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獻讀書筆記
散文是在文字發(fā)明以后才產(chǎn)生的，是最適宜于實用的文學形式。下面是學習啦的小編為你們整理的文章，希望你們能夠喜歡
第一節(jié) 殷商至春秋時代的散文
由于文字的記錄必須有書寫工具，如帛泉紙筆之類。所以散文的發(fā)展雖由于社會生活的需要，卻非具備一定的物質條件不可。散文發(fā)展的最初階段是很困難的。由于物質條件的限制，在實際應用上不得不力求簡短，以致影響了散文的發(fā)展。后來手工業(yè)逐漸進步，文化工具有了改進，書寫日益便利，為了適應社會的需要，才有可能出現(xiàn)長篇大論的散文和有組織有系統(tǒng)的散文著作。
六十年前(1898-1899)，河南安陽縣的小屯發(fā)現(xiàn)大量的龜甲和獸骨的破片，上面多刻有古代文字。經(jīng)過研究后，知道這是三千多年前殷代王室占卜的記錄，所以我們稱它為甲骨卜辭。甲骨卜辭的發(fā)現(xiàn)，是我國近代文化史上一件大事。從中可以看到殷代的生產(chǎn)狀況、社會制度等，對研究我國古代歷史文化有極其重大的意義。
由于文字的難識和甲骨的破碎與散亂，其中很多記錄不能了解，但也有不少比較完整可讀的句子。例如：
戊辰卜，及今夕雨?弗及今夕雨?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來雨?其自東來雨?其自北來雨?其自南來雨?
——郭沫若《卜辭通纂》
這可以看作一種十分幼稚的散文。
——羅振玉《殷墟書契菁華》
現(xiàn)存《易經(jīng)》中的卦、爻辭是一種專為卜筮之用的繇辭。其性質同過去的神簽相類似，大概是巫卜之流所編造的為宗教這信服務的書。卦、爻辭的時代不能確定，它們吸收了豐富的生活經(jīng)驗，似乎經(jīng)過一段長期的發(fā)展過程才完成的。其中不止一次提到“帝乙歸妹”和“高宗伐鬼方”的事，顯然是殷商的歷史;而《旅》卦“上九”又有“喪牛于易”之文(《大壯》卦“六五”則謂“喪羊于易”)，也隱約看到殷代先世的史影，這可能就是殷的先公王亥為有易所殺，奪其仆(服)牛這一史實的反映。至于卦、爻辭中所談到的各種各樣的刑罰異常殘酷，甚至還有殺人祭祀的跡象，更與殷商對待奴隸的情況相符合。當然也有不少卦、爻辭的內容反映了時代較晚的思想意識，如《蠱》的“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等。
有些卦、爻辭，尤其是爻辭，在敘述吉兇的事象時，不但可以看出當時的社會背景，而且語言頗為形象生動，又多用韻。例如：
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屯》“六二”
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屯》“上六”
原始社會遺留的野蠻搶婚習慣，《易經(jīng)》的爻辭中也是不止一次地提到了。奴隸主攜帶武器，騎著壯大的花馬，搶掠婦女，迫使成婚，明明是強盜行為，卻偏偏說不是。那女子騎在馬上悲哀哭泣，當然是堅決拒絕，后來不知受盡了多少折磨，才終于被逼成親。又如：
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離》“九四”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
——《艮》卦辭
困于石，據(jù)于蒺藜;入其室，不見其妻。
——《困》“六三”
一個來不及抵御的突然襲擊，結果房子燒了，人殺死了，遍地都是棄尸了。當然也有逃脫的，或者躲在山巖叢棘之中幸而獲免的。但是戰(zhàn)敗者回到家中，妻子已被搶走了。那時部族間的頻繁的戰(zhàn)爭是非常激烈的。
