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生平事跡材料
胡適的生平事跡材料
胡適，中國現(xiàn)代著名學者、詩人、歷史家、文學家、哲學家，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lǐng)袖之一。下面是學習啦小編跟大家分享的胡適生平事跡，歡迎大家來閱讀學習
胡適人物簡介
胡適(1891—1962)，字適之，現(xiàn)代著名學者、社會活動家。績溪縣人。出身徽商之家，1910年留學美國，1915年成為實用主義哲學大師杜威的學生，1917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常識淵博，曾擁有三十多個博士頭銜;1917年發(fā)表《文學改良芻議》，揭開中國現(xiàn)代文學革命運動的第一頁;1918年加入《新青年》編輯部，大力提倡白話文，并撰寫現(xiàn)代第一部白話詩集《嘗試集》，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lǐng)袖人物之一;1919年，接替陳獨秀主編《每周評論》，發(fā)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提出“大膽假設(shè)，小心求證”的實用主義方法論，在全國影響極大;提出過“全盤西化”論點;抗戰(zhàn)期間曾出使過美國，代表蔣介石簽訂《中美互助條約》。政治上追隨國民黨，學術(shù)上是一代宗師，著述豐厚，治學方法上具有徽派樸學遺風。
胡適故居坐落在績溪縣上莊村內(nèi)，建于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正屋南向，磚木結(jié)構(gòu)，二進三間兩廂，“回”形通轉(zhuǎn)樓。占地208平方米，建筑面積350平方米。門面二柱單門一樓式，上嵌磚雕、鴟吻。門前黑底金字“胡適故居”木牌，當代書法家沙孟海題。前進堂前擺設(shè)“身行萬里半天下，眼高四海空無人”，錢君匋書。東西分列茶幾、靠背椅，壁間掛胡適直系親屬圖表。西部是胡適和江冬秀結(jié)婚房間，房內(nèi)有木床、桌、椅、櫥、凳等。前廂房是胡適童年讀書處。東部房間連廂房為胡覺(胡適二兄)使用。正廳兩廂房展出胡適家書手稿和部分著作、胡氏宗譜、海內(nèi)外名士所贈字畫、詩詞和胡適“全家?！闭掌?。后堂堂前掛胡適父親鐵花畫像，東側(cè)有胡適生母馮順娣照片。堂上高懸朱底金字巨匾“持節(jié)宣威”四字，為邑人程東屏書，款落“績溪縣長朱亞云贈，民國三十一年”。當時胡適出任駐美大使，這四字意在勉勵他銜命持節(jié)，不忘國威。故居內(nèi)12扇落地隔扇門陰刻蘭花，4塊窗欞板刻花草題字，為墨模高手胡國賓作。其中有一幅題有“蘭為王者冠，不與眾草伍”。故居還陳列有胡適各個時期的照片，胡適手書范縝《神滅論》立軸，張之洞贈胡鐵花帽筒，胡鐵花七星劍、誥命箱及從臺灣帶回的海螺。
胡適的人物生平
1.個人經(jīng)歷
胡適5歲啟蒙，在績溪老家受過9年私塾教育，打下了一定的古文基礎(chǔ)。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學堂、澄衷學堂求學，初步接觸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啟超、嚴復思想的較大影響。
1904年，他到上海進新式學校，接受《天演論》等新思潮，并開始在《競業(yè)旬報》上發(fā)表白話文章，后任該報編輯。
1906年考入中國公學，1910年考取“庚子賠款”第二期官費生赴美國留學，于康乃爾大學先讀農(nóng)科，后改讀文科。這里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庚款官費留學生只取前二百名，考試兩場，文章和雜科(政史地物理化生等)，頭一場文章胡適揚揚灑灑一篇得了一百分，如此可見他的文章造化!
