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zhàn)爭中國失敗的原因是什么?甲午戰(zhàn)爭中國失敗的原因有哪些?下面就由學習啦小編告訴大家甲午戰(zhàn)爭中國失敗的原因吧!

　　甲午戰(zhàn)爭中國失敗的原因是什么

　　一、對可能發(fā)生的侵略戰(zhàn)爭缺乏預見，準備不足，是戰(zhàn)爭失敗的認識原因

　　十九世紀后期，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完成了向帝國主義階段的轉變，資本輸出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這必然引起對殖民地更加激烈地爭奪。列寧分析道：帝國主義列強“除了對已經被分割了的世界來作周期性的再分割以外，爭奪半獨立國的斗爭就不免要特別緊張起來。”于是，地大物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便成為帝國主義列強眼中的一塊肥肉。從鴉片戰(zhàn)爭開始，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從來沒有停止過，但1884年中法戰(zhàn)爭后，由于列強之間忙于爭斗，相對平靜了大約10年，中國政治家的神經松弛了一些，在人們對西方列強的“友善”感到慶幸的時候，東邊的一個鄰國正在虎視眈眈。

　　日本在19世紀60年代“明治維新”以后，資本主義得到較快發(fā)展，與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結合在一起，產生了軍國主義怪胎，極具擴張性和掠奪性。

　　侵略并戰(zhàn)勝中國，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國策。早在1855年，日本的改革派政治家吉田松陽子就主張：“一旦軍艦大炮稍微充實，便當開拓蝦夷。曉喻琉球，使之會同朝覲;責難朝鮮，使之納幣進貢;割南滿之地，收臺灣、呂宋之島，占領整個中國，君臨印度。”吉田的這一思想，對他的弟子，后來成為日本政要的伊藤博文(內閣大臣)、山縣有朋(參議院議長)等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成為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明治維新初期，日本奠定了大陸政策，大臣田中義一在奏折中說：“明治大帝遺策是第一期征服臺灣，第二期征服朝鮮，第三期征服滿蒙，第四期征服支那，第五期征服世界。”如果說這些議論還是一個“藍圖”，到了1887年就非常具體了。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國征討方略》，決定在1892年前完成對華作戰(zhàn)的準備，進攻的方向是朝鮮、遼東半島、山東半島、澎湖列島、臺灣、舟山群島。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這個時間表和路線圖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并幾乎達到了全部目的。

　　日本在幾十年里將上述國策一以貫之，進行各方面的充分準備，前后實施了8次《擴充軍備案》。甲午戰(zhàn)前的幾年，平均年度軍費開支高達總收入的31%。1887年天皇下令從皇室經費中擠出30萬元作為海軍補助費，這筆錢雖然不算很多，但表達了最高統(tǒng)治者的決心，勢必對全國產生很大激勵。果然，在天皇的感召下，全國富豪紛紛捐款，一年就有100多萬元。這不僅增加了軍費，也極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氣。日本一面擴軍，一面派出大批間諜在中、朝活動，在甲午戰(zhàn)前繪成了包括朝鮮和我國遼東半島、山東半島和渤海沿線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條道路的詳圖。日本就像一架制作精良的戰(zhàn)爭機器，時刻不停地運轉著，一旦時機成熟，便會毫不猶豫地訴諸武力。與之相比，清政府對國家安全形勢的判斷就顯得很不到位，對遭受侵略缺乏應有的預見和警惕。

　　一些有識之士，如兩江總督沈葆禎，臺灣巡撫劉銘傳等看出“倭人不可輕視”，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對日本的認識還停留在“蕞爾小邦”的階段，“不以倭人為意”。對國防負重要責任的李鴻章也認為“倭人為遠患而非近憂”。在日本傾全國之力擴充軍備，戰(zhàn)爭危險日益迫近的緊要關頭，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國防建設，以財政緊張為由，削減軍費預算，從1888年開始停止購進軍艦，1891年停止撥付海軍的器械彈藥經費。中國就是在這樣一種不清醒的狀態(tài)下，迎來了一場命運攸關的戰(zhàn)爭。

