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視學生被教育部通報不是小題大做
歧視學生被教育部通報不是小題大做
今年1月底，百色實驗小學教師蔣某因學生家長在殯儀館工作而孤立學生一事，引發(fā)各方關注。近日，教育部曝光了近期督促地方和學校查處的6起違反教師職業(yè)行為十項準則典型案例，其中1起案例的當事教師就是該名教師蔣某。(廣西新聞頻道 8月3日)
此前，蔣某已經被“調離教師隊伍，并給予黨內留黨察看兩年處分”。在事情處置塵埃落定超過半年之后，教育部再次將其作為典型案例曝光，是否還有必要，又是不是小題大做?其實很有必要，也并非小題大做。盡管蔣某及其所在學校、當地教育主管部門的相關人員均受到了相應處理，但處置的影響或警示效果可能更多只是限于當地較小的范圍。
這次教育部在全國范圍內進行通報，一則是可以繼續(xù)給事發(fā)地敲警鐘，避免舊疾反復;另一方面則是要給全國各地的教師、學校及教育主管部門打預防針，讓各地各部門能夠以案為鑒，查找自身可能存在的類似問題，進而防患于未然。
嚴厲處理、全國范圍通報批評是改進師德、改善教師行為的有效手段之一。除此之外，我們還需要防微杜漸，讓歧視孤立學生、學術不端、有償補課等行為少發(fā)生、不發(fā)生。這就需要加強日常監(jiān)管，防患于未然，而不是等不良事件發(fā)生后，學校、教育主管部門還“不知不覺”，等學生家長通過社交媒體將事情“鬧大”后，才匆匆忙忙入場救火。
處理、通報是倒逼各地重視師德建設的重要抓手，少了這一環(huán)節(jié)，防微杜漸顯然就缺少壓力與動力。師德的規(guī)范與建設，其實重在日常，教師個體注重自己的師德修養(yǎng)提升，學校、主管部門則通過制度建設、舉報渠道的暢通、獎懲機制的明確等宏觀層面的發(fā)力，來對教師的行為進行約束，進而共同為學生的健康全面成長、教育事業(yè)的良性有序發(fā)展創(chuàng)造有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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