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的文章
遵義會議的文章
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從而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領導。下面就是學習啦小編給大家整理的遵義會議的文章，希望大家喜歡。
遵義會議的文章一：游遵義會議會址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當這首歌回蕩在你耳邊，你可能回想起紅軍長征二萬五千里，在這當中，紅軍爬雪山，過草地，經歷千心萬苦。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共產黨建立起了新中國，此路程中，紅軍經過許多大省大縣，其中，有位于貴州省遵義市的遵義會議會址。
于是，因為是星期六，我來到文明已久的遵義會議會址，當我進入大門我感到革命前輩留下的氣息，遵義會議會址位于貴州省遵義市老城紅旗街80號，建于1955年，是當時的遵義城里首屈一指的宏偉建筑，在1964年，毛澤東在此樓房的大門上寫了“遵義會議會址”所以在這此后，此樓房就叫遵義會議會址，進入大門以后可見一座大樓分兩層，一樓有走廊，樓房的四面有柱廊，此樓房占地面積528平方米。
據說在1935年1月上旬，中國工農紅軍到達遵義，1月15日到17日，黨中央在此召開了中央政法局擴大會議，也就是遵義會議。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次重要的會議，它在極端危機的時刻，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革命，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在這里有一個大廳，在大廳中央有一張長方形木桌，四周有一圈靠背椅。有關人士說，當時，遵義會議就在此處召開的。會址中還有周恩來，朱德，劉伯承等的辦公室和住室。
今天，來到此處，我知道了許多知識，收獲不小，來到這里我很高興，雖然腳很軟但我覺的只有一個字“值”。
遵義會議的文章二：也談遵義會議的偉大意義
簡介：遵義會議的意義有且只有一個，毛主席說話又算數了。有了毛主席的領導，中國革命才有了勝利的保證。
回避歷史事件關鍵點是歷史虛無主義，過度解讀歷史事件也是歷史虛無主義。
遵義會議無疑是偉大的，對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的影響無疑也是巨大而深遠的。今年是遵義會議80周年，紀念文章和影像不少，官方也召開了紀念會。但是，我發(fā)現這些紀念文章、講話和紀錄片，有的故意回避遵義會議最重要的內容，繞著走，有的存在過度解讀遵義會議的問題。官方的紀念調門很高，但是某領導的講話卻在刻意回避毛澤東這個名字，說遵義會議挽救了什么什么。會議怎么可能挽救什么呢，只能是會議的決定挽救什么，邏輯上都不通。一些左派網站登載的文章，把遵義會議的意義說了一大堆，卻沒說到點兒上，“紅色文化網”文章《大力弘揚遵義會議的五種精神》對遵義會議精神的五種解讀就是這樣，什么實事求是的精神、獨立自主的精神、堅定信念的精神、民主團結的精神、務求必勝的精神，牽強附會，距離十萬八千里。
遵義會議的意義或者說遵義會議最重要的內容是什么?很簡單，只有一個——即毛主席說話又算數了。沒有這一點，什么實事求是、堅定信念、獨立自主都是零，遵義會議也不可能有什么重大意義。此前，博古、恩來、李德為代表的左傾中央幾乎天天開會，從寧都會議始到黎平會議前，誰還記得哪一次會議?誰還談論什么意義?即便黎平會議、通道會議，意義也只有一個——聽了毛主席的話，否則也是毫無意義的。
我們來重溫一下遵義會議前的歷史。
當博古、洛甫、王明、周恩來等在上海亭子間沿著共產國際指引的中心城市暴動路線艱難蹣跚并越來越混不下去時，毛主席已經創(chuàng)建了一大塊根據地和幾萬紅軍。此時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道路不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而是蘇聯十月革命的道路。在這一點上，當時的中共中央在耍嘴皮子時，總是布爾什維克、布爾什維克，但是他們按照自己的革命熱情鬧得沒吃沒喝無立錐之地時，他們不去蘇區(qū)又能去哪呢?跑到毛主席開創(chuàng)的蘇區(qū)后，他們不僅不好好想一想自己何以墮落為黑社會般的暗殺團伙兒，而毛主席卻打開了一片天地，卻指責毛主席“山溝溝里出不了馬列主義”，“右傾保守”，他們根本不認可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這條道路形成黨內共識是長征到達陜北以后的事了。
1931年，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等做為中央代表到了中央蘇區(qū)。到了蘇區(qū)后，這幫書呆子指手畫腳說你老毛這也不行那也不對，你靠邊吧。毛主席政治紀律性和組織紀律性都是典范，雖然他手握數萬經過古田會議洗禮的雄兵，所有中央紅軍指戰(zhàn)員莫不以他馬首是瞻，但面對這幫光桿司令，毛主席仍然服從組織決定，盡管作出錯誤決定的這些人大多是他的學生輩。這與后來張國燾擁兵自重相比，對比何其明顯!