我國史官建置甚早。周制，王朝及諸侯各國均設有史官，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等職，大概是繼承殷商舊制而有所損益。據(jù)文獻，古者“君舉必書，……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郵《漢書?藝文志》。《禮記?玉藻》稍異。)。《春秋》，下面再談，這里先講《尚書》。
《尚書》即上古之書，從前稱為“書經(jīng)”，本是記言的古史。據(jù)說原有一百篇，孔子所纂輯，并為之序，恐不可信。自漢以來，《尚書》有今古文之分。今文是秦焚書后漢初經(jīng)師所保存、用當時通行的隸書寫的;古文是武帝時陸續(xù)發(fā)現(xiàn)的古本，是用古文字寫的。古本中有的篇是今本也有的，有些是多出來的，后來都亡逸了。今存《尚書》共五十八篇，除三十三篇為今古文《尚書》所共有，其余都是東晉人所偽造的《古文尚書》，不可信。但即使今文及真古文中的各篇如所謂虞、夏之書，也是后世儒家的政治理想，肯定不能看作真正的虞夏史料。
《尚書》中的《商書》是殷商史官所記的誓、命、訓、誥。其中可靠的有《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等篇。據(jù)周初文獻說，殷先人有冊有典，上述諸篇就是包括在這些典冊之內而被保存下來的?！侗P庚》(三篇)是殷王盤庚遷都前后對世族百官、百姓和庶民的講話，特別古奧難懂。由于臣民反對遷徙，盤庚一再進行說服，把舊都比作“顛木”，把新都比作顛木新生的“由蘗”。他勸告群臣服從王命，要“若網(wǎng)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nóng)服田力穡，乃亦有秋”。他責備群臣以“浮言”鼓動群眾，好比“火之燎于原，不可向邇”，那就無法撲滅。又告誡人民要聽他的話，好比乘船，若不好好渡過去，就會有沉溺的危險。這些從現(xiàn)實生活經(jīng)驗出發(fā)的譬喻都顯得非常生動。
《尚書》中的《周書》包括周初到春秋前期的散文，可靠者有二十篇。除《文侯之命》、《秦誓》外，都是西周初期的文獻。其中重要的如《牧誓》是武王伐紂、至牧野誓師之詞;《大誥》是周公將討武庚、大告庶邦之詞;《洛誥》是周公營成周，遣使告卜及與成王答問之詞;《多士》是周公以王命告殷遺民之詞;《無逸》是周公誡成王之辭。大概均出于史官之手，其難讀與《盤庚》同。正如韓愈所說，“周誥殷盤，佶屈聱牙”。
周初統(tǒng)治者汲取前朝亡國教訓，頗有敬天保民思想，他們一再警惕自己要以殷為鑒?！稛o逸》一篇就是從此出發(fā)的，也是這種思想的集中表現(xiàn)。它告誡成王要念稼穡的艱難，不可貪圖逸樂，要效法文王勤勞節(jié)儉，“懷保小民”，“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這對于過去統(tǒng)治者來說是一種新認識，也是比較進步的政治觀點。《無逸》敘述頗有條理，有層次，從記敘文的結構上看有顯著進步。
《秦誓》是春秋時秦穆公悔過之詞。他因不聽蹇叔之言，“勞師以襲遠”，結果為晉所敗，三帥被俘，“匹馬只輪無反者”。他愧悔之余，恍然于“番番良士”、“仡仡勇夫”和“截截善諞言”的這三種人的區(qū)別和取舍，流露了真實的感情;通篇又始終用對比描寫手法，是散文創(chuàng)作的進一步發(fā)展。
古代銅器，特別是鐘鼎彝器，上面多有文字，我們稱為銅器銘文或金文。殷商銅器已有簡單銘文，到了周代才日益發(fā)展。這些銘文的內容很復雜，大抵不外有關貴族的事功、訟斷和賞賜等。由于器物的限制，銘文不能過長。但也有三百余字的，如《散氏盤銘》，有近五百字的，如《毛公鼎銘》。銘文一般為散文，但也有用韻文的，如《虢季子白盤銘》：
王賜乘馬，是用佐王。賜用弓，彤矢其央。賜用鉞，用征蠻方。子子孫孫，萬年無疆!
