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chuàng)新思維之偏見的心理機制
偏見思維的心理機制是怎樣的呢?只要了解了本質(zhì)，我們才能真正的規(guī)避它。偏見的心理機制異常復雜，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收集關(guān)于創(chuàng)新思維之偏見的心理機制，歡迎借鑒參考。
(1)心理期待
先提兩個問題，請讀者不妨思考一下：
第一，為什么我們常常能從沒有生命的物象里看到人臉?第二，為什么中年以后，我們對自己長相的評估總是偏向于比實際更年輕?
在回答這些問題之前，讓我們先看一個也許我們曾經(jīng)做過的小游戲。
游戲的組織者先給某人講一個短故事，然后請他悄悄地把故事講給另一個人聽，聽著再講給下一個人……如此這般，直到參加游戲的最后一個人聽到為止。當最后一個把他聽到的故事講出來，再與最初的故事一比較，往往引起大家的哄笑。因為故事傳到最后常常已經(jīng)面目全非，即使參加游戲的每個人都認真傾聽并盡量忠實地復述，最后的故事也不會和原來的一模一樣。
為什么游戲的結(jié)局是這樣呢?
著名心理學家巴特勒于20世紀30年代運用上述游戲的方法和其他一些方法，研究人對有意義材料的記憶和遺忘的特點。他發(fā)現(xiàn)：在復述中，人們常常漏掉了那些不太合邏輯或與人們期望不一致的情節(jié)，而增加了一些使故事顯得更合理的情節(jié);用自己熟悉的詞語代替那些不常用的詞語;復述中故事的主題更加突出;復述者對故事的態(tài)度常常會影響到他的復述。
另外，在過了兩年再進行的復述中，幾乎所有的細節(jié)都沒有了，只剩下突出的主題。而故事的主題好像是復述者所期望的主題，而不像故事原本的主題。
這些實驗證實，以往的記憶和經(jīng)驗影響到人們對故事的理解，而對故事的理解影響到他們的復述。也就是說，人們記住的往往是他所愿意理解的東西，那些與自己期望和理解不符合的情節(jié)會被遺忘或歪曲。
偏見有時并非主觀故意，而是一種無意識傾向，就像激烈爭吵時，人的身體總是向?qū)Ψ絻A斜，在表示驕慢時，頭部會不自覺地側(cè)仰，人的欲望和情緒也導致些微的心理偏移，以迎合某種期待。
(2)心理歸納
人們常常有這樣的經(jīng)驗：如果在一個星期內(nèi)，你在電視媒體上接連看到幾次飛機失事，面對慘不忍睹的畫面，你也許會脫口而出：“乘飛機太危險了，以后出門盡量乘火車或長途汽車。”殊不知，從概率上分析，空運遠比其他常用運輸工具更安全。
但人們偏偏不愿意相信，因為人有一種根據(jù)自己聽見事實(新聞)進行歸納判斷的習性，這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歸納本性。
數(shù)學家華羅庚講過一個故事：如果我們?nèi)ッ粋€袋子，第一次，我們從中摸出一個紅玻璃球，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我們還是摸出了紅玻璃球，于是，我們會想，這個袋子里裝的是紅玻璃球，可是，當我們繼續(xù)磨第六次，摸出了一個白玻璃球，那么我們會認為，這個袋子里裝的是一些玻璃球罷了。可是，當我們繼續(xù)摸，我們又摸出了一個小木球，我們又會想，這里面裝的是一些球吧，可是，如果我們再繼續(xù)摸下去……
每次摸出某種球后，我們都會作出一個判斷，問題的實質(zhì)是判斷本身具有封閉性，即人的思考不傾向于對未知領(lǐng)域開放，而更習慣于對現(xiàn)有信號作歸納和定性，于是，對已知的肯定中就包括了對未知的否定。
羅伯特·福爾姆在《我們得回到幼兒園》一書中分析了這一偏見：一位名叫史蒂文·布利爾的男子就證實了這一點。他專門在紐約通過和各式各樣的出租車司機打交道，以此來進行實驗。布利爾巴自己裝扮成一個英語水平極其有限的富裕的外國人的模樣。他在紐約坐了幾十輛出租車，想要看看究竟會有多少司機來欺騙她。
最后的結(jié)果是，在37個司機中只有一個司機騙了他。其他所有的人都直接把他載到目的地并正確地計費了。有好幾次，因為他要去的地方只隔了一個街區(qū)或者兩個街區(qū)，司機都善意地拒絕載他，有的甚至專門鉆出了他們的車子，用手指點給他看距離目的地已經(jīng)是多么的近了。最有諷刺意味的是，有幾位司機在車上竟警告他紐約到處都是騙子，因而他這個不太會說英語的外國人應(yīng)該多加小心。
“紐約到處都是騙子”是一種歸納，但卻是不完全歸納，甚至是以偏概全的歸納，可大家偏偏就信，因為它符合人們心理上的“類化傾向”。
