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語文上冊阿Q正傳知識點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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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語文上冊阿Q正傳知識點講解
一、魯迅寫作《阿Q正傳》時的社會背景和思想基礎
毛主席說：“自從一八四○年鴉片戰(zhàn)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青年時代的魯迅一九○二年到日本去學醫(yī)，后又改學文藝，也是為著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尋找中國和中國人民的出路。他在一九○七年寫的《文化偏至論》里就反對當時官僚買辦和士大夫所提倡的軍事救國(“競言武事”)、工商業(yè)救國(“制造商估”)、康梁的“立憲國會”救國等等學說。對于資產階級專政的議會制度則抨擊尤力：說它“托言眾治，壓制乃尤烈于暴君”。突出地表現了魯迅在當時就是一個革命民主主義者，他尖銳地指出資產階級假民主不能救中國。
魯迅初到日本時(1902—1904)就和友人許壽裳談過“中國國民性的病根何在?”的問題，也就是中國大多數的國民精神狀態(tài)有什么主要缺點?然后他說“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吶喊》自序)魯迅當時找到的救國救民的道路就是“改造國民性”，就是用文藝改造大多數國民精神。以后經過辛亥革命前后大約十年的社會文化斗爭的實踐，他感到在長期的封建社會統(tǒng)治下形成的中國“國民性”，有種種缺點：在1918年寫的《隨感錄三十八》里已經指出：“不幸中國偏只多這一種自大：古人所作所說的事，沒一件不好，遵行還怕不及，怎敢說到改革?”“‘中國地大物博，開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這是完全的自負。”“外國物質文明雖高，中國精神文明更好。”“外國的東西，中國都已有過;某種科學，即某子所說的云云。”都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人物”?；蛘哒f“外國也有叫化子”，娼妓，臭蟲等，中國有，也就不是什么缺點了。甚至還有人說“中國便是野蠻的好”，簡直“以自己的丑惡驕人”。頑固保守，自高自大，自欺自慰，精神勝利。
魯迅從1918年到1921年(寫《阿Q正傳》以前)這三年期間所發(fā)表的雜文，有不少篇都有批判這些思想的內容，也批判了《阿Q正傳》中所揭露的其他思想，不過先用雜文形式，后用小說形式罷了。用不同的文學形式進行同樣的思想斗爭，在《魯迅全集》中可以找到不少例證。比如：他在1918年《狂人日記》小說里揭露和批判了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宗法社會是“人吃人”的社會;到1925年他又用雜文《燈下漫筆》闡述了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對廣大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來說只有兩個時代：“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wěn)了奴隸的時代。”“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是吃人和被人吃的歷史。
因此，當我們開始讀《阿Q正傳》第一小段：“我要給阿Q做正傳，已經不止一兩年了。……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就不難理解了：這是說他要在這篇小說里批判一些人的“精神勝利法”和其他落后思想;批判辛亥革命脫離了農民;要寫出中國農民有革命的愿望和參加革命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背著“精神勝利法”和其他落后思想的包袱，還是沒有出路的。他要批判的這些思想，早已胸有成竹，而且已經在三年來的雜文里批判過了(如《隨感錄三十八》等篇)，它們又要魯迅用小說的形式表現出來，仿佛象鬼似的在頭腦中作怪。他是觀察研究了“國民性”好久，觀察研究了農村的階級斗爭，他了解了農民，不滿意于辛亥革命不要農民，并提出了一個中國農民和革命的關系問題，然后才寫這篇小說的。
所謂“國民性”，是國民中比較多的人有的一種性格或思想，不是全國國民人人都有的思想。它是在一定歷史時期內的一部分國民的精神狀態(tài)。阿Q的“精神勝利法”和其他落后思想是來自統(tǒng)治階級的思想影響，而且是被壓迫剝削還沒有覺悟的結果;它的表現形式和實質，都具有貧雇農阿Q的個性和階級性的特點，同時也在一部分人中有一定的普遍性。毛主席說：“雖然兩者都是美，但是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生活卻可以而且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阿Q這個“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的典型既表現了一種貧雇農所受的剝削階級思想影響的烙印，也表現了其他階級一部分人所受同一思想的影響(雖然所表現的形式和實質不同)“因此就更帶普遍性”。當然，阿Q這個典型仍然帶有他的鮮明的階級性和個性。
