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浙江高考作文滿分：文章和人品范文一

　　“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fù)見為人。高情千古閑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這本是元好問評論西晉詩人潘岳的詩品與人品的詩。情志高潔的詩與趨炎附勢的人怎么看都不搭調(diào)。這也往往讓人質(zhì)疑文學(xué)作品的真誠性。那么作品的格調(diào)趣味與作者的人品應(yīng)該是一致的嗎?

　　關(guān)鍵看你求什么。

　　如果你看重作品的趣味，立志做一個自我豐盈的讀書人;那么，如果雞蛋尚可，母雞如何也大可不必計較。蒲松齡亦真亦幻的狐妖鬼怪多少含有那個時代的影子;湘西的翠翠與二佬的懵懂愛情卻不見得就是沈從文與張兆和的文壇佳話。魯迅的警醒深邃，匕首投槍;汪曾祺的平淡質(zhì)樸，娓娓道來也都是各自作品中的乾坤。畢竟創(chuàng)作不是工作匯報;所以，喜歡讀《紅樓夢》的其實大可不必問曹雪芹“你是誰”。

　　藝術(shù)作品可以怡情，三杯兩盞淡酒，疏影橫斜，暗香盈袖黃昏后，籬外殘菊或湖心亭一舟一雪夜，皆可。藝術(shù)作品亦可以明志，《圍爐夜話》《小窗幽記》，清少納言的《枕草子》皆足以舒眉展目，沁我心脾。藝術(shù)作品亦可以養(yǎng)氣，《正氣歌》或者《出師表》都可以養(yǎng)我浩然之氣，殷殷情誼?！皶r窮節(jié)乃見，一一垂丹青”吧。

　　如果你看重作者的人品，立志做一個表里如一的人;那么，文章只關(guān)乎道德，與內(nèi)容已無多大關(guān)系了?！拔摹薄叭恕本慵训谋缺冉允牵拔摹薄叭恕北畴x的也不在少數(shù);個中原因，較為復(fù)雜，需要我們認真辨識。吃蛋思雞，人之常情;但是，由此及彼，則此是此，彼是彼，切忌一概而論。高爾斯華綏的《品質(zhì)》寫老靴匠的人品、靴品與職業(yè)操守，揭露商業(yè)誠信危機;但站在有產(chǎn)者的立場依然對資本的瘋狂噬人溫情脈脈。遭人詬病的胡蘭成也寫過《今生今世》《山河歲月》。

　　立場和出身不一定能決定作品的價值取向。因為人是復(fù)雜的、多面的。如果你是技術(shù)人員，上班你有工程師的嚴謹，下班你有慈父的溫和，回家你有兒子的擔(dān)當(dāng)……而且人是在不斷變化的。

　　歷史的特殊與殘酷也會扭曲作品與人品的對接關(guān)系。汪精衛(wèi)刺殺攝政王載灃時也曾有“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豪情，只是時過境遷而已。同樣，從事的工作也不能決定作品的內(nèi)容，就如同物理學(xué)家愛因斯坦拉一手好小提琴一樣，北大中文系教授韓毓海接連寫出了《五百年來誰著史》和《一篇讀罷頭飛雪，重讀馬克思》兩本“門外”著作，叫人擊節(jié)稱嘆。以文論人或者以人觀文都似乎是緣木求魚，盲人摸象。

　　現(xiàn)代很多人之所以喜歡研究文章背后的奇聞異事，常常是“獵奇”“偷窺”心理在作祟。浮躁，讓人們對作品一知半解，對花邊新聞卻津津樂道。尼爾•波茲曼所著《娛樂至死》指出，現(xiàn)實社會的公眾話語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xiàn)，并成為一種文化精神。這種文化幾乎把社會的各個方面都異化為娛樂的附庸。包括新聞、宗教，甚至別人的苦難與信仰。這樣，作品不但被喧賓奪主，而且淪為娛樂的由頭或配飾。崇高被消解，正義被褻瀆。人們離作品本身越來越遠，離嚴肅與真誠也越來越遠。至于“文品與人品”的討論也會被邊緣化、零碎化、娛樂化。這其實是當(dāng)代人精神的自我迷失，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所求為何。久而久之，就人云亦云，不知所云。

　　“縱橫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澆塊壘平?老阮不狂誰會得?出門一笑大江橫?！痹脝栐u論詩人阮籍，理解當(dāng)時恐怖的政治局面。寫詩須有真情實感，但不妨隱約曲折、興寄深遠。讀文或為學(xué)道或為怡情，如有佳作欣然會意，不求甚解;知人則是洞悉心緒，品評世事，明辨是非善惡：二者目的不同，但都要下一番苦功。只要心中澄澈，明了自己所求，便了無掛礙，求仁得仁了。

