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執(zhí)政期間一直有跟日本人進行合作，后來中日關系惡化，中國與日本展開較量。蔣介石本可向日本人投降，并且拿到一定的好處。但是蔣介石卻沒有這樣做。蔣介石為何沒有向日本投降?下面就由學習啦小編告訴大家蔣介石為何沒有向日本投降的原因吧!

　　第一，日本政府的苛刻條件超出了蔣介石集團的承受能力

　　七七事變后，蔣介石集團雖然被迫抗戰(zhàn)，但卻缺乏信心和決心，起初，蔣介石幻想依靠國際解決;繼而期求英、美干涉;后又寄希望于九國公約簽字國布魯塞爾會議的調停，因此，他一面應付抗戰(zhàn)，一面企圖同日本妥協(xié)，他說：“我們的態(tài)度只是應戰(zhàn)，而不是求戰(zhàn)，應戰(zhàn)是應付最后關頭必不得已的辦法。”還說：“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希望以外交方式，求得蘆事的解決。”

　　所以，當?shù)聡v華大使陶德曼出面調停時，蔣是欣然同意的，如前面所述，當陶德曼向蔣介石遞交了日本提出的“和平條件”時，蔣認為除個別條款外，其余不算太苛，愿意以此作為“和談”的基礎，可是，當日寇攻陷南京以后，要價陡然升高，這超出了蔣介石集團所能承受的限度，因此，日本的誘降自然難以成功了。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蔣介石集團考慮到正式承認偽滿會招致國際上的“誤解”，影響借款，在國內也會失去“國民的信賴”，因此，只愿意“默認”。宋子文曾明確表示：如果日本不想幫助國民政府保全面子，那么起碼也要做到“不使我們失去面子”。

　　由于日寇在“承認偽滿”和“戰(zhàn)爭賠款”兩條上不作讓步，蔣介石集團承受苛刻條件的能力有限，所以日蔣之間的討價還價一直沒有結果。日寇誘降條件超出了蔣介石集團承受限度，更在于日本要讓蔣介石辭職，日寇對抗戰(zhàn)初期國民黨的容共抗日政策非常惱火，因此，“把蔣介石看作敵人”，日本五大臣會議曾作出決定：日本如接受中國政府的投降，必須以蔣介石辭職為條件。

　　在日寇和蔣介石集團談判時，日外務大臣宇垣提出：如果中國想在滿洲和賠款的問題上獲得日本讓步的話，最好的辦法是叫蔣介石下臺，這個方案自然遭到了蔣介石集團的嚴詞拒絕，后來，孔祥熙派他的心腹樊光到上海對今井武夫說：“要求蔣介石下野的日本政府方針是錯誤的，而且，在中國的目前情況下，使蔣介石下野這件事實際上也是不可能的。”

　　歷史事實清楚地說明，只要日本條件不超過蔣介石集團所能承受的“度”，蔣介石集團是愿意妥協(xié)的。

　　第二，蔣介石害怕公開投降會爆發(fā)革命

　　在對待日寇誘降的問題上，蔣介石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他既想投降，又不敢走得太遠，害怕?lián)敐h奸賣國的罪名，招致群起而攻之，摧毀他的統(tǒng)治。所以，當陶德曼將日本的苛刻條件送來時，他不敢答應，因為他認為：“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國政府是會被輿論的浪潮沖倒的。中國會發(fā)生革命。”

　　日本人比喻蔣介石騎著抗日、親日兩匹馬，形勢對他怎么有利就怎么表演，這是十分形象的，盧溝橋事變后，全國群情激憤，同仇敵愾，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抗日高潮，此時，蔣介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去干降日、賣國的勾當，而是說了不少慷慨激昂的話，諸如“反對妥協(xié)、反對投降”;“犧牲到底，抵抗到底”;“只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后的勝利”等，這些話在當時的客觀效果上，確實有一定的號召力。

　　所以，抗戰(zhàn)初期的形勢是好的，國民黨軍隊作戰(zhàn)是比較努力的，可是，在戰(zhàn)局連續(xù)出現(xiàn)不利的情況下，他便迅速滑向動搖和妥協(xié)，企圖尋求外交途徑，盡快結束戰(zhàn)爭，于是，又跨上了親日之“馬”，奔向投降之路。

　　但是，蔣介石同汪精衛(wèi)又有很大區(qū)別，汪精衛(wèi)是赤裸裸地徹底投降，而蔣介石則是有條件地、“偷偷摸摸地追求他的目標”，蔣介石曾再三告誡部下，政治就是秘密，秘密以外無政治，政治家左手做的事，右手不必知道，因此，日蔣之間的多次會談始終是在極其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不敢露一點風聲。

　　上述情況，使蔣介石在對待誘降的問題上，容易首鼠兩端、猶豫不決，深恐授人以柄，引火燒身，有一件事很能說明一點問題：南京失陷后，日寇提出更苛刻的條件，當時兼任行政院長的蔣介石雖然愿意“談和”，但又感到風險太大，在此情況下，一向嗜權如命的蔣介石，情愿將行政院長一職交出，也不愿承擔“主和”的責任。

