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報上登了這樣一則事例：一位領導到基層調研，與群眾交流時，在問了“家里幾口人”、“收入怎么樣”、“有沒有什么困難”等幾個簡單問題后，竟無話可說，最后只好尷尬收場。在臺下不會和老百姓交流，在臺上說話也了無新意，不少干部習慣于重復上級領導說過的話。中央一級是總設計師，省一級是工程師，市縣一級是施工隊隊長，鄉(xiāng)村一級是技術員，職能不同，說話的要求也不一樣。“上級談認識，下級拿措施”，在某些地方卻反了過來。一些基層干部講起大道理來滔滔不絕，頭頭是道，卻避而不談解決問題的具體措施和辦法，見誰都是那一套，讓群眾心生反感。如今，全黨上下正大力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學會用群眾語言和群眾交流，是確保這項活動取得實效的一項重要基礎。
說群眾聽得懂的話。現在一些干部說起話來習慣于機關語言，唯恐高度不夠，拼命構建高深的講話框架，熱衷于弘篇大論式的說教，殊不知，這樣的講話最讓人摸不著頭腦。明朝初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言奏事，“陳時務累萬言”。朱元璋聽到六千多字時，還沒有聽到正題，不禁龍顏大怒，指責茹太素“虛詞失實、巧文亂真，朕甚厭之。自今有以繁文出入朝廷者，罪之！”命人將茹太素痛打了一頓板子。他要求茹太素及其他大臣，“許陳實事，不許繁文”，并由此 “革新文風”，違者治罪。虛詞繁文連皇帝都厭惡，何況尋常百姓呢。語言是思維的外殼，群眾語言符合群眾的思維習慣，老百姓容易接受。鄧小平十分善于運用群眾語言，他的話直截了當、簡潔明了。“貧困不是社會主義。”、“發(fā)展是硬道理。”、“不管黑貓白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不改革開放只有死路一條。”小平同志的政治智慧，通過這些平實的語言表達出來，一語中的，富有強烈的感染力，為改革開放贏得了民心。讓群眾聽得懂，首先自己要懂，情況不清、政策不明、措施不具體，自己都沒有整明白，只能是說的人云里霧里，聽的人糊里糊涂。真正的群眾語言淺顯卻不淺薄，質樸中蘊含著很深的哲理。老百姓把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解釋為“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將發(fā)展與環(huán)境的關系概括為“既要金山銀山，也要綠水青山”；把提倡真抓實干比喻為“喊破嗓子，不如甩開膀子”；對發(fā)展過程中的困難理解為“大發(fā)展，小困難；小發(fā)展，大困難；不發(fā)展，最困難。”這樣的語言說起來簡單，聽起來明白，解釋起來深刻，具有濃郁的泥土氣息，好懂易記，容易引發(fā)群眾共鳴，在實際工作中十分管用。
說群眾愿意聽的話。2005年，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在浙江省委專題學習會上批評一些干部說話群眾不愛聽，“與新社會群體說話，說不上去；與困難群眾說話，說不下去；與青年學生說話，說不進去；與老同志說話，給頂了回去”。2013年初，人民日報聯合人民網向網友征集“你最反感的官話套話”，“高度重視”、“親自過問”、“現場指揮”、“積極、及時、立即、確保”等詞紛紛入圍。群眾戲言，“講話沒有不重要的，鼓掌沒有不熱烈的；領導沒有不重視的，看望沒有不親切的；完成沒有不圓滿的，成就沒有不巨大的。裝腔作勢的官話、千篇一律的套話、無比正確的廢話、不切實際的空話、欺上瞞下的假話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漸成獨特的話語體系，對黨和政府的形象造成負面影響。群眾看重的是說實話、辦實事。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為了新疆的長治久安，中央決定走屯墾戍邊這條路。其時進駐新疆的十萬大軍，團以下的指戰(zhàn)員幾乎是清一色的光棍漢，大多部隊官兵怕留在新疆后風俗不同，語言不通，無法安家，軍心不穩(wěn)。王震將軍對大家說：“沒有老婆安不了心，沒有兒子扎不了根。”“我王震今天當著大家的面保證，我絕不會讓我們的部隊里出一個和尚！”幾句貼心的話，讓官兵的情緒穩(wěn)定了下來。為兌現承諾，王震想方設法從湖南、山東、上海等地千里招新娘，解決了數十萬官兵討老婆的難題。像王震這樣講大家關心的話、實在的話、能兌現的話，群眾當然愿意聽。如果所說的話與群眾關心的問題不著邊際，或者言之鑿鑿卻言而無信，損害的不僅是干部個人的聲譽，更影響黨和政府的形象。只有誠實對待群眾，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言必信、行必果，才能取得群眾的信任，說出的話才會有人愿意聽，作出的決策才會有人擁護。
