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的歷史
廣州的歷史
廣州基本信息:
廣州是廣東省省會、國家中心城市、超大城市、南部戰(zhàn)區(qū)司令部駐地。是國務院定位的國際大都市、國際商貿(mào)中心、國際綜合交通樞紐、國家綜合性門戶城市、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從秦朝開始,廣州一直是華南地區(qū)的政治、軍事、經(jīng)濟、文化和科教中心。廣州從3世紀30年代起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港,唐宋時期成為中國第一大港,明清兩代成為中國唯一的對外貿(mào)易大港。
廣州被全球最權(quán)威的世界城市研究機構(gòu)之一GaWC評為世界一線城市;五次被福布斯評為中國大陸最佳商業(yè)城市第一位。廣州總部經(jīng)濟發(fā)展能力居中國前三,在廣州投資的外資企業(yè)達2.7萬家;世界500強企業(yè)288家,其中120家把總部或地區(qū)總部設在廣州。廣州互聯(lián)網(wǎng)企業(yè)超過3000家,誕生了微信、唯品會、YY語音、酷狗音樂、網(wǎng)易、UC瀏覽器等。廣州第三產(chǎn)業(yè)占GDP比重達到68.56%。
廣州城區(qū)常住人口數(shù)量居全國第三,2016年人口增量居中國第一,吸納高校畢業(yè)生全省最多。根據(jù)國務院規(guī)劃,廣州202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1800萬人。聯(lián)合國報告指出廣州人類發(fā)展指數(shù)居中國第一。廣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居全國第三,人均消費額居全國第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住戶存款總額(居民儲蓄存款)、人均住戶存款均居全省第一。
廣州擁有82所高校,在校大學生總數(shù)達113.96萬人,數(shù)量居中國第一;集結(jié)了全省97%的國家重點學科、70%的科技人員和95%的博士;各級重點實驗室數(shù)量均居全省第一。
廣州的歷史:
1、鎮(zhèn)海樓(廣州博物館)
又名望海樓,俗稱五層樓。位于中國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山(越秀公園)小蟠龍岡上,為廣州城市標志之一。現(xiàn)是專門收藏、展覽關于廣州歷史文物和史料的場所。
明朝洪武十三年(1380年),永嘉候朱亮祖擴建廣州城,將宋三城(子城、東、西兩城)合并,并開拓北城800余丈,城墻橫跨越秀山,在上面建一座五層高樓以壯觀瞻。建筑有雄鎮(zhèn)海疆之意,故名鎮(zhèn)海樓。
廣州城的歷史上,除了鎮(zhèn)海樓,沒有哪座建筑能夠在漫長的6個世紀中都穩(wěn)居“城標”的寶座。廣州博物館館藏的《十三行油畫》,畫面描繪了清代廣州十三行商船云集的繁榮景象,商館右后方不遠處的一座紅色五層高樓格外顯眼,這就是鎮(zhèn)海樓。藏品中還有一張外國明信片,圖片的主體就是清代的鎮(zhèn)海樓。
實際上,在很長一段時間中,鎮(zhèn)海樓就是外國人眼中“廣州”的象征,進一步引申,也就是“中國”的象征。自明代起,漂洋過海的外國商船,一過獅子洋,經(jīng)虎門北上,沿途可見蓮花塔、琶洲塔、赤崗塔。駛近廣州城外,望到高聳在越秀山上的鎮(zhèn)海樓,便知到了廣州。
600多年間,鎮(zhèn)海樓由于它的特殊地理位置而成為兵家必爭之地。清初尚可喜兵抵廣州城下,300守城將士堅守鎮(zhèn)海樓十個晝夜,不眠不休,最后彈盡糧絕,無一生還。如今鎮(zhèn)海樓的旁邊仍存放有一批大炮,是明清時期廣州城防大炮。
1883年,正逢中法交戰(zhàn)之時,兵部尚書彭玉麟奉命到廣東督師抗法,以五層樓為海陸兩軍指揮部。1885年,朝廷議和之聲甚囂塵上之際,彭玉麟上書朝廷,力爭抵抗。但清政府最終選擇了妥協(xié),郁悶中的彭玉麟舉目廣州城,撰下了一副廣東最有名的對聯(lián):“萬千劫危樓尚存,問誰摘斗摩霄,目空今古;五百年故候安在,使我倚欄看劍,淚灑英雄!”
