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筆書法比賽作品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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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學術風氣與書法潮流

　　清朝入關之初，全國大部分地區(qū)尚未穩(wěn)定，清政府在大規(guī)模武力征服行動尚未停止的同時，立即采取了一系列建立和鞏固統(tǒng)治的措施，其中包括吸收原明朝大量官員進入政府機構，并立即恢復了科舉考試。這些做法一方面是滿清政權早在入關之前就已經開始采取的漢化變革措施的繼續(xù)，同時也對安撫漢族知識分子、爭取民眾對新政權的認可和合作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更為重要的是，清政權的這些措施，在客觀上使得漢族文化傳統(tǒng)及其形式在王朝更替的巨大社會變革過程中，基本沒有受到大的破壞，而得以延續(xù)發(fā)展下去。

　　作為中國古代文人士大夫藉以抒情達意的最常見的藝術形式，明清之際的書法藝術隨著它的創(chuàng)作主體——文人士大夫與新政權的逐漸合作，呈現(xiàn)出平穩(wěn)過渡的態(tài)勢。因而在清政權建立以后的相當一段時期內，其主要書格仍然是明代書風的延續(xù)。

　　明代的書法風格基本上可以歸納為兩條發(fā)展脈絡：首先，從明初的“三宋”(宋克、宋廣、宋璲)、“二沈”(沈度、沈粲)到中期以后的沈周、吳寬、文征明、王寵等吳門書家，再到晚明的董其昌為一脈。其中“二沈”都因善書而深得皇帝賞識，在當時名聲顯赫。吳門諸子雖然在追求精致與典雅方面取得了明顯成就，但從整體面貌看，基本上屬于對宋、元書風的承襲。到了董其昌，這一派風格發(fā)展到極致。董氏以超人的敏悟加上刻苦的臨習，將對傳統(tǒng)的把握和個人情性的表現(xiàn)融合為一體，把宋、元以來文人書法的和諧優(yōu)雅、輕松自然的審美理想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加上他官高壽長、交游廣泛，遂成為繼元代趙孟頫之后的又一座書法高峰。其藝術主張和作品風格對清代的書風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次，明代初期以陳璧、張弼等為代表的狂草書風，到中期以后對祝允明、陳淳、徐渭達到一個高峰。其狂放不羈的個性和駭世驚俗的面目對傳統(tǒng)的審美要求形成巨大的沖擊。到晚明時期，在文人士大夫中間日益強烈的反對束縛、提倡個性的思潮影響下，出現(xiàn)了由張瑞圖、黃道周、倪元璐、王鐸等一批優(yōu)秀書家構成的變革書風。這股新的力量異軍突起，以一種前所未有的縱橫豪邁和酣暢淋漓，一掃前人的溫文爾雅和甜美柔媚，成為明、清之際引人注目的文化現(xiàn)象。

　　進入清朝以后，明代書風的兩條脈絡在不同程度上都得到繼承和延續(xù)。

　　清朝初年，一大批原來明代的士大夫加入剛剛入主中原的滿清政權，他們不僅在政治上代表了漢族士大夫的形象，在文化藝術上也是舊有傳統(tǒng)的擁有者和傳播者。董其昌的書法風格在清代前期之所以受到高度的推崇和普遍的仿效，除了皇帝個人的喜愛和提倡外，大批董氏書風的直接或間接傳人所形成的民間基礎及其所起的推波助瀾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事實(注：康熙皇帝喜愛董其昌書法，遂使當時習書者學董成風。當時書家最負盛名者均屬董其昌一路風格。姜宸英賴其書法被康熙認出而拔置進士第三名。孫岳頒因學董書而受康熙帝重用，御制碑版，多命其書之。查昇以書法得董精髓屢獲康熙帝稱贊。參見《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四、王士禛《分甘余話》卷二。

　　同時，屬于晚明變革書風潮流的王鐸、傅山等人以不同身份進入清代，并在文化領域發(fā)揮著作用。作為晚明書壇的活躍人物，他們各自的書法風格也在繼續(xù)發(fā)展、完善。然而，這種帶有自由和叛逆色彩的追求與清初政權迫在眉睫的穩(wěn)定統(tǒng)治及恢復秩序的政治需要顯然是很不和諧的，因此隨著清政權的逐步穩(wěn)固及其對思想文化控制的日益嚴厲，到康熙以后，這種生機勃勃、富有沖擊力的風格便很快消失了。

