屬于中國人思維特點
屬于中國人思維特點
中國人的思維是在對現(xiàn)象充分關注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的。下面學習啦小編為大家介紹的屬于中國人思維特點，希望對您有幫助哦。
中國人思維特點
中國人善于采用整體的、全息的、系統(tǒng)的方法，而不是局部的、解剖的、分析的方法。如中醫(yī)是整體療法，頭疼可能醫(yī)腳;五行之金、木、水、火、土構(gòu)成一個相生相克的整體，對應于人體的肝、腎、脾、心、肺，也是一個系統(tǒng)、整體;中醫(yī)認為一些穴位包含了整個人體的信息，此即符合宇宙中任何一點包含整個宇宙全部信息的全息理論。在中國人眼里，人與大自然、社會也是一個整體，此即天人合一、集體主義的思想基礎。
中國人的思維模式是以直覺、體驗、類比、象征取代了理性、邏輯，感性強，理性弱。我們的古人記錄了哈雷彗星四十來次，但沒人總結(jié)它的運行規(guī)律，最終讓英國人哈雷獲得了此項發(fā)現(xiàn)權(quán);我們早就有類似于血液循環(huán)的看法，但沒有上升為理論，最終是英國人哈維奠定了理論基礎。
中國人反映哲學思考的語言也往往文約義豐，充滿了隨意性、不確定性、模糊性、暗示性。傳統(tǒng)哲學經(jīng)典多是格言警句式的片斷匯集，語句之間沒有多少聯(lián)系，如《道德經(jīng)》皆似名言雋語，雖深刻但不系統(tǒng);《論語》也是往往以寥寥數(shù)語闡述哲學觀點，雖簡約但不規(guī)范。這與中國哲學的用途有關。它為鑄就有修養(yǎng)的“人”并妥善處理人際關系為目標，只有簡潔，哲學才能在民間推廣，達到熏陶每個人的目標。
愛因斯坦說：西方的科學是以邏輯推理和實驗驗證為基礎的，而中國卻不是走這樣的路。的確，有別于西方智慧的邏輯型、思辨型、實證型，中國的智慧是記錄型、描述型的，我們有許多彗星、新星、太陽黑子的記錄，我們有無數(shù)的實用技術發(fā)明，但常常處于捕捉現(xiàn)象的階段。難怪雨果說：“中國是個保存胎兒的酒精瓶”。
中國人的思維特征
維決定行為。有什么樣的思維方式，就有什么樣的行為方式。
沒有正確的思維方式，就不可能有正確的行為;沒有正確的思維方式，也不可能建立起正確的知識體系，更不可能產(chǎn)生科學。概而言之，中國之專制和愚昧，以及今日之種種異端，歸根結(jié)底，是由中國特色的思維方式?jīng)Q定的。
因此，再說中國人是全世界的異類之前，先要搞清，中國人是如何思考的。和世界上的其他人民相比，有什么不同。尤其是，和具有科學精神的西方人比較，有什么特點。即：中國人有怎樣的思維特征。
根據(jù)我的思考，中國人的思維特征，可歸結(jié)為四點：1，類比;2，聯(lián)系;3，大局觀;4，循環(huán)論證。不是說，這就是中式思維的全部了。而是，和別人、前人相同的看法，我就不重復了。
例如，季羨林先生首先提出(20世紀80年代)：“中國人是綜合的，西方人是分析的”。就是一個非常精辟的觀點，已有很多人引用，并加以論述了。本文，就不再引述了，但這不說明我不認同這種觀點，相反，對季老這一發(fā)現(xiàn)，我是完全支持的。季老的其他言論，我可不同意，否則，就犯了中國人“聯(lián)系”的毛病。
一.類比
如果說，思維方式是分析問題、探究真理的工具，那么，中國人最多運用、最得心應手的利器，無疑是類比。類比之多，隨處可見。但，為了嚴謹，本文采用西方的歸納法，來列舉并證實類比是中國人思維方式中最重要的一種。
第一位是孟子。所以如此，一者，因為孟子亞圣的地位;二者，儒學后生認為，孟子善辯，也有人說，孟子像憤青，對當世不滿，愛發(fā)牢騷;三者，孟子“證明”的問題，是社會學中最根本的問題，即：性善與性惡。
孟子道：“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孟子說得斬釘截鐵，不容置疑。果然，這個“證明”也就作為儒學理論的基石，歷千年而不倒。
孟子的“證明”毫無根據(jù)，本經(jīng)不住推敲。水性與人性，有何關聯(lián)?如孟子的“證明”是成立的，則“人性之惡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惡，水無有不下。……”也成立。如此，人性之善惡，依然是一個懸案，而不是宣判為“性善”的定案。但儒學體系恰恰是建立在“性善”論之上的，“性善”之論證，卻如此草草。“性善”立不住，古往今來的儒學家，苦心經(jīng)營的儒學大廈，豈不是千瘡百孔的“爛尾樓”嗎?