對于這副對聯(lián),有評論解讀說,聯(lián)中“故侯”指朱亮祖,鎮(zhèn)海樓是他建的,如今人亡樓存,可證歷史滄桑。“使我倚欄看劍,淚灑英雄!”則是有感而發(fā),當年彭玉麟因中法戰(zhàn)爭率兵至廣東辦理防務。他是主戰(zhàn)派,反對和議,但最終只得“淚灑英雄”了。此聯(lián)先詠樓,后寫人,意境磅礴,不失為一幅佳聯(lián)。
據(jù)《鎮(zhèn)海樓名聯(lián)話舊》一文作者陳叔垣先生說,少時他曾隨其父登鎮(zhèn)海樓,親見三樓懸掛木雕對聯(lián),下款署為“宮保雪琴彭玉麟”(宮保是官銜,雪琴是彭的字)等字,五樓則懸掛兩廣總督瑞麟書寫的“鎮(zhèn)海樓”三字。
就是說,這副對聯(lián)當時懸掛在三樓,是彭玉麟本人書寫的。彭的手跡后來遺失,改由葉恭綽、沈演公、吳子夏等書法家“補書”。現(xiàn)在這副對聯(lián)懸掛于五樓,且用兩種字體,由兩位書法家書寫。
美國蓋蒂中心收藏了一幅攝于1900年的鎮(zhèn)海樓內(nèi)景照片(上圖),畫面是鎮(zhèn)海樓頂層文昌、關帝二神像左側(cè)的兩位配神。配神前面的香爐上刻有“鎮(zhèn)海樓”3個字,說明照片攝于鎮(zhèn)海樓無疑。照片右邊的柱子上,就顯示出這副對聯(lián)下聯(lián)的“浩氣,霄漢常懸”幾個字,清晰可辨。在下聯(lián)落款位置,還有清晰的“衡陽彭玉麟撰書”字樣。彭玉麟祖籍湖南衡陽,出生于安徽安慶。
2、南海神廟
南海神廟位于廣州廟頭村, 坐北向南,占地3萬平方米,是中國古代廣州對外海上交通貿(mào)易的重要遺址。該廟始建于隋朝,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歷史,世世代代的航海人,起錨前和返鄉(xiāng)后,都要到這里祭拜海神,可以說,南海神廟親眼見證了廣州這一海上絲綢之路重要港口的千載歷史。
來到南海神廟,興旺的香火和神廟的恢宏壯觀、古樸大方并不出所料,意外的是那“番鬼望波羅”。廟內(nèi)東側(cè)有一座著中國人衣冠的外國人泥塑像,舉左手遮眉,眺望遠方,他就是來自古印度的朝貢使者達奚司空。為什么咱們中國的神廟里還有這樣一張“黑著臉”的洋面孔?
原來關于這個“黑臉”神像,還有一個有趣的傳說呢!
