思主義”闡釋路徑、東歐“新馬克思主義”闡釋路徑、“西方馬克思主義”闡釋路徑、“國外馬克思學”闡釋路徑。這四條闡釋路徑各有特點，不應該采取“貼標簽”的方式評判之，而應該采取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對之進行具體分析。在這里，應當避免兩種錯誤傾向：一是將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神圣化”，即用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否定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二是將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虛無化”，即用虛無主義態(tài)度對待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
關鍵詞：正統馬克思主義;東歐“新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國外馬克思學
作者簡介：王鳳才(1963— )，男，山東省諸城市人，復旦大學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陳學明(1947— )，男，上海市崇明縣人，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會長，主要從事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
中圖分類號：B089.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439-8041(2011)02-00030-11
關于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目前學術界有各種不同的聲音，例如“終結論”、“轉向論”等。這涉及許多問題，例如，國外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正統馬克思主義、東歐新“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學之間的關系，以及西方馬克思主義與后馬克思主義、英美馬克思主義的關系等。這固然反映了該領域學術研究的日趨繁榮，但有時也陷入無謂的概念之爭，甚至陷入了制造概念的混亂。所以，我們討論這個問題的目的在于，試圖構造一個廣義的“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概念，構建一個“多元包容，平等對話，求同存異，和諧發(fā)展”的學術平臺，為“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學科建設和學術發(fā)展盡綿薄之力。也就是說，為了減少“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學科建設的盲目性，增強該學科建設的科學性，也為了減少“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領域里的無謂的概念之爭，有必要澄清“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不同闡釋路徑。我們認為，所謂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就是以廣義理解的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工具對當代資本主義、現實社會主義，以及人類文明本身進行批判性反思，并試圖對馬克思思想進行重釋、補充、完善、修正。這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就包括四條不同的闡釋路徑，即“正統馬克思主義”闡釋路徑，東歐“新馬克思主義”闡釋路徑;“西方馬克思主義”闡釋路徑;“國外馬克思學”闡釋路徑。①
一、“正統馬克思主義”闡釋路徑之演變
所謂“正統馬克思主義”闡釋路徑，主要包括恩格斯及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及第三國際馬克思主義、原蘇東國家的馬克思主義，以及今天西方國家(和非西方國家)的馬克思主義正統派。盡管它們的具體觀點有所不同，但這條闡釋路徑都是以恩格斯的“馬克思主義觀”為基礎的。根據俞吾金教授的闡發(fā)，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闡釋路徑的定位主要體現在以下七個方面：②
第一，接納了黑格爾哲學的問題域，尤其是關于思維與存在關系問題的論述，并將它提升為所有哲學的基本問題。
第二，斷定黑格爾哲學存在“體系、方法之爭”，即保守的思辨唯心主義哲學體系與革命的辯證法之間存在根本矛盾。
第三，認定馬克思從青年黑格爾主義轉化為馬克思主義，是由于返回到費爾巴哈的一般唯物主義立場后發(fā)生的，當然，也指出了馬克思的唯物主義與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有兩點差別：一是費爾巴哈拋棄了黑格爾思辨唯心主義哲學體系，同時也拋棄了黑格爾的辯證法，而馬克思則拋棄了黑格爾思辨唯心主義哲學體系，但拯救了黑格爾的辯證法，從而創(chuàng)立了“唯物主義辯證法”;二是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只停留在對自然界的說明中，并沒有推廣應用到社會歷史領域，而馬克思將唯物主義運用到一切知識領域中。
第四，試圖將黑格爾的自然哲學改造成唯物主義自然觀。無疑，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與黑格爾的“自然哲學”存在密切的關系。這從《自然辯證法》、《反杜林論》對黑格爾的《自然哲學》、《邏輯學》的大量引證中可以看出來。
第五，贊同黑格爾關于“歷史與邏輯一致”的觀念。這個觀念是黑格爾在《小邏輯》中提出來的，目的是為了批判歷史虛無主義哲學史觀，尋找哲學史發(fā)展規(guī)律。然而，在這個論述中，黑格爾強調的是邏輯對歷史的主導性、支配性作用。這就又一次顯示出黑格爾哲學的理性主義傾向和歷史唯心主義立場。恩格斯試圖以唯物主義方式重新解讀這個觀念，但沒有注意到要對黑格爾的“泛理性主義”傾向進行批判性考察。如果說，恩格斯贊同這個觀念，那么，馬克思對這個問題從來都不感興趣，而是注重歷史與邏輯的異質性和差異性。
第六，強調黑格爾哲學的大部分研究對象都可以讓渡給實證科學，從而斷言哲學是關于思維過程本身的規(guī)律的學說，即邏輯和辯證法。這樣一來，馬克思創(chuàng)立的歷史唯物主義就被非哲學化和實證科學化了。
第七，認同黑格爾關于必然與自由關系問題的論述，將自由問題從本體論領域還原為單純的認識論領域。
這一闡釋路線經過普列漢諾夫、列寧，再到斯大林，被固定為傳統教科書體系。就是說，“正統馬克思主義”闡釋者的“權威結論”是：馬克思主義包括三個組成部分，其中，馬克思主義哲學首先是辯證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是在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基本內核”)和黑格爾的辯證法(“合理內核”)的基礎上形成的;將辯證唯物主義推廣和運用到社會歷史領域，就形成歷史唯物主義。這條闡釋路徑對后世產生了深刻影響，以至于迄今為止的馬克思哲學教科書體系仍然以此為主導。
需要說明的是，廣義理解的“正統馬克思主義”闡釋路徑應該包括從“馬克思主義”到“斯大林主義”。在這里，我們只想考察一下“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這幾個概念的流變。