毛主席臨離開紅軍指揮崗位時對他們說，以后若用得上我，隨叫隨到。果然不久，周恩來等不顧毛主席的反對，堅持攻打贛州，從1932年1月下旬起一個多月不克反被白軍從外面圍上來，城也攻不克，隊伍也撤不下來，生死存亡，大家束手無策只好請老毛想辦法。項英接到電報，萬分火急，連忙去請老毛，說你別養(yǎng)病了快點兒去吧，去晚了就不得了了。毛主席見電二話不說，連夜冒雨快馬趕到瑞金給前線發(fā)出電報做了初步安排，然后立即趕到贛縣江口前線。……部隊安全撤下來后，毛主席說我們現在去打漳州。此時大家心有余悸，萬一大軍再頓于堅城之下怎么辦?不行，不行!毛主席無奈，說一軍團離漳州不遠，我?guī)б卉妶F打一打試試。大家不好再說不行。毛主席趕到長汀一軍團，嘁哩喀喳就把漳州打了下來，繳獲大洋、糧食、布匹、槍支彈藥無數，還繳獲了兩架飛機，擴大了根據地和紅軍，蘇區(qū)形勢一片大好。不久，1932年10月，蘇區(qū)中央局和臨時中央代表團召開寧都會議，任弼時、周恩來先后主持，會議把斗爭矛頭對準毛澤東，說老毛你靠邊兒吧。毛主席臨走時對前來送行的周恩來說，前方軍事緊急，何時電招便何時來……
重溫了這段歷史后，遵義會議的意義還不清楚嗎?就只這一點，毛主席出山，在危急的時刻，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革命。人還都是那幫人，敵人還是那些敵人，一切都是老樣子，唯一不同的是毛主席說話算數了，有了這一變化，才有三個“挽救”。不服?不服哪行啊!
此前毛主席也多次挽救過紅軍，但是挽救之后又被排擠，反復數次，只不過遵義會議這一次再未遭到排擠出去而已，所以遵義會議才有巨大而深遠的意義。否則，遵義會議的意義頂多與黎平會議、通道會議一樣。假如，項英冒雨給毛主席送電報那一次，之后毛主席再未遭到排擠，今日人們歌頌的肯定是項英冒雨送電的偉大意義。遵義會議后有了毛主席的領導，中國革命從此再未走彎路。雖然之后的革命道路困難不斷，但是有了毛主席的領導，中國革命的勝利才有了保證。
有人說你神化，告訴你，全世界哪個神仙有這么偉大?任何對毛主席的神化都是對老人家的矮化。
關于遵義會議是不是確立了毛主席在中央紅軍的領導地位問題，近些年根據貶低毛主席的需要，中共中央黨校、CCTV、人民日報和右派公知們予以否認，它們普遍采用孤證的說法，“周恩來為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之所以說這是孤證，是因為這個說法僅見于據說是陳云的一個傳達提綱。1950年代這個提綱從莫斯科拿來時，鄧小平等參加過遵義會議的人說不是自己的，陳云本人辨認了許久才承認是自己的。僅僅過去了十幾年，這么重大的事情，陳云開始時居然不敢肯定是自己的，這就有疑問，此其一也。其二，陳云的提綱是否準確?陳云傳達提綱中的這幾句話句子都不通順，即便會議是這樣決定的，最可能的是“周恩來負責軍事指揮，毛澤東協(xié)助周恩來指揮軍事”。其三，參加遵義會議的人后來回憶作戰(zhàn)行動，無一不是說遵義會議后毛主席指揮紅軍如何如何，沒有哪一個說毛主席協(xié)助周恩來指揮紅軍如何如何，或周恩來指揮紅軍如何如何。在提到遵義會議決議時，有的引用這個孤證，有的干脆含糊其辭。也就是說從證據學的角度說，這個證據沒有其他證據相呼應，沒有形成完整證據鏈。當然，我這只是質疑，不是下結論。但是，不可質疑的是遵義會議后的歷史事實，紅軍在毛主席的實際指揮之下，這難道不是確立了毛主席在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嗎?
