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夫子不為衛(wèi)君”章的政治哲學

　　三、伯夷叔齊何人：《論語》的春秋微言

　　至此，《論語》問答的精微意蘊似乎猶有未盡。為什么是冉有來問?為什么冉有所問的是事關行動作為的問題?衛(wèi)君繼嗣之亂只不過是一個時代亂象的一角。這場變亂中的各方面人物和事件因素，折射了一個時代的變遷大勢。在這個時代變遷中，君子應該如何作為?這或許是在那個時代，包括冉有所問如何作為問題在內的所有問題的共同問題。因此，為了理解《論語》問答的深意，我們就不得不旁涉這場對話發(fā)生于其中的背景。

　　正在衛(wèi)亂未已的時候(魯哀公十一年)，夫子自衛(wèi)反魯，修《詩》《書》、正《禮》《樂》、贊《易》、作《春秋》，垂經典以俟后圣，不再棲惶奔走，“知其不可而為之”了。為什么不再“為之”了?也許自衛(wèi)反魯前夕的“不為衛(wèi)君”隱含了答案：那也許是因為，舊世界(周)已經沒落，新世界(漢)還沒有升起。在這個道之不行的亂世，已經沒有一個值得去“為”的君了，也沒有一個可以拱“衛(wèi)”的國了。

　　一方面，位居正統(tǒng)的衛(wèi)君輒是如此孱弱不堪，雖無大惡，亦乏善可陳：這個幼弱的正統(tǒng)及其衰德，豈不正是周文疲憊、周德衰敗、周天子失權的征象?衛(wèi)君后來“效夷言”而死于夷(越)，這件較小的事件豈不是與后來周統(tǒng)亡于秦的大事一樣，從屬于同一個歷史進程?這樣的舊君還可以幫助嗎，還值得去為之行動嗎?子貢出曰：“夫子不為也”。但是，可以直接說不為嗎?也不行。一個正統(tǒng)的但已失德失時的孱弱舊物，難道不是應該以隱微的書法來曲折地對它求全責備以保存正統(tǒng)禮法的血脈嗎?只不過，春秋的立法者需要等待新的時機和新的形式，等到復質的革命行動之后，再讓這禮文的血脈重新受命，再來文化質野。這個文質相革相救的過程，就是我們嘗試用“春秋道統(tǒng)”這個詞來說的意思。這個過程反復發(fā)生的歷史，就是孔子作《春秋》以來中國政治運行的道路。無論春秋秦漢之際，還是現(xiàn)代中國之變，無不運行在這條“春秋道統(tǒng)”之上。這個“道統(tǒng)”，如果也可以稱為“道統(tǒng)”的話，不是理學虛構的心傳，而是中國歷史實際運行的道路。它從歷史的經驗中來，到政治的實踐中去，而不只是從心性的體驗中來，到天理的思辨中去，雖然它毫無疑問也包含后者。不了解春秋道統(tǒng)的運行方式，就不可能了解今天的中國走到了什么地方;只知道心傳道統(tǒng)，就只能對中國歷史和現(xiàn)實大發(fā)文人的感慨和哲學的牢騷?！对姟肺某?ldquo;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并不是抽象的道學和盲目的信仰，它在《春秋》的文質相復中找到了道路，在漢家制度中得到了落實。子日“吾從周”，也不是要抽象地恢復周文，而是有一套具體的革命更新方案，通過黜周之文而來救周之文。公羊家所謂《春秋》為漢制法雖然有民間神話的成分，為雅士所不喜，但它從漢家制度的政治現(xiàn)實讀出的歷史洞見和政治智慧，卻委實是《春秋》的精髓、道統(tǒng)的血脈。這條道統(tǒng)在今天是否還能傳承延續(xù)，可能維系著華夏中國未來的命運。

　　另一方面，則是代表新世界詐力爭奪原則的蒯聵。他雖然代表了將在后世位居主宰的新生政治原則，但他并不幼弱，而是正當盛年。而且，他所代表的政治原則行將發(fā)跡，一統(tǒng)六合。他的誕生源于腐朽的貴族世界，那個昏聵的公侯(衛(wèi)靈公)和他的淫蕩夫人(南子)的宮廷;他的悖逆肇端于對這個腐敗世界的孕育者之一，他的親生母親南子的謀弒。夫子的時代，這樣的新型君主已經不新鮮了。這類君主誠然是周文貴族禮樂的敗壞者和對立面，但無疑也是它的直接后果?！洞呵铩肥偎氖嗄晔拢泻顭o數(shù)，豈不大抵類此?其中，雖最高典范如齊桓公，亦不免禽獸行。這些新型君主應該去幫助嗎?“夫子不為也”。但是，可以直言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嗎?亦不可。一群孔武有力、逾越禮法的強梁新物，難道不是應該以隱微的書法來貶退討伐嗎?

　　無論如何，現(xiàn)實行動作為的空間已經被這兩種皆不可為之(助之)的新君舊王夾道堵塞了。“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道其不行矣夫”(《中庸》)。在這種新舊對立、古今否隔的兩難處境中，行道的唯一可能性只能是在現(xiàn)實的急促夾逼中暫時退隱，修《詩》《書》、正《禮》《樂》、贊《易》、作《春秋》，通過經典書寫而來從容不迫地為未來開辟道路。這條道路是通達古今的，因為它既不是單純舊文的，也不是片面新法的，而是通三統(tǒng)而大一統(tǒng)的大道、通道。如何大之?通而大之。如何通之?大而通之。這條通達廣大的道路，上承先王大道，下為萬世制法。這條承上啟下、通達古今的道路，便是在行動上“不為衛(wèi)君”的晚年夫子在言辭上制作的憲法，也就是垂空文以俟后圣的《春秋》?！墩撜Z》載：“子在陳日，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說這話不久，夫子就自陳反衛(wèi)，自衛(wèi)反魯。不為衛(wèi)君不只是不為衛(wèi)君，而是含有一個此世不再可為，可為者只有歸裁舊章、制作更新、以俟后圣的意思?！洞呵铩贰墩撜Z》之間，符合若此，其猶一身之表里乎?