第一，根據高放教授的考證③，“馬克思主義”概念最早出現在1883年馬克思逝世后。考茨基在《卡爾•馬克思》一文中三次提到“馬克思主義”，并把它與無政府主義對立起來：(1)巴枯寧先生，這位無政府主義的權威人物，試圖與馬克思主義者所進行的宣傳和組織工作相對立，從而制造革命;(2)我們自己陣營里的反對者，現在也集中在馬克思主義旗幟周圍;(3)今天在馬克思主義陣營里可以找到馬克思最頑強的反對者，最激進的無政府主義者，而他們并沒有放棄自己真正的激進主義。不過，這里的“馬克思主義”概念，只是作為定語的“馬克思主義……”概念，因為這里出現的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旗幟”、“馬克思主義陣營”等。
事實上，“馬克思主義者”概念最早應該出現于1881年。1881年2月16日，俄國革命者查蘇利奇寫信請求馬克思對俄國農村公社前景發(fā)表看法時提到，那些鼓吹“農村公社注定要滅亡”的人，自稱是“你的學生和馬克思主義者”。為了回信，馬克思寫了三個草稿。其中，第二個草稿(共五點)的第二點說：你信中講到的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的俄國人，我毫無所知。現在與我保持個人聯系的一些俄國人，是持同那些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的俄國人完全相反的看法的。④
那么，作為名詞出現的“馬克思主義”概念最早出現在何時?根據目前掌握的材料看，應當說是1882年。因為自1882年起，恩格斯也使用“馬克思主義”提法：“法國的所謂‘馬克思主義’完全是這樣一種特殊的產物，以致有一次馬克思對拉法格說：‘有一點可以肯定，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⑤
第二，“列寧主義”概念最初是作為貶義詞出現的。1903年，馬爾托夫、普列漢諾夫就用否定的口氣談到了“列寧主義的危害性”。直到1923年，布爾什維克黨才賦予“列寧主義”以褒義。譬如，在《對列寧主義的修正》一文中，加米涅夫是在肯定意義上使用這個概念的。斯大林在蘇共十二大報告中指出：“在中央委員會里，我們需要獨立思考的人，但并不需要離開列寧主義而獨立思考的人。”顯然，“列寧主義”在這里是一個褒義詞。季諾維也夫斷言：“列寧主義這個概念同現代共產主義是同義詞。”1924年，蘇共中央《告全黨和全體勞動人民書》正式提出“列寧主義”作為蘇共的指導思想⑥。季諾維也夫說：列寧主義就是壟斷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是帝國主義戰(zhàn)爭、民族解放運動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斯大林將之凝練為：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
第三，“馬克思列寧主義”概念第一次出現在1924年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的會議文件中;但直到1938年以后，“馬克思列寧主義”才被經常使用。蘇東劇變后，西方各國共產黨不再提“馬克思列寧主義”，只提“馬克思主義”或科學社會主義。
第四，“斯大林主義”概念出現于20世紀30年代。1934年，加里寧在《要成為全面發(fā)展的人》一文中首次提出“馬恩列斯學說”;1936年，赫魯曉夫第一次提“馬克思列寧斯大林主義”。到1948年，季米特洛夫將斯大林主義與列寧主義聯結在一起，稱為“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不過，在蘇東社會主義國家推崇“斯大林主義”的同時，西方世界則極力貶斥“斯大林主義”。例如，法蘭克福學派將“斯大林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壟斷資本主義并稱“極權主義”(Totalitarismus)。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作秘密報告后，“斯大林主義”在西方世界逐漸成為一個貶義詞。蘇東劇變后，原蘇東社會主義國家也出現了重新評價斯大林主義的熱潮。
二、東歐“新馬克思主義”闡釋路徑之特點
根據目前掌握的材料，“新馬克思主義”概念最早出現在1903年梅林在考茨基主編的《新時代》上發(fā)表的《新馬克思主義》一文。按照這個概念的廣義理解，凡是馬克思之后的所有馬克思主義者，都可以被視為“新馬克思主義者”，甚至包括恩格斯在內。不過，人們對之有不同看法。在我們看來，從廣義上說，“新馬克思主義”是指包括“西方馬克思主義”在內的一切非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從狹義上說，“新馬克思主義”是指原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非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當時又叫做“異端的馬克思主義”或者“持不同政見者的馬克思主義”。本文傾向于狹義的新馬克思主義，即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目的是為了將“新馬克思主義”與“西方馬克思主義”區(qū)分開來。
東歐“新馬克思主義”，主要包括南斯拉夫“實踐派”、匈牙利“布達佩斯學派”、波蘭“意識形態(tài)批判學派”、捷克斯洛伐克“人本主義學派”，等等。
南斯拉夫“實踐派”因《實踐》雜志而得名，它是指南斯拉夫用人道主義解釋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哲學派別，主要代表人物彼得洛維奇、馬爾科維奇、弗蘭尼茨基等人認為，實踐作為一種實現人的全部優(yōu)秀潛能、使人深感愉快的理想活動，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概念。從對實踐概念的這種理解出發(fā)，他們堅決反對辯證唯物主義，而把馬克思主義理解為社會實踐論。他們的中心議題是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馬克思主義本質上是人道主義，異化是社會主義的中心問題;因而要求對現存的一切進行毫不留情的批判，建立真正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⑦
“布達佩斯學派”亦稱“盧卡奇學派”，是20世紀60年代匈牙利的一個反對傳統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學術派別，主要代表人物赫勒、費赫爾、馬爾庫什、瓦伊達等人認為，“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不在于探討哲學本體論，而是探討社會本體論;哲學的對象是實踐，社會和歷史問題應該成為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焦點;社會主義存在著異化，但與資本主義有著質的區(qū)別;社會本體論最終歸宿是人的問題，因而，人的自由是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和整個實踐哲學的必然前提。
“意識形態(tài)批判學派”是20世紀50年代中期在波蘭出現的一個“異端的”馬克思主義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沙夫、科拉科夫斯基等人一方面批判斯大林主義和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異化，另一方面力圖把馬克思主義看作是一種人道主義并試圖建立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⑧