　　清代初期，在顧炎武、閻若璩、朱彝尊等學者帶動下出現(xiàn)的金石學復興及訪碑風氣，也影響到書法界。傅山、鄭簠等書家都曾對搜訪、研究和臨習漢碑花費了很多精力。他們的實踐使隸書創(chuàng)作在清初一度十分流行，并取得相當成就。這些學者和書家的交流與實踐，可以說是后來碑學運動的濫觴。

　　康熙以后，清政權雖然完成了軍事征服，但在文化上的征服還遠未完成。以外族身份入主中原，面對在文化思想上處處表現(xiàn)出優(yōu)越感的漢族知識分子，滿族統(tǒng)治者的心理承受力顯得異常敏感和脆弱。文人士子稍有不慎引起猜疑，便會招致不堪設想的后果?？滴酢⒂赫?、乾隆三朝，文字獄不斷，文人士子往往只因詩文中的片言只字，便被視為叛逆謀反，動輒滿門抄斬，株連九族。更有一些心懷叵測、諂媚求榮者，捕風捉影，挾私誣告，致使知識分子人人自危，噤若寒蟬。這種情形反映在學術界尤為明顯，經世致用之學充滿危險，于是學者大都轉為考據之學，一時成為風氣(注：關于清代乾、嘉時期考據學風的興起原因，一般學者都認為與當時法網嚴密、屢興文字之獄且株連甚廣有直接關系。陳寅恪認為除此之外“必別有其故”。楊東莼則從對明代王學空疏學風的反彈、政治形勢的影響以及經濟發(fā)展帶動文化興盛三個方面論述清代考據學特盛的原因。不管采取哪一種觀點，康、雍、乾三朝連續(xù)不斷、駭人聽聞的文字冤獄，對文人學者所產生的震懾和鉗制作用，則是顯而易見和不容忽視的事實。參見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序”(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年)、楊東莼《中國學術史講話》第十講(岳麓書社，一九八六)、杜維運《清代史學與史家》壹(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

　　考據學的興盛，帶動了文字學、金石學的發(fā)展，而傳世碑版器物及前人的著錄收集，已經遠遠滿足不了需求，于是，訪碑著錄、考釋研究之風大興，大大刺激了書法藝術的創(chuàng)作。新的取法對象，引發(fā)出新的技法和新的審美追求，碑派書法便在這種條件下應運而生了。

　　與此同時，延續(xù)元、明以來的傳統(tǒng)，在帖學范圍內求新求變的努力亦未間斷。乾隆皇帝對趙孟頫書法風格的贊賞和提倡，以及為符合科舉考試的要求所形成的“館閣體”書風，便是這一時期代表上層統(tǒng)治者口味的主流審美要求的體現(xiàn)。

　　清代書法在發(fā)展演變過程中，雖然存在著尊尚法帖墨跡和推崇碑版刻石兩種截然不同的傾向和風氣，但明確以“帖學”和“碑學”這兩個名稱來概括指稱這兩種書學理論和創(chuàng)作流派體系，則是到清末康有為《廣藝舟雙楫》才正式提出的。“帖學”指宋、元以來形成的崇尚王羲之、王獻之及屬于“二王”系統(tǒng)的唐、宋諸大家書風的書法史觀、審美理論和以晉、唐以來名家墨跡、法帖為取法對象的創(chuàng)作風氣。由于這一風氣是在宋代出現(xiàn)的《淳化閣帖》等一大批刻帖的刺激和影響下形成的，故稱“帖學”。直到清代中期以前，帖學在書壇上始終占據著主導地位。“碑學”則是指重視漢、魏、南北朝碑版石刻的書法史觀、審美主張以及主要以碑刻為取法對象的創(chuàng)作風氣。與帖學相比，碑學的出現(xiàn)要晚得多，它是在清代中期經阮元的倡導及包世臣的推動才興盛起來的。作為一種新的理論體系和創(chuàng)作思想，碑學在道光以后很快風靡擴展，并取代帖學成為書壇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