這是周宣王時，作器者記他同獫狁作戰(zhàn)立功受賞的事，與《詩經(jīng)》的《六月》略同。銘文字多難識，又有缺蝕，加以有關當時的名物制度以及這些貴族的生活內容多不易了解，所以非常難懂。
《春秋》是魯國的編年史。這種編年史周王朝和諸侯各國都有，雖然內容不同，一般都稱為“春秋”?，F(xiàn)今流傳的魯《春秋》是經(jīng)過孔子修訂的。它極其簡括地記載了周王朝、魯國及其他各國的事件，起于魯隱公元年，終于魯哀公十四年(前722-前481)，凡二百四十二年。春秋時，周室不振，諸侯爭霸，戰(zhàn)亂迭起，外族交侵。孔子為維護周王朝奴隸制的統(tǒng)治，主張尊王攘夷，正名定分，企圖鞏固王朝最高奴隸主政權，使“大一統(tǒng)”局面恢復安定?？鬃舆@種政治主張，通過《春秋》的謹嚴書法，表現(xiàn)出來，在當時是為日趨沒落的奴隸主國家服務的?！洞呵铩酚浭拢Z言過于簡單，類似后世新聞標題，只是片斷記錄。亦有記得簡練明白的：例如僖公十六年書曰：“春，王正月，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寥寥十余字，敘述錯落有致，與《尚書》、金文大不相同。
第二節(jié) 左傳 國語
周平王東遷以后，至于春秋戰(zhàn)國之際，社會急遽變化，階級斗爭復雜激烈，奴隸主貴族日趨沒落，地主階級逐漸興起。為了維護各自的利益，他們都必須汲取歷史的經(jīng)驗教訓，國有大事，互相赴告;會盟朝聘，史不絕書;褒善貶惡，直筆不隱。因此各國史官便自覺地積累了大量的檔案資料，比各編纂之用。這時候，從前專門記載王朝、諸侯的誥命和大事記如《尚書》、《春秋》之類，已不能滿足新時代的需要，于是產(chǎn)生了以記載各國卿大夫和新興階級的士的言論以及諸侯各國的政治、外交和軍事活動為主要內容的歷史，這就是《左傳》、《國語》、《戰(zhàn)國策》等新型歷史著作。
《左傳》是《春秋左氏傳》的簡稱，又名《左氏春秋》，是配合《春秋》的編年史，記事至魯哀公二十七年，比《春秋》多十三年?！洞呵铩穬H僅是最簡括的歷史大事記，《左傳》則詳載其本末及有關佚聞瑣事。如隱公元年《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鄢”，只用六個字，《左傳》則敘述鄭莊公家庭間的矛盾、群臣的警告以及潁考調和莊公母子關系，極其委曲詳盡。前人多說《左傳》不傳《春秋》，《左傳》固然和《公羊》、《彀梁》不同，但其中往往發(fā)凡起例，解釋《春秋》書法，不能說同《春秋》完全無關。
《左傳》的作者，從來說法分歧。司馬遷、班固都說是左兵明，班固并說左丘明為魯太史。唐以后學者多有異議?！蹲髠鳌酚浭碌街遣疁缤鰹橹?，它的作者顯然是戰(zhàn)國初年或稍后的人。至于這位作者是否魯國太史，別無可考。但必然是一個充分掌握春秋時代諸侯各國史料的學者則毫無疑問。
《左傳》一書，豐富多采。其主要內容不外春秋列國的政治、外交、軍事各方面的活動及有關言論。其次則天道、鬼神、災祥、卜筮、占夢之事，作者認為可資勸戒者，無不記載。由于春秋戰(zhàn)國間社會變革的影響，《左傳》通過人物言行所表現(xiàn)的進步思想是很顯著的。首先是民本思想，例如衛(wèi)人逐其君，晉侯以為太甚。師曠說：“或者其君實甚。……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又說：“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從(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襄十四年)師曠這番議論，在從前是不可想象的。他表面上似乎沒有擺脫天道鬼神的觀念，但實際上卻是根據(jù)人民利害來發(fā)表他的政見的。這正如他論石言一樣(昭八年)，都是借題發(fā)揮，給統(tǒng)治者敲了一下警鐘。然明對子產(chǎn)問為政說：“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襄二十五年)逢滑對陳懷公說：“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哀元年)這一系列的民本思想是怎樣發(fā)展起來的呢?大概從殷末到周厲王時，奴隸暴動經(jīng)常發(fā)生。春秋以來，階級斗爭尤為劇烈。在統(tǒng)治階級里，逐漸有人在實際斗爭中接受經(jīng)驗教訓，認識到人民力量的強大。