據(jù)考古專家黃淼章老師講述,這個人是個外國人,名叫達奚,宋仁宗慶歷年間,達奚隨商船沿海上絲綢之路從印度來到中國?;爻虝r,船停靠在神廟碼頭,達奚司空上岸祭祀完南海神,種下了兩顆波羅樹種子,而后迷戀廟中秀麗的景色,流連忘返,以至于誤了返程的海船,船上的人忘記了他,開船走了。他長久地站立大海邊,遠望來時路,后來立化在海邊。
人們認為達奚是來自海上絲綢之路的友好使者,即將其厚葬。后來,人們?yōu)榱烁兄x達奚帶來的波羅樹,就在南海神廟立起了他的塑像以紀念,并給他穿上中國的衣冠,封為達奚司空。因其塑像望著他手植的波羅樹,故民間又有“番鬼望波羅”之說,有很多人也把南海神廟就叫做波羅廟。
3、南越文王墓
又稱為南越王墓,是中國西漢時期南越國第二代王趙眜(《史記》稱為趙胡)的陵墓。位于中國廣東省廣州市解放北路的象崗山上,在中國大酒店的北側(cè),越秀公園西側(cè)。
趙眜是趙佗的孫子,無論是在司馬遷所著的《史記》以及其他一些中國史料中都沒有關于趙眜生父是何人的記載。越南方面的《大越史記全書》則稱趙眜是趙仲始的兒子。[4]漢武帝建元四年(前137年),第一代南越王趙佗去世。由于他去世時已達百歲高齡,其兒子都已經(jīng)死去,他的王位交由孫子趙眜繼承,成為第二代的南越王。
趙眜即位兩年后,前135年,閩越王騶郢借機向南越國發(fā)動戰(zhàn)爭,攻打南越國的邊境城鎮(zhèn)。趙眜剛繼承王位不久,國內(nèi)民心還不穩(wěn),這時只好向漢武帝上書,說明閩越侵犯南越的事實,并請求漢武帝處理此事。漢武帝對趙眜的做法大加贊揚,稱其忠于臣屬之職,不興兵互相攻擊,并派遣王恢、韓安國兩將軍前去討伐閩越。漢朝的軍隊還沒有越過南嶺,閩越王的弟弟余善就發(fā)動叛變,殺死了閩越王騶郢,投降了漢朝,于是漢朝的軍隊停止了討伐的行動。
漢武帝隨后將余善立為新的閩越王,并派遣中大夫嚴助前往南越國將處理閩越的事告諭趙眜。趙眜得知后,向嚴助表達了對漢武帝的深刻謝意,并告訴嚴助,南越國剛遭受過閩越的入侵,等處理完后事后,他就去漢朝的京城朝見漢武帝。隨后,還派太子趙嬰齊跟隨嚴助回漢朝的朝廷當宿衛(wèi)。
嚴助離開后,南越國的大臣們用趙佗的遺訓向趙眜進諫,勸趙眜不要去漢朝的京城,以免被漢武帝找借口扣留,回不來南越,就成亡國的形勢了。于是,趙眜在以后統(tǒng)治南越的十年中,一直以生病為借口沒有入朝見漢武帝。
前125年,趙眜病重,其兒子趙嬰齊向漢武帝請求回到南越國。趙眜死后,趙嬰齊繼承王位。
趙眜在位一共12年,長期患病,性情軟弱,沒什么建樹。他雖然在閩越侵犯南越之時,巧妙的把漢武帝搬了出來,讓漢武帝來對付閩越,而自己不用大傷元氣。但此舉,也使趙佗時期就已經(jīng)役屬南越國的閩越,和南越國脫離了役屬關系,而直接受制于漢朝中央,使南越國實際上被孤立起來。
同時,又使?jié)h武帝找到借口,派嚴助假借表彰趙眜能忠于臣屬之職為名,請趙眜赴京朝見漢武帝,最后迫使趙眜把兒子趙嬰齊送到了漢武帝身邊達10年之久,為日后南越國內(nèi)部之亂埋下了伏筆。
《史記》里一直把南越國第二代王“南越文王”稱為趙胡,1983年“南越王墓”被挖掘后,在出土的印章中發(fā)現(xiàn)“趙眜”的玉印和“文帝行璽”的金印,經(jīng)考古學家證實,確認“趙眜”應該是《史記》所載的“趙胡”的真名,“趙胡”可能是司馬遷在編寫《史記》時出現(xiàn)的錯誤;也有可能是班固的《漢書》在傳抄中抄錯,后人又根據(jù)《漢書》更正了《史記》中的“錯字”,以致一錯再錯。