　　2015年浙江高考作文滿分：文章和人品范文二

　　喜歡一卷詩書在手，或品讀“照花前后鏡，花面交相映”的慵懶與情思，一抹淺淡的遠山黛，畫出女子的婉麗;或感受太史公筆下暗潮涌動的政權(quán)爭奪，爾虞我詐，險象環(huán)生;或帶著一顆心和三毛共赴撒哈拉沙漠，體味異域風(fēng)情。正如古人所言，“言為心聲，文如其人?！辈诲e的，在文章中確實能感受到作者的性情，或瀟灑坦蕩，或自由不拘。

　　大凡在文學(xué)界受人敬仰的，讀者都能找到與文章匹配的詞語去概括作者的性格，想來這就是我們所能感知的“人品”了吧。他并不是僅從一篇文章中體現(xiàn)，而是滲透在作家一生的寫作歷程中。初識袁中郎是在《滿井游記》：山巒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鮮妍明媚如倩女之面而髻鬟之始掠也。如此瀟然山水的才子，想來也是一位人生的哲學(xué)家，他自言 “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其實，這話不但說出了中郎的文學(xué)主張，也說出了他的人生態(tài)度。在那些贊美自然風(fēng)光的游記中，每一篇都是他對這種生活本色的探尋，一種行胸臆的格調(diào)。他的文章就是他的內(nèi)心，我們能從文章中感受到作者人格的真，才會讓我們的心產(chǎn)生一種共鳴。

　　文學(xué)貴在思想的碰撞，金代元好問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觀點：“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fù)見為人。”我們總認為的在人格與文章之間的等號卻在這里發(fā)生了微妙的變化。文章會成為人心的面具，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也許我們需要用一雙聰慧的眼，一顆睿智的心去感知。

　　文章是抒發(fā)人性的途徑，而有時這條道路會被外界因素阻隔，讓我們看不真實，文章本身也淪為了工具。郭沫若以一首《天上的街市》成為中國現(xiàn)代詩史上一位舉足輕重的詩人，當(dāng)革命的烈火蔓延整個中國大地時，他的詩便成為了配合革命形勢的產(chǎn)物，毫無立場的歌頌與批判，是成為“御用文人”的悲哀。也許在郭老的骨子里是崇尚自由的浪漫主義，但他的心被拷上政治的枷鎖時，所有藝術(shù)的美感就消失殆盡了。曾經(jīng)歌頌出《女神》這樣唯美詩篇的人，湮沒在革命的浪潮中，我們只能扼腕嘆息了。

　　但不管有什么不同的觀點，有一樣是不能否認的：文顯其品動人心。因為他們能將自己的真當(dāng)作湯底，用生活的閱歷作為菜料，以真情實感為輔料，烹飪出一鍋令人回味的佳肴。

　　2015年浙江高考作文滿分：文章和人品范文三

　　古語云：“易有三訓(xùn)，一訓(xùn)簡易，二訓(xùn)變易，三訓(xùn)不易”，“易與天地準”，之于常識，不也是如此嗎?我們生活在常識中，“春暖花開”、“秋高氣爽”，我們不假思索地運用它們，是為簡易;同一事物不同時刻有不同的表現(xiàn)，變化無窮，是為變易;常識由生活而來，經(jīng)久適用，是為不易。故莊子云：“道在便溺”。因常識，于生活，我們泰然。

　　老子云：“大象若?！?。正是由于常識之于我們太過習(xí)慣了，時常，我們會無所察覺，如同時空之于我們過于靜止與絕對，在愛氏之前，我們被蒙騙了千萬年。于是我們在恍然后明白，常識雖常，但亦要知之、行之、思之。

　　所謂的對常識的知之，并非僅僅為熱則卻衣寒則添衣的自然反射，而是對自然存在的用心觀察。沒有這用心，何來常識?沒有常識，何以行之?不得而行之，必遭禍患。譬如之于人，了解交通擁擠之時間，于約會便不會誤時;又譬如拿破侖不知俄國之地廣與冬天之寒冷，便因俄國堅壁清野而為滑鐵盧之役埋下伏筆。