但是，“國民性”這個名詞終竟是不科學的，在階級社會里不可能全國國民都有同樣的一種性格或思想，“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由于魯迅當時還是革命民主主義者，他用以戰(zhàn)斗的思想武器還只是進化論和唯物論，還不是辯證唯物論，因此他對于“國民”的看法有時是有些籠統(tǒng)的，未曾加以階級分析。雖然如此，他的前期作品(1918—1927的雜文和小說)中所揭露的“國民性”的缺點，在他的思想上有時也并不包括國民的全部;例如在1925年寫的《再論雷峰塔的倒掉》中說“我們中國的許多人，——我在此特別鄭重聲明：并不包括四萬萬同胞全部!”何況當他揭露缺點時往往是和抨擊造成這種缺點的黑暗社會聯系在一起的，阿Q的“精神勝利法”等等落后思想是以趙錢二太爺和假洋鬼子等為代表的封建勢力壓迫剝削的結果。是封建地主階級的統(tǒng)治思想影響的結果，是未莊階級斗爭的表現。毛主席說：“地主階級這樣殘酷的剝削和壓迫所造成的農民的極端的窮苦和落后，就是中國社會幾千年在經濟上和社會生活上停滯不前的基本原因。”因此，要改造所謂“國民性”，自然要推翻這種“人吃人”的黑暗社會;他的前期小說和雜文，揭露和批判黑暗社會是遠遠多于抨擊“國民性”，有時兩者還是互相聯系的。后期(1927—1936)就更不相同了：
由于1927年國民黨反動派“四·一二”的血腥大屠殺，“救正了”魯迅的“只信進化論的偏頗”，他“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就逐漸成為共產主義者和辯證唯物論者了。他由革命民主主義者發(fā)展為馬克思主義者，由唯物論和進化論到達了辯證唯物論者;他不再籠統(tǒng)地談什么“國民性”了，他對人進行了階級分析：比如他在1933年寫的《沙》里說“近來的讀書人，常常嘆中國人好象一盤散沙，無法可想，將倒楣的責任，歸之于大家。其實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國人的。小民雖然不學，見事也許不明，但知道關于本身利害時，何嘗不會團結。……他們的象沙，是被統(tǒng)治者‘治’成功的。”又如在1934年寫的《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中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這一類的人們，就是現在也何嘗少呢?……說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則可，倘若加于全體，那簡直是誣蔑。”他不再提改造籠統(tǒng)的“國民性”了，“以為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
但阿Q的“精神勝利法”和其他落后思想，還是具有相當普遍的典型意義，因而阿Q也就成為中外古今文學作品中著名的典型之一。它既有個性、階級性，也有普遍性;普遍性是通過階級性、個性表現出來的。列寧說：“在俄國生活中曾有過這樣的典型，這就是奧勃洛摩夫。他老是躺在床上，制定計劃。從那時起，已經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了。俄國經歷了三次革命，但仍然存在著許多奧勃洛摩夫，因為奧勃洛摩夫不僅是地主，而且是農民，不僅是農民，而且是知識分子，不僅是知識分子，而且是工人和共產黨員。我們只要看一下我們如何開會，如何在各個委員會里工作，就可以說老奧勃洛摩夫仍然存在，所以必須長期地洗刷清掃他，督促鞭策他，才會產生一些效果。在這一點上，我們應 當看清自己的處境，不要抱任何幻想。”(1922年3月《論蘇維埃共和國的國內外形勢》。按：奧勃洛摩夫是十九世紀中葉俄國作家岡察洛夫作的長篇小說《奧勃洛摩夫》的主人公，他怠惰成性，害怕變動，終日幻想，對社會抱消極態(tài)度。是農奴制腐朽時期沒落貴族地主的典型。)
二、為什么叫《阿Q正傳》?
為什么篇名叫《阿Q正傳》呢?為什么不用過去常用的列傳、自傳、內傳、外傳、別傳、家傳、小傳……呢?1.這一方面是因為阿Q是農民;2.另一方面因為“從我的文章著想，因為文體卑下，是‘引車賣漿者流’所用的話，所以不敢僭稱，便從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說家所謂‘閑話休題言歸正傳’這一句套話里，取出‘正傳’兩個字來，作為名目。”內容是寫被封建士大夫看不起的農民。所用的“文體”又是“卑下”的白話文，所以就不敢僭妄地用封建士大夫所常用的那些列傳、自傳、內傳、外傳、別傳、家傳、小傳……了，只能用封建士大夫所看不起的“小說家”所用的“言歸正傳”中的“正傳”了。