“人本主義學派”是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在捷克斯洛伐克形成的一個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派別，主要代表人物科西克在《具體辯證法》(1976)、《新馬克思主義：現代激進主義的含義》(1982)等著作中力圖論證馬克思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不過，具有更濃厚的思辨色彩，與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以及葛蘭西主義關系密切;并且注重論證馬克思前后思想的統一性，即統一于人道主義。
總之，東歐“新馬克思主義”闡釋路徑，從理論框架看，是以人為核心的哲學人本主義與實踐本體論，并以異化理論為基礎對現實社會主義與當代資本主義進行批判，堅持以民主的、人道的、自治的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改革方案。⑨ 從理論本質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在原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興起的一種旨在重釋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思潮;不過，它并不是統一的政治派別或學術團體，其共同點僅僅在于研究對象為馬克思主義;盡管具體觀點不同，但都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因而，東歐新馬克思主義本質上是一種非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從發(fā)展趨勢看，20世紀80年代以后，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有所減弱，然而，仍然為各國學者所重視;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蘇東劇變以后，東歐新馬克思主義與西方馬克思主義逐漸合流。或者說，作為一種獨立思潮的東歐“新馬克思主義”已經不復存在，但它的歷史影響仍然存在。
三、“西方馬克思主義”闡釋路徑的多義性
“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最早出現于1930年。1923年，盧卡奇、柯爾施分別發(fā)表《歷史和階級意識》、《馬克思主義和哲學》以后，遭到了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理論家的激烈批評。⑩ 后來，盧卡奇“一半是出于策略一半是出于誠實”(哈利迪語)作了自我批評;但是，柯爾施拒不接受批評，反而于1930年發(fā)表《關于〈馬克思主義和哲學〉問題的現狀》一文捍衛(wèi)自己的立場，并對各種批評進行了反批評。他說，現在，一場關于今日馬克思主義總體狀況的根本爭論已經開始，(新老正統馬克思主義的)家族內部之爭已經成為次要的甚至已經消逝。在所有重大的決定性的問題上，相互對立的雙方是：以考茨基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老正統派和俄國的或列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新正統派的聯盟為一方;以今日工人運動理論中所有批判的進步的趨向為另一方。(11) 盡管對俄國馬克思主義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這種批評性比較來自今日俄國執(zhí)政黨的一個政治反對派，然而它的作者卻是一個正統的普列漢諾夫信徒，一個在哲學上站在俄國馬克思主義一邊的人。因而，他的批評根本不是旨在反對“蘇聯的馬克思主義”的一般歷史結構，而是只反對它的最近的滑稽形式——它似乎使得“蘇聯的馬克思主義”不像是俄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的“發(fā)展和繼續(xù)”而是“敗壞和歪曲”。(12) 就是說，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圍繞著馬克思主義的爭論，已經不再是第二國際理論家與第三國際理論家之間的爭論，而是在新老正統馬克思主義與“西方馬克思主義”之間展開的。由此可見，在這里，柯爾施不僅明確提出了“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而且第一次從思想路線角度揭示它與正統馬克思主義的對立，強調“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特定思想內涵。
然而，柯爾施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在當時并沒有流傳開來。直到梅洛-龐蒂在《辯證法的歷險》(1955)中對“西方馬克思主義”進行專門論述后，才引起了較大反響。在那里，梅洛-龐蒂不僅繼承了柯爾施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而且第一次明確把盧卡奇稱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始人，把《歷史和階級意識》稱為“西方共產主義的《圣經》”;并把西方馬克思主義內容歸結為四個基本方面：一是突出“主體—客體相互作用辯證法”，否認自然辯證法存在，強調主體能動作用;二是強調“意識形態(tài)理論”，為意識形態(tài)恢復地位;三是重建“實踐哲學”，并把階級意識等同于實踐;四是嚴格區(qū)分自然與歷史，注重歷史偶然性，宣揚歷史相對主義。(13)
盡管盧卡奇本人否認自己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始人，否認“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存在，但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在西方世界得到了廣泛流傳，這得益于安德森(14) 和阿格爾。當然，他們對其含義作了某些修正。例如，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1976)中，安德森不僅擴大使用了“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把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新實證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等也包括在內;而且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在傳播過程中出現了主題轉換和區(qū)域西移，即“漸漸地不再從理論上重視重大的經濟或政治問題了”，而“主要關注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問題”(15)，并從中東歐轉移到西歐;此外，它還是一個世代性概念?？梢姡淖兞丝聽柺?、梅洛-龐蒂等人從思想路線角度考察“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做法。再如，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論》(1979)中，阿格爾也對柯爾施、梅洛-龐蒂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作了修正：一是消除了地域性含義，強調其特定的意識形態(tài)內涵。他說，“西方馬克思主義”是與傳統馬克思主義具有不同意識形態(tài)內涵的馬克思主義。任何一種馬克思主義流派，不論它誕生在東方還是西方，只要具有這些意識形態(tài)特征，都可以而且應當被包括在“西方馬克思主義”之內。二是不再從思想路線角度將“西方馬克思主義”特征歸結為與列寧主義的對立。三是把某些并不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的，如帕西(Enzo Paci)等人的現象學馬克思主義(16)，也納入西方馬克思主義之中。
