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的相關拓展

　　與駢文相對而言的﹐奇句單行﹑不講對偶聲律的散體文。魏晉以後駢儷文盛行﹐講究對偶﹐句法整齊而文詞華麗。北朝後周蘇綽反對駢體浮華﹐仿《尚書》文體作《大誥》﹐以為文章標準體裁﹐時稱“古文”﹐即以先秦散文語言寫作文章。其後﹐至唐代韓愈﹑柳宗元等﹐主張恢復先秦和漢代散文內(nèi)容充實﹑長短自由﹑樸質流暢的傳統(tǒng)﹐即稱這樣的散體文為古文。韓愈《題歐陽生哀辭後說：“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師說》說：“李氏子蟠﹐……好古文﹐六藝經(jīng)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馀。”都正式提出了古文的名稱﹐并為後世所沿用。唐代優(yōu)秀的古文家﹐雖以復古為號召﹐卻富有革新精神。他們既強調(diào)“道”的重要﹐也很注重“文”的作用﹐并崇尚創(chuàng)造﹐主張“惟古於詞必己出”﹑“文從字順各識職”(韓愈《南陽樊紹述墓志銘》)。他們所作的古文﹐實際上是一種新型散文﹐從當時口語中提煉而成為一種新的書面語言﹐有自己的個性與時代現(xiàn)實性﹐也有部分較為艱深僻澀的﹐但非主流。明代倡導“文必秦漢”的何景明說：“夫文靡於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於韓。”(《與李空同論詩書》)﹐從這句話可以看出﹐韓愈的所謂古文與先秦漢代之文不同﹐它是既有所繼承又有所創(chuàng)新的。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時期八個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稱，指的是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宋代的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和曾鞏。 “孔氏古文”,稱后者為“史籀大篆”.古文和籀文的分別是地區(qū)性的差異。古文出于壁中書，古人尊經(jīng)所以放在籀文之前 ,其年代不一定比籀文早。 許慎說：“至孔子書六經(jīng)，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又說：“壁中書者，魯恭王(公元前155~前129)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jīng)》。使用時間是不長的。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 213)下令焚書，各地掩藏不一定都有極早的寫本，一般總是當時的通行本。 即使有孔子所書六經(jīng)也不過公元前500年。許慎說他所用的資料“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jīng)》，皆古文也”.大約都是漢代古文經(jīng)學家輾轉摹寫的。它和小篆有差別，許慎從中采用了500多字，約合小篆的1/18.古文的特點，如一、二作弌、弍，增加不必要的繁飾，禮、?作禮、棄，作出大膽的省簡，都不是原始漢字的形式，是應時代需要而產(chǎn)生的。

　　王國維作《戰(zhàn)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有很好的意見。籀文行于秦可考而信。古文經(jīng)出于鄒魯儒生之手，也是事實。但是說有“六國古文”則未免武斷。當時“諸侯力政，不統(tǒng)于王，分為七國，田疇異畝，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政治上沒有統(tǒng)一的政權，經(jīng)濟上沒有統(tǒng)一的市場，不可能有六國共同使用的文字。王國維習于戰(zhàn)國縱橫家言，以“合縱”與秦對立，不知道軍事聯(lián)合是一時的，語言文字自發(fā)地統(tǒng)一則需要較長的時間和一定的條件。各地發(fā)現(xiàn)戰(zhàn)國文字資料很多，如長沙繒書、侯馬盟書、溫縣盟書、江陵信陽長沙簡策，以及平山縣中山國銅器、新鄭縣韓國兵器等各種文字資料，但是找不出和《說文》古文相同的“六國古文”.許慎所謂古文大約就是鄒魯(也許還有齊)儒生習用的文字。 魏正始(240~248)三體石經(jīng)中，首列古文，只刻成《尚書》、《春秋》(見圖)，即許慎所謂《書》孔氏、《春秋》左氏，和《說文》古文來源相同，字形偶有不同，可能是古書抄寫中的訛誤。這是研究古文的寶貴資料。唐代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宋代郭忠恕《汗簡》、夏竦《古文四聲韻》等，都保存一些古文經(jīng)中的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