如果想要維持自己的統(tǒng)治，就必須爭取人民。這就是民本思想產(chǎn)生的主要原因。其次是愛國思想。弦高遇秦兵侵鄭，機智地以犒師為名，因而保全了鄭國(僖三十三年)。吳師入郢，昭王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七日夜哭不絕聲，勺飲不入口。秦竟出兵，敗吳而復楚(定四年)。作者記載這些動人的歷史事件，就是有意表揚他們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因此，作者還通過羊斟的“殘民以逞”加以嚴厲的譴責：“群之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宣二年)其次是揭露統(tǒng)治者的殘暴和荒淫無恥。例如宣公二年載晉靈公不群，“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宣公九年載，“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衤白)服以戲于朝”。十年，又載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征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如此之類，《左傳》記載不少。體現(xiàn)了歷史家“不隱惡”的思想原則。其次是反對用人祭祀和殉葬的暴行。秦穆公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作者即借“君子”之言來批評他“死而棄民”，“難以在上”。(文六年)可見作者對野蠻殘忍、滅絕人道的行為是深惡痛絕的。這些在當時也是對人民極為有益的言論。但我們還應該看到另一面，那就是書中對于宗法倫理思想、正統(tǒng)等級觀念以及宗教迷信的宣揚，都是《左傳》嚴重的缺點。
《左傳》雖是歷史著作，從文學角度看，是有顯著的特點的：
第一是敘事富于故事性、戲劇性，有緊張動人的情節(jié)。它總是抓住故事的重要環(huán)節(jié)或有典型意義的部分來著重地敘述或描寫，而不是毫無選擇，平鋪直敘。特別是一些內容復雜的事件，好像廣廈千間，各成片段，而又四通八達，互有關聯(lián)。例如僖公二十三、四年寫晉公子重耳出亡及返國的經(jīng)過，時間既長，故事情節(jié)又非常復雜，而選材布局均極恰當。其中別隗、過衛(wèi)、醉遣、窺浴等段，無不富于戲劇意味，寺人披告密和豎頭須請見的穿插，又使人感到離奇變幻，突然緊張。作者從正面?zhèn)让?，或明或暗地描繪了許多人物形象，特別是故事中的主角重耳的形象，從一個不諳世事、只圖享樂的貴介公子，逐漸鍛煉得成為有志氣、有膽識、有機智、有度量的英雄人物。這個人物性格的前后不同是顯然可見的。他如從亡諸臣，曹伯、楚子、寺人披、頭須、介之推以及七個女性，無論正面反面等人物的形象，通過對話和行動一一生動地表現(xiàn)出來，最后又一一收束進去，成為一篇首尾完整、結構嚴密、條理井然、脈絡貫通的敘記文。又如寫晉靈公與趙盾的斗爭，其中鉏麑行刺、提彌博獒兩個片斷都異常緊張，變化莫測。類似這種戲劇性的故事描寫《左傳》中是很多的。
第二是善于寫戰(zhàn)事，特別是幾次大規(guī)模的戰(zhàn)事寫得最出色。它們的特點首先是對戰(zhàn)爭的看法有一定的思想原則。因此寫戰(zhàn)爭并不單寫軍事行動，常常著眼政治問題，把軍事和政治結合起來。例如長勺之戰(zhàn)(莊十年)，魯弱齊強，曹劌一開口就問憑什么去同齊國作戰(zhàn)。直到聽見莊公察獄以情的話，才說“可以一戰(zhàn)”。城濮之戰(zhàn)(僖二十七、二十八年)，事先著重敘述晉侯種種教育人民的措施;邲之戰(zhàn)(宣十二年)，也是先從晉人眼中看出楚國“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不可與敵。這些問題作者認為是戰(zhàn)勝敵人的關鍵，所以書中幾乎每一次大戰(zhàn)，總是一開篇就暗示出雙方勝敗的結果，表現(xiàn)作者進步的見解和敏銳的觀察力。春秋時的大戰(zhàn)，常常有許多小國參加，構成交戰(zhàn)國兩大陣營。其中關系復雜，變化莫測。能否正確運用外交策略爭取與國幫助，是雙方勝負的又一關鍵。城濮之戰(zhàn)，晉國就是利用破曹伐衛(wèi)、激怒齊秦的辦法來孤立楚國，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此外《左傳》還注意到戰(zhàn)爭的性質，即抵抗的與侵略的，如“師直為壯，曲為老”之類。通過這些敘述，可見作者對戰(zhàn)爭的勝負并不看作是單純的軍事問題。其次是在敘述戰(zhàn)斗的過程中，情節(jié)曲折細致，生動逼真。例如鞌之戰(zhàn)(成二年)一段：
