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許多哲學問題很難達到一個基本的認同，但是有一個人們不可以探討的前提假設，那就是“人在世界中”，如果人都不在了哲學也就失去了意義，所有的一切都是毫無意義了，所以沒有人敢否認這個最基本的共識。馬克思也是承認這個問題的，他說人具有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而人的本質是在社會屬性中體現的，這里所說的人的本質其實是人的特殊性，那么我想問人的本質到底是其特殊性呢，還是其普遍性呢?換句話說，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屬性反映出的本質可靠，還是一個特殊性的屬性反映出來的本質更可靠呢?我們可以從哪兒得出結論?馬克思不僅默認了“人在世界中”這個基本的假設，更是強調了“人在社會中”這個假設。這里的世界應該是包含自然和社會的，他們就像是親生兄弟，但是以馬克思為代表人并沒有平等的對待他們，顯然是更寵愛自己的小兒子(社會)，而竭盡所能的去否定大兒子，從而凸顯人的與眾不同。我們不能說不說這是一個很有技術含量的偏袒——如果我們承認自然屬性是人的本性，那么人與動物何異?人是高級的動物，是萬物的靈長，必須凸顯其與眾不同。高貴的人，怎么可以和低等的生物相提并論?這是對人的褻瀆，對人的反動，沒有人愿意背上這個黑鍋。我們似乎已經無法擺脫這種情結，雖然也有人希望擺脫，但是人類的高貴的頭顱，從不向任何勢力屈服，不向任何勢力低頭——這就是作為人的驕傲!所以，我們必須強調“人在社會中”的屬性。

　　我們只是強調人的社會屬性，也是毫無意義的，雖然人在社會中基本是個不爭的事實了，但是更重要的不是承認這個幾乎不爭的事實，而是要如何在這種事實中更好的生存。社會是由一個一個個體組成的，如何在社會中生活得更好，我們幾乎不可避免的面臨著這樣的問題——如何處理個體與個體的關系，如何處理個體與群體的關系，如何處理群體與群體的關系，處理好了這些關系，人就可以實現美好生活的愿望了。那么如何處理好這些關系便成了一個深刻的問題，幾乎很多人都不約而同的做出了另一個假設——人是有理性的，理性的光輝普照人間，并宣稱蕓蕓眾生在理性光輝的照耀下，可以處理一切——對于這一點，沒有人比康德對理性更有自信了，他說人們應用自己的理性，把自己的準則推之四海，如果皆準，則可以如此行動——這基本是一個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康德自信人的理性是可以做到的。自信如斯，還有什么是不能做到的呢?除此之外，亞當·斯密的人性假設更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尤其是“人都有趨利”的本性，讓人從此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至此，人就注定要走上這條單向度的道路了，有了“人的社會屬性”的環(huán)境設定，基本就把人限制在一個一眼就能望到邊的范圍之內，但是并沒有把人引向單向度的甬道;此時“經濟人假設”應運而生，給人設定了一個明確的目標，趨利的動機完全被合法化或者說是被常態(tài)化，如此一來人們在目的上達到了一個普世認同，但是這些目標本身就是相互沖突的，個體與個體之間不會有完全的利益一致;因此理性要站出來做一個裁判，但是我一直懷疑這個裁判的公正性，因為并非如我所說理性是此時“應運而生”的，而是一個早先就存在的存在，那么我們也可以說這一系列矛盾的利益沖突也是在理性的引導下產生的，這本身就是一個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過程。雖然其裁定未必公正，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對它的信任，對他的認可，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它是一個“最不壞”的裁判——這是一個很考究的說法，我們不承認它好，卻說找不到其他我們認為好的標準。做出了這樣的選擇就意味著，我們會不自覺的慢慢的走進康德的道德體系，以專斷的理性高高在上的俯瞰一切，冷峻而嚴肅。當我們想把自己的規(guī)則推之四海的時候，發(fā)現問題出現了，如此多的人啊——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如何可以適應這么多的要求呢?于是，人們便根據自己的觀察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妄自揣度其他人的期待，也就是給自己一個具體的所謂的“社會期待”的預設，并以此為標準來塑造自己。此種預設一般隨著經驗的豐富而愈發(fā)精細，所有向度的力量并沒有此消彼長，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均衡的，其合力基本趨向于零，人就被束縛在了自己設定的理性合力的中心不能自拔了，踟躕在這個小小的圈子里進退維谷。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迸發(fā)出一些執(zhí)念就會迅速占據一個人的內心，從而引導著他盲目的沿著一個設定好的道路前進——進入了“單向度”的甬道。這難道不是人們作繭自縛嗎?我實在是找不出一個更據表現力的詞語來描述這樣的一個過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