瑯琊榜為何如此受捧
瑯琊榜為何如此受捧
最近，由網(wǎng)絡(luò)小說《瑯琊榜》改編的同名電視劇頗受關(guān)注，豆瓣評分9.3分。那么為什么這么受捧?
瑯琊榜年代設(shè)定
雖然該劇整合了很多朝代的特色，但基本的時代背景設(shè)定在南朝梁，是可以確認的。然而我們又不能簡單地將之與歷史上的南梁對應(yīng)起來，而是必須將時間軸向前延伸到永嘉南渡、晉祚東移，向后伸展到整個武夫僭政、宋齊梁陳。南梁的立國，只是這兩個多世紀的連續(xù)統(tǒng)中的一環(huán)。
論中國歷史上高層政治斗爭的殘酷血腥，前有春秋、后有晚唐五代，夾在其間的南朝可算是第二個高峰。父子相殺，兄弟相殘，叔侄互害，大臣弒君，君誅大臣，衣冠禽獸輪流坐，城頭變幻大王旗，在此期間不可勝數(shù)。
這個年代的皇帝是真正的高危職業(yè)，不是他自己要做皇帝，也不是別人選他做皇帝，是被一股無形的時勢推搡著，不得不如此。一個人的命運，固然要靠自我奮斗，但更重要的是他被卷入了歷史的行程。
從這個角度看，僅僅把梁帝看作梁武帝還是不確切的，他實際上囊括了宋、齊、梁三朝嗜殺暴君的共同特點。王夫之在點評這段歷史時說：
“宋可以有天下者也，而其為神人所憤怒者，惡莫烈于弒君。篡之相仍，自曹氏而已然，宋因之耳。弒則自宋倡之。其后相習(xí)，而受奪之主必死于兵與鴆。”
作為南朝第一帝，宋武帝劉裕本為東晉大將，在他之前，王敦、桓溫、桓玄已經(jīng)先后幾次依仗武力發(fā)難，或另立中央，或一度成功迫使中央讓步。一般認為，劉裕的政治資本，主要是在北伐戰(zhàn)爭中光復(fù)洛陽長安，建立不世戰(zhàn)功，然而他們忘記的是，讓劉裕開始站上政治制高點的，卻是當(dāng)中央面對桓玄叛亂時，他率先表態(tài)勤王所獲得的政治正確和政治聲譽。劉宋政權(quán)，奠定于其在東晉時期掃平內(nèi)外敵對勢力的基礎(chǔ)上，按說是很堅實的。
但劉裕仍然對晉宋禪代的合法性缺乏“三個自信”，以至于先殺晉安帝、另立恭帝，后恭帝禪位、廢為零陵王后，又派人以棉被將之悶死。船山先生感嘆：
“夫安帝之無能為也，恭帝則欣欣然受之宋而無異心，宋抑可以安之矣;而決于弒焉，何其忍也!”
相比這種慘烈的政治斗爭，開創(chuàng)禪代模式的曹氏父子的做法，在政治文明上簡直已達到相當(dāng)高的程度。
瑯琊榜
瑯琊榜地域設(shè)定
瑯琊榜的瑯琊，指的究竟是哪里?
