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思想政治時事熱點評論
高中思想政治時事熱點評論
時事熱點是高中階段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來源，學生如何寫時事評論呢?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給大家?guī)淼母咧兴枷胝螘r事熱點評論，希望對你有幫助。
高中政治時事熱點評論(一)
時事評論背景：
近日，山東青島出臺了一部中小學校管理辦法，規(guī)定中小學校有權對影響教育教學秩序的學生進行“適當懲戒”，迅速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和討論。爭論的焦點在于，中小學和教師是否應該擁有“懲戒權”，如何進行懲戒?對那些存在問題的未成年人，法律又該持何種態(tài)度?
時事評論觀點：
不怕父母怕老師，曾是很多人的記憶。在傳統(tǒng)觀念中，教師享有很高的權威，懲戒學生是天經地義，比如罰站、面壁等，學生接受，家長也認可。然而隨著中國的發(fā)展，人們權利意識不斷加強，家長對教師懲戒行為的容忍度越來越低，懲戒頑劣學生變成了很微妙的問題。現行法律對教師懲戒權沒有明確規(guī)定，對禁止體罰、虐待未成年學生等則有著明確要求。而懲戒學生往往涉及對學生人身權利的一些限制，是否允許、邊界在哪里，法律并沒有明確回應，一定程度導致現在的老師對頑劣學生不敢管、不愿管。
中小學校和教師管教頑劣學生功能的弱化，是近些年來學生欺凌和暴力接連發(fā)生的原因之一。由于學校和老師這一“緩沖區(qū)”部分失效，呼吁公安、司法機關介入和嚴懲頑劣學生自然也就呼聲越來越高，比如建議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和行政處罰年齡等。一些地方高調宣傳值得商榷的校園暴力重判個案;強調公安、司法機關要積極介入并重罰的意見開始出現在一些政策文件之中。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公開征求意見稿中，也提出了降低未成年人行政拘留執(zhí)行年齡的方案。
管教孩子，避免他們出現行為偏差有三道基本防線，第一道防線是父母，第二道防線是學校，最后一道防線才是司法。在當代社會，由于流動、留守等原因，一些家長監(jiān)護未成年子女的功能在弱化。如果學校這一道防線也不夯實，那就只能期待司法變成“超級父母”了，而這是司法不能承受之重。用刑事處罰和行政處罰去對付“熊孩子”無異飲鴆止渴。最好的方法，一方面是強化家長監(jiān)護責任，另一方面則是強化學校管教功能，讓孩子在學校就能被管好，不讓問題“出校園”。實現這一點的前提，就是教師有權威，有必要的約束與懲戒手段。
目前，包括美國、英國、韓國、新加坡等在內的很多國家法律均明確賦予了教師懲戒權。例如，美國約有20個州允許老師懲戒學生，僅2007年一年就有22.3萬中小學生被依法懲戒。英國在2006年頒布的《教育與督學法》也明確賦予教師懲戒學生的權力，包括允許打手心等。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國家法律在賦權的同時，也對懲戒的條件、方式、工具、次數、男女生差異、程序等進行了明確規(guī)定，以避免教師濫用懲戒。
對于中國來說，類似的做法是否可行，依然需要討論。山東青島的辦法，只是把長期停留在理論爭議層面的教師懲戒權正式提了出來。需要強調的是，賦予教師懲戒權絕不能等同于允許體罰，更不能等同于允許針對學生的暴力。教師懲戒涉及對學生權利的限制，涉及學生的一些基本權利比如人格、人身自由等問題，不是地方規(guī)章能夠解決的，需要在國家法律層面進行明確和規(guī)范，尤其是要明確懲戒的邊界，從而讓教師有底氣、學生能服氣。