1915年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哲學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并一生服膺。
1917年(25歲)夏回國后，任北京大學教授，加入《新青年》編輯部，撰文反對封建主義，宣傳個性自由、民主和科學，積極提倡“文學改良”和白話文學，成為當時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人物。
同年，胡適在《新青年》上發(fā)表《文學改良芻議》，主張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 所寫的《嘗試集》是中國第一部白話詩集。且提出寫文章“不作無病之呻吟”，“須言之有物”等主張，為新文學形式作出初步設(shè)想。“五四”時期，與李大釗等展開“問題與主義”辯難;陪同來華講學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譯逾兩年;與張君勱等展開“科玄論戰(zhàn)”，是當時“科學派”丁文江的后臺。胡適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lǐng)袖之一。
從1920年至1933年，主要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的研究考證，同時也參與一些政治活動，并一度擔任上海公學校長。
抗日戰(zhàn)爭初期，出任國民黨“國防參議會”參議員，1938年被任命為中國駐美國大使。
他興趣廣泛，著述豐富，作為學者他在文學、哲學、 史學、考據(jù)學、教育學、倫理學、紅學等諸多領(lǐng)域都有深入的研究。1939年還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于1946年任北京大學校長。
1949年寄居美國，致力于《水經(jīng)注》的考證等工作，后來去往臺灣。
1954年，任臺灣“光復大陸設(shè)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1957年，出任臺灣“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長。
1962年，在臺灣的一個酒會上突發(fā)心臟病去世。
2.任職經(jīng)歷
胡適歷任北京大學教授、北大文學院院長、輔仁大學教授及董事、中華民國駐美利堅合眾國特命全權(quán)大使、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名譽顧問、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位于臺北南港)院長等職。
1946年11月10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電邀胡適“蒞京出席國民大會，藉慰眾望”。次日，胡適飛抵南京。國民大會于11月15日開幕，代表總額2050名。胡適被選入主席團?！稇椃ú莅浮吩诖髸杞?jīng)三讀。在二讀大會上，又推定代表孫科、胡適、王寵惠等12人負責整理憲法決議案條文的文句。12月25日上午，進行第三讀大會前，十二人決議案整理委員會公推胡適代表報告整理結(jié)果?？磥恚駪椃l文這樣百年大計的文獻之文字推定，只要有胡適在，大家就不會選第二人，盡管有望重一時的法學家王寵惠在其中。胡適報告后，宣讀《憲法》條文歷半小時，大會完全接受，鄭重通過，制憲大業(yè)，宣告成功。
學術(shù)研究
胡適深受赫胥黎與約翰·杜威的影響，自稱赫胥黎教他怎樣懷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樣思想。因此胡適畢生宣揚自由主義，提倡懷疑主義，并以《新青年》月刊為陣地，宣傳民主、科學才能救中國，畢生倡言“大膽地假設(shè)，小心地求證”、“言必有證”的治學方法。
胡適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讀期間，師從約翰·杜威，終生服膺實驗主義(杜威式的實證主義)(pragmatism)哲學。北大學生對教師素來挑剔，北京大學學生顧頡剛介紹傅斯年去聽胡適上課，以決定要不要將這個新來的留學生從北大哲學系趕走。傅斯年聽了幾次課以后，他評價胡適：“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