有人說是瑯琊山。這個瑯琊山，顯然不是那個“河北省易縣的狼牙山”，也不是歐陽修在《醉翁亭記》中描述的那個蔚然深秀、環(huán)滁皆山的安徽滁州瑯琊山。
我們不要忘了，《瑯琊榜》的出品方中前面兩位是“山東影視傳媒集團、山東影視制作有限公司”。那么，這個瑯琊所指的，顯然應(yīng)是今山東省東南沿海一帶的古瑯琊郡，大體涵蓋臨沂、青島、諸城、日照等地。這也是東晉開國皇帝司馬睿在做瑯琊王時的封地。“王與馬共天下”的王氏兄弟，也出自赫赫有名的瑯琊王氏。
瑯琊榜政治設(shè)定
梁武帝的執(zhí)政時間，不僅在南朝四代中是最長的，在整個中國歷史上也僅次于康熙、乾隆、漢武帝，與萬歷皇帝一道并列第四。即便我們退而求其次，根據(jù)這部虛構(gòu)的電視劇來查找，至少也超過了13年，而南朝歷史上執(zhí)政時間上能夠達到這一標(biāo)準(zhǔn)的，只有宋文帝劉義隆的30年和梁武帝蕭衍的48年。
在政治斗爭的狠毒方面，劇中采納了劉宋一朝的特征，在對經(jīng)濟社會狀況的側(cè)面刻畫方面，則帶有蕭衍中后期的顯著特征。比如慶國公一案、濱州侵地案等，就有著深刻的社會經(jīng)濟背景。
世家大族對平民土地的兼并，是自東晉南渡以來一批北方人客居江南后，就始終沒能解決的問題。當(dāng)時采取了放任占田政策，南方地區(qū)為安置北方流民而在其聚居地設(shè)置的州、郡、縣，其名稱仍沿用其北方故地的州、郡、縣名，所以在名字前加一個“僑”，也就是臨時借住、客居于此，以后還是要光復(fù)北方、統(tǒng)一中土的。
可是，這批北方來客、海外僑胞住下可就不走了，這給南方的土地、戶籍、社會治安管理當(dāng)局制造了一個人戶分離的治理難題。這就是東晉、南朝一直推行的“土斷”政策的由來。也就是通過整理戶籍、調(diào)整行政區(qū)劃，使人地、人戶相匹配，居民按其實際居住地編戶齊民、依法納稅，加強國家對人口和土地的控制。
梁武帝后期政治，失之于寬、失之于惰。《南史》卷七《梁本紀·武帝紀》說他：
“勤于政務(wù)，孜孜無怠。每冬月四更竟，即敕把燭看事，執(zhí)筆觸寒，手為皴裂。然仁愛不斷，親親及所愛愆犯，多有縱舍，故政刑弛紊。”
《隋書·刑法志》通過秣陵老人之口說他：
“陛下為法，急于黎庶，緩于權(quán)貴，非長久之術(shù)。誠能反是，天下幸甚。”
我們看看，劇中的梁帝是否有這種“急于黎庶，緩于權(quán)貴”的影子，對皇子們真正的違法大惡姑息縱容，反而時時以一些小小不然之事為意、動輒得咎，確是一把帝王心術(shù)的好手。百姓生死、民生艱苦，都不如維護中央和體制的威嚴來得重要。
大梁的盛世偉業(yè)，就這樣斷送在他的手上，整個官僚體制迅速朽爛下去。當(dāng)初親歷了改革上升期的老同志言侯才會面對梅長蘇大聲抱怨：“這還是我們當(dāng)初想要建設(shè)的那個強盛國家嗎?”
靖王登基后，面對內(nèi)憂外患，為矯治弊政，開始全面深化改革，留給他的時間不多了。
《瑯琊榜》劇中人物
對這段歷史，趙翼做了如下評論：
“當(dāng)其勃焉興也，子孫繁衍，為帝為王，榮貴富盛，極一世之福。及其敗也，如風(fēng)之卷籜，一掃而空之，橫尸喋血，斬艾無噍類，欲求為匹夫之傳家保世而不可得。斯固南北分裂時劫運使然，抑亦宋武以猜忍起家，肆虐晉室，戾氣所結(jié)，流禍于后嗣。孝武明帝又繼以兇忍慘毒，誅夷骨肉，惟恐不盡，兄弟子姓，悉草薙而禽獼之，皆諸帝之自為屠戮，非假手于他族也。卒至宗支盡而己之子孫轉(zhuǎn)為他族所屠，豈非天道好還之明驗哉!”
綜觀南朝四代，圍繞皇位的斗爭最為劇烈者，莫過于劉宋。雖然梁武帝時期，昭明太子去世后，也出現(xiàn)了一時的權(quán)力真空，各方勢力蠢蠢欲動，但與劉宋比起來，是小巫見大巫。至于奪嫡的戲碼，顯然嫁接于清代，不過平移類比于南朝，倒也說得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