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的小楷的特點
王羲之的小楷的特點
王羲之的楷書在我國有著重要的歷史地位，他的字體在我國有較大的藝術參考價值。那么，關于王羲之的楷書的特點，你知道多少呢?以下是由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王羲之的楷書特點，希望能幫到你。
王羲之的楷書特點
楷書體或稱正書體、真書體，是在隸書體嬗變過程中形成的一種書體。在漢簡中，已見雛形。在隸書盛行的東漢，楷書只在民間流行。到了東漢末、三國、西晉，由于文人士大夫的加工和提煉，形成了不同于隸書的體勢，才登上了大雅之堂，成為一種趨時的書體。王羲之的楷書“俱變古形”，對今體楷書的定型做出了積極貢獻。
東晉時期，王羲之異軍突起，其書寫的小楷書，已受時人珍視。代表作有《樂毅論》、《黃庭經(jīng)》、《東方朔畫贊》、《太師箴》、《洛神賦》、《勸進表》等。唐初，唐太宗在收羅王書時，將《樂毅》、《黃庭》、《畫贊》、《蘭亭》等帖收入內府。
王羲之的楷書，直接由衛(wèi)夫人和叔父王廙傳授，屬于三國時魏國鐘繇系統(tǒng)。他在楷書方面的“俱變古形”，應該是相對于鐘繇的楷書風貌而言的。鐘繇的楷書真跡，當時王羲之能見到的很多，確有記載的有《尚書宣示表》。那是他的從伯父王導從瑯邪帶到建鄴(今南京)后，又送給他的。后來，王羲之又將這本真跡借給了小他三十歲的王修。王修死時，其母將《宣示表》陪葬。所以，傳世的《宣示表》，實際上是王羲之的臨本。而這個臨寫的《宣示表》，與傳世的鐘繇的《薦季直表》，都是按官樣書式所寫的奏表，可以代表鐘繇的楷書風采。鐘繇的楷書還具有濃厚的隸書筆意，特別是漢末、三國時期的隸書中那種著意翻挑、飛揚的筆勢，在他的楷書里十分明顯。但是，這種翻挑與飛揚的筆勢，在王羲之的楷書里不見了，代之以回鋒收筆、規(guī)整勻稱的楷勢。
作為初具規(guī)模的楷書，鐘繇楷書的筆畫形態(tài)，有的長而逾制，有的臨時從宜，一字之內，筆畫之間的結構關系尚不明確，因此，規(guī)范不全，結合松散，豎短橫長，狀似扁隸，有橫張之勢。這類態(tài)勢，在王羲之楷書中已大為改觀。王書將縱向筆畫向下伸引，使其挺直，用筆內擫，其他點畫對稱呼應，所以有縱展之勢。王羲之的用筆，一改鐘書的隸筆起止，在起筆處有挫衄的按筆動作，多以方筆入紙;而收筆處不著意折筆重按，而是輕提回帶;在運筆速度上是緩前急后;在筆畫形態(tài)上求其勻整遒勁，勢如列陣。經(jīng)過這樣的改造，楷書字體在王羲之手里，筆畫之間的配置關系基本確立，結體變橫張為縱展，規(guī)整勁健，雍容爾雅，儀態(tài)大方。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經(jīng)過這一鼎改，王羲之將楷書引入了端莊而生動的“今體”階段。而這個變化的最終完成，則是在法度森嚴的唐朝。
王羲之的書法特點
羲之書法主要特點是平和自然，筆勢委婉含蓄，遒美健秀，后人評曰：“飄若游浮云，矯如驚龍”。王羲之的書法精致、美侖美奐，是極富有美的觀賞的。總之，他把漢字書寫從實用引入一種注重技法，講究情趣的境界，標志著書法家不僅發(fā)現(xiàn)書法美，而且能表現(xiàn)書法美。