再退一步說，陳云的傳達提綱是準確的，即周恩來是名義上的最高統(tǒng)帥，毛澤東只是協(xié)助他，即便名義上是這樣，實際情況呢，誰在發(fā)揮核心作用?當然是毛主席，這是所有人都承認的事實。我們舉一個旁證。第二代核心是誰?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們、CCTV們、右派公知們異口同聲大聲回答：鄧小平。我想請這幫小子再回答一個問題，何以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不是形式上的最高領導人所以就是沒確立他的領導地位，而鄧小平從來沒有做過形式上的最高領導人你們卻說他是核心?
三十幾年來，壞分子們想方設法貶低、污蔑、抹黑、造謠毛主席，然而結果是，毛澤東這個名字在人民群眾之中越來越響亮。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想顛倒黑白，人民不答應!希望端著中國共產黨飯碗的人們認清這一點。
遵義會議的文章三：
毛澤東與遵義會議的“四個最” 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從而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領導。毛澤東因遵義會議而彪炳史冊，遵義會議因毛澤東而光耀千秋。毛澤東與遵義會議留下了一段特殊的歷史情緣。
毛澤東最先提議“搞個擴大會議”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黎平會議，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戰(zhàn)略方針之決定》，提出“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qū)”建立新的根據地。同時，會議還作出一項至關重要的決定：到遵義地區(qū)后，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
黎平會議后，紅軍強渡烏江，挺進遵義。1935年1月9日，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住進了遵義新城古式巷原黔軍旅長易少荃的宅邸里。晚上，周恩來趕了過來，查看他們的宿營地，向他們通報遵義及周圍的敵情、民情和社會情況以及紅軍的部署安排。同時，周恩來還帶來一些中革軍委二局偵聽電臺截獲的敵人電報抄件，并就軍委縱隊在遵義的活動日程征求他們的意見。周恩來此行更為重要的事項，是來找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商定將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的內容、范圍及可能的組織調整方案。
看到周恩來一臉的疲憊，王稼祥關切地說：“恩來同志，你可不能累垮呀!”
毛澤東鼓勵說：“孟子曰：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
見周恩來行色匆匆，張聞天打斷了毛澤東的話題：“抓緊時間，商議正事吧，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
毛澤東也打斷張聞天的話：“我看這次會議應該擴大范圍，除了在遵義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把軍委的負責同志和各軍團的主要領導人都請來參加，他們處在斗爭第一線，應該充分聽取他們的意見。”并問周恩來：“你說是不是?”
周恩來看了看張聞天、王稼祥，回答道：“我看可以吧。然后他又問張聞天：“你的意思呢?”