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系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馀勇!”……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于矢，血流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鄭丘)緩曰：“自始合，茍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zhí)兵，固即使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
這寫齊軍以驕狂輕敵致敗，晉軍以沉著頑強獲勝，是一段有聲有色的文章。原來卻克使齊，為婦女所笑，發(fā)誓說：“所不報此，無能涉河!”他是抱著憤激報復的心情來作戰(zhàn)的。所以血流到腳跟還不肯停止鼓聲，顯得那么堅強。但他身受重傷，實在支持不住了。當此一發(fā)千鈞之際，由于張侯、鄭丘緩的鼓勵，特別是張侯的勇敢頑強，并轡助鼓，終于沖入敵陣，打敗了齊軍。一場驚心動魄、令人興奮緊張的戰(zhàn)斗到此告一段落，以下便是齊軍敗退、晉軍追擊、逢丑父被俘幾個片段，中間穿插齊侯如何脫險逃走，韓厥故意放走齊侯等情節(jié)，都是細大不捐、曲折生動地描繪出來。《左傳》中大小戰(zhàn)役不計其數(shù)，這樣動人的描寫還是很多的。
第三是行人辭令之美。辭令之美就是語言之美。不過辭令雖靠語言來表現(xiàn)，而更重要的是有充分的理由，出使專對才有說服力。例如燭之武對秦伯說：“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僖三十年)用事勢必然之理來聳動秦伯，秦兵就非撤退不可。又如鄭子家以書告趙宣子說：“傳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文十七年)也是真情至理，委婉中含有巨大威力，使晉人不得不屈服。他如屈完對齊侯(僖四年)，知罃對楚子(成三年)，都有異曲同工之妙。前人說，這是當時國史成文，作者不過編次而已，這種情況可能會有，但未必盡然，而且加工剪裁更是必然的。至于尋常記言敘事，如叔時諫縣陳(宣十一年)，子罕辭玉(襄十五年)，以及“邢遷如歸，衛(wèi)國忘亡”(閔二年)、“室如懸磬，野無青草”(僖二十六年)、“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宣十二年)、“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同上)、“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wèi)其足”(成十七年)等語，無不簡而精，曲而達，婉而有致，罕譬而喻，富于形象性。這在全書中更是隨處可見。
《國語》是一種國別史，分別記載周王朝及諸侯各國之事，而主要在記言，故名為《國語》。起于周穆王，終于魯?shù)抗?前1000-前440)。司馬遷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從此一般都認為《國語》乃左丘明所作。后人以《左傳》、《國語》既同一作者，而《左傳》是傳《春秋》的書，故又稱《國語》為“春秋外傳”。其實《國語》記事雖亦終于智伯，而所起則遠自周初，顯然各自為書，與《春秋》不是一個系統(tǒng)，號為“春秋外傳”很不恰當。而且書中所記，多與《左傳》重復、抵觸，又彼此之間往往詳略互異，這都說明《國語》和《左傳》的編纂并非出于一手。但它的作者和《左傳》一樣，也是戰(zhàn)國初期一個熟悉歷史掌故的人則無問題。