王羲之最大的成就在于變漢魏質樸書風為筆法精致、美侖美奐的書體，開創(chuàng)了妍美流暢的行、草書法先河。特別是行書《蘭亭序》有如行云流水，瀟灑飄逸，骨格清秀，點畫遒美，疏密相間，布白巧妙，在尺幅之內蘊含著極豐裕的藝術美。無論橫、豎、點、撇、鉤、折、捺，真可說極盡用筆使鋒之妙?！短m亭序》凡三百二十四字，每一字都姿態(tài)殊異，圓轉自如。
王羲之是東晉偉大書法家，他一變漢魏樸質書風，開晉后妍美勁健之體，創(chuàng)楷、行、草之典范，后世莫不宗法。他行書字帖《蘭亭序》是他的的代表作，被書法界譽為“天下第一行書”，千百年來傾倒了無數(shù)習書者。王羲之亦因此被后人尊稱為“書圣”。唐太宗李世民倡導王羲之的書風。他親自為《晉書》撰《王羲之傳》，搜集、臨摹、欣賞王羲之的真跡，《蘭亭序》摹制多本，賜給群臣。在中國書法史上，帝王以九五萬乘之尊而力倡一人之書者，僅此而已。宋代姜夔酷愛《蘭亭序》，日日研習，常將所悟所得跋其上。有一跋云：“廿余年習《蘭亭》皆無入處，今夕燈下觀之，頗有所悟。”歷時二十多年才稍知入門，可見釋讀之難：一千六百多年來無數(shù)書法家都孜孜不倦地釋讀過，何嘗不想深入羲之的堂奧，但最終只能得其一體而已。因此，《蘭亭序》可以說是由杰出的書法智慧所營造成的迷宮。
王羲之書法審美特征與后世影響
王羲之的三位啟蒙老師都是鐘繇書法的傳人。
王羲之的父親王曠善行書和隸書，叔父王庾擅長書畫。在兩位父輩的啟蒙下，王羲之自幼勤習書法，七歲時已經(jīng)善書，十二歲從父親枕中竊讀前代蔡邕的《筆論》，忽然醒悟，加上刻苦練習，池水盡墨，書法上得到古代書法經(jīng)典的要義。王僧虔《論書》曾評：“自過江東，右軍之前，惟庾為最，畫為晉明帝師，書為右軍法。”正是因為從小就受到王氏世家深厚的書學熏陶，王羲之書法獲得很高的起點。
其后，王羲之得到衛(wèi)夫人(衛(wèi)鑠，272-349，今山西夏北縣人)的進一步教導，然后轉益多師，從衛(wèi)夫人的書學藩籬中解脫出來，放眼整個書法史中諸多精品，廣聞博取、探源書理，并在大自然養(yǎng)自己的浩然之氣，從而躍上一個新的歷史平臺。他曾自述這一重要的轉折：“予少學衛(wèi)夫人書，將謂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鐘繇、梁鵠書;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jīng)》三體書;又于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衛(wèi)夫人書，徒費年月耳。遂改本師，仍于眾碑學習焉。”可以說，自拔于流俗，不斷超越他人，超越自我，使得王羲之獲得高標獨秀的文化視野。沈尹默認為：“羲之從衛(wèi)夫人學書，自然受到她的熏染，一遵鐘法，姿媚之習尚，亦由之而成，后來博覽秦漢以來篆隸淳古之跡，與衛(wèi)夫人所傳鐘法新體有異，因而對于師傳有所不滿，這和后代書人從帖學人手的，一旦看見碑版，發(fā)生了興趣，便欲改學，這是同樣可以理解的事。可以體會到羲之的姿媚風格和變古不盡的地方，是有深厚根源的。”正是因為王羲之不泥于古，不背乎今，“兼撮眾法，備成一家”，把平生從博覽所得秦漢篆隸的各種不同筆法妙用，融入于真行草體中去，遂形成了他那個時代最佳體勢，推陳出新，更為后代開辟了新的天地。唐代張懷瓘《書斷》認為：“剖析張公之草，而濃纖折衷，乃愧其精熟;損益鐘君之隸，雖運用增華，而古雅不逮，至研精體勢，則無所不工。”