　　除了時代的變遷大勢所構成的大背景之外，對話的語境還尤其相關于夫子晚年自衛(wèi)反魯?shù)拇呵镏谱?而夫子晚年的春秋制作又相關于伴隨這一變化的諸弟子變故，其中尤其是子路死衛(wèi)、顏淵早卒。這兩場變故在《春秋公羊傳》的結尾與西狩獲麟的異象一起，構成了經文絕筆引發(fā)的三嘆，而《春秋》何為而作的心志，盡道于此三嘆。子路正冠結纓而死于衛(wèi)，象征一個禮儀莊嚴的周文舊統(tǒng)的壯烈衰亡，而在《論語·衛(wèi)靈公》中被寄予未來通三統(tǒng)希望的顏淵之早逝。則意謂一個新時代的到來為時尚早。子路和顏淵在夫子修《春秋》前后的相繼死亡，分別從繼往和開來兩方面的困境夾逼出了獲麟事件之為“吾道窮矣”的感嘆。

　　《公羊傳》結尾的三嘆，分別對應三種不作為的作為：已經逝去的不再能作為，尚未到來的還不能有所作為，當前能做的只不過是微言立法以俟后圣。同時，正是在這三種不作為的作為中，衛(wèi)國群公子公孫正在為爭國而積極作為，各國公卿大夫、門客游士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規(guī)模積極作為，而且，過不了多久，一個更加普遍積極作為的戰(zhàn)國時代即將到來。正是在這個時代的大背景和趨勢之下，在顏淵、子路和夫子本人相繼辭世前后，孔門諸弟子中也有三種人積極從事三種作為：冉有為季氏宰，參與方興未艾的新賦稅和新軍事改革;子貢相魯衛(wèi)，斡旋于齊魯宋衛(wèi)中原諸國與新興的吳越之間，“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游子夏少年新銳，跟隨晚年夫子受經治學，夫子歿后子夏居西河教授，門徒輩出。以這三個學生為代表的作為類型，可以說分別開啟了后來在戰(zhàn)國時代成為主要行動內容的變法、縱橫和百家論學三種作為方式?？组T師生的三種不為之為和三種積極作為：所有這些都構成了《論語》所載夫子不為衛(wèi)君對話的背景。不考察這些背景，就不可能理解《論語》對話之為春秋微言的意義。

　　《論語》的春秋微言，在“夫子不為衛(wèi)君”章隱藏在兩個似乎與衛(wèi)亂事件無關的古人身上：伯夷叔齊只是隨意被征引來作為仁與讓的典范?在衛(wèi)君繼嗣之亂中談及伯夷叔齊何人，沒有絲毫超出衛(wèi)亂事件之外的深意?

　　伯夷叔齊何人，這個問題并不是在問衛(wèi)君正統(tǒng)繼嗣何人。衛(wèi)君繼嗣何人，這是問及大義的問題。但實際上，對于當時普遍熟諳周禮的公侯大夫士來說，這一類問題其實完全不構成問題。禮崩樂壞，禮樂征伐自諸侯初，陪臣執(zhí)國命，八佾舞于庭，射王中肩，召王狩河陽：那些富有教養(yǎng)的亂臣賊子們之所以做這些僭越的事情，并不是因為不知道這是僭越的;那些出口吐華的貴族們之所以不按照正確的禮儀制度去做，也不是因為他們受的禮儀教養(yǎng)不夠，不知道合禮的行為應該如何。

　　《論語》的問答，《春秋》何為而作，決不在于僅僅是重復一下當時眾所周知的周制禮儀知識，以及練習一下如何把這種知識應用到具體的人事上去。對禮儀的重申和應用練習，誠然構成了《春秋》的主要內容，但是，《春秋》何為而作的意義卻在于，如何在對周禮舊文的重溫和正名性的使用中，隱含著面向未來新時代的立法。這種新的立法既是對時代變化的權變順應，也是對過往傳統(tǒng)的承續(xù)會通。這種舊章新命、繼往開來的春秋心志，表現(xiàn)在《論語》中便不是問“衛(wèi)君繼嗣何人”這樣的大義問題，而是通過“夫子為衛(wèi)君乎”這樣的行動問題而轉問到“伯夷叔齊何人”這樣的微言問題。

　　“伯夷叔齊何人”如何是一個微言問題?在這個微言中如何含有復殷之質以救周文的意思?而且，這樣一種文質相救的春秋道統(tǒng)如何在周文疲弊的亂象中撥亂反正，上通三代而為萬世立法?這可能需要我們對《論語》“夫子不為衛(wèi)君”章所從自出的“述而第七”篇以及與之緊密相承的“泰伯第八”篇做一個總體的結構分析和書法解讀。顯然，這個工作已經超出了我們眼下的題目范圍，只能留待將來的工作了。在準備中的《論語疏解》中，我們將嘗試這一工作。通過這一工作的展開，我們希望能逐步通達如下問題：在一個舊文已經朽壞而新文尚未建立的過渡時代，一個經典的編修者和教育者如何在周文正統(tǒng)名義的正名工作中微言名器的復質，從而建立通三統(tǒng)而大一統(tǒng)的春秋道統(tǒ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