聲明：此發(fā)現(xiàn)，是從王小波那里，學的。王小波是否第一發(fā)現(xiàn)者，沒考證過。
第二位是莊子。莊子很逍遙，在他看來，最逍遙的莫過于天上的鯤鵬，“大鵬展翅，不知其幾萬里也”，和孫猴子一樣，無法無天，無邊無際。次一等，是水里的魚。
莊子與惠子游于濠梁之上，莊子曰：條魚出游從容，是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莊子和名家惠施在濠水岸邊散步。莊子說：“你看，河里那些鯈魚，舒鰭擺尾，多高興啊。”惠施說：“你不是魚，怎么知道魚是快樂的呢?”莊子道：“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魚的快樂?”惠施道：“我不是你，所以不了解你;你也不是魚，本來也不了解魚。”
孟子是一個人的獨白，莊子和惠施則是兩個人的舞蹈。當然，莊子和惠施之辯，遠比孟子高明。孟子將“人性善”與“水就下”捆在一起，也不論行還是不行。惠施則反駁莊子：你不是魚，怎么能知魚?換言之，人和魚是不可類比的。進一步，類比這種思維方式，是否可用，何處可用，值得研究。
有一段關于湯武革命的辯論，異常精彩?！稘h書儒林傳 轅固生傳》記載：
轅固，齊人也。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于上前。
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殺也。”
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為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為〕何?”
黃生曰：“冠雖敝必加于首，履雖新必貫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
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
于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
譯為白話，如下：
轅固生是齊國人，也就是現(xiàn)在的山東人。山東乃孔孟之鄉(xiāng)、儒學發(fā)源地，所以，轅固是儒家一派的。轅固對《詩經(jīng)》很有研究，漢景帝時期，在朝廷當博士。
一天，轅固生和黃生，在漢景帝面前，爭論上了。
黃生說：“商湯和周武，并不是奉什么天命，而是殺害夏桀和商紂的兇手。”
轅固說：“不對。夏桀和商紂，是有名的暴君，荒淫無度，禍亂天下，壞事做絕，人心失盡。民心皆歸湯武，湯武替天行道，順應民心而殺掉桀紂;人民不用強迫，自動歸順了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為帝王，不是受命是什么?”
黃生說：“破帽子，也該戴在頭上;新鞋子，也只能穿在腳上——為什么?這是規(guī)矩。夏桀和商紂，雖不仁義，可畢竟是帝王;湯武再賢明，也是臣下?，F(xiàn)在，人主有過錯，臣下不是幫助他改正錯誤，而是因為他的過錯殺死他，并取代他的位置面南而立，不是殺戮是什么?”
轅固說：“照你這么說，本朝高祖皇帝取代暴秦，反倒是錯的了。”
本來，漢景帝在一邊聽著，眼見自己的祖宗高祖劉邦，也被扯上了。只好加進來，發(fā)表總結(jié)陳詞。漢景帝說：“沒吃過馬肝，不算沒吃過肉;研究學術，不討論湯武革命，不算是笨蛋。”就此打住吧。
這是類比最為成功的思辨案例之一。也是最早對儒家所倡導的“革命”提出質(zhì)疑的、頗具創(chuàng)見的思考?？上?，漢景帝之干涉，使之突然死亡，并且，再也沒有繼續(xù)下去。本文不關注討論的問題，只關心討論的思辨方式。不難看出，正方與反方，都極為巧妙地運用了類比，或者說“推己及人”、“推人及己”的換位思考方式。
黃生以帽子和鞋子作比，說明社會秩序之先驗性、規(guī)定性和不可動搖。如果動搖，就是頭上穿鞋子、腳上戴帽子，滑稽可笑。至此，轅固生被逼到了死角。不料，轅固生反戈一擊，說：照你這么說，漢武帝倒是弒君篡位的亂臣賊子了?殺了一個回馬槍。這桿槍，不是別的，也是類比。
“革命”之辯，因漢景帝而終止。有興趣的，可以Step By Step，繼續(xù)下去。
以上，算是第三位。
下一個，是董仲舒。都知道董仲舒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首創(chuàng)者，實際上，董仲舒還有一個很有新意的想法，借老天爺?shù)膭萘韺够蕶?quán)，此謂“天人合一”。當代人，把“天人合一”理解成環(huán)保主義，驢唇不對馬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兒。
