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杜林論學術論文(2)
反杜林論學術論文篇二
《反杜林論》在中國的翻譯及版本流傳簡考
[摘 要]恩格斯的名作《反杜林論》是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經(jīng)典著作之一，曾有多種中譯本出版，主要包括吳亮平全譯本、各種摘譯本和部分譯本、中共中央編譯局全譯本。這些中譯本使恩格斯撰寫的這部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著作在中國得到廣泛的傳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翻譯、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歷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讀者接受、理解和思考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歷程，梳理這部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著作在中國的翻譯、出版與傳播史，對于我們深入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反杜林論》;吳亮平;中譯本;版本流傳;簡考
[中圖分類號]A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426(2012)06-0019-04
恩格斯的名作《反杜林論》是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經(jīng)典著作之一，就其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發(fā)展以及對國際工人運動的影響來說，幾乎僅次于《共產(chǎn)黨宣言》。馬克思認為，“真正有科學知識的人，都能夠從恩格斯的正面闡述中汲取許多東西。”[1]列寧稱《反杜林論》是恩格斯在1870年以后寫成的最重要的著作，認為它“分析了哲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中最重大的問題”。[2]他還稱贊《反杜林論》是徹底的唯物主義的典范之作，認為它對于有覺悟的革命的工人來說是必不可少的讀物。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時期，這部著作不僅是高等院校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著作教學的重要內(nèi)容，也是領導干部學習和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文獻，曾有多種中譯本出版，梳理這部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著作在中國的翻譯、出版與傳播史，對于我們深入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具有重要意義。
一、《反杜林論》的學術價值與歷史意義
《反杜林論》涵蓋了恩格斯關于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jīng)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觀念，以論戰(zhàn)的方式清晰地指出杜林對這三個學科的錯誤論述，在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因為列寧將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jīng)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看做馬克思主義的三大組成部分，《反杜林論》被東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視為馬克思主義的百科全書，所以得到了認真、深入而詳實的解讀。
恩格斯擔心人們認為他在《反杜林論》中建立“體系”，因此在《反杜林論》第1版序言中曾指出，由于“杜林先生的‘體系’涉及非常廣泛的理論領域，這使我不能不跟著他到處跑，并以自己的見解去反駁他的見解。”[3]在這種情況下，《反杜林論》在形式上呈現(xiàn)出“體系”的特征。恩格斯還專門對“體系”進行了批判：“‘創(chuàng)造體系的’杜林先生在當代德國并不是個別的現(xiàn)象。近來，天體演化學、一般自然哲學、政治學、經(jīng)濟學等等的體系如雨后春筍出現(xiàn)在德國。最不起眼的哲學博士，甚至大學生，動輒就要創(chuàng)造一個完整的‘體系’”，而“這本書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個體系去同杜林先生的‘體系’相對立”，[4]這只是一種無奈的做法。