說與群眾能交流的話。語言是用來交流的工具，沒有互動，就達不到交流的效果。2013年7月汪洋副在華盛頓主持第五輪中美戰(zhàn)略與經濟對話時用大白話和美國商貿人士交流。汪洋回憶說，自己上一次訪美是10年前，當時是想中美如何“求同”，10年后再來，突然意識到中美“存異”也很有必要，因為有差異有不同，世界才有特色，才精彩。“光有曼哈頓，沒有拉斯維加斯，就不是美國；光有華盛頓，沒有北京城，就不是世界。如果這個世界只有冬天沒有夏天，只有女人沒有男人，我想那肯定是令人掃興的事。”在強調對話的重要性時，他又說，“我覺得對話爭論常常是激發(fā)人創(chuàng)造性思維的重要方式，爭論中對手被逼到墻角的時候，往往會急中生智，我們在跟奧巴馬會晤的時候就說了“兔子急了也踹鷹”。急中生智的時候，或者能找到新的方法，或者能達成合作的共識，從而解決了問題。”寥寥數語，一下子拉近了與美國人的距離，達到了良好的互動效果?，F在有些干部說話不與別人交流，而是居高臨下，自說自話，沉浸在自己的話語體系中，讓群眾在心理上產生距離。教育工作者早就發(fā)現，與孩子說話，大人應該蹲下來，盡量讓自己的目光與孩子平視，因為平視是人與人交流的基礎。作為干部，對群眾居高臨下更要不得。“上臺講話不如上炕說話”，和群眾同坐在一條板凳上拉家常、話里短，共同語言就會越來越多，干群之間的關系自然而然就會越來越近。有一些干部擔心在與群眾交流的過程中說錯話，實際上只要是真心實意與群眾溝通，偶爾話說錯了也沒有關系，不對就改，錯了就糾正，群眾照樣愿意和你掏心窩。干部和群眾多一些溝通、多一些互動、多一些開誠布公、多一些推心置腹，群眾對干部就會多一份理解、多一份信任、多一份支持、多一份擁戴。
聽明白群眾的話再說話。聽是說的前提，說好群眾語言先要聽明白、弄清楚群眾真實的聲音。“三農”專家劉奇在《把脈“三農”須整合六種聲音》一文中對如何聽明白農民的聲音進行了透徹的分析。群眾是個比農民更寬泛的群體，崗位職業(yè)不同、文化程度不一、收入差距較大、生活際遇迥異，不同群眾對于同一問題、同一事物的反應千差萬別，發(fā)出的聲音分散、零碎，高低強弱各不相同。群眾大多關心生產、生活中的一些具體問題和身邊瑣事，想到哪兒說到哪兒，不善于歸納、總結、概括、提升，條理性、邏輯性都不強。群眾雖然對美好的藍圖、宏偉的遠景很期待，但最關心的還是眼前的生活和切身的利益。群眾由于文化層次、生活方式、生存環(huán)境等方面的局限，他們的語言表達往往帶有嚴重的情緒色彩，有些聽起來很不入耳。一些干部對群眾的瑣碎話不屑一顧，對群眾的牢騷話則心懷不滿，有的甚至將群眾的埋怨話上綱上線。事實上群眾抱怨的多是一些具體問題引發(fā)的小矛盾，群眾爭取的大多是自身的權益和公平，牢騷話聽起來不順耳，有時候還帶有火藥味，但牢騷話里有實情，是矛盾上浮的表現，并不一定是對黨和政府有成見或不滿。如果不讓群眾說話，聽不進不同的聲音，就會造成死水一潭、萬馬齊喑的局面，群眾的情緒會通過其他方式發(fā)泄出來，反而不利于維護社會穩(wěn)定。千萬不能將少數群眾與個別干部個人的矛盾、與局部地區(qū)的矛盾、與一些企業(yè)或者部門的矛盾引火燒身，引到黨和政府身上，使小事情發(fā)展成大事件，小矛盾演變?yōu)榇笪C。“上山下水問漁樵，要知民意聽民謠”，“知政失者在朝野，知屋漏者在宇下”。暢通群眾說話的通道，從群眾的聲音中訪民情、察民意，思考政策措施的對與錯、得與失、成與敗，不斷糾正工作中的偏差，群眾路線才會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效。杭州市文瀾中學60多歲的老校長任繼長，連續(xù)9年在食堂給學生打飯，就是為了在打飯的過程中多聽聽學生的聲音，摸清楚學生真實的想法。有的干部埋怨群眾不聽話，那可能是因為我們沒有先聽明白群眾的話，只有我們先聽群眾的話，群眾才能聽我們的話。
一句話讓人笑，一句話讓人跳。會說的三分巧，不會說的討人嫌。運用群眾語言需要一定的技巧，但掌握群眾語言絕不是純粹的嘴上功夫。群眾語言植根于生活，來源于實踐，是群眾智慧的生動反映，是認識和實踐、形式和內容的有機統一，那些從本本里搬出來的條條框框、閉門生造出來的排比對偶、隨意杜撰捏造出來的順口溜，只能是換了包裝的“新八股”，而不是真正的群眾語言。真正的群眾語言生發(fā)于田間地頭、場邊炕頭，只有對群眾有感情、對事業(yè)負責任、對發(fā)展有切身感受和深入思考的干部才能自如地講好、用好精煉、透徹、充滿睿智的群眾語言。追求花哨、熱鬧，作風飄浮、浮躁的干部是講不好也用不好群眾語言的。正如李瑞環(huán)所說的，“領導干部下基層，要防止‘葫蘆掉在井里頭——在下面飄著’。”只有踏踏實實地沉下去，沉到基層、沉到一線、沉到群眾中間，在實踐中學習運用群眾語言和群眾交流，才能真正做到與群眾水乳交融，扎扎實實地踐行好群眾路線。（顏濤 作者單位：安徽省扶貧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