　　第三，日本政府內部對華意見不一致而影響誘降工作的進展

　　在把中國變成日本獨占殖民地的戰(zhàn)略目標上，日本統(tǒng)治集團的意見是一致的，但在具體的策略和步驟上，又有不同的主張。日本和西歐的一些學者按照不同主張將其劃分為兩大派系，一派稱作“強硬派”(或“霸道思想派”)，另一派為“溫和派”(或“道義思想派”)，盡管此劃分是不科學的，甚至是美化一部分侵略者的，但是，它反映了帝國主義者兩種侵略手段的爭論。

　　這兩種不同主張，反映了日本統(tǒng)治集團關于侵華政策的種種爭論，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國民黨政府的誘降工作。

　　1937年11月初，陶德曼調停中日戰(zhàn)爭，參謀次長多田駿為了促成和談，力主在保持蔣介石面子的情況下，誘逼其接受投降條件，因此，他在11月19日下令日軍在南京城外按兵不動，停止進攻，防止蔣介石退出南京，但是，“強硬派”認為，南京陷落就意味著中國投降，他們否決了多田駿的建議，攻占了南京。

　　南京陷落的第二天，日寇即扶植漢奸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而對國民黨政權卻追加了更苛刻的條件，時隔不久，又以“期限屆滿”為由，宣布“不以國民黨政府為對手”，這些不尋常的舉動，連負責調停的德國駐日本大使狄克遜也看不慣，他認為日本政府并不期望中國接受新的條款，相反，更希望對方加以拒絕，以便尋找借口繼續(xù)進行旨在消滅國民黨政府的戰(zhàn)爭。

　　近衛(wèi)內閣發(fā)表了“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第一次對華聲明后幾個月，近衛(wèi)便感到“后悔”，想采取一些“補救”措施，但是，這時他也深感左右不了軍界的形勢，“由于無法控制國家事務而灰心喪氣”，他曾向天皇提出辭呈。

　　有一次，他悲傷地向自己的密友原田熊雄訴苦：感到自己簡直像個“櫥窗里的服裝模特兒”，連頭號戰(zhàn)犯都如此牢騷滿腹，其他人則可想而知了。第二次《近衛(wèi)聲明》雖然再次向國民黨伸出了誘降之手，但是，在以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同樣由于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日本統(tǒng)治集團內部意見不統(tǒng)一，使日、蔣之間始終未能達成最后協(xié)議。

　　一個突出的事例是繆斌赴日談判問題，如前所述，繆斌應日本首相小磯的邀請，代表重慶政府飛往東京談判，對于繆提出的“和談條件”，日本首相認為是可行的，但是，在最高戰(zhàn)爭指導會議上，不僅遭到了堅決反對，而且小磯國昭連“烏紗帽”也丟了。由此可見，日本內部兩派勢力因對華意見分歧而引起的相互爭執(zhí)，是十分激烈的，思想不統(tǒng)一，自然影響誘降的決策成果。

　　第四，蔣、偽政權不能并存

　　這是蔣介石集團最終未能就范之原因中一個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1937年底至翌年春，日寇先后在北平和南京扶植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和“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兩個傀儡政權，傀儡們都希望日軍迅速消滅國民黨中央政府，否則，總感到“心中不安”，而日本派遣軍的頭子們也都向各自的傀儡們許了愿，盡力滿足其要求，不斷進行大規(guī)模的軍事行動。

　　上述情況，自然引起國民黨政府的不滿，為日寇的誘降設置了障礙，特別是汪偽政權的建立，更遭到強烈反對，在澳門會談時，中方代表陳超霖極力論述“有汪無蔣”、“有汪無和平”，要求在停戰(zhàn)前必須由日方出面斡旋，讓汪精衛(wèi)出國流亡或者隱退。但日本堅決反對，要求蔣、汪合作，并提出“無合作即無和談”，其理由是：日方對汪負有道義之責，如欲讓汪下野，則日本國民亦要蔣下臺。結果雙方爭執(zhí)不休，意見難以統(tǒng)一。

　　另一方面，汪偽政權中的一些頭面人物，對日、蔣會談也憂心忡忡，在汪偽政權成立初期，特別害怕日、蔣合作，如大漢奸周佛海曾認為，蔣介石派人到香港同日方會談，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用心是為了破壞汪偽政權，他擔心日、蔣會談成功一年以后，自己可能遭殺身之禍，所以他在日記中寫道：“最初一年利用余與日本接洽，反必重用，一年以后，必以暗殺方法殺余。”瞻前顧后，不寒而栗。

　　雖然到了1944年9月9日，日方被迫宣布：“同意蔣介石返回南京，建立統(tǒng)一政府”;蔣、汪“兩者間的調整是中國的國內問題，由兩者直接談判”，明確告訴重慶政府，日本不再干涉蔣、汪關系。但是，此時的日本已是強弩之末，而汪偽政府的大員們?yōu)榱藢で笸寺?，早已暗中紛紛重投蔣的懷抱，而日寇的所謂《實施對重慶政治工作方案》，對蔣介石集團已沒有多大的魅力了。

　　盡管日寇對誘降工作緊抓不放，有時軟硬兼施，有時恩威并重。但是蔣介石集團卻“談而不決”，最終沒有就范。日本人也就沒有達到讓中國投降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