胡適很喜歡“談墨”，他認為“欲知一家學說傳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訂這一家學說產(chǎn)生和發(fā)達的時代。如今講墨子的學說，當先知墨子生于何時。”其中的兼愛思想成了胡適一生的品德。胡適還認為“天人感應”是漢代儒教的根本教義，而這是受墨子“天志”的影響。1921年，梁啟超將作品《墨子》箋注輯為《墨經(jīng)校釋》四卷，送請胡適作序。胡適在這篇長序贊美任公的貢獻，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墨子不曾見到戰(zhàn)國名將吳起的死——吳起死時，墨子已去世多年，而且墨學已是一種宗教。任公常說：“績溪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適之?！?/p>
胡適是個學識淵博的學者，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jù)學、教育學、倫理學等諸多領(lǐng)域均有不小的造詣。
1.儒學研究
就對孔子和儒學的研究而言，在1919年出版《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中，胡適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學的體系和方法研究中國先秦哲學，把孔子和儒學放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用“平等的眼光”與諸子進行比較研究，破除了儒學“獨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影響。以后又發(fā)表長篇論文《說儒》，提出“儒是殷民族教士”，“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遺民”，“靠他們的禮教知識為衣食之端，他們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禮，穿的是殷衣冠”;周滅殷后，“他們負背著保存故國文化的遺風”，“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褒衣博帶的文縐縐的樣子，還指亡國遺民忍辱負重的柔道和生觀”;孔子是殷民族“懸記”而生的“救世主”，“他從一個亡國民族的教士階級，變到調(diào)和三代文化的師儒”，孔子的最大貢獻在于殷民族部落性的“儒”，擴大到到“仁以為己任”的儒，把柔懦的“儒”改變到剛毅進取的“儒”。孔子不是“儒”的創(chuàng)造者，而是儒學的中興者?？鬃拥膶W說強調(diào)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強調(diào)教育和仁政，并以此來影響整個社會。胡適“大膽假說”的觀點在當時是驚世駭俗的，他的論證不夠充分，不過他假設(shè)“儒”在殷時代就有了被后來的甲骨文研究判為事實。
胡適并不盲目崇拜孔子和儒學，他認為，“現(xiàn)在大多數(shù)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夢”(《新思潮的意義》)辛亥革命后的中國社會進步，“不是孔夫子之賜，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結(jié)果，是大家接受一個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結(jié)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開倒車是不會成功的。”(《寫在孔子誕辰之后》)對儒家強調(diào)的“三綱五?！背峙袘B(tài)度，說：“三綱五論”的話，古人認為是真理，因為這種話在古時宗法社會很有點用處。但現(xiàn)在時勢變了，國體變了……古時的天經(jīng)地義現(xiàn)在變成廢話了。(實驗主義》)
胡適著作很多，又經(jīng)多次編選，比較重要的有《胡適文薦》《胡適論學近著》《胡適學術(shù)文集》《胡適自傳》等。多部作品廣為流傳。
2.哲學成就
胡適在中國現(xiàn)代學術(shù)方面，是較早引入西方方法以來研究中國學術(shù)的。他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學的體系和方法研究中國先秦哲學。他以其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為基礎(chǔ)，編寫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僅寫到先秦，雖然一生也沒有寫下卷，被譏是“善著上卷書”，但卻起到了拋磚引玉的作用。
蔡元培贊揚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長處是“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統(tǒng)的研究”，稱其為“第一部新的哲學史”馮友蘭多次肯定《中國哲學史大綱》，認為它表明“在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適創(chuàng)始之功，是不可埋沒的”(《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213頁)。