總起來說，“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可以歸結為四種不同用法：
第一，純粹地域性概念：把“西方馬克思主義”等同于西方的馬克思主義或西歐的馬克思主義。例如，原南斯拉夫學者格爾科奇科夫將馬克思主義分為三類：一是“東方馬克思主義”(原蘇東、中國等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馬克思主義);二是“第三世界馬克思主義”(亞非拉發(fā)展中國家的馬克思主義);三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歐美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馬克思主義，既包括獨立學者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又包括共產黨的理論)。中國有些學者，如張本建議擴大“西方馬克思主義”范圍，將西方共產黨的理論納入其中。
第二，在地域性概念前提下，強調特定思想內涵：突出“西方馬克思主義”與正統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列寧主義對立的特征。例如，柯爾施、梅洛-龐蒂就是從思想路線角度界定“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再如，雅各比在為《馬克思主義思想辭典》撰寫辭條時也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理論體系已匯集成為向列寧主義挑戰(zhàn)的政治體系。中國有些學者，如陳學明主張回到柯爾施、梅洛-龐蒂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用法，并認為它有四個優(yōu)點：一是這個用法是原本意義的，其他用法都是從這個用法演化而來的;二是他們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始人或主要代表人物，對“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的規(guī)定更具權威性;三是這個用法既包含地域性含義又不以此為限，內容比較全面;四是他們從思想路線角度強調“西方馬克思主義”特定思想內涵。因而，他們的揭示是實質性的，而安德森的概括只是表面的、形式上的。(17)
第三，在地域性概念前提下，強調主題轉換和世代更替。例如，安德森將整個馬克思主義發(fā)展史分為三個傳統：一是經典馬克思主義;二是斯大林主義;三是西方馬克思主義。中國有些學者，如徐崇溫在改造安德森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用法基礎上使用“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并指出了他所使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與安德森用法的區(qū)別。(18)
第四，非地域性的純粹意識形態(tài)概念：把“西方馬克思主義”等同于“新馬克思主義”。例如，阿格爾認為，凡是超越第二國際“科學的社會主義”、第三國際的列寧主義、第四國際的托洛茨基主義的新馬克思主義理論，不論它在東方還是在西方，都可以稱之為“西方馬克思主義”。中國有些學者，如李忠尚主張用“新馬克思主義”來代替“西方馬克思主義”。
我們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應具有以下三個基本規(guī)定性：
第一，既有地域性限制，又有特定思想內涵——它是產生于西方并發(fā)展于西方的一種非正統的馬克思主義。這樣，它就既不同于東歐新馬克思主義，又不同于正統馬克思主義。當然，不能包括西方共產黨的理論。
第二，既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又主張馬克思主義開放性、多元化——它自稱是馬克思主義繼承者，但又用各種西方思潮來重釋、補充、完善、修正、重建馬克思主義。這樣，它就既不同于各種非馬克思主義，又不同于國外馬克思學。
第三，既批判資本主義，又批判現實社會主義;既批判工業(yè)文明，又反思人類文明本身——就批判資本主義和工業(yè)文明而言，它與正統馬克思主義沒有什么不同;就批判現實社會主義而言，它與東歐“新馬克思主義”一樣;就批判人類文明本身而言，這是它自己的特色。
因而，從總體上看，“西方馬克思主義”是一種體系龐雜、觀點各異的非正統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混合的、具有國際性影響的社會思潮。如此說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流派就應該包括：黑格爾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例如，盧卡奇的歷史辯證法、柯爾施的總體性理論、葛蘭西的實踐哲學、布洛赫的希望哲學，等等);法蘭克福學派的第一期發(fā)展與第二期發(fā)展(19);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弗洛伊德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新實證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生態(tài)學馬克思主義;分析的馬克思主義;文化馬克思主義;后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批評學派;等等。這樣，我們所理解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就不包括“正統馬克思主義”、東歐“新馬克思主義”、“國外馬克思學”，但包括“后馬克思主義”。
四、“國外馬克思學”闡釋路徑的崛起
據說，“馬克思學家”概念最早是由蘇聯學者梁贊諾夫提出的(20)。后來，俄國學者博爾迪烈夫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為“蘇聯馬克思學的新成就”(21)。不過，學術界一般認為，“馬克思學”(Marxologie; Marxology)概念，最早來自呂貝爾1959年創(chuàng)辦的《馬克思學研究》(Etudes de Marxologie)。他說，馬克思的大量思想遺產、社會活動、眾多門徒、著作發(fā)表史、迄今尚無可靠的著作全集，以及各種馬克思主義流派之間巨大的意識形態(tài)分歧，使得馬克思學研究成為必要。因而，《馬克思學研究》的第一步就是要“去意識形態(tài)化”。(22) 1962年，波亨斯基在《蘇聯學：政治與現代史》中區(qū)分了“馬克思學”(Marxologie)、“列寧學”(Leninologie)、“蘇聯學”(Sowjetologie)三個概念。20世紀60年代末的學生運動(23)，以及隨之而來的“馬克思熱”(24)，使“馬克思學”概念廣為流傳。1974年，波亨斯基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科學或信仰》中又區(qū)分了“馬克思學家”(Marxologen)、“列寧學家”(Leninologen)、“蘇聯學家”(Sowjetologen)三個概念。1975年，《大拉魯斯法語辭典》將“馬克思學”概念收為詞條;1981年，這個概念又被收入英國《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百科全書辭典》。