但阿Q又為什么沒有姓呢?阿Q本來姓趙，被趙太爺打得不敢姓趙了。所以他究竟姓什么也不知道了，名子的聲音是“Quei”，究竟是“桂”還是“貴”呢，不能斷定，只好用洋字來拼音，簡稱叫阿Q，至于他是什么地方人也不可考。這一切都由胡適之流的“考據家”去考據吧!反正舊中國到處都有象阿Q這樣被壓迫被剝削的窮苦農民，姓名籍貫都無關系，他是當時(辛亥革命時代)有“精神勝利法”思想的“一種農民”的代表。“阿Q”是“一個”農民的名子，也是“和他一樣的”一些農民的代表。
《阿Q正傳》開始幾段敘述為什么叫“正傳”，為什么叫阿Q，以及他的籍貫問題等，一面是“開心話”，一面也在反封建社會傳記文學的傳統(tǒng)、思想和諷刺當時胡適一幫人所提倡的煩瑣：“考據”。
三、阿Q的精神勝利法
阿Q的精神勝利法的思想，具體地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夸耀先前的闊，設想兒子的闊：
阿Q本來不闊，但他偏要向人說“我們先前——比你闊的多啦!你算是什么東西!”這樣來安慰自己，他在精神上勝利了。對于趙太爺錢太爺的兒子是文童，文童可以考取秀才，因而趙太爺錢太爺受到人們的尊敬;阿Q心里想：“我的兒子會闊得多啦!”是比趙錢二太爺的兒子闊的多，將來阿Q當然也要比趙錢二太爺受尊敬了;他在精神方面又勝利了，他比趙錢二太爺闊的多。自己陶醉于自己的被壓迫的現狀，就永遠不會覺悟來改變這種現狀，這是魯迅最痛心的!那么，這種思想是不是僅只象阿Q這種農民才有呢?不是的，當時的封建官僚和知識分子很多人都有，并且由他們傳給農民：自從鴉片戰(zhàn)爭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后，暴露了清朝統(tǒng)治的腐敗和無能，事事不如外國。而又不愿從根本上改革政治，安于保守，反自欺欺人地夸耀過去或空想未來，以陶醉自己，取得精神勝利。比如說“外國船堅炮利，工商交通發(fā)達，是物質文明;我國有幾千年精神文明，精神文明比物質文明好。”“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我們勝利了，滿足了。既然勝利了，滿足了，那還要積極地去改革干什么呢?中國也就不會改革不會好起來了。所以這種普遍存在于當時各階級一部分人們中的自欺欺人，自我陶醉的精神勝利思想(雖然各階級表現的形式和實質都不同)，是中國改革的大敵，魯迅通過阿Q給以批判，是由于他的愛國思想。這種阿Q思想是與救國不兩立的。尤其是勞動人民有了這種思想，就不會覺悟，來改變他的悲慘的現狀了，所以魯迅通過農民阿Q來批判這種思想，來解決中國農民參加革命的問題，以免象辛亥革命那樣沒有農民參加而失敗了。魯迅這種描寫和批判，它的概括性是很大的，它的典型性是很高的：它概括了當時很多人(不是所有人)都有的一種性格，一種精神狀態(tài)，一種典型的思想，一種有代表性的思想，而又是通過有階級性和個性的阿Q表現出來的。
魯迅想用文學去批判“國民劣根性”或“改造國民性”是他早在日本棄醫(yī)學文的原因，也是他在五四時代從事創(chuàng)作的原因，《阿Q正傳》的主要思想也就在批判“國民劣根性”。批判這種劣根性，目的在提高“國民”的覺悟，以擺脫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改變國家的落后狀況。但是中國落后狀況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壓迫剝削的結果，只有無產階級領導人民起來斗爭才能解決，單靠文學是不行的。而且農民精神上的弱點并不能作為不能自覺起來斗爭的唯一的或主要的理由;農民也還有他的堅強斗爭的一面。阿Q到了被壓迫得無路可走的時候，雖然有革命的愿望和參加革命的可能性，而且他自以為是做了革命黨被殺害了，但他究竟是被統(tǒng)治階級思想毒害了的一種落后農民的代表，不是堅強戰(zhàn)斗的農民，當時的農民也不全是阿Q。同時改造農民的劣根性或“國民劣根性”，文學固然可以起一定的作用，但根本解決還是要靠革命斗爭的社會實踐。魯迅在《狂人日記》等作品中表現了要推翻人吃人社會的社會革命論的思想，但如何實現這種革命，認識還是較模糊的;象阿Q似的人物也就不會有好的結果。當然阿Q思想的普遍性還不只限于當時的落后農民，上面已經說過了，它的思想教育意義還是很大的。它是既有個性、階級性，又有普遍性，通過個性表現共性的典型。
那么，這種思想，現在有一些人和知識分子有沒有了呢?恐怕“有一些人”還是有的，不過表現的形式不同罷了。例如，有一種知識分子在解放以前曾經參加過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他在當時是進步的革命;但是解放以后他背著進步的包袱，進步很慢，看見過去不如他進步的人，現在比他進步的快，甚至入黨了，他應該怎樣呢?他應該努力改造自己，爭取趕上人家;但是他安于自己過去那一點點進步，用過去那一點點進步來夸耀自己，自我陶醉;心里想：“我過去比你進步的多啦!我過去在革命的時候，你在干什么啦!”他的精神上是勝利了，但也就不急于改造了。這不是阿Q嗎?工農干部也有一些人滿足于過去對革命的貢獻，不學習，不進步，安于現狀，吃老本，看不起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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