然而,也有一些學者對筆誤一說提出了異議。學者余天熾、覃圣敏、藍日勇、梁旭達、覃彩鑾等人,在其所著的《古南越國史》中認為南越文王名字不可能出現(xiàn)記載錯誤。他們認為,《史記》對在位時間最短的趙建德事跡記載都尤為詳實,因此對南越文王名字記載錯誤的偶然性不存在;而且文王在位期間同漢朝交往頻繁,名字的筆誤更不可能。
他們認為趙眜是趙佗的兒子、文王趙胡的父親(或者趙眜是趙佗的長孫、文王趙胡的兄長),被趙佗立為太子,未即位就死去了。趙胡將趙眜生前使用的印章帶入墳墓,以示緬懷之意。
4、陳家祠
清光緒年間,廣東幾個陳姓族人,倡議在廣州籌建一座全省性的陳氏合族祠堂,各地陳氏熱烈響應,紛紛慷慨捐資。
1892年,京城傳來喜報:一名陳姓子弟被欽點探花郎。這對在建的祠堂而言,可謂錦上添花。族人驚詫四起,喜不自禁:建祠的功效竟然如此靈驗!于是更大規(guī)模的籌資活動開始。
1894年,宏偉而精致的陳氏祠堂宣告竣工。這座祠堂,就是聞名至今的陳家祠;而那名高中探花的陳姓子弟,叫陳伯陶,東莞市中堂鎮(zhèn)鳳涌人,他也是修建陳家祠的幾個倡議者之一。
陳伯陶五歲就讀,六歲師從廣東歷史上有名的大學者陳澧。他少年勤學,生性聰慧,十歲便能背誦五經(jīng)。某日,父親的兩位朋友方文炳(東莞報功祠四君子之一)與方應錫來訪,夜飲,見伯陶夜讀,就出上聯(lián)為“半夜讀書燈火細”的對聯(lián)叫伯陶應對。伯陶應聲說“三更飲酒月輪高”。聽后,方文炳對方應錫說“此佳婿也”。方應錫即與陳家訂立婚姻,把次女許配給陳伯陶。
21歲,陳伯陶中了秀才,25歲時獲鄉(xiāng)試第一名。老師陳澧更以對聯(lián)贈送給陳伯陶,勉勵他“文章高似羅浮頂,科第連登會狀元”。可惜,此話并未“一語成讖”,光緒十八年陳伯陶復出應試,在殿試中初置第一,也就是狀元。然而在試卷中,他將“宣撫司”寫成了“宣慰司”,因此被壓在第十名之外。所幸得到咸豐朝狀元、戶部尚書翁同和為他據(jù)理力爭,謂此積學之士,故改列第三名,成為了東莞歷史上唯一的文探花。
在這之后,38歲的探花郎陳伯陶,歷任云南、貴州、山東鄉(xiāng)試副考官,文淵閣校理,武英殿纂修,國史館總纂,憲政編查館一等諮議等職。雖沒高官厚爵,而對于生性不善逢迎的陳伯陶而言,也稱得上青云直立。即便在甲午戰(zhàn)敗、戊戌變法等事件沖擊下,陳伯陶也是不為所動、坐懷不亂。
庚子亂起,八國聯(lián)軍攻陷京師,光緒和慈禧倉惶出逃。陳伯陶仍不為時勢所動,早在1898年,他便親自見證了李鴻章代表中國與英方簽署《拓展香港界址專條》,強租新界及香港地區(qū)235個島嶼99年的恥辱之事。兩宮返京后,陳伯陶入職南書房,后被派往日本考察學務,歸國后出任江寧提學使。陳伯陶重視國學,曾四處奔走,游說勸諭國內(nèi)外華人華資辦學以振興中華。
1906年,陳伯陶協(xié)助當時的兩江總督端方,在六朝古都南京創(chuàng)辦國內(nèi)首個培養(yǎng)僑生的學堂,目的是培養(yǎng)華僑學生的國文及國語等,并由陳伯陶命名―――暨南學堂,也就是今天廣州暨南大學的前身。陳伯陶更以提學使身份,兼任暨南學堂監(jiān)督,親自制定辦學章程和經(jīng)費預算。他與中國教育的深厚淵源,由此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