王羲之書法精進使得同代人刮目相看。當時著名書法家瘐翼、郗愔名聲遠播，瘐翼在荊州看見人們臨習王羲之書體，不屑地說：“小兒輩乃賤家雞，愛野鶩，皆學(王)逸少書，須吾還，當比之。”瘐亮向王羲之求書法，羲之謙虛道：“(瘐)翼在彼，豈復假此!”但還是給瘐亮寫了章草。一天，瘐翼在瘐亮處見到王羲之寫給瘐亮的章草，發(fā)現(xiàn)王羲之書法已日日精進，今非昔比，因此心悅誠服，給王羲之寫信道：“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亡失，常嘆妙跡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從瘐翼前抑后恭的態(tài)度轉變中，不難看出同代名家對王書精進飛躍的認同和佩服。陶弘景說：“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未稱。凡厥好跡，皆是向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論書啟》)虞龢《論書表》也說：“羲之書，在始末有奇，殊不勝瘐翼、郗愔，迨其末年，乃造其極。”正如張懷瓘《書斷》所說：“千變萬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發(fā)靈，豈能登峰造極!”
總結王羲之學習書法的過程，可以見到其三個階段的轉化：
其一，少年木訥而勤于書法。少年王羲之，就學于衛(wèi)夫人，遵循鐘繇書法，形成秀麗婉逸的書風。這一時期的書風被韓愈歸納為“羲之俗書趁姿媚”，而今已很難見到。而傳衛(wèi)夫人推薦王羲之的信《衛(wèi)夫人書稽首和南帖》中說：“衛(wèi)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wèi)，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遒媚”。
其二，中年王羲之博采歷代書法之長，全面繼承傳統(tǒng)。渡江之后，廣游名山大川，博覽秦漢以來篆隸的淳樸古茂，奇肆豪宕的作品，獨有感悟，形成質樸豐茂的風格。王羲之開始覺得衛(wèi)夫人的書法很好，后來醒悟了就義無反顧地進入“師法自然”階段，游歷大江南北，對酒旗、招牌等民間書法認真學習，感悟江南山水的清新，這種自然的熏陶和感染使他創(chuàng)造出頗具有南方氣息的、以美秀韻取勝的魏晉書法的代表。
其三，晚年王羲之勇于變法，善于創(chuàng)新，博采眾長，融會貫通，而自成面目，終于完成從具有隸意樸質書體到嬌美流變書風的蛻變，書法舍棄秦漢的豐碑巨額而走向尺牘簡札的清逸，達到爐火純青，登峰造極的境界，并創(chuàng)造出一個時代全新的唯美書風。?