　　甲午戰(zhàn)爭開端于朝鮮。19世紀后期，朝鮮一直是國際政治力量角逐的重要舞臺，也是中日關系的一個熱點。日本不僅要在朝鮮爭奪權益，更將其視為侵略中國的前沿陣地，一直在尋找機會，1894年這個機會終于來了。當時朝鮮發(fā)生內亂，朝鮮政府請求中國派兵支援(歷史形成朝鮮當時是中國的藩屬)。就在中國向朝鮮派兵時，日本軍隊也大舉入朝，戰(zhàn)爭拉開了序幕。這時日本還打著保護在朝僑民的旗號，照會中國政府“日本政府必無他意”。實際上，正如外相陸奧宗光所說：“發(fā)動戰(zhàn)爭的決心，在帝國政府派遣軍隊于朝鮮時，業(yè)已決定。日本假借這個好題目，是為了索性借此時機促成中日關系的破裂。”6月2日，日本組成戰(zhàn)時大本營;6月9日，日軍在仁川登陸，隨即進占漢城。還如陸奧宗光所說：“在軍事上一切皆采取先發(fā)制人的手段。”直到這個時候，清政府對一觸即發(fā)的戰(zhàn)爭形勢仍然未有準確的判斷，還寄希望于中日雙方同時撤軍。李鴻章給在朝陸軍的指令是：“彼斷不能無故開戰(zhàn)，切勿自我先開釁。”給北洋海軍的指令是：“日雖添軍，并未與我開釁，何必請戰(zhàn)，應令靜守。”李鴻章認為：“兩國交涉全論理之曲直，非恃強所能了事。日雖竭力預備戰(zhàn)守，我不先與開仗，彼諒不動手。誰先開仗誰先理詘，此萬國公例。”

　　為了外交上的主動，避免先開第一槍，這是可以理解的。但要緊的是不能因為抱有幻想而不作切實的臨戰(zhàn)準備，使敵軍從容調兵遣將，占據險要。直到日軍將中國在朝部隊圍困于牙山時，才匆忙派兵從海上增援，已經為時太晚，完全來不及了。導致陸軍在牙山大敗，倉皇退守平壤。海上運兵也遭到日本海軍伏擊，運兵船被擊沉，近2000名將士葬身海底。緊接著平壤戰(zhàn)役也因為漫無準備而慘敗，遭受重大損失，殘軍一口氣潰退500余里，戰(zhàn)火燒到了鴨綠江邊，戰(zhàn)爭剛剛開始就蒙上了失敗的陰影。

　　朝鮮戰(zhàn)場的失利，極大地影響了我軍的士氣，助長了敵人的氣焰。戰(zhàn)爭往往就是這樣，一方有備而一方無備，就會必打、早打、大打;而被侵略方如果頭腦清醒，準備充分，毫不示弱，針鋒相對，對侵略者必然產生威懾、遏制作用，就有可能改變戰(zhàn)爭進程，甚至把戰(zhàn)爭中止于初起階段。但是，中國喪失了這個機會。其根源就在于對侵略戰(zhàn)爭缺乏預見性而放松了警惕，造成戰(zhàn)前缺乏準備，初戰(zhàn)舉措失當，這是甲午戰(zhàn)爭失敗的認識原因，也是需要認真汲取的深刻教訓。

　　二、一味依靠外國調停，沒有把立足點放在自身力量上來，是戰(zhàn)爭失敗的外部原因

　　朝鮮戰(zhàn)場的失利，雖然造成了一定的被動，但還沒有影響全局。這時候，清政府如果能認清形勢，堅定地投入反侵略戰(zhàn)爭，并采取正確的戰(zhàn)略，一定能夠挫敗敵人的進攻?？上е袊罡呓y(tǒng)治者中掌實權的慈禧太后、奕等都是主和派，李鴻章也堅決主張“羈糜為上，力保和局”。從戰(zhàn)爭開始到失敗投降，他們一直致力于爭取英俄德法美等國家的調停，以達到求和目的。

