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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本科論文開題報告模板

　　題 目：試論英漢語中含數字習語的翻譯策略

　　一、選題的背景與意義：

　　(一)選題的背景：

　　英語和漢語均是世界上歷史悠久的語言之一，它們在長期的發(fā)展中積淀了大量的習語，其中包括含數字的習語。數字習語是指含有基數詞和序數詞的習語，是習語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英語和漢語中，含數字的習語都占據了重要地位。隨著21世紀經濟全球化的快速推進，各國間文化的交流與合作也空前的多了起來，英漢習語研究領域也相應地出現了新的氣象。作為英漢習語的重要組成部分，含數字的習語也成了中外學者著力研究的對象之一。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對含數字習語的翻譯進行了大量而廣泛的探討與研究。

　　1.國外研究現狀

　　國外對含數字習語的研究相對較少，但對習語的研究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早期的習語研究通常以L. P. Smith于1925年發(fā)表的《詞與習語》(Words and Idioms)一書作為開始。他探討了習語的來源與結構，根據習語的意象進行分類，并指出習語的基本特征：習語的意義不是它組成詞的意義的總和。他指出：“習語的含義是不透明的，可以用來表達決心，憤怒，謾罵的內心情感，體現了英語詞匯在習語中的巧妙用處” 。 從20世紀30年代到50年代，以結構主義理論為基礎，C. F. Hockett強調了語境在識別和解釋習語中的重要地位，解釋了習語的深層結構和語義特征，使得習語的定義開始走向規(guī)范化。到了20世紀60年代，具有整體性、凝固性的習語受到Chomsky 生產語法理論的影響，其研究陷入了僵局，但始終沒有停止。直到以B. Fraser為代表的語言學家提出了習語固定性等級理論，承認習語的固定性，但認為習語仍具有轉換潛力 ，習語的研究再次得到了關注。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習語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階段。語言學家們開始探討習語在交際活動中所起的作用，開辟了習語在交際環(huán)境里的功能研究，更具有現實意義。其中研究成果最為突出的是澳大利亞語言學家C. Fernando，她的代表作為《習語與習語特征》(Idioms and Idiomaticity)。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從語言的文化背景角度來研究

　　習語的形成，Nida(1993)曾說過：“文化對習語、習語的意義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如果沒有認真地研究背景，就難以透徹理解習語的深刻含義” 。所以，要研究含數字的習語，首先要了解其數字的文化內涵。

　　在翻譯方面，研究成績最為卓著的應屬美國著名的翻譯理論家E. A. Nida和英國杰出的翻譯理論家Peter Newmark。20世紀60年代，E. A. Nida 出版了《翻譯的科學探討》和《翻譯理論與實踐》，把語言學理論引入翻譯研究，提出了“形式對等”和“動態(tài)對等”的概念。在2003年出版的《語言與文化——翻譯中的語境》一書中，E. A. Nida從多學科角度研究翻譯。他指出：“要想成為優(yōu)秀的翻譯者，僅僅會說兩種語言是不夠的，還要了解語言背后的文化” 。1981年，Peter Newmark在第一部著作《翻譯問題探討》中，提出了交際翻譯(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和語義翻譯(semantic translation)的新概念。1999年，在其論著的《論翻譯》一書中，他提出了全新概念的“翻譯關聯法” 。 翻譯是一項艱巨而復雜的工作，習語的翻譯更是翻譯中的難點。Mona Baker在《換言之：翻譯教程》(In Other Words: A Course Book on Translation)中指出了一種語言中的習語與其所處的文化背景息息相關，習語的翻譯難點在于，用不同的文化背景的習語翻譯，所引起的聯想是不同的。書中列出了其翻譯的難點：(a)沒有對等的習語。(b)有相似的習語，但使用的情景不同，兩個成語的內涵也不同。(c)譯出語中字面意義和含義同時有效，有雙重含義，而到了譯入語中只能選擇其一。也就是說，兩者并不是形式和內容都能做到對等。Mona Baker在本書中還指出了習語翻譯的策略：(a)使用意義對等、形式相似的習語。(b)使用意思相近但形式不同的習語。(c)使用釋譯。(d)略去不譯 。