王羲之眾體皆備，而主要成就在楷書和行草書，尤其是行書。其書法具有溫潤超邁、神駿典雅的美學特征。傳世作品據(jù)張彥遠《法書要錄》載有四百六十五種，由于朝代更迭，戰(zhàn)亂頻仍，至今已無任何真跡流傳下來，現(xiàn)所能見到的多為摹拓本和以真跡為藍本的刻本。其代表作，楷書有《樂毅論》、《黃庭經(jīng)》、《東方朔畫贊》;行書有《蘭亭序》、《快雪時晴帖》、《姨母帖》、《奉橘帖》、《喪亂帖》、《孔侍中帖》、《得示帖》等;草書有《十七帖》、《初月帖》、《行穰帖》、《遠宦帖》等。
《蘭亭序》是晉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上巳日(三月三日)王羲之五十歲所書。王羲之與友人愛子共四十二人，宴集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祓禊之禮。古代文人十分注重行修禊之禮，《論語·先進》中說：“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贊美了這種徜徉于山水之間，使胸襟敞開，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的精神和諧。時值暮春之初，在崇山峻嶺，茂林修竹之間，行流觴曲水，一觴一詠之樂。可謂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美俱”了。詩人騷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游目騁懷，感到人生與自然相合相契的快樂。在“清流激湍，映帶左右”的清麗景色中，王羲之微醉命筆，暢敘幽情，寫下這清逸秀婉、一片神機的《蘭亭序》。全幅無法而有法，點畫情趣盎然，心手相應，一氣呵成，如天馬行空，游行自在。全篇集篆、隸、章草之法，中鋒起轉提按，意隨筆轉，線條如行云流水，字體極盡變化，楷草兼施，平穩(wěn)中寓險峻，相同的字皆有不同表現(xiàn)，全文有二十余個“之”字，都加以變化，無一雷同。全幅意境渾穆，神氣洞達，瀟灑散朗如清風明月，樂中含悲悟生命玄理。可以說是境與神會，真氣撲人。羲之酒醒后再寫了十余遍，皆不及原作，可見藝術的神來之筆是不可重復的?！短m亭序》原帖相傳已作為唐太宗的陪葬品埋入昭陵。唐人《蘭亭序》摹本傳世著名的有三帖，一是虞世南臨本，一是褚遂良臨本，一是馮承素摹本(響拓本)。馮本因鈐有唐中宗“神龍”小印，又稱“神龍本”，最能體現(xiàn)原作神韻。?
《樂毅論》是王羲之的小楷代表作。晉永和四年(348年)十二月寫《樂毅論》。此書“筆勢精妙，備盡楷則”(唐褚遂良)，是羲之滿意之作，并作為兒子王獻之學書的范本。此帖雖為小楷，但筆法柔中寓剛，結構開縱橫，行筆自然清麗，雍容和雅，寄怫郁之情于瀟灑工整的秀麗小楷之中。
《黃庭經(jīng)》(小楷)，虞龢《論書表》認為這是王羲之的換鵝書。王羲之生性愛鵝，山陰曇禳村有一位道士養(yǎng)了一群白鵝，羲之想購買，但道士堅拒，說如能為我寫《黃庭經(jīng)》(一誤說為《道德經(jīng)》)便將一群鵝相送。羲之于是便住了半日，寫畢《黃庭經(jīng)》，換回一群白鵝。李白有詩云：“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該帖被列為正書第二(唐褚遂良《右軍書目》)，但因書作筆法與王羲之其他作品有不同之處，所以有人懷疑其可靠性。然總觀其書，頗具王書神理，勁氣內涵，風姿英挺，布局自然，筆法灑脫，為小楷上品。
《快雪時晴帖》連同王獻之《中秋帖》、王珣《伯遠帖》被乾隆皇帝合稱為“三希”，并稱自己的書齋為“三希堂”。該帖為三希之首，是王羲之行書中楷則最為成熟的作品。作品是一件慎重的信札，為王羲之的精心之作，中鋒裹鋒，富于彈性，行氣如虹，充分體現(xiàn)出一種寓圓于方的陽剛之美。
《姨母帖》是王羲之書法中以拙樸高華勝的代表?！短m亭》以妍美為主，《快雪時晴》以骨力雄健為主，《姨母帖》以古樸為主。此帖摹拓極精，董其昌說：“觀此帖，云花滿眼，奕奕生動，并其用墨之意一一備具。王氏家風，漏泄殆盡。”可見傳真度很高。該帖最能體現(xiàn)王羲之書法集大成的特點。他學張芝章草，書中橫畫，顯得質拙古樸，仍存隸意，且多有橫勢;他學鐘繇，增減骨肉，強化潤色與婉態(tài)妍華，而自成面目。筆勢遒勁，具有深邃高華之風韻和濃厚的書卷氣。工穩(wěn)中藏流動，古樸中含典雅，無一筆失所，無一畫失節(jié)，百看不厭。最具晉人風格。
宗白華說：“晉人風神不滯于物，這優(yōu)美的心靈找到了一種最適宜表現(xiàn)他們自己的藝術，這就是行草書，行草書純系一片神機，無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筆時點畫自如，一點一畫，皆有情趣，從頭至尾，一氣呵成，如天馬行空，游行自在。”行草《喪亂帖》最能見出王羲之真情懷和真血性。此帖反映了喪亂時期羲之痛苦不安的心情。因無意于書，所以書法反而更自然，更顯心性個性。開始三行寫得比較平和規(guī)矩，行書筆意較濃，后兩行草意轉多，尤其是最后三行，已屬逸筆草草，但性情之真與喪亂之痛卻躍然紙上。此帖同《二謝帖》、《得示帖》共摹于一紙，早在唐代就傳入日本，傳說是鑒真和尚東渡時帶去的。?