　　外交和軍事一樣，都是國家政治行為的重要手段。李鴻章想利用各國之間的利益沖突遏制日本，解除中日軍事對峙，用心可以理解。但他顯然對列強干預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了，過分依賴外交斡旋而放松了軍事努力。他認為“列強必有區(qū)處，必有收場”，命令部下“靜守勿動”，“保艦勿失”，既殆誤了軍機，又影響了士氣。

　　李鴻章首先請求英國調停，他考慮英國在華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華“英人必不答應”。但沒有想到英國和日本已經在背后進行了交易，英國照會日本：“中國之上海為英國利益之中心，故須日本政府承認不在該港及附近為戰(zhàn)爭的運動。”當日本政府承諾英國在長江流域的權益不受影響時，英國不但放棄干預，還與日本簽訂了《日英通商航海條約》，以示支持。英國外交大臣金伯利說：“這個條約的性質對日本來說，比打敗中國的大軍還遠為有利。”英國甚至對日軍擊沉本國商船事件保持沉默。就這樣，中國被英國出賣了。

　　李鴻章轉而請求俄國干涉，因為俄國的勢力范圍主要在東北，與日本有利益沖突。但這時俄國西伯利亞鐵路尚未修通，在遠東爭奪的籌碼還不夠，并不想和日本鬧翻，只是進行了一番口舌之爭了事。擔任中國稅務司長的英人赫德這樣評價：“俄國人在天津挑逗了一番，過了兩個星期忽然又推卸了，李鴻章討了老大一場無趣。”清政府還請求德、法兩國調停，那更是徒勞無益，白白浪費時間。

　　英俄德法調停落空后，李鴻章還異想天開地寄希望于美國調停。偽善的美國回復說：“美國抱嚴正的中立態(tài)度，只能用友誼的方式影響日本。”實際上美國并不是什么中立的態(tài)度，而完全是倒向日本的。美國駐華公使田貝公然說：“戰(zhàn)爭是中國堅持在朝鮮的宗主國地位引起的，過在中國。”美國駐華代辦田夏禮說：“應該讓戰(zhàn)爭順著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如果干涉帶來和平，那種和平是不能持久的。惟有使用武力才能使這個國家和世界融洽共處，只要清皇朝不致受到威脅，中國的戰(zhàn)敗倒是一個有益的經驗。”田貝還寫信給李鴻章：“徹底放棄求得干涉的念頭，背向歐洲列強，面向日本。”這里的面向日本，不是指贏得戰(zhàn)爭，而是求和投降。美國在支持日本侵華的路上遠比其他國家走得遠，給日本提供軍事貸款，派遣軍事顧問，運送軍用物資，包庇日本間諜，甚至允許日本軍艦掛美國國旗蒙蔽中國海軍。美國把日本作為它在遠東的小伙計，而日本敢于悍然發(fā)動戰(zhàn)爭，也是有恃于美國作為后臺老板。正如列寧在甲午戰(zhàn)前所分析的：“日本有可能掠奪東方的亞細亞國家，但是沒有其他國家的幫助，他就不可能有任何獨立的財政及軍事力量。”

　　列強之間存在著利益沖突，經常會有一些矛盾，但在擴大對中國的侵略，加深中國殖民地化程度，以攫取更大利益方面是一致的。這是列強的基本立場，對此務必保持清醒頭腦。但清政府和李鴻章顯然見不及此，對列強“主持公理”抱有過大的期望和幻想。實際上列強的公理只是一種偽善，他們真正信奉的是利益和強權。列強早已看清日本穩(wěn)操勝券，必然會倒在日本一邊。赫德道出了實情：“所有國家均向中國表示同情，并說日本這樣破壞和平是不對的。但沒有一個國家采取任何實際行動幫助中國。”列強十分清楚，日本戰(zhàn)勝中國他們都可以分一杯羹，戰(zhàn)后的情況正是這樣，列強利用“最惠國待遇”“利益均沾”“門戶開放”的強盜條約都得到了很多好處。