董仲舒的想法是，一方面，把天上的星宿和人間的秩序聯(lián)系起來，證明天子是“天上最亮的星一顆”，而且，是恒星。另一方面，也借天象有異來規(guī)勸天子，既然你是天上的星星，那么，你的舉止不當，就會引發(fā)天象的混亂，比如天狗蝕日、比如五星凌犯、比如流星墜落、比如彗星彌天等等。
“天人合一”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本文關心的;本文旨在說明，“天人合一”背后的思維方式，是類比。古人認為：人和人構(gòu)成的社會，與星體以及星體排列而成的天象，有一種嚴格和牢不可破的對應關系。某人，文章寫得好，是文曲星;要在古代，我可能就是文曲星。旁人見了，會另眼相看。某人當了皇帝，是紫微星下凡。
“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這是司馬遷在《史記·天官書》中寫的。他繼續(xù)寫道：“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xiāng)。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jié)度，定諸紀，皆系于斗。”如此，可以這樣設想，就是九天之上，有一個現(xiàn)實社會的克隆版。所謂天上人間，人間天上。天上是人間的翻版，人間是天界的下凡。
人間和天界之間的對應，不是靜態(tài)的，而是動態(tài)的;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聯(lián)系的。人間的風吹草動，都能從星象上看出來。反之，天界的異動，也一定是人世有了非分之舉。要想天象正規(guī)，人們必須有所作為。
《后漢書·嚴光傳》記了一個故事：劉秀當了皇帝，把少年同伴嚴子陵接到宮里，談了一天。晚上，留嚴子陵同榻而眠。嚴子陵熟睡之后，把一只腳搭到劉秀肚子上。第二天，掌管天文的太史官上奏，說：昨夜客星犯御座甚急。光武帝笑著說：我和嚴子陵睡在一張床上，罷了。
漢光武帝和嚴子陵，是兩個星座;兩個星座之間的聯(lián)系，是一只腳搭在另一個星座的肚子上。漢光武帝坐鎮(zhèn)紫苑，星光燦爛;嚴子陵在皇帝肚子上動作，正應了客星凌犯。
李約瑟說：“天文與歷法一直是正統(tǒng)的儒家之學。”不過，這種學術，并不是要觀察星系和宇宙，也不是關注時間和空間，而是，以簡單的類比思維，由天變推演人事。 “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強大，有德者昌。羽小，飾詐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無之。”
“天人合一”所反映之類比思維，并不是董仲舒一個人的，也不是只在漢代。秦漢隋唐，兩宋明清，以儒學為看家學問的士大夫階層，已將類比固化為一種既定的思維模式。士大夫階級關于自然、社會、人倫道德和制度法律的思考和判斷，無處不顯現(xiàn)著“類比”的影子。
沿襲這一思維模式的下一個大人物是朱熹。朱熹的“理論”并無高明之處，思維模式也是類比。只是，朱熹提出了一個新概念：理。這個“理”，不是人世的，而是上天的;不是經(jīng)驗的，而是先驗的;不是多元的，而是唯一的;不是變化的，而是宇宙間唯一不變的根本。
在儒家學派看來，朱熹絕對是集大成者，對儒學之發(fā)揚光大立下大功一件。其實呢，朱熹之前的前輩們，在天和人之間，已經(jīng)建立了牢不可破的聯(lián)系。欠缺的，是一個更高級、更空虛、不可證偽、更不可證實的概念，把“天人合一”的說辭裝進去。這個容器就是“理”。
天上有“理”，人間有“禮”;“理”是上天、自然、自古以來的大道，“禮”是人、社會、迄今為止的規(guī)矩。“理”統(tǒng)御一切，“禮”覆蓋眾生;朱熹說：萬物莫不是一個理字;《論語》有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聞、非禮勿言、非禮勿聽。二程說：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朱熹說：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無所逃于天地之間。
上天之“理”，是先于一切、統(tǒng)御一切、壓倒一切的絕對真理。以此推理，社會之“禮”，不也應具有至高無上、不容置疑的地位嗎?朱熹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不就是想把“禮”的基礎做扎實了嗎?朱熹的用心，不過如此;以自然比附社會，由萬物延伸至人類，人倫模擬物理，“禮”制模仿天“理”，其中心，不就是一個反復使用的類比嗎?
