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在文學文本中，相似的事件、場景、人物、意象、經驗和感覺重復出現，構成了文本創(chuàng)作和閱讀體驗的基礎。任何事實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于巨大的事件網絡和鏈條中；任何意義也都不能孤立存在，必須依賴共生的語境和意義。只能用意義解釋意義，而文本也只有通過參照文本才能獲得意義。在互文中，既不存在意義的中心，也不存在一個超然的觀察點?；ノ男岳碚摽梢员苊鈴膯我灰暯腔蚓暥热ス铝⒌貙Υ谋?，任何試圖分析或解釋文本的人，都必須參與文本的互動。
　　論文關鍵詞：互文性；文學批評；意義網絡；價值
　　一、互文性的背景
　　互文性，又稱文本間性，是指其他文本或知識對當前文本意義的塑造。在文學理論中，互文性意指通過歸因發(fā)現某一文本(或意義)是從其他文本(或意義)中析取或據以建構的。它著眼于特定文本(或意義)與其他文本(或意義)的聯系?；ノ男允菑V泛存在的，并非單指文本之間的關系而言，歷史的、社會的條件同樣是改變與影響文學實踐的重要因素，讀者先前的閱讀經歷、知識儲備和在文化環(huán)境中所處的地位也可以形成至關緊要的互文性。
　　互文性作為術語是20世紀60年代后期由法國學者朱麗婭·克里斯蒂瓦提出的。朱麗婭·克里斯蒂瓦在她的論文《巴赫金：詞語、對話、小說》中試圖打破關于文本由作者所規(guī)定的傳統(tǒng)觀念，認為文本是它對其他文本、對語言結構本身聯系的產品。
　　“任何文本都是作為引文的馬賽克被建構的，任何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熔鑄與變形”，任何文本都受讀者已經閱讀的其他文本及讀者自身的文化背景影響。這一范疇獲得了后結構主義者的首肯。巴特探討了在文學背景中的互文性，得出了任何文本都是過去的引文的新織物的看法。德里達則將互文性確認為文學研究的唯一方式，將文本理解為自我參照的系統(tǒng)。它因此可以理解為一種不求助于傳統(tǒng)作者觀念的解釋文學與非文學的材料的作用的方式。
　　二、互文性在文學中的意義網絡
　　克里斯蒂瓦提出互文性這個概念的初衷，是在研究語言符號如何在文本結構中派生意義時，注意到了意義的多重性和不可確定性。意義不是由作者直接傳達給讀者的，而是通過其他文本的轉接或過濾形成一系列規(guī)則，分別由作者和讀者共享。在文學文本中，相似的事件、場景、人物、意象、經驗和感覺重復出現，構成了文本創(chuàng)作和閱讀體驗的基礎。
　　任何事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于巨大的事件網絡和鏈條中；任何意義都不能孤立存在，必須依賴共生的語境和意義。只能用意義解釋意義，而文本也只有通過參照文本才能獲得意義?？死锼沟偻哒J為：“‘文學詞語’是文本界面的交匯，它是一個面，而非一個點(擁有固定的意義)。它是幾種話語之間的對話：作者的話語、讀者的話語、作品中人物的話語以及當代和以前的文化文本——任何文本都是由引語的鑲嵌品構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對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轉化?；ノ男缘母拍畲媪酥黧w間性，詩學語言至少可以進行雙聲閱讀。”由于意義的解讀存在不同的參照系統(tǒng)，所以意義的多元性也就難以避免。在文學批評框架下討論互文性，實際上存在三個視角：第一人稱視角，即作者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對其他文本的轉借和改寫；第二人稱視角，即讀者在解讀當前文本時對其他文本的指涉或驗證；第三人稱視角，即文學批評者對第一人稱和第二人稱視角意義的假設與評價。