　　一味求助別人，而松懈自己，放縱敵人，在戰(zhàn)爭中實為大忌，無疑是取禍之道。陸奧宗光幸災樂禍地說：“清政府自始即采取求歐洲列強干涉，速行中止中日戰(zhàn)爭之政策，李鴻章屢求各國代表援助，且電訓其駐歐洲各國之使臣，使直接哀求各駐在國之政府，中國政府不顧污辱自國之體面，一味向強國乞哀求憐，自開門戶，以迎豺狼。”于是，日本加緊進攻以求速戰(zhàn)速勝，而中國則在一次又一次的調停中喪失時間和機會，完全陷于被動挨打的境地。在大小幾十次戰(zhàn)役中，沒能組織一次像樣的抵抗，正如禮部侍郎志銳所說：“我愈退則彼愈進，我愈讓則彼愈驕，彼則著著占先，我則面面受制。”不但外交上毫無進展，軍事上也徹底失敗，海陸軍主力損失殆盡，最后只能投降求和。

　　清政府的主戰(zhàn)派也看出了問題，光緒皇帝下諭旨說：“他國勸阻，亦徒托之空言，應預籌戰(zhàn)守之計。”朝臣責備李鴻章，“觀望遷延，寸籌莫展，一味因循玩誤，險要之地，拱手讓于外人。”說得當然很對，但也沒有什么用處。李鴻章上邊還有各國事務衙門，還有軍機處，還有慈禧太后老佛爺，都是主和派，而主戰(zhàn)派光緒皇帝、翁同和等沒有任何實權，只能是干著急，空喊而已，拿不出實際的辦法。到了軍事上絕望的時候，他們也只能同意進行投降的求和。

　　歷史證明，一些小國依附大國尚可在夾縫中謀求生存，但大國此路不通。龐大而虛弱的中國，如果不能自強自立，把反侵略戰(zhàn)爭的立足點放到自身力量上，就會成為被宰割的對象。要想求得和平，只有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靠別人也是靠不住的，必須在戰(zhàn)爭中立于不敗之地。這個道理，連改良派思想家梁啟超也看得很清楚，他說：“李鴻章之手段，專以聯(lián)某國以制某國為主。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必有我可自立之道，然后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是的，戰(zhàn)爭不相信眼淚，弱國無外交，戰(zhàn)場上如果沒有勝算，談判桌上肯定什么也得不到。甲午戰(zhàn)爭的歷史教訓，充分證明了這個真理。

　　三、信奉“武器決定論”是戰(zhàn)爭失敗的思想原因

　　近代戰(zhàn)爭中，武器裝備的作用遠比古代更為重要。在晚清的政治家、軍事家中，李鴻章特別重視武器裝備。由于他的大力倡導和運籌，推動了洋務運動，組建起北洋海軍和新式陸軍，有利于提升軍事實力。但因為李鴻章把武器作用極端化、絕對化，由“武器決定論”導致悲觀情緒和失敗主義。

　　朝鮮戰(zhàn)場失利，李鴻章在向朝廷匯報時陳述他的觀點：“凡行軍制勝，海戰(zhàn)惟恃船炮，陸戰(zhàn)惟恃槍炮，稍有優(yōu)絀，則利純懸殊。海軍快船快炮太少，僅是守口，實難縱令海戰(zhàn)。平壤之敗，因由寡眾不敵，亦因器械之相懸，并非戰(zhàn)陣之不力。海戰(zhàn)之艱危，較陸軍尤甚。海上交戰(zhàn)，以船行之遲速，船之新舊，炮之大小分強弱。我國快船不敵，故海上交鋒，恐非勝算。趕緊設法添購，亦不濟急。”李鴻章的結論是“彼之軍械強于我，技藝強于我”。所以中國的武備“平內亂有余，御外侮不足。”李鴻章此論一出，立刻就有朝臣對他予以反駁：洋務運動搞了30年，花費了國家巨額資金，為何尚不能一戰(zhàn)，與英法德俄不等相抗也還罷了，為何連日本都不能一搏呢?光緒皇帝十分惱怒，訓斥李鴻章“怯懦規(guī)避，偷生縱寇”，要求北洋海軍集中兵力，迅速出戰(zhàn)。但李鴻章不為所動，仍然堅持“北洋千里，全資屏蔽，實未敢輕于一擲”。命令海軍“惟須相機進退，能保全堅船為妥”。

