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我國基本政治制度的政治論文怎么寫(2)
我國基本政治制度的政治論文篇二
政治制度設計的基本原則
在200多年前，美國立憲制度的奠基者之一漢密爾頓就提出了一個至今仍然值得人們深思的 問題 ：“人類 社會 是否真正能夠通過深思熟慮和自由選擇來建立一個良好的政府，還是他們永遠注定要靠機遇和強力來決定他們的 政治 組織。”美國政治學家文森特·奧斯特羅姆正是在這一問題的激勵下，開始了他對復合共和制政治 理論 的思考，這一思考雖然以《聯邦黨人文集》為基礎，并著眼于美國立憲實驗的經驗，似乎并非有些喜歡獨創(chuàng)理論的人所喜歡的那樣是奧斯特羅姆教授自己所獨創(chuàng)的理論，但是其中所包含的“智慧的美玉”卻依然值得我們珍視。奧斯特羅姆教授認為，從 歷史 上來看，政治制度的抉擇，的確是強力和偶然性決定的，人類似乎還沒有能夠根據深思熟慮和自由選擇來設計良好的政府制度。但是，美國的立憲實踐，卻是破天荒第一次以深思熟慮和自由選擇為基礎的。雖然政府的建立出于機遇和強力是大多數人類社會普遍的現象。但是美國立憲實踐表明，人們能夠通過理性的行為和榜樣，并基于深思熟慮和自由選擇，來建立并維持立憲政府體制。復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論，就是指導這一制度設計的藍圖。
奧斯特羅姆認為，要設計復合共和制，首先要假定，在政治制度設計中個人是最基本的考慮單位。政府的行為派生于個人的利益;如果要有效果，政府行為必須與個人的行為相聯系;這樣，政府的運作就能夠與具有特殊行為能力的個人行為相協(xié)調。其次，還要假定，個人是自利的，會努力強化自己的相對優(yōu)勢。然后假定，人具有 學習 的能力，也有犯錯的可能性。最后，在此假設的基礎上，可以認為理性和正義的條件、社會組織條件取決于某種形式的政治秩序，這就是政治約束的原則。只有這樣，人們才可以在人與人之間建立持久的雙贏關系，而不是雙損關系。
政治制度的設計，本質上是一種立憲的選擇。立憲選擇與 法律 的選擇有根本的區(qū)別。法律是政府制定的、政府能夠更改的，而憲法卻是由人民制定、政府不能改革的。“如果政府可以自由地界定自己的權威，那么它們就不會有積極性來制約權威的運作。進而言之，掌握政府權力的人就有積極性去運用這些特權來牟取私利，并損害那些反對他們的人。憲法的目的是引入限制，制約尋求這種機會，使這些人遵守……‘限權憲法的一般原則’”。立憲選擇有著特別的程序，它始于非正式的建議的程序，然后再進入批準的程序，并且在批準程序中可以應要求而進行修改。這一程序不同于政府制定操作性法律的立法程序。要使憲法高于立法機關的制定法，確立司法獨立。而且憲法如果要成為操作性的法律工具，就要設計得非常精確、嚴密。憲法不應該是一種一般道德的陳述， 自然 也不應該只是一種宣傳品，或者是某些人意志的表現，而應該是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真正起到促進雙贏關系、遏制雙損關系的作用。
奧斯特羅姆認為，政治制度設計是一項高度 藝術 性的工作。為操作性的政府體制設計一部憲法，不可能是任何單一價值最大化的結果，因為大多數價值邊際效用遞減。因此，更大的收益要求各項價值之間的均衡，在此各類價值并不維持恒定的比率。所以，綜合價值的最大化往往主要派生于某一特定價值的最大化。完備類型的概念如完備的民主、充分的自由、徹底的平等等，是一種有用的概念，但只能作為設計的出發(fā)點，而不能當作是終極的目標。這一 分析 ，顯然符合 現代 經濟 學中的均衡分析原理。
奧斯特羅姆從《聯邦黨人文集》中歸納出了如下政治制度設計的定理：
1. 所有個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斷者;
2. 沒有人適于審理自己涉及他人利益的案件;
3. 由于同樣的理由，不，由于更充分的理由，人們不宜于同時既做法官又做當事人;
4. 野心必須用野心來對抗;
5. 個人的利益必須與立憲權利地位聯系起來;
6. 手段必須與目的相稱，期望通過自己的作用達到任何目的的人，應該具有用以達到目的的手段;
7. 在每種政治制度中，增進公眾幸福的權力，包括一種可能被誤用和濫用的自由裁量權;