3.古典文學研究
胡適在古典小說《紅樓夢》《水滸傳》《西游記》《三國演義》《三俠五義》《海上花列傳》《兒女英雄傳》《官場現(xiàn)形記》《老殘游記》等十二部小說的研究皆卓然有成，著述六十萬言，結(jié)集為《中國章回小說考證》出版。
《紅樓夢》研究是胡適古典文學研究的重點之一，其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因而胡適也被認為是新紅學的開山鼻祖。20世紀初，新文化運動蓬勃發(fā)展，科學與民主兩大思潮逐步深入人心。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也是科學精神的傳播者。胡適的《紅樓夢》研究是其科學精神在古典文化領(lǐng)域的重要實踐。胡適研究《紅樓夢》主要運用的是科學的考證方法。他指出《紅樓夢》應當重視史料的收集整理，從作者、作者家世以及《紅樓夢》的版本進行研究考證。胡適《紅樓夢》研究的成果十分豐富。比如《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曹雪芹祖父曹寅的情況，曹雪芹寫作《紅樓夢》的時間大概在乾隆初年到乾隆十三年。通行一百二十回本中后四十回是高鄂所作(當然這一觀點還值得商榷)。諸如這些現(xiàn)在已為常識的問題都是胡適研究考證出來的。
胡適的《紅樓夢》研究意義重大，其使紅學的面貌為之一新。其成果極大地超越了以王雪香、張新之和姚燮為代表的題詠、評點派紅學，也超越了以王夢阮、沈瓶庵、蔡元培等為代表的索隱派紅學，將紅學研究推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真正地將其納入到了科學研究的范疇。
胡適紅學研究的著述頗多，其代表作有《紅樓夢考證》、《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曹雪芹家的籍貫》、《談<紅樓夢>作者的背景》、《<石頭記>一材料》，此外胡適與顧頡剛、蔡元培、錢玄同、周汝昌等人還有大量討論《紅樓夢》的信件。
胡適熱愛《紅樓夢》，可以說他有著深深的紅樓情結(jié)。1949年他即將離開陸時，許多珍貴藏書顧不上帶走，但卻將甲戌本《紅樓夢》視若珍寶，催促周汝昌盡快還回以便帶走，后來他從臺灣到美國又將其遠渡重洋帶到美國。自1921年3月發(fā)表《紅樓夢考證》初稿，到1962年逝世，胡適終生關(guān)注、追蹤紅學研究，胡適逝世前留下的最后一封信(1962年2月20日“致金作明”)，還是談《紅樓夢》的。無論是研究紅學，還是研究胡適，都不可輕忽“胡適紅學研究”的價值與地位。
4.禪宗研究
胡適在寫《中國禪宗史》的過程中接觸到神會與北宗辯論的記載，感到如果不寫神會，就難以寫好禪宗史。1926年，胡適因在巴黎、倫敦相繼發(fā)現(xiàn)三卷及一份殘卷，約兩萬字有關(guān)神會和尚的資料，也就是《神會和尚語錄》和《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又在倫敦發(fā)現(xiàn)了神會的《顯宗記》。他不僅“要把禪宗史全部從頭改寫”，而且強調(diào)“這位大和尚神會實在是禪宗的真正開山之祖，是《壇經(jīng)》的原作者”。印順法師認為此為他的結(jié)論是不足取的，胡適忽略了日本學者忽滑谷快天的部分，但在禪宗史的研究上，仍舊是有貢獻的。胡適將當時禪宗史研究的問題點，由“西天二十八祖”的傳承問題，轉(zhuǎn)為禪宗革命家本身的問題。若無胡適的論斷在先，日本學界不會有如此多的回應和研究成果，中國禪學研究將不可能達到今日之成就。是故印順法師的研究成果實受惠于胡適的先前貢獻。胡適說：“一千多年中，幾乎沒有人知道神會在禪宗史上的地位，歷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過于此事的了”。1974年日本學者柳田圣山收集胡適的講詞、手稿、書信等編成《胡適禪學案》。
1926年8月間，胡適奉派到英國參加中英庚子賠款全體委員會會議，順便到大英博物館與巴黎國家圖書館尋找被斯坦因和伯希和偷走的敦煌遺卷里的禪宗史料。胡適到了巴黎時，當時在德國柏林大學研究的傅斯年也趕來巴黎和胡適住在一起共同研究敦煌遺卷。胡適承認他的很多想法都是受到傅斯年的影響?；旧虾m的禪宗研究就是要肯定北宗神秀的“漸修”學說而否定南宗慧能的“頓悟”說、并且證明所謂“六祖壇經(jīng)”里“五祖弘忍傳慧能法衣”的故事只是慧能的弟子神會和尚為了和北宗爭奪皇室的供養(yǎng)所編造出的神話。
5.《水經(jīng)注》研究
1942年，胡適卸任駐美大使后開始關(guān)注《水經(jīng)注》研究，此后的20年間，在《水經(jīng)注》版本研究上花費了巨大的精力。所謂“《水經(jīng)注》案”，是指一百多年來，部分學者指責戴震偷竊趙一清《水經(jīng)注》研究成果一事。對此，學術(shù)界普遍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戴震抄襲了趙一清的成果;一種認為趙一清、全祖望、戴震各自獨立研究，取得了大體相同的結(jié)果。