　　所以對于常識，要知之。

　　所謂的對常識的行之，不僅是于知之之后的體證，還是生活的必需，之所以要知且行，系因為知易而行難。行難，故特以行之。常識的知之，是困則眠、疲則休息，是諸葛順勢三分天下，是劉邦知楚強漢弱而強赴鴻門。對常識的行之，是順應(yīng)自然、順時而動，故可避害趨利，所以才有一覺醒來的精神，才有漢朝天下。

　　所以對于常識，要行之。

　　至于對于常識的思之，那便是在知行合一后更高的要求。正因為常識之常，所以無形中被我們忽略、習(xí)慣，然世間萬物莫不在變易中永恒，拘泥而行自己不適合，若死守既得，便永無進步可言。故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詔》曰：“作新民”;曾子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因為對常識的思之，愛氏提出了相對論，玻爾提出了量子力學(xué);之于歷史的，不正是由于對意識形態(tài)的思之與變革，再知而行之，才有三十年改革開放而至于今日之中華崛起?

　　“易與天地準”，也正是憑借常識，憑借與常識同行，我們維系了一個曠古的文明，然而無論是生活還是發(fā)展，不知常識無語進步，不行常識無以趨利避患，不思常識卻也無以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于是，不妨化用子思的“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而說，對于常識，我們要知之、行之、思之，由是，則有泰然的生活與不斷的前進。

　　2015年浙江高考作文滿分：文章和人品范文四

　　俗話說，文如其人。意思是說，一個人寫出來的文章，主要指它的思想內(nèi)容與表現(xiàn)形式，和他的人品有著正向的關(guān)聯(lián)。換言之，從一個人的文章中，往往可以看出他的為人處世待人接物之道，也即其人品的高低。

　　當(dāng)然，這都是從一般意義上說的。文品真的能如其人品嗎?我以為還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一個人寫某篇文章，表達的只是寫作這篇文章前后這段時間的思想。如果確實是作者內(nèi)心世界的真實表達，心里想什么，就原原本本地使用最恰當(dāng)?shù)难赞o、修辭表達出來，那么這樣的文，應(yīng)該是確如其人。但人是情感的動物，有些人為了達到某些目的，刻意隱瞞自己內(nèi)心深處的真實想法，這樣寫出來的文章，所表達的情感觀點，正好與其內(nèi)心世界背道而馳。這樣的情況，絕對數(shù)也是不少的。

　　還有一種情況也不能忽視，一個人的人品不是一層不變的，而是隨著歲月的變化而變化，有些循序漸進、老而彌堅，有些簡直前后判若兩人。魯迅先生應(yīng)該是文品與人品統(tǒng)一的典型，他被毛澤東譽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代表著中華文化的方向。魯迅的文章猶如“匕首”“、投槍”，無論是思想性還是藝術(shù)性，都達到了空前的高度，是刺向反動派的利器，因而成為我們學(xué)習(xí)現(xiàn)代漢語的典范。與哥哥相比，魯迅弟弟周作人也是散文名家，他的小品文描景摩物、惟妙惟肖，文學(xué)性堪稱一流，但在國難當(dāng)頭，站不直脊梁，充當(dāng)了倭寇的漢奸。

當(dāng)我們讀著《烏篷船》等優(yōu)美散文，想到作者周作人竟然為虎作倀，給日本鬼子充當(dāng)走狗，怎么不如鯁在喉?無獨有偶，賣國賊汪精衛(wèi)的人品也是如此。清朝末年，他以暗殺攝政王一舉成名，曾經(jīng)寫下“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的豪情名句，千萬革命者成為他的“衛(wèi)粉”，可惜后來成了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最大的漢奸。曾經(jīng)的刺客，后來成了被刺殺的對象。一代英雄，最終淪為千夫所指，真可謂“雙照樓頭老去身，一生分作兩回人”。所以，文品與人品的關(guān)系，文如其人在理論上是成立的，但具體問題需要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

　　就當(dāng)下而言，滿口道德文章，千方百計遮掩自己的污點。個別貪腐分子甚至被抓的當(dāng)天，還在報紙上唱高調(diào)，口是心非，發(fā)表反腐倡廉的文章。這樣的貪腐分子，其人品與文品泥沙俱下，均不值一文。與之相反，絕大多數(shù)黨員干部，身先垂范，走在前列，干凈干事，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取信于民，他們很可能因為時間、寫作水平等原因，寫不好一篇文章，作不好一次講話，但這不影響他們在老百姓中所取得的威信。

　　文章寫得好，并不意味著人品一定好;文章寫得不好，也并不意味著人品一定不好。一個人的人品大廈建立在他的言行之上，其文章只能僅供參考。因為文章和人品之間，有一定的關(guān)系，但沒有必然的關(guān)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