《國語》所反映的進步思想雖不如《左傳》鮮明，然如祭公諫穆王征犬戎說：“先王耀德不觀兵。”又說：“無勤民于遠。”邵公諫厲王弭謗說：“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都是很有意義的文章。從文學上的成就說，《國語》遠不如《左傳》。這從長勺之戰(zhàn)可以看出。兩書所記，意同而辭不同，一則簡練而恣態(tài)有神，一則平庸而枯搞乏味。試一比較，優(yōu)劣自見。但《國語》記言之文亦有風趣絕佳者，如《晉語》記姜氏與子犯謀醉重耳一段，重耳和子犯二人對話，幽默生動，當時情景如在目前;而《左傳》于此過于求簡，反覺有所不足。此外《晉語》八記叔向諫晉平公事，滑稽諷刺有似《晏子春秋》;《越語》下載越王勾踐與范蠡的問答多用韻語，也各具特色。
第三節(jié) 戰(zhàn)國策
《戰(zhàn)國策》雜記東西周及秦、齊、楚、趙、魏、韓、燕、宋、衛(wèi)、中山諸國之事。其時代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國，約二百四十年(前460-前220)。書名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它的作者不可考，有人疑出于蒯通。大概是秦漢間人雜采各國史料編纂而成。后來劉向重加整理，定名為《戰(zhàn)國策》，遂相沿至今(一九七三年底，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中出土大批帛書，其中一部分，經(jīng)文物考古工作者整理研究，共二十七章，三百二十五萬行，一萬一千多字，定名為《戰(zhàn)國縱橫家書》。其中十一章內容見于《戰(zhàn)國策》和《史記》，文字大體相同。另十六章，是佚書。這部大約編成于秦漢之際，類似后來劉向重編許多縱橫家言為《戰(zhàn)國策》所根據(jù)的一種被埋沒的縱橫家言的輯本。其中佚書為司馬遷、劉向所未見，為戰(zhàn)國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
《戰(zhàn)國策》的基本內容是戰(zhàn)國時代謀臣策士縱橫捭闔的斗爭及其有關的謀議或辭說。它保存不少的縱橫家的著作和言論。春秋以來，長期分裂戰(zhàn)亂，人民無不渴望解甲息兵，恢復和平統(tǒng)一生活。諸侯中的強大者，都想“并天下，凌萬乘”。所以戰(zhàn)國末年，秦齊二國皆各自稱帝。由于社會變革的影響，“地勢形便”的秦國后起變法以致富強，打破六國均勢局面。從此以后，秦以新興力量向外擴張，企圖蠶食諸侯，統(tǒng)一海內，引起各國間的復雜矛盾和斗爭。在這種情況下，諸侯間的勝負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武力，但也決定于謀臣策士的勝算和縱橫勢力的消長。所謂“橫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那就是說，勝負的最后關鍵并不完全決定于軍事，而更重要的是決定于政治的巧妙運用。這時候，春秋時代所講的禮法信義，不得不變?yōu)闄嘀\譎詐;從容辭令的行人，不得不變?yōu)閯≌勑坜q的說士。所以《戰(zhàn)國策》中所載一切攻守和戰(zhàn)之計，鉤心斗角之事，正是這一時代政治斗爭的反映。而其時許多謀臣策士的游說和議論，也是春秋時代行人辭令的進一步發(fā)展。
《戰(zhàn)國策》所寫的人物是極其復雜的，其中有不少是追求個人功名富貴的利己主義者，例如蘇秦起初本是以“連橫”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乃轉而以“合縱”說燕趙。陳軫先仕秦而后仕楚，既仕楚而又貳于秦，朝秦暮楚，立場不定。但也有排難解紛而無所取的“天下之士”，如魯仲連的義不帝秦。也有意在收買人心、焚券“示義”的馮諼(齊策四)，雖然他是為統(tǒng)治階級效勞，卻也替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也有敢于反抗強暴，蔑視王侯的義俠和高士。如唐且的“布衣之怒”(魏策四)，顏斶的直叱“王前”(齊策四)。而后者更反映士的地位的提高和民主思想的抬頭。此外書中還從側面揭露統(tǒng)治階級女性固寵的斗爭和宮闈的丑行，如鄭袖的讒害魏美人(楚策四)、秦宣太后欲以魏丑夫殉葬(秦策二)表現(xiàn)了她們的陰險與無恥。以上這些雖然只作客觀敘述，但也反映了戰(zhàn)國時代各種歷史人物的精神面貌。
