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兩人小說的相異之處
　　第一，首先表現(xiàn)在對待歷史的態(tài)度和處理方式不同。大仲馬的小說遵循對歷史“大事不虛”的基本原則。其主人公主要是來自一些“野史外傳”，而其中涉及的歷史事件則成為他“掛小說的釘子”?！度齽汀啡∽栽诎唾悎D書館偶然發(fā)現(xiàn)的一本《御前火槍營統(tǒng)領達達尼昂先生回憶錄》；《基督山伯爵》出自《巴黎警察局檔案中摘錄的回憶錄》第五卷的一章，題目叫做《復仇的鉆石》。他的故事年代交待的一清二楚，某年某月某人物做了什么事情。如果仔細對照的話，大仲馬的小說中歷史年代是不會有錯誤的。甚至于故事發(fā)生地的景致，他往往也會親臨當?shù)厝タ疾?，故而他對各個地方的地理風貌的描寫大都給人以真實細膩之感。
　　而金庸小說盡管也都是歷史題材，但往往對歷史作“虛化”處理，即盡量模糊故事發(fā)生的年代，只將其放在一個大的歷史背景之下。另外，對故事發(fā)生地，金庸并不像大仲馬那樣去進行“實地考察”，比如大理、蒙古草原等地，他根本沒有去過，其景致風物描寫完全借助于藝術想象來完成，從而體現(xiàn)出“小事不拘”的特點。
　　第二，人物身上體現(xiàn)了作家不同的價值觀念。大仲馬的作品有一部分也可以稱之為俠義小說，在文類上與金庸小說接近，但兩者確實蘊涵著屬于不同民族的不同的價值觀念。僅以愛情為例，大仲馬的俠士們必有情婦，大仲馬本人的情婦就多到難以精確計數(shù)；金庸小說的主人公除小流氓出身的韋小寶之外，愛情上都是專一的，盡管他們每個人幾乎都被許多個美麗的女性包圍著。
　　第三，價值取向上與文化內(nèi)涵上體現(xiàn)了中西方文化的差異
　　大仲馬小說不但體現(xiàn)了大仲馬作為共和派作家反對專制與黑暗統(tǒng)治的政治傾向，還突出地體現(xiàn)了法蘭西民族熱情奔放、酷愛自由、愛國尚武的民族性格。一位大仲馬的研究學者就把《三個火槍手》里的四位主人公當作是法蘭西民族的代表來稱頌，是頗有道理的。
　　金庸雖然深受大仲馬影響，但其小說中所體現(xiàn)的文化內(nèi)涵卻與后者有很大差異。他筆下的英雄人物大多具有中華民族熱愛和平、仁厚謙遜同時又見義勇為、不畏強暴的傳統(tǒng)精神，滲透著儒家、道家、佛家的深刻內(nèi)蘊。其中喬峰形象尤其值得稱道，可以說是達到了很高的人生境界和審美境界，具有豐富的文化思想內(nèi)涵。
　　更值得重視的是金庸小說所包容的厚重的文化含量。這完全是金庸的自覺追求。他的小說具有迷人的文化氣息、扎實的文化底蘊和文人的藝術情趣。作者不但依據(jù)人物刻畫和情節(jié)發(fā)展的需要將詩、詞、歌、曲、琴、棋、書、畫等化為小說內(nèi)容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且連武功與武技較量也成為闡發(fā)中華文化內(nèi)在精神的絕妙空間。金庸小說涉及的宗教、哲學、文史、科技知識的廣博豐富，也令人驚訝。金庸的武俠小說，簡直同時可以視作文化小說[5]28。與金庸作品體現(xiàn)中華文化內(nèi)涵之深厚比較，大仲馬作品在體現(xiàn)法蘭西民族文化方面似乎就相形見絀。
　　綜上所述，金庸與大仲馬的武俠小說盡管在諸多方面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與可比之處，但就二者作品中所體現(xiàn)出的中西方民族文化的內(nèi)涵而言，他們之間的差異是顯著的。
　　
　　參考文獻：
　　[1]金庸.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金庸池田大作對話錄[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2]大仲馬.三個火槍手[M].李青崖,譯.重慶：重慶出版社，2008.
　　[3]金庸.金庸武俠全集[M].?？冢汉Ｄ铣霭嫔纾?001.
　　[4]大仲馬.基督山伯爵[M].石宗賓,主編.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2.
　　[5]林麗君.金庸小說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M].香港：香港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