據介紹，1959—1970年，呂貝爾與蘇聯馬克思學家相安無事，而且還進行了直接的學術交流;蘇聯學者也接受了“馬克思學”概念，例如，蘇共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主編的《偉大的遺產》(1969)一書多次使用“馬克思學”、“馬克思學研究中心”、“蘇聯馬克思學”等概念。但是，“反恩格斯宣言”事件導致了蘇聯學術界對“國外馬克思學”的系統批判(25)。
事實上，“國外馬克思學”并不是統一的學派或系統的學科，共同性僅僅在于研究對象;但是研究對象又非常廣泛：既包括“MEGA”的編輯出版，又包括對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文獻考證、文本解讀;既包括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又包括兩者思想差異的分析;既包括馬克思所有后繼者思想的考察，又包括各種馬克思主義學派之間的差異的辨析。概言之，“國外馬克思學”就是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著述、著作版本、思想發(fā)展、理論觀點、學術關系，以及馬克思所有后繼者思想以及各種馬克思主義學派之間的差異進行跨學科、超黨派、純學術性的研究。因而，它首先是關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獻學、文本學研究，因而它包括“恩格斯學”;其次是研究馬克思所有后繼者思想的研究，并且是對各種馬克思主義學派之間差異的分析，因而它又是“馬克思主義學”(Marxistologie)(26)。
從廣義來講，“國外馬克思學”的歷史演變大致經歷了四個發(fā)展階段：(27)
第一個階段，萌芽期(19世紀末至20世紀20年代末)。
據不完全統計，1883年以前，公開出版的關于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著有20多種;而1883—1904年間，僅在德國出版的關于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著就達280多種，其中，1895—1904年不到10年就達214種。(28) 1914—1925年，俄國以外的歐洲國家出版了740種有關馬克思主義的論著，其中，19種介紹馬克思生平學說，64種是關于馬克思傳記資料和研究性文章。(29)
但是，早在《作為社會學的歷史哲學》(1871)一書中，巴爾特就批評了恩格斯;到《黑格爾和包括馬克思及哈特曼在內的黑格爾派的歷史哲學史》(1890)一書中，他又試圖制造馬克思與恩格斯對立——這是國外馬克思學的主要論題之一。后來，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總統馬薩里克在《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與社會基礎》(1898)中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危機”;伯恩施坦的《社會主義的前提與社會民主黨的任務》(1899)和比利時右翼社會民主黨人德曼的《社會主義與心理學》(1926)提出了“馬克思主義過時”——這些是國外馬克思學出現的動因之一。格律恩堡的《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史文庫》(1910—1930)和梁贊諾夫的“MEGA”編輯工作，則為國外馬克思學提供了學術規(guī)范。
第二個階段，形成期(20世紀30年代初至50年代末)，有三個標志。
一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發(fā)表(30)，引發(fā)了西方學術界對馬克思早期思想的重視。他們夸大馬克思早期著作在馬克思主義發(fā)展史上的地位，并提出了“兩個馬克思”問題——這是國外馬克思學的主要論題之一。德曼的《新發(fā)現的馬克思》(1932)和馬爾庫塞的《論歷史唯物主義的新基礎》(1932)等文章，都宣稱在“手稿”中“重新發(fā)現了馬克思”，即“人道主義的馬克思”。
二是形成了國外馬克思學研究隊伍，出現了一大批重新理解馬克思的著作。例如，法國馬克思學家科爾紐的《馬克思的生平和事業(yè)：從黑格爾主義到歷史唯物主義》(1934)、《馬克思和1848年革命》(1948)、《批判的馬克思主義者論文集》(1949)、《馬克思和現代思想的發(fā)展》(1950)、《馬克思：經濟學哲學手稿》(1955)、《馬克思恩格斯傳》(3卷本，1955)、《馬克思的思想起源》(1957)等;法國馬克思學家呂貝爾的《馬克思著作目錄》(1956)、《馬克思：思想發(fā)展史概論》(1957)等;德國馬克思學家費徹爾的《從馬克思到蘇維埃的理論》(1956)等。此外還有《從黑格爾到尼采、馬克思和克爾凱郭爾》(洛維特，1950)，《馬克思：國民經濟學和哲學》(梯爾，1950)，《辯證唯物主義》(維特爾，1950)，《青年馬克思：走向共產主義之路》(布羅伊爾，1954)，《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朗格，1955)，《馬克思與黑格爾研究》(伊波利特，1955)，《馬克思的思想》(卡爾維茲，1956)，《當代爭議領域中的路德與馬克思》(舒爾茨，1956)，《青年馬克思的人的概念》(梯爾，1957)，《馬克思、桑巴特、韋伯的人本主義社會學方法論》(萊希，1957)等。
三是創(chuàng)辦國外馬克思學研究雜志。例如，費徹爾創(chuàng)辦的《馬克思主義研究》(1954)，尤其是呂貝爾創(chuàng)辦的《馬克思學研究》(1959)，標志著國外馬克思學的真正形成。
第三個階段，發(fā)展期(20世紀60年代初至80年末)，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研究的問題更加廣泛和深化。這個時期，人們從各個方面研究馬克思思想及其演變，而且對馬克思著作中的概念、范疇深入研究。例如，德國學者門克的《有關赫斯的研究資料》(1964)、《哲學與社會主義文集》(1980);以色列學者阿維內里的《馬克思的社會與政治思想》(1968)、《赫斯：共產主義與猶太復國主義的先知》(1985);希臘學者阿克塞洛斯的《馬克思思想中的異化、實踐與技術》(1976);等等。
二是加大了對恩格斯的研究：不僅出現了“恩格斯主義”概念，而且出現了第一部以馬克思、恩格斯對立為主題的著作，即萊文的《悲劇性騙局：馬克思與恩格斯對立》(1975)。
三是國外馬克思學家隊伍更加壯大，并出現了一大批國外馬克思學著作。例如，《馬克思主義：歷史與批判研究》(李希特海姆，1961)，《青年黑格爾派與馬克思》(麥克萊倫，1969)，《社會主義與倫理學》(呂貝爾，1970)，《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費徹爾，1971)，《馬克思之后的馬克思主義》(麥克萊倫，1979)，《意識形態(tài)概念》(拉瑞恩，1979)，《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思想》(亨特，第1卷1979;第2卷1984)，《馬克思主義以前的馬克思》(麥克菜倫，1980)，《兩種馬克思主義：理論發(fā)展中的矛盾和異常》(古爾德納，1980)，《馬克思主義：贊成與反對》(海爾布隆納，1980)，《馬克思的社會理論》(卡弗，1982)，《馬克思的意識形態(tài)理論》(帕雷克，1982)，《謝林、黑格爾和馬克思》(卡恩，1982)，《馬克思主義與意識形態(tài)》(拉瑞恩，1983)，《馬克思：一種人的實在性哲學》(亨利，1983)，《馬克思的方法、認識論和人道主義》(卡恩，1986)，《馬克思主義與歷史》(里格比，1987)，《馬克思與倫理學》(卡恩，1988)等。