高中政治時事熱點評論(二)
時事評論背景：
100多萬快遞從業(yè)者中，90%的人沒有勞動合同;有快遞員每天只睡4小時，月工資只有兩三千元……最近一段時間，關于快遞行業(yè)的消息不斷出現。所謂“線上流量動，線下車輪轉”，互聯網經濟高歌猛進的今天，線下的資源和管理能不能到位，特別是人力資源能否保持穩(wěn)定，再次成為觀察相關行業(yè)的風向標。
時事評論觀點：
“有這么一群人，一接到他們電話便心情愉悅，幾日沒消息，就牽腸掛肚，遇到刮風下雨，也焦慮擔憂。”生活在互聯網無所不“加”的時代，人們幾乎每天都要跟連通著線上線下的快遞小哥接觸。據統(tǒng)計，2016年我國快遞業(yè)務量突破300億件，穩(wěn)居世界第一;預計到2020年，快遞業(yè)務量將達700億件、收入8000億元。值得關注的是，經濟社會上演“速度與激情”的背后，“城市騎士”的勞動權利、快遞行業(yè)的扶持規(guī)范，卻似乎還在慢車道上。
站在發(fā)展的角度，電商的繁榮以及快遞業(yè)的健康不可能永遠依靠資本的補貼，也不能總是建立在廉價人力的基礎上。有位快遞小哥平均每天送兩次以上麥當勞，自己卻干了大半年才舍得吃一次漢堡;有人送件途中遇到車禍，卻因為沒有醫(yī)療保險而不去治療。管理者、平臺、用戶都需要穿過精美的網購界面，多去關心線下那些風里雨里的人。人海戰(zhàn)術、薄利多銷、賺快搶快的思路，占得了一時先機，卻難為可持續(xù)發(fā)展之計。
關心人，首要的就是讓快遞小哥們“有保險，有休息，有面子”。每一位快遞員的背影，映照的都是對生活的擔當。高付出、低收入肯定難以持久，更弗論少數公司無合同、無社保的潛規(guī)則，以及來自政策、實操、規(guī)范等多方面的風險。“苦”不一定能夠阻礙他們的“快”，但作為勞動者缺少權益保護和收入預期，則可能會導致“100人等待入職，而150人在隔壁辦離職”的局面。從行業(yè)層面規(guī)范制式勞動合同，從管理層面健全生產責任制，從協(xié)會層面創(chuàng)造職業(yè)歸屬氛圍，才能讓快遞小哥在人生之路、職業(yè)之路上一路暢通，而不再只是車輪上松散的“流動大軍”。
更重要的還是職業(yè)榮譽感和尊嚴感?？爝f業(yè)歸根結底是與人交往的行業(yè)，從屏幕一端到現實買家、從一個城市的倉庫到另一城市的客戶，傳遞的不僅是產品貨物，更是情緒和人情味。換言之，不管是用戶還是從業(yè)者，任何一方的不滿或權益不彰，都會傷及商業(yè)環(huán)境和社會生態(tài)。“快遞員”在2015年已經被正式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yè)分類大典》。包括快遞公司、快遞業(yè)和用戶在內的個人和社會，都應該多一分理解和關懷，一絲微笑、輕聲關門、說句辛苦，就是用溫情回饋服務、以善意換取善意。
前些天全國大范圍降雪，內蒙古巴彥淖爾市的一位小哥為了不耽誤送貨，騎上了自己的蒙古馬，引起網上一片喊“帥”;“客戶不能等太久，騎著摩的趕緊走，讓我感到為難的，是時間總不夠”，歌曲《成都》的快遞小哥版也引來不少共情。沒有一個穩(wěn)定、專業(yè)、高素養(yǎng)的快遞員隊伍，很難確保送達質量;沒有一個科學、健全、有激勵的制度規(guī)范，也難讓從業(yè)者安心舒心。正如《快遞業(yè)發(fā)展“十三五”規(guī)劃》中所指，“教育體系不健全、人才供給不足、結構不合理、素質不高等問題”亟待解決。無論經濟形勢如何變化，人都是支撐其發(fā)展的根本，補齊行業(yè)保障的短板，從低人力成本的“紅海”駛向高人力素養(yǎng)的“藍海”，我們才能更長久更踏實地擁抱撲面而來的新服務。
高中政治時事熱點評論(三)
時事評論背景：