草書《初月帖》，作品以質樸和隨意性給人以新奇的美感和逸筆草草的魅力。第二行最后一字“停”，先寫右半部，后加左偏旁，以其行草流暢開草書倒插筆使轉之先河。倒數(shù)第二行未“具”字寫成“|”，一揮而下，力抵萬鈞。全帖點畫狼藉，鋒芒畢露，或似竹葉，或似蘭蕊，尾款一點一畫皆非直過，而是窮盡變化。結字大小不一，或長或短，欹斜平正皆隨性情和字形而定，行距錯落跌宕，變化莫測，使羲之頗受壓抑的暮年在筆墨之中得到盡情抒發(fā)，具有氣貫神完的感人力量。
《行穰帖》(草書)，用筆肥厚，圓渾，流暢，同王羲之《十七帖》、《初月帖》、《寒切帖》皆不類，但它那流暢的行筆和跌宕的章法，又可以見出羲之的草書風采。該帖已然打破章草的陳規(guī)，走出了自己全新的路子。筆力清勁，點劃精到，節(jié)奏清新，格調典雅。右軍的草書并非其最高成就，但他卻奠定了草書藝術的基礎，自晉代以來，凡作草書，無不受其影響。后來，王羲之的草書也遭到唐代書論家張懷瓘的批評，認為“有女郎才，無丈夫氣，不足貴也”。但是我們應該看到，王羲之書風是晉代尚“韻”書風的代表，傳達出晉人尚志氣平和、不激不厲的審美理想，這與唐代尚“法”的雄強陽剛書風的確不同。這僅是各自代表一代審美風尚而已，不宜強求一律。
王羲之對中國書法的貢獻是多方面的，總起來看，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把隸書、章草、草書揉合為行書，使行書書寫規(guī)范化和寫意化，將其在藝術上發(fā)揮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同時強調線條的渾厚生動，以一種藝術感極強的隨機態(tài)度對待提按、頓挫，絞轉和行筆的力度、方向、節(jié)奏和空間切割，使書法作品通過線條的起伏流動，通過線條的粗細、曲直、干濕等變化，通過輕重堅柔、光潤滯濕的墨痕，傳達出人的心靈的焦灼，暢達、甜美、苦澀等情感意緒。線條中流動著書家的縷縷情思和藝術感覺，這種創(chuàng)造性的可視語言映襯出書家的精神意志和個性風貌。
其次，在先秦漢魏的書法實用風尚中，首倡純審美的書法欣賞風。這種欣賞已不是一種個人行為，而是成為一個階層的雅好，一個時代的風尚。據(jù)傳，“羲之罷會稽，住戢山下，一老嫗捉十許六角竹扇出市。王聊問一枚幾錢，云值二十許。右軍取筆書扇，扇為五字，嫗大悵惋云：‘舉家朝夕仰于此，何乃書壞?’王曰：‘但言王右軍書字，索一百。’入市，市人競市去，嫗復以十數(shù)扇來請書，王笑不答。”(虞龢《論書表》)一柄實用的竹扇值二十，一柄有書圣墨跡的竹扇值一百，這五倍之價，足見當時“市人”對純書法的欣賞水平。老嫗并不知書法作品的價值，當她省悟過來，在王羲之“笑而不答”的瀟灑中，悔之晚矣。
再次，勤奮創(chuàng)新，講求書法有己意。王羲之七歲學書，十二歲識筆法，每日臨書不輟，終身練筆不止。故居蘭亭右軍祠內有“墨池”，據(jù)說當年王羲之用池中水蘸筆習字，染黑了一池水。爾后，他遍訪名山大川，學習各家書法，并悟到博取眾長之后必須具有自己獨特的面目，從此創(chuàng)出“王體”而自成一家。王羲之不僅在書法創(chuàng)作方面成為一代書圣，而且在書論方面也有獨特的貢獻，他的書法體現(xiàn)了晉人尚意重韻的書風：“須得書意轉深，點畫之間，皆有意，自有言所不盡，得其妙者，事事皆然。”(《論書》)這可以說是魏晉時“意以象盡”、“言不盡意”的美學思想在書論中的表現(xiàn)。王羲之強調“意”，系指書家的心性情感對于書法創(chuàng)作的重要性，認為書法可以表現(xiàn)人的內心的悲喜哀樂和意緒情操。而且這“意”必須融入筆墨之中：“若作一紙之書，須字字意別，勿使相同，”“凡書貴乎沉靜，令意在筆前，字居心后，未作之始，結思成矣。”(《書論》)書“意”還指書法的意趣筆韻，講求飛動美、錯落美、中和美，使整幅作品“氣韻生動”。