但是，正是這部跟杜林“到處跑”，正確而系統(tǒng)地闡述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在發(fā)表以后卻產(chǎn)生了極為廣泛的影響和很好的效果。正是“不得不”在論戰(zhàn)中建立起來的“體系”，讓廣大工人和德國社會工人黨內(nèi)的領導人都理解了原本艱深晦澀的馬克思思想：“消極的批判成了積極的批判;論戰(zhàn)轉變成對馬克思和我所主張的辯證方法和共產(chǎn)主義世界觀的比較連貫的闡述，而這一闡述包括了相當多的領域。”[5]正如康·施米特所指出的：“這部著作引導當時黨內(nèi)許多不甚了解馬克思主義偉大思想的人提高了認識，并對后來的發(fā)展起了決定性作用”，“盡管恩格斯在自然和歷史中自由馳騁，可是各個細節(jié)與匯成一個具有統(tǒng)一思想的宏偉整體的聯(lián)系是多么緊密!”[6]也就是說，《反杜林論》以大眾化的筆觸清楚明白地表達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使很多不了解馬克思主義的人們盡快提高認識，并且更好地指導實踐，因而在馬克思主義傳播進程中體現(xiàn)出重要的實際意義。
1894年，伯恩斯坦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反杜林論〉》一文中對這部著作所產(chǎn)生的積極影響也作了充分說明：“沒想到這是一件幸事。清算杜林這項十分明確的工作，使社會主義得到一本第一流的教科書，它通過連貫的通俗的論述，列舉各個科學領域中的例子，第一次闡明了現(xiàn)代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基本思想，盡管社會主義者自那時以后對杜林的興趣已經(jīng)降到‘絕對冰點’但絲毫無損于這部著作的價值。”[7]1925年，考茨基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中更明確地指出：“《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1878年)徹底清算了杜林，其意義遠遠超過了(70年代的)那些小文章，產(chǎn)生這本書的背景早已被人遺忘，它的論戰(zhàn)部分的針對性也已消失，但是對馬克思主義來說卻是意義重大的。這本書第一次詳細而透徹地從各個方面闡明了馬克思主義的特點，特別是它的辯證唯物主義及其唯物史觀，剖析了當時流行的折中主義的社會主義。當時我們都很尊敬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推崇《共產(chǎn)黨宣言》和《資本論》。但是，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出版以后，我們才開始比較深入地探究了馬克思主義的思維方式，開始系統(tǒng)地按馬克思主義來思考和工作了。從那時起才開始出現(xiàn)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學派。”[8]由此可見《反杜林論》的學術價值和歷史意義，這種價值和意義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得到了生動的詮證。
二、《反杜林論》的吳亮平譯本與其它中文摘譯本和部分譯本
《反杜林論》被介紹到中國是在“五四”運動以后。1920年前后，各地共產(chǎn)主義小組相繼成立，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傳播較為廣泛。當時的《新青年》、《國民》、《每周評論》、《建設》等進步刊物相繼發(fā)表了很多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著作的譯文以及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1920年12年出版的《建設》雜志3卷1號上刊載了一篇題為《科學的社會主義與唯物史觀》的譯文，這是《反杜林論》第三編“社會主義”的一部分，也是《反杜林論》最早和中國讀者見面的中譯文。[9]
完整的《反杜林論》第一個中譯本是由吳亮平翻譯的，這位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翻譯家對《反杜林論》在中國的出版和傳播作出了彪炳史冊的貢獻。吳亮平1908年生于浙江奉化，15歲時考取了上海大廈大學經(jīng)濟系，被譽為“江南神童”。1925年，他由惲代英介紹加入中國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同年，與張聞天、王稼祥、左權、伍修權、朱瑞、趙一曼等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7年在張聞天等5人介紹下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他精通英、俄、德三種語言文字，在蘇聯(lián)學習期間曾與張聞天等人共同翻譯了《法蘭西內(nèi)戰(zhàn)》、《國家與革命》、《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fā)展》等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著作。也正是在這段時間，他為《反杜林論》的翻譯準備了很多資料，回國后正式開始翻譯。
1929年秋，吳亮平從莫斯科回到上海，分配在中共中央宣傳部。1930年5月，由于受王明的打擊，吳亮平被撤職，但他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決心沒有改變。白天，經(jīng)地下黨員張慶孚介紹，他在一所大學代課，維持生計;夜里，從事《反杜林論》的翻譯。1930年的上海被白色恐怖所籠罩，秘密翻譯一部27萬字、理論高深的宏偉巨著，談何容易!吳亮平遇到的困難常人難以想象。時值炎熱的盛夏，酷暑難熬，他埋頭于簡陋的亭子間，揮汗譯著。一方面，他時刻提防國民黨特務的跟蹤盯梢，飲食起居沒有規(guī)律;另一方面，為了力求譯文的準確，他對照俄、日兩種文字的版本進行翻譯。從6月到8月，他廢寢忘食地譯完了這部“馬克思主義的百科全書”，之后交給上海江南書店出版。