第四個階段，轉型期(20世紀90年代初至今)，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
一是國際馬克思恩格斯基金會(IMES, Amsterdam)1990年10月成立。成員單位有：柏林布蘭登堡州科學院“MEGA”編輯部;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史研究所，特里爾馬克思故居博物館和研究中心(隸屬于弗里德里希—艾爾伯特基金會)，俄羅斯社會史與政治史國家檔案館。主要使命是組織編輯出版“MEGA2”，1995年調整為114卷123冊;迄今為止，已經出版57卷;30卷在編;27卷待編。
二是更加重視文獻考證和文本解讀。例如，《巴黎手稿》、《關于費爾巴哈提綱》、《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資本論》及其手稿的考證研究。
三是出現了一批新的國外馬克思學著作。例如，《馬克思主義與意識形態(tài)》(洛斯-蘭迪，1990)，《恩格斯生平與思想：重新解釋》(亨利，1991)，《恩格斯與馬克思主義形成：歷史、辯證法與革命》(里格比，1992)，《馬克思的觀念理論》(托蘭斯，1995)，《后現代馬克思》(卡弗，1998)，《馬克思的復仇》(德賽，2002)，《馬克思主義之后的馬克思》(洛克莫爾，2002)，《政治理論中的人》(卡弗，2004)，《更新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十三個嘗試》(豪克，2005)，《不同的道路：馬克思主義和恩格斯主義中的黑格爾》(萊文，2006)等等。
綜上所述，廣義的“國外馬克思學”可以分為三種基本類型(31)：
一是抱著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明確目的研究國外馬克思學說的學者。例如，胡克在《對卡爾•馬克思的理解》(1933)、《從黑格爾到馬克思：馬克思思想發(fā)展研究》(1936)、《理性、社會神話和民主》(1940)等著作中，按照實用主義精神詮釋馬克思主義，力圖使馬克思主義實用主義化。
二是對社會現實有不滿情緒，有改變資本主義弊端的愿望，試圖在馬克思思想中尋找精神資源的知識分子，如哈貝馬斯等。
三是對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其他馬克思主義者的文本與思想進行跨學科、超黨派、純學術性的研究——這是狹義的“國外馬克思學”，研究者是真正意義上的“國外馬克思學家”。例如，法國的科爾紐、呂貝爾、洛克莫爾等;德國的費徹爾、豪克、諾伊豪斯等;美國的古爾德納、海爾布隆納、萊文、卡弗等;英國的麥克萊倫、塞耶斯、克萊特科等。本文的“國外馬克思學”主要是指這種含義。
概括地說，國外馬克思學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文獻學考證。例如，《資本論》編輯中的馬克思、恩格斯問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及導言的寫作時間問題。二是文本學解讀。例如，《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的文本學研究。三是理論問題研究。例如，馬克思思想與馬克思主義問題，馬克思思想來源問題，馬克思思想發(fā)展邏輯問題，馬克思與恩格斯學術關系問題，馬克思主義與意識形態(tài)問題，馬克思主義與倫理學問題，剩余價值分配理論問題，剩余價值率向一般利潤率轉換問題，價值向價格轉型向題等等。
五、如何看待“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的四條路徑
(一)“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四條路徑之間的關系
1.西方馬克思主義與正統馬克思主義異同。相同點是：都以馬克思思想為主要思想來源，并以馬克思主義為主要研究對象;都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都具有明確的烏托邦理想。不同點是：(1)前者試圖將馬克思思想與馬克思主義區(qū)分開來，或者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將馬克思主義理解成為人道的馬克思主義，或者強調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將馬克思主義理解成為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后者強調馬克思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的一致性，將馬克思主義理解為實踐基礎上科學性與批判性的統一。(2)前者的批判對象既有資本主義又有現實社會主義，既批判資本主義工業(yè)文明又反思人類文明本身;后者的批判對象主要是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工業(yè)文明。(3)前者的烏托邦理想帶有太多的理想主義成分，譬如非壓抑性文明社會、理想的交往共同體、法權共同體等;后者的理想很大程度上是現實主義的，譬如自由人的聯合體、共產主義等。
2.西方馬克思主義與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異同。相同點是：都以馬克思思想為主要思想來源，并以馬克思主義為主要研究對象;都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都具有明確的烏托邦理想。不同點是：后者只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將馬克思主義理解成為人道的馬克思主義;批判對象主要是現實社會主義;烏托邦理想是民主的、人道的、自治的社會主義。
3.西方馬克思主義與國外馬克思學的異同。相同點是：都以馬克思思想為主要思想來源，并以馬克思主義為主要研究對象。不同點是：前者更側重于“思想”，或者說，更側重于理論闡發(fā)與現實關注;后者更側重于“學術”，或者說，更側重于文獻考證與文本解讀。(32)
(二)后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關系
在后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關系問題上，大致有三種不同觀點：(1)極端觀點認為，后馬克思主義從根本上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因而它不再是一種馬克思主義，而是變成了一種非馬克思主義，甚至是一種反馬克思主義。(2)肯定性觀點認為，盡管后馬克思主義不同于經典馬克思主義，但它對馬克思主義傳統的繼承多于偏離。所以，從根本上說，它仍然是一種馬克思主義，至少是一種新馬克思主義。(3)流行觀點認為，后馬克思主義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解構與重構，從總體上看，它對馬克思主義的偏離多于繼承。
在后馬克思主義與西方馬克思主義關系問題上，學術界有一種觀點認為，后馬克思主義出現意味著西方馬克思主義終結，因而，后馬克思主義是獨立于西方馬克思主義之外的另一種思潮或運動。
那么，后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到底是什么關系呢?