　　戰(zhàn)爭的勝負決定于軍事力量對比，這是一般規(guī)律。以弱勝強，以少勝多需要特定的條件，不是普遍現象。但在軍力相當的情況下，勝負又取決于什么呢，這就不是唯武器論所能解釋的了。作為戰(zhàn)爭的主要指揮者來說，頭腦中打不贏的陰影必然會對戰(zhàn)局產生消極影響，這也是部隊士氣低落，一味潰敗的原因之一。

　　甲午戰(zhàn)爭無論從總體上還是從主要戰(zhàn)役來看，都不是敗在軍事力量對比和武器裝備優(yōu)劣上。以黃海海戰(zhàn)為例：

　　1894年9月17日，中日海軍主力在黃?？拷谐吘车拇髺|溝一帶海域相遇，一場震驚中外，對甲午戰(zhàn)爭進程產生深刻影響的大海戰(zhàn)爆發(fā)了。投入這次海戰(zhàn)的中日艦隊實力如下表：

　　軍艦總數 魚雷艇數 鐵甲艦 半鐵甲艦 重炮 輕炮 排水量 中國艦隊 14 4 6 0 21 141 3.5萬噸 日本艦隊 1201 2 11 209 4.1萬噸

　　可以看出，雙方艦隊的實力不相上下。北洋艦隊的優(yōu)勢是鐵甲艦和重炮較多，其中定遠、鎮(zhèn)遠兩艘主力艦無論裝甲、噸位、火炮口徑都是當時世界領先、遠東一流的戰(zhàn)艦。日本艦隊的優(yōu)勢是艦速較快、機動性強。單純從軍力上看，中國艦隊還略占優(yōu)勢，但海戰(zhàn)的結局卻是相反。北洋艦隊被擊沉5艘軍艦，受到重創(chuàng);而日本艦隊未失一艦，只有幾艦受傷。黃海海戰(zhàn)的勝利使日本舉國上下欣喜若狂，天皇頒布敕令嘉獎有功官兵，還親自譜寫軍歌《黃海的大捷》，歌中唱道：“忠勇義烈之戰(zhàn)，大破敵之氣勢，使我國旗高照黃海之波濤。”而北洋艦隊在此之后更不敢出海作戰(zhàn)，完全失去應有的戰(zhàn)略作用。

　　北洋艦隊黃海戰(zhàn)敗的直接原因有如下幾點：一是指揮失當。本來預定的迎戰(zhàn)隊形是雙列縱隊，但逼近敵艦時成了散漫的雁形橫列隊。其原因有兩種說法，一說掛錯信號旗，二說部分軍艦未能及時到達預定位置。開戰(zhàn)不久，旗艦定遠年久失修的艦橋被本艦火炮的后坐力震坍，海軍提督(北洋艦隊司令)丁汝昌從艦橋上跌落負傷，不能繼續(xù)指揮戰(zhàn)斗，而他事先又沒有指定代理指揮者，這個致命的疏漏使中國艦隊一開始就失去統(tǒng)一指揮。緊接著信號旗也被擊毀，旗艦與艦隊的聯(lián)系中斷，各艦只能各自為戰(zhàn)，陷于混亂。二是有的將領貪生怕死，臨陣脫逃。在激戰(zhàn)中，致遠、經遠二艦不幸被敵軍擊沉，濟遠、廣甲、揚威三艦驚恐萬狀，倉皇逃竄，濟遠還可恥地掛起白旗。不但削弱了戰(zhàn)斗力，還嚴重地擾亂了軍心。4艘魚雷快艇有3艘懾于敵威，一直躲在遠處不敢參戰(zhàn)，沒有發(fā)揮任何作用。三是炮彈不足，質量不好。這次戰(zhàn)斗只打了5個小時，但竟然不可思議地發(fā)生了炮彈不夠的情況，定遠和鎮(zhèn)遠的主炮炮彈全部用光。炮彈質量也有問題，有的打不響，有的“中敵船而不裂”。黃海戰(zhàn)前半個月，赫德在給英國政府的報告中說：“當前的難題是軍火，北洋艦隊有藥無彈，有彈無藥，漢納根(北洋艦隊的英國顧問)已受命催辦彈藥，他想能湊夠打幾個小時的炮彈，以備作一次海戰(zhàn)，在海上拼一下，迄今無法到手，最糟的是他恐怕永遠無到手的希望了。”四是軍事技術水平低下。北洋艦隊的一艘魚雷快艇在距離敵艦西京丸號40米處發(fā)射魚雷，竟然未能命中(魚雷從艦底一米處劃過)，使敵艦逃逸，而日本海軍部長樺山資杞正在此船上督戰(zhàn)，失去了絕好的殲敵機會。