在十幾年內(nèi)，胡適搜集了四十多種《水經(jīng)注》的版本，抄寫了一百多篇長篇文章和一些考證文字，用了千百個證據(jù)，推翻了“幾成定讞”的所謂戴震抄襲趙一清《水經(jīng)注》校本的冤案。《戴東原的哲學》一書，是胡適研究清代思想史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胡適認為，清代思想史中存在一個反理學的大運動，這個運動有破壞和建設(shè)兩個方面。前者是揭破理學的謬誤，打破它的壟斷地位;后者是要建設(shè)一種不同于理學的新哲學。
戴震是胡適的徽州老鄉(xiāng)。而胡適花了那么多功夫研究水經(jīng)注來為戴震辯冤白謗，一方面是胡適一向有袒護安徽同鄉(xiāng)的習慣，由胡適對李鴻章的評價就看得出來;一方面也是為了要發(fā)揚戴震的“從一事一物”開始“訓練那心知之明”，以“漸漸進于圣智”的做學問的漸進法門。
社會影響
1、新文化運動方面的影響
胡適是第一位提倡白話文、新詩的學者，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與陳獨秀同為五四運動的軸心人物。
顧頡剛先生說，他學會這套“治學方法”，是看胡適的《水滸傳考證》一文，看出來的。
20世紀三十年代，胡適獨具慧眼，提拔、任命梁實秋并幫助他完成了日后號稱是梁實秋對文壇的“三大功績”之一的“翻譯莎士比亞全集”。
胡適紀念明信片
毛澤東建立的第一個中國共產(chǎn)黨黨校“湖南自修大學”就是因為胡適的提議和倡導。他寫給胡適的信中曾提到：“你的學生毛澤東……”。
季羨林不是胡適的學生(他的老師是陳寅恪)，精通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在他歸國初期期間，受到胡適提拔。
林語堂在其留學中，清政府取消對留學生資助，林語堂是靠著胡適的資助繼續(xù)在國外讀書的，等他回國從飛機場下來的時候，口袋里只有1毛錢。
魯迅、陳西瀅都指責胡適提倡的“整理國故”是開現(xiàn)代科學倒車的作法。連胡適
胡適誕生百年紀念郵票(臺灣地區(qū)發(fā)行)
專家周質(zhì)平也認為：“胡適所提倡的‘整理國故’，對中國自然科學的發(fā)展，可以說并沒有發(fā)生任何積極推動的作用，甚至于還把一批青年人引上了乾嘉考證的老路。
胡適既掀起了新文化運動，又是中國古典文化的研究大家。他還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洗禮，蔣中正的挽聯(lián)對此進行了高度概括“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胡適在20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的“極左”時期的中國大陸是個受到官方批判的人物，尤其是“極左”的斯大林主義學者的攻擊對象，其時的中國大陸的教材曾一度否定他的政治思想;50年代初，曾對胡適展開大規(guī)模的批判運動?！啊啊薄苯Y(jié)束后，近幾十年來的研究都傾向于肯定他應有的歷史地位;并且，胡適的《我的母親》一文也被選入大陸全日制語文教育初中課本;在大陸的報刊雜志中，亦屢見有追念胡適先生精神的文章。
魯迅曾發(fā)表過《“好政府主義”》等文，實則抨擊胡適的盟友梁實秋，卻也含蓄地批評胡適“軟弱”革命立場。
2、不畏權(quán)貴的人生
胡適不僅是新文化運動的開創(chuàng)者，更是人們眼中的“自由主義斗士”。即使是對被軟禁的封建帝王，也能報以人文關(guān)懷。胡適對已經(jīng)退位十年有余的溥儀不卑不亢，與皇帝之間分庭抗禮，“他稱我為先生，我叫他皇上”。即使卷入輿論的漩渦，他也能風骨猶存，為了自己的民主自由，甚至不惜以身試險去勸說袁世凱、吳佩孚、段祺瑞等多名軍閥。在人們狂熱的打倒一切的革命旋風中，依然能保持自己的理性思維，并提出“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焙m的一生是不卑不亢，不向權(quán)貴低頭的一生，正如他的老師，哲學家杜威一樣，是一個比較傾向于自由派的教育家，不希望向權(quán)威低頭的斗士。尤其是在1960年，蔣介石準備再次當選總統(tǒng)之時，胡適挺身諫言，勸說蔣介石放棄權(quán)利，不要參加選舉;并提議用不記名的投票方式選舉出新的總統(tǒng)。當然這些話語，卻不為蔣介石所接受。然而胡適就是胡適，永遠笑呵呵地向人們闡述他的民主、自由，和他心中的理想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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