昨日，網絡再現刷屏文章，《就算老公一毛錢股份都沒拿到，在我心里，他依然是最牛逼的創(chuàng)業(yè)者》，文章作者以妻子的身份為老公韓冬輝打抱不平，指責創(chuàng)業(yè)公司CEO過河拆橋，拒不兌現公司股權分配承諾。
時事評論觀點：
“IT男創(chuàng)業(yè)7年被凈身出戶”，在創(chuàng)投如火如荼的背景下，如此悲情故事確實很能撩撥公眾情緒。今日，該事件還在繼續(xù)發(fā)酵。
事件當事公司展程科技CEO陳羽翔對外發(fā)布公開信，承認股權拖延，已著手股權分配問題。但同時指出，韓冬輝曾獲200萬分紅，而非100萬，其2013年之后“狀態(tài)不好”，負責的多個項目效果不佳。
眼下，事件還未到水落石出，雙方各執(zhí)一詞，輿論甚至還在雙方的私德問題上繞彎子。股權是契約問題，其爭執(zhí)的底線應是不以私德為考量。除此之外，本次事件中還有一個非常有意思也是非常重要的問題需要討論。
那就是“家庭干政”，企業(yè)與家庭之間界限何在，公司內部的事情，家庭成員插手干預是否合適。我們曾經有過“家企不分”的歷史，在過往的社會經濟制度里，不僅單位干預家庭問題是普遍現象，反過來，若是家庭成員在單位受了欺負，親屬也可以找上去理論。家庭問題、企業(yè)問題，混成一鍋煮。
在本次事件中，韓某妻子無疑發(fā)揮了某種主導作用。爆款文章里，展程科技在初創(chuàng)期股權架構、股權分配方案和退出機制上的問題，也被暴露出來。在公共輿論場發(fā)爆款文章，其效果也等于前互聯網時代，家屬跑上大街去指責公司、大罵領導。問題是，作為展程科技聯創(chuàng)員工的妻子，發(fā)出這封“打抱不平”的公開信，其實也不無法律上的風險。
誠然，基于《婚姻法》規(guī)定，韓某妻子對婚姻關系存續(xù)期間的夫妻共同財產，享有一半的所有權。也就是說，丈夫薪水、分紅及未來可能的股權，都應當有她的一份。但這種財產上的“分配”權益，并不意味著，她可以“取而代之”，甚至干預后者所在公司的事務。
據之前報道，記者曾獲得一張疑似韓冬輝在某微信群的回應截圖，韓某稱事態(tài)發(fā)展不太對，越來越始料不及，希望大家不要再轉發(fā)，“本來就是老婆發(fā)發(fā)牢騷，背著我發(fā)的”。如果是“背地”發(fā)信，那么她就要為“發(fā)發(fā)牢騷”，單獨承擔責任。
更為不利的是，從該公開信看，若干“關鍵事實”，并非確鑿無誤。比如，韓冬輝的“分紅”具體數目，而“凈身出戶”的悲情判斷，也可能不是最終結局。如此倉促“發(fā)難”，難免對涉事公司及當事人產生消極影響。
姑且不說存在被行政處罰的“風險”，如果對方根據《民法通則》、《侵權責任法》，以失實文章侵犯名譽和商譽，通過訴訟程序追究其法律責任，她便有可能限于被動。
其實，股權激勵上的爭議，完全可以通過正常的司法程序解決。從本質上看，此類爭議并不屬于勞動爭議，而屬于《公司法》、《勞動合同法》等調控范圍。在有關司法解釋中，亦不乏法律依據。去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報了十一則股權糾紛判例，便明確了若干重要裁判規(guī)則。
在司法實踐中，雖然在大多數情況下，往往是公司一方勝訴，但也不乏成功事例。前高管王茁訴上海嘉華案，就以當事人最后被判恢復勞動關系、獲取股權而勝訴。而勝訴的關鍵，是有充分的事實證據說話，以及“恰如其分”的訴訟技巧。
法院是法院，輿論場是輿論場，如果兩者錯位了，結果也許就適得其反了。同樣，家庭是家庭，企業(yè)是企業(yè)，混淆其中的界限，同樣容易引發(fā)不可控的各種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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