1930年11月，江南書店出版了吳亮平翻譯的《反杜林論》第一個中文全譯本，署名吳黎平。該書32開橫排本，分平裝和精裝兩種。米黃色封面，上端用粗黑體美術字橫題書名：反杜林論。下端署有“上海”、“江南書店印行”和“1931”字樣。扉頁赤字紅邊，正文橫排，共601頁。正文前還有寫于1930年10月26日的“譯者序言”。
該版《反杜林論》出版不久，吳亮平就被國民黨逮捕，關押在上海提籃橋監(jiān)獄。他在監(jiān)獄中堅貞不屈，團結同牢難友，同敵人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把敵人的監(jiān)獄變成了秘密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特殊學校。吳亮平曾說，《反杜林論》幸好譯得快，不然，就有夭折的危險。如同19世紀《反杜林論》在德國出版后，俾斯麥政府實行反社會黨人“非常法”沒有能夠禁止馬克思主義在德國和歐洲的傳播一樣，《反杜林論》中文全譯本一旦出版，就會在中國大地扎根并廣泛傳播。
吳亮平翻譯的《反杜林論》“在三年中間，曾經(jīng)銷行了四五版”[10]，主要的版本有：1931年8月，江南書店再版吳亮平譯本。1932年7月，上海筆耕堂重印，改豎排平裝本，譯者署名吳理屏。1937年，上海生活書店重印，豎排平裝本，譯者署名吳理屏，書前有張仲實翻譯的珀斯納(V.Posner)的《〈反杜林論〉出版六十周年紀念》一文。這對當時的讀者了解《反杜林論》很有幫助。1938年3月，《反杜林論》又被上海生活書店重印，以應當時讀者的急需。1939年5月，重慶生活書店重印，封面印有“世界名著譯叢之三”字樣，書前也收錄了《〈反杜林論〉出版六十周年紀念》一文和“譯者序言”。
1932年，被營救出獄的吳亮平輾轉到中央蘇區(qū)，從事經(jīng)濟工作。當時，毛澤東非常重視馬克思主義著作，想方設法從各處收集，其中就收集到了吳亮平翻譯的《反杜林論》。毛澤東得到這部著作后愛不釋手，多次同吳亮平探討《反杜林論》中的理論問題。他不僅注重書的內(nèi)容，而且還注意譯文是否優(yōu)美。例如在該書哲學篇第十一節(jié)的末尾，吳亮平用了“太過沉溺于杯中”，毛澤東看了說：“這樣好，有味。”他還認為吳黎平這個署名很好。[11]
1937年，吳亮平隨紅軍經(jīng)過長征來到延安，繼續(xù)從事宣傳工作。1939年，在毛澤東的鼓勵下，他用了半年的時間，根據(jù)蘇聯(lián)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1938年訂正的新俄譯本、德文原本和英文本，重新審校了《反杜林論》的譯文，更正了許多初譯時由于地下工作條件惡劣而導致的誤譯。此時，延安建立了印刷廠，這個校訂本就在1940年8月由抗戰(zhàn)書店出版。全書為豎排32開本，用的是粗糙的通廉紙。書前有根據(jù)蘇聯(lián)哲學家尤金的文章編譯的《〈反杜林論〉內(nèi)容大要》，以及吳亮平于1940年7月7日寫的《〈反杜林論〉中譯本出版十年小序》。在這篇《小序》中，吳亮平簡述了《反杜林論》中譯本出版后經(jīng)歷的十年滄桑，并對該書的內(nèi)容作了提要鉤玄。此外，在這一版的正文中還附有注釋。1978年，吳亮平在《〈反杜林論〉中譯本的五十年》一文中寫道，“《反杜林論》的1940年校訂本，對我說來始終具有很大的紀念意義。因為它是我在毛澤東同志的親自鼓勵督促下完成的。假如說，1930年我第一次翻譯《反杜林論》時，主要還是出于對馬列著作和革命理論的樸素感情(當時我才二十二歲)，那么到了這時，我在毛澤東同志教育下，對搞好《反杜林論》這本名著的譯本的認識是比較提高了一些。”[12]
直到20世紀80年代，吳亮平翻譯的1940年版《反杜林論》還多次被重印，可見他的譯本在中國的傳播過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這些重印版本是：1947年1月，上海生活書店重印，32開豎排平裝本。1949年12月，三聯(lián)書店重印，注明初版，32開豎排平裝本，封面印有“馬列主義理論叢書”字樣。1950年11月，三聯(lián)書店重印，注明第2版，大32開，橫排平裝本，封面印有“馬列主義理論叢書”字樣。1951年5月，三聯(lián)書店重印，注明上海第4版，大32開，橫排平裝本，封面印有“馬列主義理論叢書”字樣，書后附勘誤表。1951年6月，三聯(lián)書店重印，注明第3版，大32開，橫排平裝本，封面印有“馬列主義理論叢書”字樣，書后附勘誤表。
1951年開始，吳亮平對《反杜林論》的譯本作了第二次校訂。這次校訂是根據(jù)1950年俄文本，同時參照德文原本和1954年莫斯科的英文本校譯的。這次的校譯工作直到1955年12月才全部完成。他重新翻譯了《反杜林論》的前十四章。1956年2月，該校譯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注明新一版，大32開，橫排平裝本。書中有著者注、譯者注、俄文版編者注，書后有吳亮平寫于1955年12月12日的“校譯后記”。此后至1965年3月，該版印制了14次之多。1963年9月還出版了十六開大字本。