　　黃海之戰(zhàn)雖然失利，但相比還算是甲午戰(zhàn)爭中打得最好的一仗，其余大部分戰(zhàn)役、戰(zhàn)斗，要么一觸即潰，要么望風而逃，根本不是武器優(yōu)劣、裝備好壞、兵員多少的問題。英國駐華公使歐格納給本國政府匯報時說：“中國軍隊雖然在數量上較日本有相當的優(yōu)勢，但訓練方面尤其是管理方面遠不及日本。無遠見和缺乏軍事知識的中國當局，將面臨著海軍艦隊被徹底摧毀的危險。”事實證明這個英國人確有見地。

　　軍隊戰(zhàn)斗力是決定戰(zhàn)爭勝負的直接因素，但戰(zhàn)斗力的強弱不僅決定于武器裝備，還有軍隊的指揮、管理、訓練、精神狀態(tài)，戰(zhàn)略和戰(zhàn)術等。甲午戰(zhàn)爭的情況也是這樣，把戰(zhàn)敗單純歸于武器裝備說不過去，是一個長期形成的認識誤區(qū)。

　　四、放棄和喪失制海權是戰(zhàn)爭失敗的戰(zhàn)略原因

　　毛澤東同志說過：“辦法是跟著方針來的，方針是不抵抗主義的時候，一切辦法都反映不抵抗主義。”清政府避戰(zhàn)求和，消極防御的指導思想，突出表現在忽視和放棄制海權的戰(zhàn)略失誤，這是甲午戰(zhàn)爭失敗的重要原因。

　　在近代戰(zhàn)爭中，掌握制海權非常重要。所謂制海權，簡單地說就是能使自己一方在一定的海域自由航行而使敵方不能自由航行。能否掌握制海權取決于海軍的實力和正確的戰(zhàn)略。甲午戰(zhàn)爭的制海權主要指黃海海域。黃海關系到三個半島，即朝鮮半島、遼東半島、山東半島的海上交通，所以黃海的制海權至關重要。

　　甲午戰(zhàn)爭的主戰(zhàn)場在朝鮮、中國一側，日軍屬于跨海作戰(zhàn)，補給線很長，必須從海上運輸。中國雖是內線作戰(zhàn)，但擾亂和切斷敵軍的海上交通是克敵制勝的重要措施。因此，集中海軍主力，尋找有利時機主動出擊，必要時進行決戰(zhàn)，對敵方海軍形成遏制，不但是必要的，當時也有這個力量和可能。1893年，中國海軍居世界第9位，排在英、德、法、俄、荷蘭、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之后，美、日之前。如果戰(zhàn)略正確，指揮得當，應該能夠取得一定的勝利，收到很大的效果。

　　日本政府和軍方對侵華戰(zhàn)爭中制海權的重要性有著充分的認識。他們長期致力于海軍建設就是基于這種考慮。甲午戰(zhàn)爭前，日本“戰(zhàn)時大本營”和海軍部長樺山資杞針對可能發(fā)生的三種情況制定了上、中、下三策。一是如果海戰(zhàn)獲勝，取得制海權，陸軍就長驅直入，進攻遼東、山東及北京;二是如果海戰(zhàn)勝負未決，陸軍只占領朝鮮，海軍盡可能維持朝鮮海峽的制海權;三是若海戰(zhàn)失敗，則撤退朝鮮陸軍，海軍協(xié)防日本沿岸。日本的戰(zhàn)略思想非常明確，把整個戰(zhàn)爭基點放在制海權的爭奪上，在設想的上、中、下三策中他們取得了上策。相反，清政府和李鴻章對這個重大戰(zhàn)略問題的認識卻很模糊，對戰(zhàn)爭中海軍應該發(fā)揮何種作用，怎樣發(fā)揮作用沒有清晰的思路。朝鮮開戰(zhàn)后，日本海軍在充分準備的基礎上集中主力尋找中國艦隊決戰(zhàn)，而中國海軍卻盡量避免與敵軍在海上相遇，沒有進行決戰(zhàn)的思想準備和軍事準備。一方主動，一方被動;一方有備，一方無備;一方伺機決戰(zhàn)，一方消極避戰(zhàn)。一旦海上遭遇，后果可想而知。