　　2.國內研究現狀

　　在數字文化研究方面，劉明閣認為：“數字不獨屬于數字王國，還應用于成語或詞組中，在不同民族、宗教、歷史、社會習俗等因素作用下，被賦予特殊的聯想意義，蒙上了神秘的文化色彩” 。他在《跨文化交際中漢英語言文化比較研究》一書中具體闡述了英漢語中的偏好數字以及漢英數字文化差異的成因。

　　包惠南在其所著的《文化語境與語言翻譯》中，分析了數字“四”、“六”、“七”、“八”、“九”的文化內涵，特別提到了西方人對數字“十三”的忌諱，反映了東西文化中不同的數字觀念 。成昭偉在其所著的《英語語言文化導論》一書中對英語數字的表義功能和文化色彩進行了簡要剖析，對中西方的數字文化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李麗在“數字習語的文化根源”中重點研究英語數字的文化背景，對其中的“3”和“13”，“6”和“7”，“5”和單數崇拜進行了分析，并提出宗教文化，古希臘羅馬神話和文化思維方式影響了英語數字習語的形成 。

　　在含數字習語的翻譯方面，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國內對英漢語中含數字習語翻譯的研究呈蓬勃發(fā)展之勢。早在1989年，由鄧炎昌和劉潤清先生所著的《語言與文化》一書中對數字習語就有所提及 。劉明閣認為：“東西方語言文字、習語表達、風俗習慣等方面都含有許多數字詞以及與數字有關的知識” 。在其2003年出版的《英語文化翻譯學教程》一書中，用一個章節(jié)的內容描寫了數字在習語中的應用和翻譯，并將它們按數字進行分類研究。此外，全國各級報刊相繼刊登了不少與此有關的研究文章。1998年，陳琳霞在“英漢數字習語互譯方法中”一文中提出了7中翻譯方法——對應直譯、不等值翻譯、習語套用法、夸張數字略譯法、譯特定含義、刪略重復詞義、采用引申義 。唐麗在2008年發(fā)表的“英漢數字習語翻譯策略初探”一文中探討了數字與習語的關系及其翻譯策略，提出了五種翻譯方法——等值譯法或直譯法、注釋法、借代法、意譯法、歸化譯法 。

　　(二)選題的意義：

　　1.理論意義：

　　習語是從語言中提煉出來的短語或短句，是語言的核心和精華。習語作為一種特殊的語言形式，它與一個民族的地理環(huán)境、歷史背景、經濟生活、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心理狀態(tài)、價值觀念等方面息息相關，能夠清楚地反映出一個民族的文化特色。研究英漢語中含數字習語的翻譯時，學者可以從中獲取大量的有關中西方數字文化的知識，了解中西方的文化差異，增強文化意識。其次，對英漢含數字習語互譯的研究有利于語言的發(fā)展，促進國際間的交流與合作。此外，研究含數字習語的翻譯對英漢語的教學與學習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和啟示作用。

　　2.實踐意義：

　　實踐證明，研究英漢語中含數字的習語有利于學者積累大量的習語詞匯，提高學者的語言應用能力，在不同的語境中能夠有效、得體、恰當地運用習語。在實際生活中，能夠正確表達習語，消除誤會，避免分歧。其次，有效地對其翻譯策略進行研究有利于促進學者掌握正確的翻譯方法，懂得將直譯、意譯、歸化、異化等的翻譯方法具體地應用于含數字習語的互譯中。在平時的學習中，能夠快速地辨別出文章中的習語及其含義，有助于正確翻譯全文。掌握含數字習語的翻譯策略，能夠提高學者的整體水平，不僅包括語言水平，還包括文化素養(yǎng)。由于目前對含數字習語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理論方面，實際應用方面還不是很多，所以，筆者應該更側重于實例研究，同時結合數字文化的理論知識，從兩方面對英漢語中含數字習語的翻譯策略進行分析和總結，從而提高學者的語言水平。

