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超山梅花文言文翻譯及注釋
《記超山梅花》是由清代文人林紓創(chuàng)作的一部散文，收錄于《畏廬文集》中。記超山梅花文言文翻譯及注釋是如何呢?本文是學習啦小編整理的記超山梅花文言文翻譯及注釋資料，僅供參考。
記超山梅花文言文原文
記超山梅花
作者：林紓
夏容伯同聲，嗜古士也，隱于棲溪。余與陳吉士、高嘯桐買舟訪之。約尋梅于超山。由溪上易小舟，循淺瀨至超山之北。沿岸已見梅花。里許，遵陸至香海樓，觀宋梅。梅身半枯，側立水次;古干詰屈，苔蟠其身，齒齒作鱗甲。年久，苔色幻為銅青。旁列十余樹，容伯言皆明產(chǎn)也。景物凄黯無可紀，余索然將返。容伯導余過唐玉潛祠下，花乃大盛：縱橫交糾，玉雪一色;步武高下，沿梅得徑。遠馥林麓，近偃陂陀;叢芬積縞，彌滿山谷。幾四里始出梅窩，陰松列隊，下聞溪聲，余來船已停瀨上矣。余以步，船人以水，沿溪行，路盡適相值也。是晚仍歸棲溪。
遲明，復以小舟繞出山南，花益多于山北。野水古木，渺滯翳，小徑岐出為八、九道，抵梅而盡。至乾元觀，觀所謂水洞者。潭水清冽，怪石怒起水上，水附壁而止。石狀豁閜
，陰綠慘淡。石脈直接旱洞。旱洞居觀右偏。三十余級，及洞口，深窈沉黑中，有風水蕩擊之聲。同游陳寄湖、滌寮兄弟，爇管入，不竟洞而出。潭之右偏，鐫“海云洞”三大字，宋趙清獻筆也。尋丁酉軒父子石像，已剝落，詩碣猶隱隱可讀。容伯飯我觀中。余舉觴嘆息，以生平所見梅花，咸不如此之多且盛也。容伯言：“冬雪霽后，花益奇麗，過于西溪。”然西溪余兩至，均失梅候。今但作《超山梅花記》，一寄容伯，一寄余友陳壽慈于福州。壽慈亦嗜梅者也。
——選自木刻本《畏廬文集》
〔清〕林紓
記超山梅花文言文翻譯
夏容伯，是個酷愛古代文物的人，隱居于棲溪。我和陳吉士、高嘯桐雇船拜訪了他，相約一起去超山探梅觀花。我們在小溪上換乘小船，順著淺淺的由沙石上流淌的溪水駛至超山北面，沿岸已能見到梅花。再過約一里地光景，沿著溪邊小路行至香海樓，觀賞了著名的宋梅。梅樹已經(jīng)半枯，斜立于水邊。蒼老古拙的枝干曲折多姿，樹身密布青苔，排列齊整得有如魚鱗一樣。因為年代久遠，青苔全變成了青銅色。宋梅旁邊還有十幾棵梅樹，容伯告訴說都是明代之物。我見四周景物陰冷而無甚光彩，不由興味索然而準備回返。容伯卻領著我向前走過唐玉潛祠，方見梅花競放之盛況。梅樹縱橫交錯，一片雪白;高低山坡，遍植密布。大家漫步于梅林雪海。梅花香氣馥郁，彌漫山林，猶如重重疊疊的素絹，堆積山谷。大約走了近四里地才出了梅窩，但見郁郁蒼蒼的松樹排列成行，山下可聞小溪的水流聲，原來我們乘坐的小舢板已經(jīng)停在水面上了。我們在岸上走，船工泛舟水上，大家分別沿著小溪行走，待小路走到頭正好相逢。當天晚上我們?nèi)匀环祷貤?/p>
第二天拂曉，我們?nèi)耘f乘小舢板繞到超山南面，這里的梅花更多于山北。溪水遼闊微遠，古樹枝葉濃密，岸邊的小路叉開為八九道，延伸至梅樹林邊。我們來到乾元觀，參觀那個水洞。洞中潭水清澈見底，形狀奇特的石頭兀立水面，潭水浸潤石根而止。那些奇石作破缺開裂狀，上面長滿了暗綠色的青苔。從石頭的紋理脈絡看，本與旱洞同為一體。旱洞靠近乾元觀而偏右。爬過三十幾級石階，到達洞口，一片幽暗深沉之中，唯聞風水蕩擊之聲。一起來游玩的陳寄湖、陳滌寮兄弟，點燃火把進入洞中，沒有走到洞底便返回了。潭水偏右的地方，巖石上鐫刻著“海云洞”三個大字，那是宋代書法家趙抃的手筆。再尋找丁酉軒父子的石像，卻已斑駁脫落，只有石碑上的詩句還隱約可見。容伯在乾元觀請我吃午飯，我不由舉杯贊嘆不已，因為我平生所見過的梅花，卻沒有這里的茂密繁盛。但容伯卻對我說：“若待冬雪過后，此間的梅花越發(fā)奇麗清絕，遠較觀梅勝地西溪為盛。”西溪我亦曾去過兩次，可惜都未逢梅花盛開的時節(jié)。如今只有作一篇《超山梅花記》，一紙寫與容伯，一紙寄給我福州的朋友陳壽慈。壽慈也是一個酷愛梅花的人啊。
記超山梅花作品賞析
這篇文章是林紓在杭州游超山、賞梅花后所作的游記。1899年，林紓應同鄉(xiāng)杭州府仁和縣知縣陳希賢之聘，掌教杭州東城講舍。于是他告別了自己生活了整整47個春秋的故鄉(xiāng)，舉家移居杭州。也正是這個時候，林紓在杭州教書之余，每每與友人一起踏訪杭州名山勝水，流連于人間天堂綺麗美景中，寫有《記云棲》、《記九溪十八澗》、《記超山梅花》、《記花塢》、《湖心泛月記》等古文游記。直到1901年冬，林紓離開生活近3年的杭州，應聘入京。全文表達了作者鐘愛杭州山水的思想感情。[2]
記超山梅花作者簡介
林紓(1852—1924)，原名群玉，字琴南，號畏廬，又號冷紅生，福建閩縣(今福州)人，桐城派末期代表作家。1882年(光緒八年)舉人，曾任教京師大學堂，參加過改良主義運動。清亡后，以遺民自居，堅持舊文化，反對新文化，堅持文言文，反對白話文，成了反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守舊代表人物之一。他與人合作，用文言翻譯歐美文學作品一百七十余種，對中外文化交流起過重要作用。著作頗豐，有《畏廬文集》共三集及《閩中新樂府》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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