　　在黃海海戰(zhàn)之前，李鴻章電令北洋艦隊“不得出大洋浪戰(zhàn)，致有損失”，“保船勿失，只在渤海灣游弋”。光緒皇帝一度要求北洋艦隊出戰(zhàn)，但李鴻章在慈禧太后和恭親王奕等的支持下，拒不執(zhí)行主動出海決戰(zhàn)的上諭，北洋海軍一直蜷縮在渤海門戶，向朝鮮運送物資也不敢走海上捷徑而從陸上轉運。日軍則“縱橫遼海”，運輸船只在海軍的護衛(wèi)下暢行無阻。

　　黃海戰(zhàn)后，中國海軍雖然遭受損失但主力尚在，可是李鴻章更加保守，對海戰(zhàn)完全失去信心。他命令：“海軍艦隊，必不遠出”，只能“靠山巡走，略張聲勢”。旅大戰(zhàn)役時，海軍提督丁汝昌建議主力出戰(zhàn)以援旅大，李鴻章斥責說：“汝善在威海守汝的數艘船匆失，余非汝事也。如出海，即令戰(zhàn)歿，亦不請恤。”此后，艦隊只是困守港口，北洋海軍作為一個戰(zhàn)略軍事力量，拱衛(wèi)渤海的使命就此不復存在。

　　制海權的喪失使沿海陸戰(zhàn)孤立無援，極為被動，突出表現在兩次反登陸作戰(zhàn)的失利。

　　日軍兵分兩路攻打遼東半島，一路從朝鮮跨過鴨綠江入侵，一路從海上進犯，在花園口登陸，如成功即可直搗旅順后路。但日軍此著也是一步險棋，花園口不是一個理想的登陸地點，此處沿岸海灘很淺，大船不能靠近，軍隊與物資需換汽艇和舢板轉運。日軍36艘運兵船在軍艦的護送下，2.4萬人及大量軍馬輜重，從10月23日至11月7日整整登陸了15天。清政府事先得到了這次日軍行動的情報，如能派一支勁旅憑險扼守海岸，海軍攻襲敵艦，則可對敵形成兩面夾攻之勢。但奇怪的是，岸邊小股清軍放了幾槍便了無蹤影，海軍根本沒有出動。日軍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得以從容登陸，打開了進攻旅順的大門。很快，清政府經營20多年，耗銀數千萬兩的重要軍事基地旅順陷于敵手，大量船只、武器、裝備、糧食被敵繳獲。日軍獸性發(fā)作，殘忍地進行屠城，旅順數萬軍民被殺害，全城僅有36人幸免于難。

　　不久榮城和威海又重蹈覆轍。山東榮城距北洋海軍基地威海僅有30海里，是日軍襲擊威海的最佳路線。1895年1月29日，日軍聯(lián)合艦隊掩護50艘運兵船共3.4萬人，用5天時間在榮城登陸。中國陸軍未能組織有效抵抗，海軍近在咫尺，但李鴻章命令“以艦隊全力堅守劉公島”，伏匿于威海坐以待斃。日軍艦隊司令伊東佑享后來承認：“如丁汝昌率艦隊前來，用魚雷艇對我襲擊，我軍豈能安全上陸?”

　　登陸和反登陸作戰(zhàn)，本是最為慘烈的作戰(zhàn)類型，一般來說，反登陸方都會依靠防御體系———包括岸邊陣地和海上襲擊，使處于不利條件下的登陸方腹背受敵，遭到沉重打擊，甚至登陸失敗、全軍覆沒，中外戰(zhàn)例中不乏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