8. 那里的一成不變的目的是按這樣的方式來劃分和安排某些公職的，以便彼此有所牽制──使個人的私人利益可以成為公眾權利的保護者。
這八條定理是復合共和制政治理論的基本原則。
這些原則可用于解決如下問題：
l 所有權力集中在同一人手中，不論是一個人、一些人或許多人，不論是世襲的，自己任命的，或者選任的，都將導致暴政;
l 黨派就是一些公民，團結在一起，被某種共同的利益所驅使，反對其他公民的權利，或者反對社會的永久的和集體的利益;
l 自由于黨派，如同空氣于火;
l 如果一個黨派不構成多數，可用共和制的原則來求得解決，這就是使多數人用正規(guī)投票的 方法 來擊敗其陰險的企圖。
比較難以處理的是這一問題：當一個黨派構成多數時，民主政府就能夠為了多數的情感或利益犧牲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權利。
這一問題實際上就是奧斯特羅姆所說的單一共和制的病根。那么，如何遏制多數派實施暴政呢?奧斯特羅姆認為，復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論通過把政府建立在人類自治能力基礎上，就可以解決這一問題。用足人類的自主治理能力，就能夠擺脫多數派暴政的弊害。
復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論認為，要解決多數派的問題，就應該把政府建立于人類自治能力的基礎之上，尤其是建立在人類自治能力的根本局限之上。規(guī)模原則表明，在任何協(xié)商集團中都存在著基本的限制條件，它起源于這一事實，一次只能有一位演說者能夠被傾聽并得以理解。有序的深思熟慮，要求演講和溝通都遵守一次一個的規(guī)則。任何大型協(xié)商大會的運作，無論是直接民主還是代表大會，都取決于選擇若干人去行使設定議程、控制協(xié)商的特權。隨著成員規(guī)模的擴大，領袖人物主導性逐漸增加，而集團成員在協(xié)商方面的 影響 力將逐漸減少。民主安排讓位于寡頭控制。
政治代議制可以部分地解決規(guī)模原則的問題。這是共和制有別于民主制的地方。通過選任代表的制度機制，共和制政府比直接民主制能夠涵蓋更多數量的人民和更廣闊的地區(qū)。不過，即便是在政治代議制中，規(guī)模原則也起作用，為了防止少數人專制，就有必要使代表達到一定的數目，而為了防止人數過多的弊端，則又必須限制代表的數目。“規(guī)模原則既適用于代議機關，也適用于政府單位的綜合規(guī)模。如果不注意規(guī)模原則的約束，那么政府的外貌可能變得民主，但是使得它得以活動的精神將是更多的寡頭政治”。
奧斯特羅姆認為，多數統(tǒng)治只能導致更多的沖突，而不會導致持久的政治穩(wěn)定，因而也不能保障包括多數人在內的所有人的權利和利益。而一個共和國一旦得了共和病，鄰國也很快會感染上這種疾病，最終使政治秩序陷入互損的邏輯而無法自拔。他概要地描述了共和病的成因及其流行的機制：“如果一個多數派能夠支配一個共和國的政府，并運用其支配地位以他人的利益為代價牟取私利，那么受其損害的人就會通過結盟的力量來試圖使其損失最小化。在沒有其他辦法來尋求更為合意的解決方案時，遭受的剝奪越極端，受剝奪者就越會愿意運用極端的手段。沖突就可能升級到這一點，一個社會中的各個黨派互相把對方視為敵人，并運用強制統(tǒng)治工具進行相互之間的戰(zhàn)爭。如果一個鄰近的共和國為一個黨派所支配，而該黨派與一個共和國中處于被壓迫地位的黨派關系密切，國內問題很快就會損害兩個共和國之間的關系。沖突就會在相互譴責中升級，圖謀干預對方的事務，相互圖謀實施集體性質的制裁。這樣，共和國的憲法就會讓位于維持有組織戰(zhàn)爭狀態(tài)的要求。”
人類自治能力具有局限性，這并不表明人類應該屈從于單一權力中心的統(tǒng)治，成為寡頭鐵律的奴隸。沒有必要由單一權力中心來支配所有其他人。較小的利益群體能夠根據自治原則組織起來，并在治理自己內部事務方面保持自主。為若干不同社群所共享的利益集團，能夠組織起來，成為自主自治權威主體。該原則可以從地區(qū)性利益社群擴展到全國乃至國際利益社群。共和制度既能夠在較小的社群中也能夠在較大的社群中得到培育。聯邦體制中有許多政府單位，單一制全國性國家中只有單一的終極權威中心，任何一個黨派取得支配地位的可能性，在聯邦體制中要小于單一制全國性國家。自治原則運用于聯邦體制中共存的政府，是復合共和制政治理論的重大創(chuàng)新。