首先看拉克勞、墨菲的論述：后馬克思主義并不完全外在于馬克思主義，它必須積極地介入到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中，介入到馬克思主義基本范疇的討論中。當然，這種介入并不意味著對馬克思主義一致性的教條式斷定，而是對馬克思主義多樣性的證明。他們說，目前的危險，并不是馬克思主義本質話語的延續(xù)，因為經典馬克思主義已經徹底瓦解，沒有人再相信它了;目前的危險在于，沒有什么話語來替代經典馬克思主義。如果一味地信仰和屈從馬克思主義，到頭來只能導致對馬克思主義的完全拋棄。因而，后馬克思主義必須從當代問題出發(fā)重新解讀馬克思主義，這必然包含著對馬克思主義核心問題的解構。“現在我們正處于后馬克思主義中，不可能再去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主體概念，也不可能延續(xù)那種資本主義歷史發(fā)展進程的幻想，當然也不能再承續(xù)無對抗的共產主義社會觀念，如果本書的主題是后—馬克思主義的(post-Marxist)，它顯然也是后—馬克思主義的(post-Marxist)。”(33)
在我們看來，后馬克思主義并不是獨立于西方馬克思主義之外的思潮或運動，而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內部的一個分支。簡言之，后馬克思主義不過是借助后結構主義來解構和重建馬克思主義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流派。因而，像其他西方馬克思主義流派一樣，后馬克思主義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肯定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都是批判資本主義的新左翼思潮。但是，后馬克思主義與其他西方馬克思主義流派不同之處，在于它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的解構，在于它離馬克思主義的距離更遠。就像伍德所說，“后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關聯是極其脆弱而疏離的”(32)。概言之，盡管人們對“后馬克思主義”，以及后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關系有不同理解，但只有拉克勞、墨菲的激進多元民主才是典型的后馬克思主義;就此而言，后馬克思主義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與超越、解構與重建。盡管拉克勞、墨菲一再強調后馬克思主義既不在馬克思主義之外，更不是一種反馬克思主義，而是重視其他社會斗爭形式的馬克思主義;但無論如何，后馬克思主義作為借助后結構主義來解構和重建馬克思主義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流派，離經典馬克思主義已經相去甚遠，與后現代主義有某些共同性，乃至表現出某些非馬克思主義傾向。(34)
(三)英美馬克思主義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關系
關于英美馬克思主義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關系，目前學術界有一種觀點認為，英美馬克思主義是西方馬克思主義之后的一個發(fā)展階段。這就意味著，西方馬克思主義終結后，出現了一種不同于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英美馬克思主義思潮。
在我們看來，這個觀點需要具體分析：誠然，將英美馬克思主義籠統地視為西方馬克思主義肯定是不確切的，但如果將英美馬克思主義視為完全不同于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思潮，恐怕也有問題。因為事實上，英美馬克思主義包括四個分支：(1)正統馬克思主義，如英國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家(韋斯特、?？怂?、林賽、考德威爾);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派(托爾、多布、貝爾納、默頓、霍布斯鮑姆、希爾);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派(巴蘭、斯威齊、布里奇曼);美國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派(伯特爾•奧爾曼、托尼•史密斯)。(2)西方馬克思主義，如英國文化馬克思主義(霍加特、威廉斯、湯普森、霍爾、伊格爾頓、菲斯克);英美分析的馬克思主義(柯亨、埃爾斯特、羅默、賴特);后馬克思主義(拉克勞、墨菲);生態(tài)學馬克思主義(奧康納爾、福斯特、柏克特、帕佩);后現代馬克思主義(詹姆遜、哈維)。(3)批判理論在美國的發(fā)展(弗雷澤、麥卡錫、凱爾納)。(4)馬克思學，如麥克萊倫、塞爾斯、克萊特科、古爾德納、海爾布隆納、萊文、卡弗等。由此可見，在英美馬克思主義之中，既有屬于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思潮，又有不屬于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當然，在西方馬克思主義之中，除了英美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更多的還是歐陸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所以說，英美馬克思主義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關系是復雜的：既不能斷言說，英美馬克思主義是西方馬克思主義之后的一個發(fā)展階段;也不能斷言說，英美馬克思主義是西方馬克思主義之后的一個分支。
總之，“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應該包括正統馬克思主義、東歐“新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國外馬克思學。這四條闡釋路徑各有特點，不應采取“貼標簽”方式簡單處理，而應采取實事求是態(tài)度進行具體分析。在這里，應當避免兩種錯誤傾向：一是將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神圣化”——用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否定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二是將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虛無化”——用虛無主義態(tài)度對待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
注釋：
?、?除這四條路徑外，其他國家和地區(qū)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也應引起注意。例如，日本、俄羅斯、拉丁美洲、亞洲、非洲等。
?、?俞吾金、王鳳才：《關于詮釋學視閾中的馬克思哲學的學術對話》，載《晉陽學刊》2009(5);俞吾金：《問題域的轉換：對馬克思與黑格爾關系的闡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高放：《“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來龍去脈》，載《文史哲》，2001(3)。
?、?轉引自葉衛(wèi)平：《西方“馬克思學”研究》，第100頁，北京出版社，1995。
?、?恩格斯：《致愛•伯恩施坦》，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8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高放：《“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來龍去脈》，載《文史哲》，2001(3)。
?、?實踐派主要代表作有彼得洛維奇的《哲學與馬克思主義》(1966)、《哲學和革命——對馬克思的一種解釋》(1975)、《革命的思想》(1978)，馬爾科維奇的《辯證意義論》(1961)、《人道主義與辯證法》(1967)、《科學的哲學基礎》(1981)，弗蘭尼茨基的《馬克思主義史》(1961)、《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1979)等。
?、?波蘭意識形態(tài)批判學派主要代表作有沙夫的《人的哲學》(1962)、《馬克思主義與個人》(1965)、《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的異化》(1977)、《處在十字路口的共產主義運動》(1981)，科拉科夫斯基的《走向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1969)、《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流派》(3卷本，1976-1978)等。
?、?參見衣俊卿《人道主義批判理論——東歐新馬克思主義述評》中的有關論述，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譬如：考茨基于1924年6月3日在社會民主黨理論刊物《社會》上著文批評說，柯爾施是共產主義內部的宗派;季諾維也夫在共產國際“五大”上批評說，盧卡奇、柯爾施是共產國際內部的修正主義;德波林等人認為，盧卡奇、柯爾施是唯心主義者。
(11) Karl Korsch, Gesamtausgabe Krise des Marxismus, Band 3, S. 373.