如果說，“天人合一”有一點神秘性、高端、僅限于為儒學尋找理論基礎、為皇權(quán)樹立規(guī)矩的話，“家國同構(gòu)”、小家大國、“家是小的國、國是大的家”，則是儒家學說組織上的保障，是深入每一個中國人血液中的、影響每一個人價值觀和行為方式的重要觀念。也是儒家學說雖然簡陋不堪、錯漏百出、卻始終屹立不倒的唯一原因?？梢哉f，“家國同構(gòu)”的觀念不破，儒家學說將永遠不敗。
國，是由無數(shù)個家庭組成的;家國家國，有了家才有國;國家國家，國，是我們共同的家。齊家治國，治家的理念和方法，也一并拿來，用于管理國家。家，是未來政治的試驗場和人才培訓基地;家之孝子，國之忠臣;家之棟梁，國之良將。“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如此看，“家國同構(gòu)”，像是無可置疑。
家國同構(gòu)的表面一致性，迷惑了所有人，使得我們輕易放棄了思考和追問，就信了。實際上，“家國同構(gòu)”根本經(jīng)不起推敲。略作分析，其大不同就露餡了。
家，是小規(guī)模的;國，是大規(guī)模的。一個組織，當規(guī)模發(fā)生變化的時候，其管理模式，必然隨之變化。否則，管理就失效，組織將崩潰。此其一。
家，是基于血緣的，是封閉型社會組織;國，是非血緣的，是開放性社會組織。家，是熟人社會;國，則是一個陌生人構(gòu)成的社會。熟人之間的交易規(guī)則，與陌生人之間的規(guī)則，能類比嗎?
家，是利益共同體;國，是非利益共同體。家，由于規(guī)模小，彼此血緣緊密，使得家庭和家族，往往也是利益共同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即便如此，當家庭規(guī)模擴大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也難免出現(xiàn)利益紛爭，如《紅樓夢》里的容寧二府，利益顯然是不一致的。國，則不同。“大家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不同的目標走到一起來的”，這就使得一個國家的不同種族、階層和地域之間，有非常顯著的利益沖突。利益一致性組織和利益不一致的組織，能類比嗎?
最關鍵的，是家之權(quán)力制衡是隱含的、內(nèi)置的;國，沒有與家類似的制衡機制。沒有內(nèi)在制衡機制，卻要實行“家”之管理，“家天下”豈不總是左支右絀、矛盾叢生嗎?
家之內(nèi)在制衡機制是什么?是血緣。“家有千口主事一人”，顯然，家的決策者是家長一人。傳統(tǒng)家庭之家長，是很獨裁的，說一不二，不容置疑和辯解?！都t樓夢》里的賈政，對賈寶玉也是痛下狠手的，但是，再狠，賈寶玉也是他兒子;再狠，賈政也是有底線的，也不能真把賈寶玉打壞了、打殘了，更不要說打死了。在此，賈政是獨裁者，對抗獨裁的，是賈寶玉身上流淌的賈家的血液。這是內(nèi)在的、隱含的，無可更改的，同時，它也能最有效地制衡獨裁家長。打死兒子的，不是沒有，但要是和殺戮大臣如割草芥相比，則不可同時而語了。
國之獨裁者，是皇帝?；蕶?quán)至上，拿什么制衡皇權(quán)呢?除了大臣的屁股，就是腦袋了。秦始皇以來，無數(shù)大臣死在皇帝的權(quán)杖之下。所以，伴君如虎。僅朱元璋，就成萬地屠殺大臣。他還有一個非常正當?shù)睦碛桑?ldquo;清君側(cè)”——不但為自己清，還為將來即位的建文帝清。有一次，建文帝勸他少干那些缺德事兒吧。朱元璋就把一個花椒樹枝，扔地下，叫建文帝撿;建文帝一拿，刺兒扎手，縮手不撿了。朱元璋哈哈一笑說：孫子哎，你知道我為什么殺那么多大臣了嗎?那是剔刺兒啊!為你，也為我。
家和國，看著很像，實際上，卻有本質(zhì)不同。“家國同構(gòu)”是中國人國家觀念的基石，是類比思維最廣泛的應用之一，在我看來，也是謬誤最大、遺毒最深的。家和國，是人作為家庭和社會分子須臾不可離的中心環(huán)節(jié);在這一基本問題上，中國人深受儒家之影響，以“家國同構(gòu)”為依據(jù)，試圖由家及國構(gòu)建一個人人滿意的大同世界。結(jié)果是幾度奮斗，幾度失敗;努力得越多，失敗得越快;投入的越大，損失得越多。反思再三，難道不是“家國同構(gòu)”這個根基有問題嗎?要是“家國同構(gòu)”立不住腳，難道不是類比思維有缺陷嗎?