1973年3月，周恩來在一次干部會上說，他同毛主席談到吳亮平，毛主席說，吳亮平在20世紀30年代翻譯了《反杜林論》，把馬克思主義引入中國，他是第一代馬克思主義理論翻譯者。后來在陜北為我和斯諾談話做翻譯，把中國共產(chǎn)黨和中國革命情況介紹到全世界。大禹治水是用疏導的辦法，有進有出，吳亮平在翻譯上這一進一出，意義很大，其功不下于大禹治水。[13]此后，毛澤東對吳亮平“其功不在禹下”的評論被廣為傳播，這促成吳亮平可以再次較為仔細地校對《反杜林論》。
1974年，吳亮平根據(jù)德文版再次對譯文作了“名詞上文字上的校訂”，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2版。這個版本為大32開，橫排平裝本，書中有著者注、譯者注、俄文版編者注，還增加了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fā)展》英文版導言。書后附吳亮平寫于1973年11月的“校譯后記”。該版共印制15次。1980年8月，三聯(lián)書店出版了吳亮平對《反杜林論》的第四次校譯本，書后附有吳亮平寫于1978年11月的“校譯后記”。1986年，這位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翻譯家與世長辭。 新中國成立前，除了吳亮平翻譯的《反杜林論》中文全譯本之外，還有很多學者翻譯了該書的中文摘譯文或部分譯本。[14]盡管這些譯本均不完整，但是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中國的傳播也起到了不可忽視的歷史作用。了解這些摘譯本或部分譯本的版次和內(nèi)容，有助于思考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中國的傳播進程。
這些摘譯本或部分譯本主要有：(1)葉作丹摘譯《反杜林論》哲學編第七節(jié)“自然哲學。有機界”中“達爾文學說部分”[15]，標題為《達爾文學說之基礎的要素》，載于1930年6月出版的《馬克思學體系》第三冊第39—41頁。(2)錢鐵如譯，《反杜林格論——哲學·經(jīng)濟學·社會主義·批判》，1930年12月上海昆侖書店出版，該譯本分為上下冊，但現(xiàn)在只見上冊，包括三版序言、緒論和哲學編。全書共228頁，32開，豎排平裝本。正文前有“譯者的話”(寫于1930年8月30日)，書中有譯者注。這個譯本后來沒有再版過。(3)杜畏之擇譯《反杜林論》第2版序言和“概論”部分第1-6自然段，標題為《反杜林論別序》、《現(xiàn)代自然科學中之辯證法》，收錄于1932年8月出版的《自然辯證法》第159-168、557-560頁。(4)程始仁摘譯《反杜林論》“概論”部分，標題為《唯物辯證法與馬克思主義》，著者譯為“昂格思”。載于1930年4月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的《辯證法經(jīng)典》第135-158頁。(5)周建人摘譯《反杜林論》第一編第3、6、10、11、12、13節(jié)，第二編第2、4節(jié)，第三編第2、5節(jié)的部分章節(jié)和段落，標題為《杜林君在科學中的革命》。載于1948年8月出版的《新哲學手冊》第24-84頁。(6)梁武譯，《新哲學典范》和《新經(jīng)濟學典范》，1949年10月上海文源出版社出版，《新哲學典范》包括：《反杜林論》第1版序言，引論第2節(jié)“杜林先生許下了什么諾言”和第一編哲學編。全書共127頁，32開，豎排平裝本?！缎陆?jīng)濟學典范》包括：《反杜林論》的第二編政治經(jīng)濟學編，書前有寫于1949年7月的“編者序”。全書共134頁，32開，豎排平裝本。
此外，鄭易里還摘譯了《〈反杜林論〉的準備材料》第2編第2章和第3編第1章，標題分別為《奴隸制度》和《傅利葉》，載于1950年9月版《自然辯證法》第374-375、375-376頁。從“準備材料”中可以更好地把握恩格斯撰寫《反杜林論》的思想歷程。
三、中共中央編譯局編譯《反杜林論》各版本
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著作翻譯和研究最權威的機構，中共中央編譯局在1970年12月編譯了《反杜林論》單行本第1版(人民出版社出版)。該譯本正文根據(jù)《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0卷譯出，書后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fā)展》英文版導言，譯文根據(jù)1958年英文版《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譯出，并參考了德文本和俄譯本。書后還附有注釋230條。后來，該譯本收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1971年3月出版)。1972年，該譯本又被收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