(12) [德]柯爾施：《馬克思主義和哲學》，第72-73頁，重慶出版社，1993，譯文有改動。
(13) 俞吾金、陳學明：《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流派新編——西方馬克思主義卷》，第423-430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
(14) 1962-1983年，安德森擔任任《新左派評論》(New Left Review)主編。該雜志是由《新理性主義者》(湯普森創(chuàng)辦)與《大學與左翼評論》(霍爾創(chuàng)辦)于1960年合并而成的，宗旨是提高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創(chuàng)造一種革命的、國際主義的政治文化。1991年，因經費問題停刊;2000年改版后復刊。該雜志在英國馬克思主義傳播和發(fā)展過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15) [英]安德森：《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第100頁，高铦等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6) 我們認為，“現象學馬克思主義”不屬于西方馬克思主義，而是屬于“馬克思學”范疇。因為最早由法國學者呂貝爾于1959年提出的“馬克思學”，被認為是一種并不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的學者對馬克思主義的進行的跨學科、超黨派、純學術性的研究，而“現象學馬克思主義”符合這個要求。
(17) 陳學明：《“西方馬克思主義”論》，第23-24頁，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版。
(18) 徐崇溫：《“西方馬克思主義”論叢》，第121-126頁，重慶出版社，1993。
(19) 在幾十年歷史演變過程中，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經歷了三期發(fā)展：第一期發(fā)展(20世紀30年代初到60年代末，以霍克海默、阿多爾諾、馬爾庫塞為代表)側重于批判理論建構與工業(yè)文明批判;第二期發(fā)展(20世紀60年代來到80年代中期，以前期哈貝馬斯、弗里德堡為代表)側重于批判理論重建與現代性批判;第三期發(fā)展(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今，以后期哈貝馬斯、霍耐特、維爾默、奧菲為代表)完成了批判理論的“政治倫理轉向”。第三期發(fā)展不再屬于傳統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范疇，而是已經進入到與當代西方實踐哲學主流話語對話的語境之中。因此，王鳳才提出了“批判理論三期發(fā)展”、“政治倫理轉向”、“后批判理論”[王鳳才：《霍耐特與批判理論的“政治倫理轉向”》，載《現代哲學》，2007(3)]。
(20) [蘇]梁贊諾夫：《馬克思主義史概論》“序言”，1928(參見杜章智《一個反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學家”：呂貝爾》，載《馬列主義研究資料》第5輯，1982)。
(21) [蘇]博爾迪烈夫：《馬克思學的新成就》，載蘇聯《經濟科學》，1982(5)，參見《馬列主義研究資料》，1983(3)。
(22)(27) 葉衛(wèi)平：《西方“馬克思學”研究》，第5-6、1-14頁，北京出版社，1995。
(23) 1967年6月，德國SDS學潮;1968年4月，美國反戰(zhàn)學潮;1968年5月，法國“五月風暴”;1969年，意大利工潮。
(24) 在德國，“幾乎沒有一個嚴肅的刊物不舉辦關于馬克思主義的討論”(《法蘭克福總匯報》，1968-01-31)。在美國，出現了“校園馬克思主義思潮”，各種激進學術團體擁有一萬多名大學教師和研究人員，有些還在學術團體擔任主持人;創(chuàng)辦了一批左翼學術刊物，如《每月評論》年銷量達40萬冊以上;他們在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未來學等領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反響(葉衛(wèi)平：《西方“馬克思學”研究》，第10-11頁)。
(25) 1970年5月，呂貝爾為烏培塔爾市組織的紀念恩格斯誕辰150周年國際研討會提交了論文《關于“恩格斯是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始人”論題的幾點看法》。但是，蘇聯東歐學者說：如果呂貝爾不撤回論文，他們就退出會議。經過艱苦談判，最終達成妥協，呂貝爾的論文不宣讀，也不收入論文集，而只供評論和討論。1972年，呂貝爾以《“馬克思主義傳奇”，或恩格斯是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始人》為題發(fā)表在《馬克思學研究》第15輯。這之后，蘇聯學術界就開始了對“國外馬克思學”的系統批判。例如，庫茲涅佐夫、切普連科斷言，西方“馬克思學”是“對馬克思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和理論的反馬克思主義解釋”[《對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解釋是毫無根據的》，載《蘇共歷史問題》，1983(10);參見魯克儉：《國外馬克思學概況及對中國馬克思學研究的啟示》，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7]。
(26) 梁樹發(fā)：《馬克思學與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學科建設》，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8(1)。維辛斯基主張將“Marxology”與“Marxistologie”區(qū)分開來：前者是“對馬克思著作中的理論、概念、策略、主張的系統研究……不言而喻，它的研究水準是先進的，是由哲學家、政治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藝術家來進行的”;后者是“對各種色彩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在哲學、倫理學、政治學、政治經濟學、社會學和自然科學這些領域中所提出的、支持的或者予以傳播的主張、思想和學說的系統研究。葉衛(wèi)平認為，“Marxologie”既不同于“Leninologie”，也不同于“Marxistologie”。“Marxologie”與“Leniologie”都不是地域性概念，而是意識形態(tài)概念，但是研究對象不同;前者具有濃厚的哲學、經濟學色彩，后者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前者集中在西歐，后者集中在美國。“Marxologie”研究對象是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發(fā)展史、生平活動史以及與同時代人和后來人的關系史，并不能包括Marxistologie所研究的“列寧學”、“蘇聯學”、“盧森堡學”、“盧卡奇學”、“葛蘭西學”、“毛澤東學”等內容(葉衛(wèi)平：《西方“馬克思學”研究》，第25頁)。
(28)(29) 葉衛(wèi)平：《西方“馬克思學”研究》，第1-14頁。
(30) 1927年，該手稿曾經由梁贊諾夫主持翻譯成俄文發(fā)表在《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但未引起西方學界注意。1932年，阿多拉斯基在“MEGA1”第3卷以《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國民經濟學批判》為題發(fā)表手稿德文原件;同時，德國右翼社會民主黨人朗茲胡特、邁耶爾在《卡爾•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早期著作)》第1卷中以《國民經濟學和哲學》發(fā)表這個手稿，從而引發(fā)了西方學術界重新解釋馬克思的興趣。
(31) 借鑒王瑾、聶錦芳等教授的研究成果。
(32) 魯克儉：《國外馬克思學研究的熱點問題》，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
(33) Ernesto Laclau &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2001, p4.
(34) Ellen Meiksins Wood, The Retreat from Class: A New“True”Socialism, introduction, Verso, 1998.
(35) 王鳳才：《繼承與超越、解構與重建——后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關系闡釋》，見《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評論》，第6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來源：《學術月刊》(滬)2011年2期 作者：王鳳才、陳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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