可以說王羲之的風流儒雅，以素箋簡牘為書，并以流美的行書作為主要書體，呈現(xiàn)出一種秀麗俊逸的書風。他對自己的書法自識頗高：“我書比鐘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雁行也”。意即我的楷書可跟鐘繇分庭抗禮，草書則跟張芝不相上下或還超過了他!“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也。”王羲之認為，只要自己刻苦努力，草書未必在張芝之下。
王羲之書法對后世書法有深遠的影響。其書法首先影響的是自己王氏家族，尤其是自己的兒子王獻之。
王獻之(344-386)字子敬，王羲之第七子，官至中書令，人稱“王大令”。他英年早逝(43歲)，但書名與父親齊名而并稱“二王”，又同張芝、鐘繇、王羲之合稱為書中“四賢”。王獻之受父親影響很大。王羲之對獻之期望很大，要求很嚴，親自寫《樂毅論》作為獻之練字的范本，并積一生之書法藝術創(chuàng)作經(jīng)驗親授愛子，以開啟悟性并弘揚家學。
王獻之不負父望，在父親的教誨下書藝大進。幼年時，獻之學書就極為凝神專一，世有其父拔筆未脫的傳說。通過學習《樂毅論》而悟得筆法，寫下了繼承父親書法風格的《洛神賦》(又稱“玉版十三行”)，該書剛柔相濟，虛和簡靜、挺直勁朗、寬綽靈秀，成為獻之青少年時代的代表作。
王獻之在繼承父輩書風之上又能創(chuàng)新。他在十五、六歲時，就曾對父親說：“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藁行之間，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體”。他已經(jīng)感到時風尚務簡求變求美，必須將民間書法的“偽略”與章草的縱放結合起來，追求一種姿媚婉轉，暢達宏闊的新體。在父親書藝的巨大影子中，王獻之勇敢地走出來，自創(chuàng)神駿妍美的“大令體”，即處于楷草之間的行草和行楷。行楷代表作有《廿九日帖》(唐鉤摹本)，全幅舒展大方，在方正中加入欹側、縱斂、高低、長短的體勢、增加字的動感，楷草相雜，書寫自由，顯示出獻之寄情翰墨，自由抒懷的風格。行草代表作品為《鴨頭丸帖》，寥寥兩行，非行非草，個性鮮明。
王獻之性情較其父更為疏曠不羈，書法更具有一種遒峻奔放的氣勢，行筆更快捷，情感在線條運動中發(fā)揮著主導作用，開啟了把氣勢和節(jié)奏放在法度和韻味之上的浪漫主義風格。獻之的“一筆書”還在張芝“一筆書”之上更為完善，其代表作《十二月帖》，由行楷而始，迅即轉為行草氣勢不凡，一瀉千里，毫無蘊藉中和之態(tài)，而是充滿張力的痛快淋漓的運筆和剛健有力的情緒宣泄，具有與大王不同的全新美感。