類化是人們判斷事物的捷徑，或者說，人們對某種新現(xiàn)象的第一反應(yīng)往往是類化的。臺灣楊保羅曾舉例講道：李先生到美國訪問，在星期三上午十點鐘路過一個公園，看到一名白人男子悠閑地坐在長椅上曬太陽，他會想：“美國人真是既有錢又悠閑，你看他多自在。”走了不久，又看到一名黑人男子也悠閑地坐在另一張長椅子上曬太陽，李先生不禁感嘆：“看來美國還是兩極分化，黑人的失業(yè)問題一定非常嚴重吧。”
其實，對于坐在公園長椅上的白人及黑人，我們并沒有足夠的資料研判他們是在“做什么”，但旁觀者卻會根據(jù)自己心中的“類化傾向”對他們的情況作“超出事實”的解釋。
對我們不認識的人，我們常常會根據(jù)他們的種族、性別、階級、職業(yè)、衣著來分類，而將“類”的屬性加在他們身上。譬如我們心中經(jīng)常會響起這樣的聲音：奧，她是女秘書……不經(jīng)意間，我們已經(jīng)將我們并沒有深度了解的某個人類化了，偏見的形勢就那么簡單。
(3)心理圖式
人們常常是在自己的頭腦中掛上一個籠子，然后不得已往里裝進些什么東西。換句話說，是先有籠子，再尋找與之相配的鳥，一旦有了籠子，就會強迫性地產(chǎn)生對鳥的需要，這是一種看似奇怪但卻十分普遍的心理。就如你給孩子買了一把玩具氣球錘子，那么在孩子的眼里，家里一切都變得像釘子，連你的后腦勺也值得敲一下。
從心理學角度講，這個籠子就是你的心理圖式，一個人能看到什么和看不到什么，相信什么和不相信什么，理解什么和不理解什么，歸根結(jié)底是由你的心理圖式?jīng)Q定的，一部《紅樓夢》，道學家和革命者看到的東西之所以不一樣，因為二者內(nèi)心的圖式，或者籠子不一樣，需要尋找的“鳥”也不一樣，什么樣的籠子，就需要什么樣的鳥，也就能找到什么樣的鳥。所以狄德羅才說：“我可以打賭，凡是那些看見了鬼怪的人，都是事先就怕鬼怪的，而這些在那里看到奇跡的人，也都是事先就打算定了要看到奇跡的”。
撇開其他原因，我們似乎發(fā)現(xiàn)了一種現(xiàn)象——圖式?jīng)Q定解釋，需要決定可能。有時，一個神學家對世界的看法，一切現(xiàn)象都會強烈地支持他的論點，這是一種奇妙的自解釋現(xiàn)象。
人們往往先有想法，再去找支持例證，不管是樂觀的還是悲觀的，好的還是壞的，成功的還是失敗的，都會找到自己的解釋。
IBM的管理模式，究竟優(yōu)還是劣取決于你怎么看，成功時，你可以說它有三大法寶：精密的工作流程、完善的員工培訓、穩(wěn)定的終身雇用。失敗后，同樣的法寶卻換了一種說法：精密的工作流程變成“官僚主義心態(tài)”，員工培訓是“對員工的洗腦”，終身雇用的保證成了“人力資源變動能力差”。這里，除了確因客觀歷史環(huán)境改變而產(chǎn)生的時過境遷外，評價系統(tǒng)本身的出發(fā)點不同，所導出的結(jié)論也就各異。
偏見受制于圖式，圖式的形成又受制于兩種因素：
第一，先人之見。可能有些人并不承認自己有先入為主的觀念，他們認為自己完全夠客觀地評價事物，對這樣的人，我總是問道：“假設(shè)由劉歡來唱《我是一只小小鳥》，由趙傳唱《北京人在紐約》中的《千萬次問》，你會覺得怎樣?將你熟悉的所有歌星唱紅的第一首歌互相換唱，那是一種什么感覺?你一定受不了，你一定認為無論如何還是原唱好，為什么?”這就是先入為主，先期進入者的位置是至高無上的。
第二，自我本位。人們每時每刻都在選擇，大多數(shù)選擇都有一個前提——自我本位，即從我的利益出發(fā)。我們很難站在別人的立場，或公正的立場看問題，我們更不會從“動物是人類的朋友”角度看問題。當我們說：“我、我的家、我的班級、我的學校、我的公司、我的城市、我的教派、我的政黨、我們男性、我的祖國、我們亞洲人、我們?nèi)祟?hellip;…”時，一個共同的本質(zhì)就是“我的”。
我們在談判時或在觀看一場重要的足球比賽時，很難保證我們立場的完全公正性，甚至當我們說“謝謝”時，當我們被某種事件感動或憤怒時，當我們說“這是益鳥、這是害蟲”時，同樣不敢斷定，這其中就沒有“我本為”的偏向，就連禪宗的“無我”也還是在說“我”。因此，除了“人是萬物的尺度”外，有時“我”也是萬物的尺度。
當然，我們不是在批評基于基因?qū)哟紊弦严忍煸O(shè)定的人類的“自私本性”，也許這種“本性”在進化策略上具有更大的優(yōu)勢，我們想指出的只是：由這種“自私本性”所決定的“自我本位”意識可能形成某種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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