復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論意味著共和國要有適當的結構與范圍。只是擴大共和國的范圍，可以包容更加多樣的利益群體。但是，如果在整個國家只創(chuàng)建了一個單一的政府權威中心，規(guī)模原則所固有的寡頭傾向就會使一個派別輕易地支配其他利益群體。在復合共和制中，不存在任何單一壟斷的公共權威。建立多個代表不同利益群體的權威。每一個權威均為自治共和制原則所支配。適當的結構，才是復合共和制有別于單一共和制的核心所在。復合共和制的活力就在于當政治制度覆蓋面相當大時，它能夠包容更多的利益，并且不必借助于高度集權的制度。這種制度特別適合于大國，它能夠使大國在實現民主政治目標的同時不因受規(guī)模原則的制約而蛻化為專制制度。
法國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鳩說過，“如果一個共和國是一個小國，它就會被外國勢力所摧毀，如果它是一個大國，則會為內部的不完善而摧毀。”奧斯特羅姆認為，這一結論適合于單一制共和國，而復合共和國則能夠避免這一問題。因為復合共和制意味著全國性政府也直接面對公民個人，而不是封建制式的“分級管理”，即每一級政府各自管理下級政府，而不面對公民個人。在復合共和制中，有限的全國政府能夠塑造得就有關超出單個地方政府范圍之外的事務，代表人民作出決策。但它的權限是有限的，僅限于與公民有關的具有全國性的公共事務。在復合共和制中，“每一個政府，包括州政府和全國政府，都被設計得具有其自己的意志，并在本質上相互獨立。每一個政府都能夠代理公民個人，關心個人的希望和恐懼，擁有一切手段，并有權采用一切方法，以執(zhí)行委托給它的權力。那些可以分別提供的事務，則根據自治原則，由各州內的政府處理。那些需要共同關心的事務，不能由各州分別處理，則要根據共存運作的自治原則由有限的全國政府處理。”復合共和制原則提供了節(jié)約使用各級政府優(yōu)勢的方法，可以充分發(fā)揮各級政府的優(yōu)勢，從而能夠避免邦聯性質的共和國的錯誤，自然也能夠避免大共和國必然成為專制國家的錯誤。在這一原則指導下，奧斯特羅姆以《聯邦黨人文集》為基礎，概括了復合共和制中全國政府與地方政府以及各級地方政府之間的權力安排。這些原則與現代公共選擇和制度分析理論的原則是一致的。當然，復合共和制也安排了眾多的政治代議制度，從而使在時間和空間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復雜性的利益能夠有適地適時的、各種各樣的代表途徑。
任何權力都有自我擴張的傾向。擁有最高權力的全國性政府，其權力擴張的可能性最大。如何制約政府的權力擴張，從而使其成為有限政府，而不是無限政府呢?取消政治權力，使每一個人在政治權力上人人平等，這是沒有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因為任何政府的基礎都是政治權力的不平等配置。要控制政府權力擴張，關鍵在于建立適當的制度安排，各級政府權力橫向配置遵循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就是制約政府權力擴張、保障有限政府的重要制度安排。這些安排是立憲安排，不能為直接行使政府權力的人所改變。這些安排就是立法、司法和行政權力之間的分立與制衡原則。
當然，權力分立與制衡的安排只是輔助性的預防措施。最核心的措施還取決于個人的權威，取決于復合共和制中多個決策權威中心的相互分立和制衡。“復合共和制并不只是聯邦政府體制中多個自主政府單位的復合，而且還是每一個政府單位內決策結構的復合。如果任何一個決策結構或者政府單位取得了支配其余決策結構或者政府單位的地位，并長時間得以維持，那么這樣一個體制就失敗了。要維持這樣一個有著許多否決權的、復合的結構，主要依靠使憲法作為可實施的 法律 進行運作。只要人民理解這樣的邏輯關系所固有的基本概念，并擁有適當的結構來恰當地落實這些概念來約束相互之間的關系，并制約行使政府特權者，我們就可以預料這樣的體制的組織結構在實踐上是非常復雜的。