張聞天說：“不一定都來嘛，來幾個就行，還是以政治局成員為主。”
毛澤東接著說：“那就開個政治局擴大會議，各軍團的同志能來幾個就幾個，根據實際情況定。”
上述情況，據毛澤東身邊秘書回憶，毛澤東在遵義會議20多年后，曾在一次黨內高層小范圍的談話中也作過類似的回顧：
“在長征以前，在政治局里我只有一票。后來我實在不行了，我首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觀點，又通過王稼祥，做了張聞天的工作。這樣，政治局開會，經常是兩種意見，一邊是我、王稼祥、張聞天，三票;他們那邊是四票，一票是博古，一票是李德，加上另兩位。每次開會，都是三票對四票，永遠不能解決問題。不知開了多少會，一直是三票對四票。后來一點辦法也沒有了，我就說，老是三票對四票下去不行，我們擴大一下，我把擁護我們的主張的下面的人找來，你們把擁護你們的主張的下面的人也找來，搞個擴大會議。這樣，才有了遵義會議。”
正如毛澤東回顧中所說，在毛澤東的首先提議和張聞天、王稼祥的附議支持，以及周恩來的共同努力下，博古同意在遵義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并確定于1935年1月15日正式召開。除隨中央紅軍長征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外，紅軍總部和各軍團的主要領導同志也出席了會議。
毛澤東的發(fā)言是遵義會議上“主要的報告”
遵義會議上，在博古作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周恩來作軍事問題的副報告、張聞天作反對“左”傾軍事錯誤的報告后，毛澤東“一反往日的習慣，發(fā)表了長篇講話，實際上這是(遵義會議)主要的報告”。
毛澤東在發(fā)言中深刻批判了“左”傾教條主義戰(zhàn)略方針上的錯誤，如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御中的保守主義、轉移時的逃跑主義。他以第一至四次反“圍剿”勝利和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事實，批評博古把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主要歸結于敵強我弱的客觀因素，從而為其錯誤軍事指揮辯護的錯誤觀點，指出軍事領導上實行錯誤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才導致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造成紅軍長征初期的嚴重損失。毛澤東尖銳地批評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犯了嚴重錯誤，不懂得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特點，不從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實際出發(fā)，只知道紙上談兵，不考慮戰(zhàn)士要走路，也要吃飯，也要睡覺;也不考慮行軍走的是什么路，是山地、平原，還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圖上一劃，限定時間打，當然打不好。他用“路是要腳走的，人是要吃飯的”通俗語言，來說明必須考慮戰(zhàn)爭實際的深刻道理。
毛澤東還批評了戰(zhàn)略轉移中的錯誤：“正因為驚慌失措，戰(zhàn)略大轉移過程重大行動既未在政治局討論，又未做到政治動員，也未能在轉移前給紅軍以必要的休整而倉促行動。”同時，毛澤東尖銳地批評李德和博古的領導方法“極端的惡劣”，批評李德“包辦了軍事委員會的一切工作”，“把軍委的集體領導完全取消”，對不同意見“不但完全忽視，而且采取各種壓制的方法”，因而“下層指揮員的機斷專行與創(chuàng)造性是被抹殺了”。他還指出中革軍委內部及各軍團首長“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確的意見，而且曾經發(fā)生過許多劇烈的爭論”，然而這對于博古和李德是“徒然的”。
毛澤東的發(fā)言高屋建瓴，富有說服力，獲得了多數與會同志的贊同。陳云后來說：在遵義會議上，“只有毛主席講得很有道理”。
李德也曾回憶，毛澤東的發(fā)言是遵義會議上“主要的報告”，確定了會議的主旨和基調。為了用遵義會議精神統(tǒng)一全軍思想，紅一、二、四方面軍在陜北大會師后，毛澤東即于1936年12月在紅軍大學作了《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的講演。講演的內容即是他在遵義會議上發(fā)言的基本觀點。
毛澤東最先透露遵義會議相關情況
遵義會議后，由于敵人已逼近遵義，紅軍即向赤水地域移師北上。1935年1月29日，當紅1軍團第1師準備在猿猴渡口一渡赤水時，毛澤東派紅軍總司令部一名參謀找來紅1師師長李聚奎、政委黃甦、政治部主任譚政等人，和他們談了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遵義會議。毛澤東說：“最近黨中央召開了遵義會議，這個會議開得很好，解決了軍委的領導問題。這次會議所以開得很好，恩來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個問題是關于機動靈活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問題。毛澤東說，1師及其他不少部隊在長征途中幾次被敵人側擊，都隨機應變地處理得很好，避開了敵人的鋒芒，按照軍委的意圖，當機立斷，這是正確地執(zhí)行了軍委的命令。今后，這樣的情況還會很多，就是要發(fā)揮機動靈活的作戰(zhàn)方法。