中共中央編譯局編譯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95年版(中文2版)第3卷收錄了中共中央編譯局再次根據(jù)德文校改的《反杜林論》。199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共中央編譯局編譯的《反杜林論》單行本第2版。這個版本主要采用《馬克思恩格選集》中文2版第3卷中《反杜林論》的譯文，正文根據(jù)德文重新校改過。為了方便研究者對《反杜林論》的深入研讀，這版單行本還編入了《〈反杜林論〉的準備材料》和《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杜林和〈反杜林論〉的書信摘選》。2009年，中共中央編譯局編譯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再次收錄《反杜林論》譯文，其譯文主要根據(jù)《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MEGA2)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的原文重新作了審核和修訂。此外，還收錄了《〈反杜林論〉的準備材料》、恩格斯的《步兵戰(zhàn)術及其物質基礎。1700-1870》以及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fā)展》中對《反杜林論》正文所作的補充和修改。
此外，民族出版社根據(jù)中共中央編譯局翻譯的中譯文《反杜林論》出版了蒙文版(1972年12月)、藏文版(1973年8月)、維吾爾文版(1972年7月、1978年6月兩版)、朝鮮文版(1972年10月)、哈薩克文版(1975年10月)等民族文字譯本。新疆人民出版社于1977年3月出版了托忒蒙古文版。[16]
綜上所述，《反杜林論》的中譯本各版本主要包括吳亮平全譯本各版本、各種摘譯本和部分譯本、中共中央編譯局全譯本各版本。這些中譯本使恩格斯撰寫的這部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著作在中國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翻譯、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歷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讀者接受、理解和思考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歷程。人們對《反杜林論》中很多觀點耳熟能詳，并運用其中的立場和方法思考日常生活中的現(xiàn)實問題，體現(xiàn)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力量。回顧《反杜林論》在中國的傳播史，可以從文獻傳播的視角理解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發(fā)展的學術背景，這對我們進一步促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無疑具有不可忽視的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3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2.
[2]列寧全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9.
[3][4][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9)[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8，8.
[6][8]參見曼·克利姆.恩格斯文獻傳記[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476，477.
[7]愛·伯恩施坦.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反杜林論》[J].《新時代》.1894-1895，(1)：172.
[9]參見《反杜林論》中譯版本瑣記[J].《四川圖書館學報》，1982，(3).
[10]吳亮平.《反杜林論》中譯本出版十年小序[C].《反杜林論》[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51：35.
[11][12]吳亮平.《反杜林論》中譯本的五十年[C].《馬恩列斯研究資料匯編》(第一集[下])[M].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編輯出版部(內(nèi)部資料).
[13]參見雍桂良等.吳亮平傳[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162.
[14][16]參見北京圖書館馬列著作研究室編.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譯文綜錄[M].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108-110.111.
[15]摘譯部分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0)[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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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會科學學術論文
5.法學學術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