《戰(zhàn)國策》的文章特點是最長于說事，無論個人陳述或雙方辯論，都喜歡夸張渲染，充分發(fā)揮，暢所欲言，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如蘇秦說趙王(趙策二)，張儀說秦王，司馬錯論伐蜀(并秦策一)，虞卿斥栲緩(趙策三)等，就歷史散文的明白流暢來說，已經(jīng)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策士們估計形勢，分析利害，往往細致準確。如蘇秦勸薛公留楚太子，分析它有十個可能的結果(齊策三);齊索地于楚，而慎子告襄王三計并用(楚策二)。雖然《戰(zhàn)國策》記述事件的后果不盡可靠，但作為縱橫家論事的本身來看，則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
其次是描寫人物的形象極為生動。如蘇秦說秦不行及相趙歸家，前后頹喪和得意的情狀，以及庸俗的世態(tài)人情(秦策一)，魯仲連的俶儻奇?zhèn)ィ犊搅x，“不詘于諸侯”的精神，無不栩栩如生，維妙維肖。特別是燕策中用全力寫刺客荊軻，是一篇完整的俠義故事。例如易水送別一段：
遂發(fā)。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慷慨羽聲。士皆瞋目，發(fā)盡上指冠。于是荊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在一種悲壯淋漓的氣氛中，把一個怒發(fā)沖冠、沉毅勇決的英雄形象十分鮮明生動地表現(xiàn)出來。
至于書中說事，常常運用巧妙生動的譬喻，通過許多有趣的寓言故事，以增強論者的說服力，甚至有時還可以節(jié)省文辭。如江乙以狐假虎威對楚宣王(楚策一)，蘇代以鷸蚌相持說趙惠王(燕策二)，蘇秦以桃梗和土偶諫孟嘗君(齊策三)，莊辛以蜻蛉、黃雀說楚襄王，汗明以驥服鹽車說春申君(并楚策四)等，入情入理，也是一個特點。特別像鄒忌諷諫的方法更為巧妙。他拿親自體驗的生活瑣事來啟發(fā)齊王，小中見大，步步進逼，使齊王感到四面八方被陷臣包圍的危險，不得不下令大開言路。鄒忌的生活體驗可能是事實而非虛構，但借來作為一種增強說服力的手段，依然帶有寓言意味，可謂別開生面。
第四節(jié) 先秦歷史散文的影響
先秦的歷史散文對后世歷史家和古文家的寫作有極其深遠的影響，特別是敘事文的影響。敘事散文在我國過去的歷史著作中占有極高的地位，但它的淵源則遠在先秦。司馬遷作《史記》本是想要上繼《春秋》的，不僅采用《尚書》和大量地采用《左傳》、《戰(zhàn)國策》的史料，而且汲取它們的寫作技巧和語言風格，例如《趙世家》極似《左傳》，平原君、魏公子等列傳又極似《戰(zhàn)國策》?！洞呵铩返陌H是非以及《左傳》直書無隱的精神，一直為司馬遷以來的“良史”所繼承，成為過去史家撰著的原則。從司馬遷起，史家之有論贊，也是受了《左傳》的啟示?！蹲髠鳌返淖髡叱３Ｍㄟ^“君子”或他人的口來表示自己的觀點以及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批評，這對過去統(tǒng)治階級來說，也還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漢初政論家賈誼、晁錯之文尚有戰(zhàn)國縱橫馀習。而唐宋以來著名的古文家和歷史家?guī)缀鯖]有不愛好并學習先秦的歷史散文的。他們的敘事文和傳記文，無論在語言上、表現(xiàn)方法上，很我受了先秦歷史散文的影響。例如韓愈的《平淮西碑》就是模仿《尚書》。他雖然說左氏浮夸，而《董公行狀》的辭令則又和《左傳》的風格極為接近。柳宗元在所謂“圣人之道”上是曾非難過《國語》的，但在文章上卻不得不承認它“深宏杰異”，并且還說為文當“參之《國語》以博其趣”(《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又說稍采取《左氏》、《國語》之辭(《報袁君陳秀才書》)。至于《戰(zhàn)國策》一書影響于蘇洵、蘇軾父子的議論文尤為顯著。蘇洵的《權書》、《衡論》及其他史論，蘇軾的《策略》、《策別》、《策斷》、《志林》諸論及其他策論、上書，論人論事，都在學習《戰(zhàn)國策》中獲得豐富的有益的經(jīng)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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