王獻之寫字完全是興之所致，乘興而發(fā)。據(jù)傳有一喜愛其書法的青年，特意穿了一件精白紗長衣前往獻之處，引起了書家的興趣，于是就在這素白的衣服上姿意書寫一番。青年剛出門，馬上被求書者蜂擁爭搶，衣裂布斷，只有一只袖子尚在其手中?？梢姭I之書法的魅力。王獻之對自己獨創(chuàng)的“大令體”、“一筆書”非常自信。有一次謝安問王獻之：“你的書法與你的父親比較，你覺得怎樣?”答曰：“當然勝過他!”謝安卻說：“大家的議論可不是這樣。”獻之又答道：“一般人哪里知道呢!”當然，王獻之的話不免年輕自負，但也可以看到他創(chuàng)新的自信心。王獻之既深受其父影響，又不墨守成規(guī)，不迎合他人，而保持充沛的創(chuàng)新精神和獨立的人格，使自己的書法達到晉代的另一座高峰，與其父并稱為“二王”，并對后代書法產(chǎn)生了重大的影響。
王羲之七子一女，皆工書法，但真正與王羲之齊名的還是王獻之。沈尹默在《二王書法管窺》中說：“大王內擫，小王外拓。大王之書剛健中正，流美而靜;小王之書，剛用柔顯，華因實增。”“內擫是骨(氣)勝之書;外拓為筋(力)之書。”“內擫近古，外拓趨今。古質今研，不言而喻。”由于對書法創(chuàng)新的巨大貢獻，王羲之、王獻之父子被譽為“二王”，變古趨今，獨步書壇。以“二王”為代表的晉代書法，代表了中國書法的覺醒和書法個性的空前張揚，從而超越漢魏書法，成為中國書法史上的并峙的雙峰。
如今，王羲之的真跡已經(jīng)一字無存(但王獻之的《鴨頭丸帖》為傳世真跡)，傳世書法全是復制品，流傳較廣大約有二百五十余件。王羲之的書法風格和書法理論首先影響到他的后代子孫。長子玄之善草書，次子凝之工草隸，三子煥之善行草書，五子徽之善正草書，六子操之善正行書，七子獻之善草書。黃伯思《東觀徐論》說：“王氏凝、操、徽、渙之四子書，與子敬書俱傳，皆得家范，而體各不同。凝之得其韻，操之得其體，徽之得其勢，煥之得其貌，獻之得其源。”其后子孫綿延，王氏一門書法生生不息，到王羲之七代孫(徽之的六代孫)隋代智永，仍然書法名播海內外。智永《真草千字文》影響頗大，其書法繼承祖法，又勤奮習書，所以書名大振。相傳，智永居永欣閣上臨書30年，寫《真草千字文》800余本，分別贈送給浙東各寺廟，寫禿的毛筆裝了好幾甕。《千字文》墨跡，深得二王精神，點畫精到，筆勢溫潤，結體謹嚴，表現(xiàn)出熟巧之趣。當時求書者及請題匾額者如市，所居的門檻被踏破，只好用鐵皮裹上，被人們稱之為“鐵門限”?！稌鴶唷氛J為其“兼能諸體，于草最優(yōu)”，列章草、草書入妙品，隸書入能品。宋代蘇軾《東坡題跋》認為：“永禪師書，骨氣深隱，體兼眾妙，精能之至，返造疏淡”。其所書帖大多不傳，現(xiàn)傳世書跡有《仿鐘繇宣示表》，另有日本藏《真草千字文》。
王羲之書圣地位的確立也有幾起幾落的過程。南朝宋泰始年間的書家虞龢在《論書表》中說：“洎乎漢、魏，鐘(繇)、張(芝)擅美，晉末二王稱英。”王羲之書名在當時名傾一朝，而宋齊之間書學地位則居于王獻之之后。南朝梁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云：“比世皆尚子敬書”，“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梁書畫家袁昂在《古今書評》中說：“張芝驚奇，鐘繇特絕，逸少鼎能，獻之冠世。”梁武帝蕭衍扭轉這種尊小王貶大王的局面，率先推崇王羲之，認為“王羲之書字勢雄逸，如龍?zhí)扉T，虎臥鳳闕，故歷代寶之，永以為訓”，搜集過二王書法作品達一萬五千紙以上，并把當時書法座次“王獻之—王羲之—鐘繇”的排列，轉變?yōu)?ldquo;鐘繇—王羲之—王獻之”。