第三個問題是關于部隊的縮編問題。毛澤東說：“部隊到扎西以后要進行縮編，準備把師改為團。你(李聚奎)這個師長就要當團長啦!你看行不?”“行!沒有問題!”李聚奎回答。
“對啊!應該沒有問題，你就只有那幾個兵嘛!名義上雖是一個師，實際上只是一個團。”毛澤東又問李聚奎1師還有多少人。
李聚奎答有3000多人。毛澤東認為3000多人編一個團又太多了一點。由于毛澤東了解到這一情況，后來到扎西，紅1軍團除把師直屬隊精簡之外，師級編制未變。
這是李聚奎等人第一次聽到遵義會議的情況，他們聽了毛澤東的傳達都非常高興，印象特別深刻。李聚奎后來回憶說：“當我們聽到這次會議"解決了軍委的領導問題"時，大家非常高興。因為這個問題，是長征以來大家最關心的問題，是當時黨心所向、軍心所歸。”
李聚奎等回到部隊后，立即向師里其他干部作了傳達，大家十分高興，一致表示要按毛澤東講的辦。
遵義會議后，由于軍情緊急，來不及傳達會議精神。中革軍委曾用電報或個別告訴方法先向團級以上干部打招呼，讓基層指揮員了解遵義會議情況。據目前有史記載的，毛澤東向紅1師干部打招呼，是最先向團級以上干部透露遵義會議的相關情況。
毛澤東最先簡稱“遵義會議”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的擴大會議何時開始簡稱為“遵義會議”，這在很長時間是一個謎。
1935年10月15日，陳云在莫斯科所作的《共產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史平同志的報告》，是至今被稱為“中國共產黨人的第一個長征報告”。陳云在報告中提到了“第二階段西征取得的第四個勝利，就是在遵義舉行了擴大的政治局會議”。1936年春出版的《共產國際》(中文版)第1-2期合刊上，發(fā)表了根據陳云在共產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上的報告整理而成的《英勇的西征》一文，文中表述為：“在遵義，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1984年首次公開發(fā)表的一份遵義會議參會者陳云的手稿《(乙)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1985年1月以《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為題在全國各大報公開發(fā)表)，從文章標題到內容，都表述為“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即使是簡稱，都簡稱為“擴大會議”或“擴大會”，沒有一處簡稱為“遵義會議”。
“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何時在正式文件中簡稱為“遵義會議”呢?經考證，系毛澤東于1941年最先親筆簡稱的。據胡喬木回憶：
毛主席對文獻的審核是很認真的。他不僅把每篇文獻都通讀一遍，而且對某些文獻的題目作過修改，如將《請看!!!反日戰(zhàn)爭何時能夠取得勝利?》改為《中央關于一二八事變的決議》;或者在原有文獻的標題后加個簡單的題注，如在《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即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的決議)后用括號加上了“遵義會議決議”幾個字。這樣就使人們對文獻的內容更加一目了然。
胡喬木回憶中提到的在《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后用括號加上了“遵義會議決議”這件事，發(fā)生在1941年上半年。當時，為了給黨的七大準備材料，黨中央著手收集黨的六大以來的歷史文獻。在審核這些歷史文獻的過程中，毛澤東讀到許多過去沒有看到過的材料，這使他對黨的歷史有了一個系統(tǒng)地了解和認識。于是，在1941年八九月召開的一次中央會議上，毛澤東建議把這些歷史文獻匯編成冊，用作黨的高級干部學習與研究黨的歷史的材料。毛澤東親自主持了《六大以來》一書的編輯工作。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的《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自然成為其中一份重要文獻。又據參與《六大以來》一書編輯工作、主管檔案的裴桐回憶：《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遵義會議)括號中“遵義會議”幾個字就是毛澤東親自寫的。毛澤東親筆題注的這份文件，首次把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簡稱為“遵義會議”。
《六大以來》一書編輯出版后，對統(tǒng)一黨的思想，特別是提高黨的高級干部的思想覺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伴隨著《六大以來》一書在全黨的普及和影響，經毛澤東最先親筆題注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簡稱“遵義會議”，已經深深扎根到人們心中，越來越煥發(fā)出彪炳史冊的光芒。
以上就是學習啦小編為你整理的遵義會議的文章，希望對你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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