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在內地不提倡筑城、內地州縣確亦普遍不筑城郭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宋代比較重視邊地的筑城，很多邊地州縣治所確電筑起了城垣。北宋前期，主要是在北邊與西北邊的河北、河東、陜西諸路筑城【24】;北宋中后期以迄于南宋，主要是在廣南西路、荊湖南路的緣邊地帶及福建、廣東路的沿海地區(qū)筑城【25】。但是，對邊地州縣筑城的普遍性也不宜估計過高。熙寧十年(1077年)，中書門下在回復神宗詔問的奏疏中說：“看詳天下城壁，除五路州軍城池自來不闕修完、可以守御外，五路縣分及諸州縣城壁多不曾修葺，各有損壞，亦有無城郭處。”則即便是沿邊的河北東、西路及河東、秦鳳、永興軍等五路也只有州、軍城得到定期修護，五路縣城及其它地區(qū)的州、縣城則多久不修葺而自然廢隳，有的州縣治所并“無城郭”【26】。

　　一般說來，蒙古、元朝統(tǒng)治時期，在各地普遍推行了毀城和禁止修城的政策，特別是在蒙古軍隊數(shù)遭挫折的四川、襄漢、荊湖、兩淮地區(qū)，平毀了大量的城郭【27】。元朝法律也曾禁止在漢人地區(qū)特別是南宋故地修筑城郭【28】。因此，雖然元末一些地方曾自發(fā)興筑了不少城垣，但總的說來，蒙古、元朝統(tǒng)治時期，基本上可視作“毀城”時代。

　　(4)明清時期，王朝比較提倡筑城，但這一政策的實施存在很大的階段性與區(qū)域性差別;實際上，大部分州縣治所城市只是到明中葉以后，才普遍修筑起城郭;清代主要是維修明代舊城，只是在清后期興筑了少數(shù)新城。

　　一般說來，明清兩代均奉行提倡筑城的政策，州縣官的職責之一就是負責修筑、維護城垣濠池，如有疏失，要被追究責任【29】。但是，這一政策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卻因時因地各有不同。概言之，明代有兩個筑城高潮期：一是明初洪武、永樂朝(1368—1424年)，不僅在山東、南直隸、兩浙、福建、廣東等沿海地區(qū)及部分內地修筑了大量的衛(wèi)所城市【30】，而且大部分府、州(包括散州)的治所均在這一時期興筑或重筑了城郭【31】;二是明中后期，特別是景泰至萬歷初(1450—1573年)的100余年間，不僅重修了大多數(shù)府州城郭(主要是甃以磚、石)，而且興筑、改筑了多數(shù)縣城，到明后期，估計全國三分之二以上的縣城均筑有城垣【32】。顯然，明代府州縣治所筑城之先后與其軍事、行政地位之間存在對應性關聯(lián)。

　　在明清之際的動亂中，大部分府(州)縣城郭均受到程度不同的破壞，故順治、康熙、雍正時期，各地均普遍修葺了殘毀傾圯的舊城郭。清朝前期的修城主要是在明代舊城基礎上培土、瓷磚、加高以及修理樓堞，特別注意城門、城樓的維修，但較少有新的創(chuàng)制，也很少興筑新城。直到嘉慶以后，為因應社會動亂加劇而引發(fā)的治安、防守問題以及火器使用越來越普遍對于城池攻守所帶來的影響，才又興起了一場修治城郭的高潮：主要是加固城垣，增高馬面，添設炮臺，疏浚濠池等;在這一過程中，原來一直沒有城郭的一些山區(qū)縣治也興筑了城垣。因此，到清朝末罕，絕大部分府(州)縣治所均筑有城郭，而且得到不同程度的維護。各地今存城郭殘跡，大多即為清代城郭的遺存。

　　綜上可知：自兩漢以迄于明清，歷代王朝對于州縣治所修筑城郭的政策與重視程度既歷有變化，其政策在各地的實施又往往因時因地乃至因人(地方官)而各有不同，故州縣治所城垣之興筑、維護亦各不相同，不能簡單地認定歷史時期大部分州縣治所在大部分時段里均有城垣環(huán)繞，形成所謂“城墻內的城市”。我們認為：至少需要有超過一半的州(郡)縣治所筑有城郭、而且這些城郭至少在制度規(guī)定上是得到經(jīng)常性維修的，方可以將這一時期稱為“筑城時代”。然則，概括地說，兩漢魏晉南北朝(公元前206年—公元589年)、中晚唐五代(755年叫60年)、明中期至清末(1450年—1911年)這三個時段或可得稱為“筑城時代”;其余的隋唐前中期(589年—755年)、宋元至明前期(960年—1450年)，則基本可以斷言，其筑有城郭的州(郡)縣城在全部州縣治所城市中不會超過50%，或可稱之為“非筑城時代”。雖然“筑城時代”占據(jù)了1500余年，而“非筑城時代”只有600多年，但這已足以說明：以“城墻內的城市”概括中國古代治所城市的特征。至少是不完全準確的，它既不能適用于所有歷史時段，也不能適用于所有治所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