　　在后結構主義看來，互文性不僅僅表達了文本之間的關系，而是文本交互后產生的實際生成品，是一種意義的循環(huán)和再生。一個主題在過去的文本中反復出現，最終歸于沉寂，而該主題在新文本中得到重新發(fā)掘，相關意義和經驗被喚醒及重塑，并添加了文本創(chuàng)造者新的意義指向和體驗，再由讀者賦予新的解釋和闡發(fā)，該主題和意義得到增殖。所以，互文性不僅是其他文本在當前文本中的復制、嵌入、拼接及編織，而是表達了主題及意義通過文本活動的再生和變化。超文本則是通過文本或文本元素的鏈接，使任何一個文本成為龐大的文本網絡中的一個連接點，文本通過鏈接延展，不僅成為文本網絡中橫向組合中的一個鏈條，而且成為縱向聚合中的組成元素。
　　與互文性相比，超文本體現了文本相互聯結、嵌入和拼接的物理關系，構成一個自足的體系，可以獨立存在，甚至與作者或讀者無關。超文本是強加給文本的外部屬性，是現代網絡技術通過標記語言對傳統(tǒng)文本的“賦碼”，超文本的解釋者仍然是技術，如各種瀏覽器。但是，超文本把互文性的部分屬性和特征具象化了。互文性具有可描述、可分析及可推解的基本特征，屬于一種認識論程序，其基本屬性是心理的和抽象的。
　　互文性的實現需要第一人稱和第二人稱共同完成，即巴赫金的對話理論，“一切莫不歸結于對話”，“一切都是手段，對話才是目的”。超文性與超文本屬于兩個概念，它指一個文本通過直接或間接的轉換從另一個文本中派生出來，“超文性所關注的是文本間故意地、自覺地被賦予的關系”。實際上超文性關注的是文本與前文的關系，是互文關系的一種。互文性從類型上看，可以分為共時互文和歷時互文。在共時互文中，文本處在復雜龐大的共生關系中，各種文本相互指涉，相互依賴，相互參照，其實現程序是作者通過文本編碼植入自己的意向，文本本身以及讀者在解讀文本時自身的知識和經驗體系與文本產生互動；文本在共時互文中通過再現與交互得到延伸和豐富。在歷時互文中，當前文本對前時文本單向指涉和參照，前時文本通過當前文本得到再生和增殖。各種歷史事實和文本通過發(fā)掘和整理獲得重新解讀和觀照，時空的交錯在當前文本中達到暫時的統(tǒng)一或分解。
　　互文性實際上是文本的跨文性。熱奈特區(qū)分了五種跨文性，除了互文性，還有類文性(所謂類文本是由附文，如標題、前言、注釋等，和外文，如書評等構成的)、元文性(即一篇文本與評價該文本構成的指涉關系)、超文性以及統(tǒng)文性。這種分類進一步明確和細化了互文性，是對互文研究的深化。在海明威的作品中，重復出現的主題和人物特征、創(chuàng)傷和掙扎、優(yōu)雅與失敗，羅伯特·彭斯詩中的樹林、白雪以及林中的路徑等自然意象都為互文性理論提供了驗證。
　　互文性在文學批評中得到了積極的響應和應用。黃念然認為，作為一種新型文學理論，互文性理論強調讀者與批評的作用，否認文本的終極意義的存在，強調文本意義的不可知性或流動性，從而更重視批評的過程而不是結果；重視文本間的相互指涉，更看重文本意義的共時性展開；突破了傳統(tǒng)文學研究封閉的研究模式，把文學納入到與非文學話語、代碼或文化符號相關聯的整合研究中，大大拓展了文學研究的范圍，形成一種開放性的研究視野。但是，也有研究者過分相信互文性的能量，對互文性理論進行過度的闡釋。如有研究者認為：“一個文學文本以編碼的語言游戲方式出現，將文本看做是沒有主體的流動的象征符號游戲，這種能指游戲消解超驗意義，文本的意義消解于無限的能指游戲中，文本從意義的暴政下得到解放，進而釋放了在邏各斯中心主義囚籠里的意義多元性。”這恐怕多少有點曲解了互文性的意義。在互文中，文本不是沒有主體，只是非唯主體；能指雖然無限，互文的指向卻有限，其共生的語境、同現的搭配、意義的交集都在某種程度上框定了互文的指向性。從某種意義上說，互文性限制或框定了語言符號能指的無限性，它只是消解了意義的單一性和強制性，卻不能消解意義本身。龐大的互文網絡與積極的意義互動促使意義約定形成，不僅限制了文本編碼無限的自由語用意志，也限制了文本解讀的囂張趨勢。在互文中，無論是作者、文本還是讀者都享有有限的自由，否則就會失去其存在的前提。但是，在這里，意義的邊界是模糊的、動態(tài)的，因為意義產生于交互，而交互具有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