　　二、研究的基本內容與擬解決的主要問題：

　　(一)研究的基本內容

　　1.含數字習語的介紹

　　1.1.數與數字習語的關系

　　1.2.含數字習語的定義：回顧學者以往對含數字習語的研究，探討他們提出的定義

　　2.含數字習語的文化因素

　　2.1.中國數字的文化內涵

　　2.2.西方數字的文化內涵

　　2.3.英漢含數字習語的文化內涵差異分析

　　3.含數字習語的翻譯理論

　　3.1.含數字習語的直譯法

　　3.2.含數字習語的意譯法

　　4.含數字習語的具體翻譯策略

　　4.1.含數字的漢語習語的英譯探討

　　4.1.1.列舉一些含數字的漢語習語，根據不同的習語特征運用不同的翻譯方法

　　4.2.含數字的英語習語的漢譯探討

　　4.2.2.列舉一些含數字的英語習語，根據不同的習語特征運用不同的翻譯方法

　　5.結論

　　(二)擬解決的主要問題

　　習語是文化的積淀，是語言的精華。整個學習語言的過程都離不開對習語的學習。要想真正掌握對英漢語中含數字習語的翻譯，首先就應該了解兩種語言中的數字文化內涵，包括數字的特點及其在不同語境中的用法，譯者必須努力提升自身的跨文化敏感度。其次，譯者要跳出僅局限于了解數字語言與文化的關系，應該具體到在含數字習語中針對數字的文化根源和對比翻譯進行探討和研究，同時要注意語境對其翻譯的影響。此外，學者要多積累英漢含數字的習語，多度相關讀物，試著比較出英漢兩種語言語中含數字習語的表達差異，探討出可行的翻譯策略。

　　三、研究的方法與技術路線：

　　1.研究的方法

　　1)參考文獻法：對相關文獻等理論依據進行詳實地參考，為論文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

　　2)比較與對照法：通過比較和對照，分析不同翻譯方法對含數字習語翻譯的優(yōu)缺點。

　　3)理論思辨法：在現有理論基礎上，針對現狀做出自己的分析，提出適合本課題研究的理論框架。

　　4)調查法：調查不同的翻譯方法所得出的不同譯文對讀者的接受度和欣賞效果。

　　5)歸納法：通過一系列的實例分析概括總結英漢含數字習語的翻譯策略。

　　2. 技術路線

　　1)利用學校圖書館和網絡資源，收集本課題研究的相關書籍、文獻資料。

　　2)對搜集到的文獻資料進行分類、分析、對比、歸納，提出自己的理論框架和解決問題的辦法。

　　3)經常與導師聯系和交流，接受導師的幫助和指導。

　　四、研究的總體安排與進度：

　　日期 畢業(yè)論文各階段名稱 備注

　　20XX.10.8—20XX.11.30 搜集相關資料、選題并完成開題報告。

　　20XX.11.1—20XX.1.31 認真撰寫，完成論文初稿。

　　20XX.2.1.—20XX.3.30 完成論文二稿和三稿。開展中期檢查

　　20XX.4.1—20XX.4.30 完成論文修改與定稿，將論文裝訂成冊上交

　　20XX.5.1—20XX.5.23 審查驗收，評閱教師給出成績畢業(yè)論文答辯和成績評定(含優(yōu)秀論文的評定)

　　五、主要參考文獻：

　　Baker, Mona. In Other Words: A Course Book on Translatio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Fernando, Chitra. Idioms and Idiomaticity.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Nida, Eugene A. Language and Culture-Contexts in Translating.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包惠南，《文化語境與語言翻譯》。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1。

　　常潤芳，“英漢數字習語的文化根源及對比、翻譯探析”，《河南大學學報》，1(2008)：155。

　　陳琳霞，“英漢數字習語互譯方法”，《浙江師大學報》，2(1998)：66-69。

　　成昭偉，周麗紅，《英語語言文化導論》。北京：國防工業(yè)出版社，2011。

　　李麗，王成，“英語數字習語的文化根源”，《西安歐亞學院學報》，4(2005)：55-57。

　　劉明閣，《跨文化交際中漢英語言文化比較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9。

　　駱世平，《英語習語研究》。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5。

　　唐麗，“英漢數字習語翻譯策略初探”，《南寧技術學院學報》，4(2008)88-90。

　　張鎮(zhèn)華，《英語習語的文化內涵及其語用研究》。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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