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級老師職稱論文

　　老師是一只蠟燭，默默燃燒自己;是黑暗中的一盞明燈，能夠照亮我前進，努力的方向。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高級老師職稱論文，希望你們喜歡。

　　高級老師職稱論文篇一

　　歷史老師應該教什么

　　摘要：

　　歷史是客觀存在的事實，真相只有一個。然而記載歷史、研究歷史的學問卻往往隨著人類的主觀意識而變化、發(fā)展。因此，學習歷史和研究歷史最重要的是培養(yǎng)獨立思考和判斷的能力。對此歷史學者袁偉時曾提到，對歷史教科書而言，比掩蓋真相更可怕的是讓學生放棄獨立思考，而這恰恰是中國歷史教科書的最大弱點。

　　作為教科書，價值取向應該趨向客觀，使學生了解自己民族的發(fā)展過程和經(jīng)歷，使學生產(chǎn)生國家和民族認同感和榮譽感，從而培養(yǎng)富有奉獻和犧牲精神的學生群體。教科書不能出于一時的政治需要，而把源源不斷的歷史長河剪斷，否則教育必將出問題。實際上，將“革命史”教育極端化在我們這里并不是沒有過，““””時期，那些毆打過老師的學生都體味過“造反有理”的“革命史”教育所帶來的快感;那些被自己的學生批斗毆打的教師都體味過“造反有理”的“革命史”教育所帶來的苦味。

　　現(xiàn)在的教科書仍大量受舊框架的限制。按歷史教科書的觀點，中國的歷史其實很簡單，主要有四條：

　　1.凡是推動統(tǒng)一的，就是進步的。反對統(tǒng)一的就是反動的。

　　2.凡是抵抗外侮的，就是進步愛國的，反之就是反動賣國的。

　　3.凡是造反的都是革命的。

　　4.凡是擴張了領(lǐng)土的，就是進步愛國的，反之，就是喪權(quán)辱國的。

　　比如以階級斗爭為核心的歷史哲學雖然得以淡化，但某些狹隘民族主義情緒卻依然根深蒂固，將義和團在“扶清滅洋”口號下對洋人和西方文明采取的一系列野蠻行徑，簡單視為反侵略的愛國主義運動就是一個例子。

　　外國學者說中國人對歷史是“有選擇地記憶”或者叫“有選擇地遺忘”。中國共產(chǎn)黨創(chuàng)始人之一的陳獨秀先生對義和團曾經(jīng)有過這樣的評價：“我國民要想除去現(xiàn)在及將來國恥的紀念碑，必須要叫義和拳不再發(fā)生;要想義和拳不再發(fā)生，非將制造義和拳的種種原因完全消滅不可”。“現(xiàn)在世上是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向共和的科學的無神的光明道路;一條是向?qū)Ｖ频拿孕诺纳駲?quán)的黑暗道路。我國民若是希望義和拳不再發(fā)生，討厭像克林德碑這樣可恥紀念物不再豎立，到底是向哪條道路而行才好呢?

　　再比如關(guān)于太平天國，1862年夏，馬克思在他的《中國紀事》一文中指出：“(太平天國)除了改朝換代以外，他們沒有給自己提出任何任務，他們沒有任何口號，他們給予民眾的驚惶比給予舊統(tǒng)治者們的驚惶還要厲害。他們的全部使命，好像僅僅是用丑惡萬狀的破壞來與停滯腐朽對立，這種破壞沒有一點建設(shè)工作的苗頭……太平軍就是中國人的幻想所描繪的那個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國才有這類魔鬼。這類魔鬼是停滯的社會生活的產(chǎn)物!”

　　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認真研究了太平天國之后，得出結(jié)論說：“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權(quán)，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梁啟超先生言：“所謂太平天國，所謂四海兄弟，所謂平和博愛，所謂平等自由，皆不過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實與中國古來歷代之流寇毫無所異。”

　　中國共產(chǎn)黨創(chuàng)始人之一的李大釗表示：“他們(太平天國)禁止了鴉片，卻采用了宗教;(他們)不建設(shè)民國，而建設(shè)‘天國’，這是他們失敗的重要原因。”

　　實際上，上世紀四五十年代，以范文瀾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也非?？陀^地對太平天國加以評析，指出了導致他們敗亡的狹隘性、保守性、自私性以及貫穿始終的宗派思想、享樂思想和低級趣味。

　　然而在過去極左思潮一度泛濫的時期，出于狹隘的意識形態(tài)原因，國內(nèi)學者大多失去客觀性，他們對馬克思、孫中山、李大釗等人有關(guān)太平天國的評價視而不見，只是從簡單的“階級”立場出發(fā)，對太平天國大唱贊歌。他們在史料挖掘和史實鉤沉方面的工作做了極多，卻均是出于“一面倒”的治學原則。凡是有利于突出太平天國“高大全”的東西，即使是經(jīng)篡改過的民間歌謠、讖言，也當成史實加以“發(fā)揚光大”;凡是不利太平天國“光輝形象”的東西，拋開汗牛充棟的清政府原始檔案不講，即使是當時身經(jīng)戰(zhàn)亂，對交戰(zhàn)雙方均加以客觀描述的士紳、學子筆記，也均斥之為“地主階級”對太平軍的“誣蔑”和“抹黑”。更有甚者，極“左”學者們往往背離“雙百”方針，對不同的學術(shù)聲音加以圍剿，甚至把太平天國的治學研究引入“儒法斗爭”的死胡同，似乎誰只要歌頌農(nóng)民起義就等同于給誰的研究打上百分百的“歷史唯物主義”保險，失去了實事求是的客觀態(tài)度。這種治學嚴謹程度，遠遠不如民國初期的梁啟超。這種作風，在今天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中還有很大的影響。

　　學者徐友漁先生1986年到英國牛津大學留學，中國大使館發(fā)給留學人員一本書時說，你們以前學習的歷史不完全代表真實的歷史，許多歷史上發(fā)生的事實你們都不知道，但是現(xiàn)在國門打開了，如果你們和外國人說話，是會鬧大笑話的。這件事讓他很受震動，印象極深。徐先生接受采訪時說：“從這件事可以看出，以前對中國學生灌輸?shù)臍v史知識是多么的片面、多么的有問題、多么的蒼白無力!這么可笑的做法難道還應該繼續(xù)嗎?這種做法跟中國融入世界是格格不入的，通過教科書的形式來灌輸一些教條，這種做法太過時了。”

　　現(xiàn)在，新歷史課程強調(diào)人文主義精神、強調(diào)人性和生命的價值，確認多元化的歷史認知的合理性，要求學生學會同他人，特別是有不同見解的人合作。這意味著，新歷史教育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人會使今后中國社會、政治的變革走向更加寬容、更加人性的方向。文明還在路上，中國人都在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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