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晉初；儒學；文人心態(tài)；文學創(chuàng)作
　　論文摘要：西晉初期，儒學重新成為社會的主導思想。儒學的積極影響和晉初的社會環(huán)境，形成了士人“立功立言”以求不朽的心態(tài)。這種心態(tài)反映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就是恢復了儒家傳統(tǒng)的詩教精神，繼承了“美刺”的文學觀念；在作品中，流露出積極進取的用世精神，以“兼濟天下”作為創(chuàng)作主題。
西晉是中國古代文學發(fā)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關于西晉文學的成就，劉冊《文心雕龍》云:“晉室群才，稍人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衙;才褥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鐘嶸《詩品序》在描述了建安文學的“彬彬之盛”后，接著指出:“爾后凌遲衰微，迄于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而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劉、鐘二人都熱情洋溢地描繪出了西晉文學的繁榮景象。
一個時代之文學，其思想內(nèi)容、形式、風格及發(fā)展變化不可避免要受到這個時代的思想意識的影響。西晉文學的發(fā)展，同西晉的思想文化環(huán)境密不可分。玄學的興盛，是西晉文化學術領域中最引人注目的現(xiàn)象。西晉玄學崇尚清談，標榜任達，西晉士人的心態(tài)與士風的形成均與其密不可分，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影響亦不可忽視。由于玄學的興盛，其被視為此時期的主流思想，就連很多以儒學立身的士人都沾染了玄風的余緒，似乎儒學在西晉走向衰微。事實上，儒學在西晉衰微，只是從嚴格經(jīng)學意義的角度而言，尤其是相對于儒學在兩漢的地位而言。西晉實質上常被以后的士人譽為儒禮之學的盛世。
　　晉武帝登基后多次下詔倡導儒學，“……敦喻五教，勸務農(nóng)功，勉勵學者，思勤正典，無為百家庸末，致遠必泥”《(泰始四年詔》)。他還采取擴建太學、封崇孔子后裔等措施，復興儒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選張華、劉皇居太常之官，以重儒學”。處于低潮的儒學在西晉之初逐漸顯露出撅而復振的局面。在西晉初期，士人尤其是那些出身寒素的士人又重新回歸“學而優(yōu)則仕”的傳統(tǒng)人生軌跡，掌握儒家的禮儀知識和具備儒家倫理道德成為士人人仕的重要工具。儒學思想在普初重新上升到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地位，作為一種為皇權所推崇的思想，儒學的政治思想和處世原則不可能不對百姓產(chǎn)生影響，也不可能不對晉初士人的心態(tài)產(chǎn)生影響，并影響他們的文學創(chuàng)作。
　　一
儒家思想有很強烈的政治追求，儒學本就是積極入世的學說。孔子有治世之心，“三月無君，則惶惶如也，出疆必載質”《(孟子·膝文公下》)。孟子與孔子一樣，大部分時間都在尋求政治上的突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孟子·公孫丑下)})在孔孟的影響下，儒家后學都有一種自覺的政治要求，都有學而為民生政治的信念。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官方的形式強化了儒學與政治的關系，儒學及儒學引發(fā)的自覺的政治參與意識逐漸成為一種民族性的精神存在。西晉去漢不遠，儒家士族在社會上還普遍存在，再加上統(tǒng)治者的提倡，儒學在西晉的影響力依然極大，在儒家建功立業(yè)、追求不朽的思想指導下，晉初士人亦表現(xiàn)出積極進取的意識。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為不朽。”從此，追求“不朽”成為士人們?yōu)橹畩^斗的目標，成為一種人生觀。據(jù)《晉書》記載，“預好為后世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二碑，紀其勛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現(xiàn)山之上，曰:‘焉知此后不為陵谷乎?，”‘杜預好為后世之名，追求不朽的心態(tài)可見一斑。而“立德”既為“太上”，唯圣人所能，一般士人莫能當之，況且西晉的政治環(huán)境亦無道德可言，所以西晉士人往往把自己的追求目標放在“立功”“立言”上，猶以“立功”為要。
西晉初期，南有東吳，北有戎狄，與晉相攻伐，統(tǒng)一大業(yè)尚未完成，士人面臨的依然是一個充滿機遇的時代，他們渴望能以自己的才華抓住機遇，建功立業(yè)，留名青史。建安時期的英雄主義精神尚未消失殆盡，對西晉士人的思想仍然有著或隱或現(xiàn)的影響，晉初士人渴望能在政治中一顯身手，這與儒家積極進取的意識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士人強烈的功名意識。左思在《詠史》(其一)中高唱:
　　弱冠弄柔翰，卓葷觀群書。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邊城苦鳴摘，羽檄飛京都。雖非甲胃士，疇昔覽《攘直》。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左曬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
咸寧五年(公元279年)，晉武帝司馬炎終于下定決心征討東吳。已近而立之年的左思熱血沸騰，他決心投筆從戎，在統(tǒng)一東吳的大業(yè)中建功立業(yè)。為此，他主動請纓。在詩歌中，左思用自敘的方式塑造了一個文武兼?zhèn)涞膼蹏臼康男蜗?。他發(fā)奮攻讀，才華橫溢，當國家利益面臨威脅時，毅然投筆從戎。“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可說是詩人此時心聲的真實寫照，顯示出詩人強烈的自信心和急切的用世精神。
潘岳在《閑居賦》中亦寫道:“顧常以為士之生也，非至圣無軌，微妙玄通者，則比立功立事，效當年之用。太康元年(公元2g}年)，隨著東吳的滅亡，西晉社會初步實現(xiàn)統(tǒng)一與穩(wěn)定，出現(xiàn)了短暫的太康繁榮。晉初的繁榮和統(tǒng)一之勢，刺激了士人的盛世夢想，士階層普遍表現(xiàn)出一種進取的姿態(tài)。這種態(tài)度代表了晉初士人對建立功業(yè)的希冀，他們希望能在政治上一展身手，有所作為，得到社會的承認。
　　晉初士人不僅追求“立功”，亦追求“立言”。杜預就自稱:“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而且他身體力行，“既立功之后，從容無事，乃耽思經(jīng)籍，為《春秋左氏經(jīng)傳集解》。又參考眾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贊》。杜預是“立功”之后再“立言”，晉初不少士人是把“立言”作為追求“立功”的一種手段。太康時期，是魏晉之際少有的“中興之世”。短暫的統(tǒng)一局面，相對穩(wěn)定的社會環(huán)境，帶來了短暫的經(jīng)濟繁榮。干寶《晉紀·總論》記載:當時社會上“牛馬被野，余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間不閉……其匱乏者，取資于道路，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和平、穩(wěn)定的社會環(huán)境激發(fā)了文人的創(chuàng)作熱情，也給某些文人帶來幻想，認為富強的大一統(tǒng)的大漢帝國時代即將重現(xiàn)，這使他們有興趣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用自己的作品表達對升平社會的歌頌，對理想的追求，尤其一些出身寒素之士更把文學作為表現(xiàn)自己才華、以求仕進的晉身之階。史載張華“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于窮賤侯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磋稱詠，為之延譽”。如成公綏出身寒門，無仕進之機，張華“每見其文，嘆服以為絕倫。薦之太常，征為博士”。這是典型的以文采得仕進的例子。其他如束哲、陳籌等，也是因才華知名而步入仕途，所以“立言”是晉初士人重要的人生追求，并且往往與“立功”結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