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蘇軾豪放詩詞的藝術(shù)手法

　　蘇軾的豪放詞引詩入詞，運用典故，以詩為詞的現(xiàn)象尤為突出。

　　《渙溪沙·山下蘭芽短浸溪》中：“休將白發(fā)唱黃雞”語出白居易《醉歌》“難道使君不解歌，聽唱黃雞與白日。黃雞催曉丑時鳴，白日催午酉時沒。腰間紅綬系未穩(wěn)，鏡里朱顏看已失。”這里正是反其意而用之。

　　《水調(diào)歌頭·明月幾時有》：“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二句更是從李白《把酒問月》詩“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脫化而來;“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fēng)歸去”更是出自唐人傳奇《周秦行紀(jì)》“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 其次，蘇軾豪放詞中愛以散文句法入詞，一改花間詞人的香詞艷語，使詞既擺脫了音樂的附屬地位，把詞發(fā)展成獨立的抒情詩，又提高了詞的格調(diào)，遵守詞律，但又敢于不受詞律的約束?！端{(diào)歌頭·落日秀簾卷》最具這一特征。詞中雖多用書卷，但不生硬晦澀;雖有議論，但富有詩情。句首多用動詞引接，如“知君”、“歌枕”、“堪笑”、“未解”、“剛道”等，有時還徑以散句入詞：“落日繡簾卷，亭下

　　水連空。知君為我新作，窗戶濕青紅。”;“認得醉翁語，山色有無中”;“一千頃，都鏡凈，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葉白頭翁”;“一點浩氣，千里快哉風(fēng)”。顯出了他多以散文句法入詞的創(chuàng)作特點，更是顯得情調(diào)健康、積極、灑脫。

　　就是言情詞，蘇軾也如此?！督亲?middot;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悼念前妻王弗，既豪放，又感情深摯、思致委婉。蘇軾在詞中同樣不用花間派詞人的香詞艷語，往往用白描手法抒發(fā)純真、熱烈的愛情。以散句入詞，情感動人，催人淚下：“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明月夜，短松岡”。詞人用“江城子”詞牌提高了言情詞的格調(diào)。

　　另外，蘇軾的豪放詞適當(dāng)吸收了口語入詞。(《卜算子·黃州定惠院居作》)，“回首向來蕭瑟處”(《定風(fēng)波·莫聽穿林打葉聲》)，“使君能得幾回來”，其中得、“向來”、“幾回來”等都是當(dāng)時的口語。其實蘇軾的豪放詞還吸收了一些俗語、俚語入詞。這使得他的豪放詞清新自然，灑脫奔放，明白曉暢，格調(diào)開朗。

　　因為以上這些做法，貶低蘇軾豪放詞的人常說他“不入腔”、“不協(xié)律”，是句讀不齊的詩。但晁補之說：“居士詞橫放杰出，自是曲中縛不住者。”(《苕溪漁隱叢話后集》).文貴自然，不愿以聲害意，這是蘇軾的一貫主張。雖在當(dāng)時遭到非議，但以詞的發(fā)展史看，他使詞逐漸成為一種獨立抒情詩體，特別是在詞譜失傳以后，更多的詞人只能沿著蘇軾的路子填詞。

　　三 性格對思想內(nèi)容的影響

　　從維護詞體的獨立地位，使其不至于流于詩、合于詩的動機出發(fā)。當(dāng)時就有人出來反對蘇詞這種“以詩為詞”的做法。陳師道及時指出“以詩為詞”帶來的“雖工要非本色”的方向性偏差;隨后李清照更進一步正面打出了“別是一家”(《苕溪漁隱叢話》后集卷33)的理論主張，公開強調(diào)詞體的獨立地位。作為一個極負盛名的大文學(xué)家，蘇軾何以選擇這條客觀上不利于詞體獨立存在與發(fā)展的道路呢? “詩言志，詞抒情”是有一定的根據(jù)的。詞確實具有一種傳達其他文體所不易傳達的幽微窈妙、忱摯深婉的情感的功能。因而欲采用此種文體進行創(chuàng)作，就必須具備一種與之特性相吻合的悱惻幽約的情思與細微纏綿的個性。但蘇軾豁達開朗、瀟灑超曠、樂觀豪放的性格氣質(zhì)剛好與之相悖，這應(yīng)是他“以詩為詞”改變傳統(tǒng)詞風(fēng)的內(nèi)部原因，也是主要的原因。之外，“以詩為詞”的原因還與其社會及文論、詩論、詞論有關(guān)。

　　蘇軾生活的時代是宋代階級矛盾加劇、內(nèi)憂外患的時代，同時就是在這個時代，以歐陽修為首的北宋詩“”新運動取得決定性的勝利。蘇軾一生都在大力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