下一個問題更基本、更常見。
死，是人生的必然，是人生的必修課。沒有一個人逃得過，沒有一個人不得不隨時面對它。中國人如何看待死亡呢?將生比死。一個人是如何活著的，他也將如何死著;生前享受什么，死后也享受什么。生前享受不到的，死后也要補上。
秦始皇兵馬俑，最有代表。秦始皇幾乎“把一切都帶走”，地下所有，是其生前生活的再版。之所以有這樣的行為，必然是，秦始皇認為：死后，人將過和陽間一樣的生活。他在陽間退位了，但還要在陰間上任。陰間的山川道路、宮殿車馬、風花雪月和衣食住行，一樣也不能少。陰陽映照，互相對稱，只是隔著一層黃土。
秦始皇并非始作俑者，更早的曾侯乙墓葬，九鼎八簋，整整齊齊，和五星酒店自助餐的食器排列，一樣。估計生前，曾侯也這么擺，也這么吃罷。形制巨大的青銅食器，無一不顯擺著曾侯的霸氣——通吃天下，是也。秦始皇之后，每一代帝王，也都是如此設計和建設自己的地下寢宮的。
帝王如此，老百姓也不例外。只是，老百姓沒有皇帝的財力，不能來真的，就弄虛作假。房子、車馬、細軟、錢財珠寶，都是紙糊的。如今，有了創(chuàng)新。寶馬汽車、別墅洋房、電視冰箱洗衣機，iphone、ipad、平板電腦，也都化作一股青煙，向陰間報到。陰間的生活，與時俱進，和人間等量齊觀、并駕齊驅(qū)。
這是否源于中國人，生死類比的思維方式呢?!
還要提到中醫(yī)學中的“以形補形”。對中醫(yī)及其理論，我沒研究過;請教過人，但可能沒找對人，也可能高人不愿意教我。所以，一直含糊著，不敢下結(jié)論?？隙ㄓ羞@么一回事，如人參長得有人形，就大補。至于，其思維邏輯是不是類比，我不能肯定。也許是，也許不是。像是，但不能妄斷。
最后，必須說一說諧音。中國人有一種特異功能，變壞事為好事;所有的壞事，都能變成好事。比如，杯子碎了，說“歲歲(碎碎)平安”。其實，只碎了一個杯子，不是兩個。碎了兩個杯子，才好說“碎碎平安”。以后，要是打了杯子，再有人那么說，我就再打碎一個杯子：碎碎平安，好事成雙。
蝙蝠有“蝠”氣，所以，常常出現(xiàn)在各種吉祥圖案中。私下里，沒一個中國人喜歡蝙蝠。有的，估計都沒見過蝙蝠;見了，必然嚇得半死——蝙蝠的長相，可不是那么喜慶地。棺材，是升官發(fā)財。近年，有一種木雕非常流行：荷花上爬著一只螃蟹。初不解風景，經(jīng)人指點，原來是“荷蟹”之諧音。荷花和螃蟹，和諧嘛!
以上，羅列了類比的幾種表現(xiàn)。下面，做個小結(jié)。
據(jù)我看，類比是一種易于理解的思維方式，但其科學性，大可質(zhì)疑。換言之，類比作為一種論證方法基本是不可靠的。如孟子以水論性善，儒家之“家國同構(gòu)”、“天人合一”，朱熹以“理”證“禮”，中國人將生比死等，都是經(jīng)不起推敲，甚至是愚不可及的。轅固黃生之辯和莊子的知魚之樂，也顯示，類比很難證實或證偽某個問題。兩個對辯，都是平手。
這不是說，類比完全不可用。在施加較為嚴格的條件下，類比是可用的。但是，條件是什么?如何擬定條件?嚴格的界限在哪兒，都是未定的。搞清了這些問題，類比才可能成為一種可行的、科學的思維方式和論證方法。這也是本文的另一個用意。第一個用意是說明：類比是中國人最頻繁使用的思維方式。
看了屬于中國人思維特點的人還看了：
2.四種思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