蕭衍在《觀鐘繇書法十二意》中說：“子敬之不迨逸少，猶逸少之不迨元常”，這一品評幾成定評。其后，酷愛王羲之書法的唐太宗，不僅全力收羅王書兩千余件，又讓釋懷仁集王字集成自己所撰的《圣教序》，并讓初唐書法名家臨摹《蘭亭序》，且親自為《晉書·王羲之傳》撰贊辭，認為右軍“盡善盡美”。從此，王羲之在書學史上至高無上的地位被確立并鞏固下來。其后，武則天遍求王羲之書法，王羲之的九世重孫王方慶將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書跡十卷進呈，編為《萬歲通天帖》。宋太宗趙光義醉心翰墨，購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跡命侍書王著摹刻于棗木板上為《淳化閣帖》，帖中有一半是羲獻的作品。宋仁宗、宋高宗、康熙、乾隆等歷代皇帝都以王羲之書法為中國書法正宗。
由于王羲之書法不激不利的俊邁蘊藉、神駿天真，符合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中庸精神，故而宋、元、明、清諸朝學書人，無不尊晉宗“二王”。隋代的智永，唐代歐陽詢、褚遂良、顏真卿、孫過庭，五代楊凝式，宋代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元代趙孟頫，明代董其昌，清代王鐸、近現(xiàn)代沈尹默、鄧散木、白蕉等名家無不皈依王羲之。歐陽詢在《用筆論》中說：“冠絕古今，唯右軍工逸少一人而已。”孫過庭在《書譜》中說：“且元常(鐘繇)專工于隸書，伯英(張芝)尤精于草體;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李嗣真《書品后》云：“右軍正體……可謂書之圣也。若草行雜體……可謂草之圣。”張懷瓘《書斷》云：“右軍開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損古法，裁成今體，進退憲章，耀文含質，推方履度，動必中庸，英氣絕倫，妙節(jié)孤峙。”宋代姜夔在《續(xù)書譜·真書》中云：“唐人下筆，應規(guī)人矩，無復魏晉飄逸之氣。古今真書之神妙，無出鐘元常，其次則王逸少。今觀二家之書，皆瀟灑縱橫，何拘平正?”
說不盡的王羲之，他的書法從漢魏的樸厚沉拙轉為晉代的崇尚神韻，這是中國書法史發(fā)展的必然。神由韻生，韻因氣顯。王羲之書法中，清曠悠閑和散淡自然中，將晉韻中既清高矜持又瀟散放誕的心性情懷淋漓盡致地表征出來。風韻是書法的神采，而自然則是一種高度形式美的要求。王羲之所張揚的神采韻味，從內容和形式和諧入手去臻達神采和形質的完美統(tǒng)一，成為中國書法文化中最為亮麗的風景，滋潤并影響了一代代書法大家。
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經(jīng)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間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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