復合共和制用立憲選擇原則來規(guī)范和控制政府單位之間的關系，以及政府單位內部各部門之間的關系。這一體制的活力，關鍵就在 政治 治理關系中由人行使的權威。”因此，限權憲法的一般 理論 所固有的不可剝奪的權利或者個人的權威是復合共和制政治理論的關鍵因素。它表明，“任何個人能夠有權向政府當局就政府是否恰當地行使了其特權提出并實施法律的訴求。立憲政府體制結構中統(tǒng)治者要服從法治，這一結構的根本要素是，任何個人能夠提出訴求的權威，或者任何個人擁有不可剝奪的權利。”當然，個人的權威也需要有適當的制度保障，從而使個人在尋求權利救濟時不至于去尋求不正當的暴力手段，或者尋求不正當的行賄、尋租等手段。個人擁有不可剝奪的權利，這些權利既有實體的制度安排，也有程序其的制度保障，從而實現有限政府，制約政府的權力，這顯然也是復合共和制的基本要素。
復合共和制分立的決策結構每一個部分都有各自的構造，以此為基礎的政府權威組織，為個人提供了多種多樣的機會，使個人個別地和集體地表達其偏好，對政府權威機構提出要求。通過國會議員、總統(tǒng)、副總統(tǒng)的限任制可以得到政治救濟。通過參眾兩院大量的議席可以得到立法救濟。通過忠實地執(zhí)行法律的行政責任制可以得到行政救濟。依據正當的法律程序，任何人有權要求考慮其申訴狀以及要求判決以糾正錯誤，以此可以獲得司法救濟。最后，通過變更和修正憲法本身的活動，可以得到憲法救濟。
多種多樣的決策結構，能夠容納單個或者集體行動的個人需求，這就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使個人的疾苦眾所周知，并為公共協(xié)商所考慮。這樣的制度可能在阻撓惡法的時候也阻撓良法。但是奧斯特羅姆認為，“分歧大到這一地步，以致人民將選擇救濟措施以增進自身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只能說持不同意見的人會看出采取其代價高于尋求另外一些解決方案的某一措施所可能導致的結果。在存在實質性分歧的情況下，延遲采取措施所冒的風險往往較小，而無法估計采取輕率行動所帶來的成本所冒的風險往往較大。”如果這些制度安排妨礙了國防這樣的緊急的危害，那么憲法可以通過緊急條款，賦予總統(tǒng)以緊急狀態(tài)下所特有的緊急處理權。但并不一定為了偶然的緊急 問題 的需要而犧牲復合共和制的制度安排，因為緊急問題畢竟是一種非常態(tài)的問題。并且為了避免緊急處理權被濫用，緊急處理權本身也應該符合特定的程序，并在事件發(fā)生之后接受審查，以減少緊急處理權遭到濫用的可能性。
復合共和制政治理論的基礎是“政治約束的原則可以被用來使這些可能性最小化，即某些人，尤其是某一多數派，在決策中占支配地位并剝削他人，牟取先發(fā)制人的優(yōu)勢。這些安排允許任何人運用實踐和結構多樣的制度設置去表達其根本的利益。不存在占支配地位的單一結構。相反，我們假設任何決策的基礎可能是錯誤的概念，沒有適當地 計算 過對個人的后果是什么，對社群的結果是什么。當決策者和利益相關者有機會挑戰(zhàn)占主導地位的假設時，有機會提出另外的構想時，有機會參與理性協(xié)商過程時，糾正錯誤之策略就有了美好的前景。”
顯然，復合共和制的構造并不是簡單的事，它需要“深思熟慮”和“自由選擇”，但當人們更多地了解復合共和制的基本道理的時候，要進行這樣的努力就有一定的基礎了。
奧斯特羅姆指出，人類政治制度的設計，不能僅僅從所謂活生生的事實出發(fā)，而應該從立憲層次的 分析 出發(fā)。立憲層次的分析是復合共和制政治理論的 方法 論基礎。當代政治學的重要特點是關心“活生生的現實”，而不關心立憲選擇實驗的設計。奧斯特羅姆說：“任何看過足球比賽的人都會明白，要全面、徹底而有效地描述‘活生生的現實’是極其困難的。沒有有關想要成為什么的知識，沒有有關可能發(fā)生什么的猜想，人類認知的能力還不足以描述政府體制及其在 社會 中運作的活生生現實。”
他引用了當代語言 哲學 學者約翰·瑟爾(John Searle)對足球游戲的分析。瑟爾的分析對于迷戀于運用純 科學 方法 研究 政治的人無疑是一付有效的解毒劑。瑟爾認為，只有在顯然了解規(guī)則如何把社會事實“構造”成“制度的”事實時，我們才能理解這些活生生現實。游戲規(guī)則的基礎是對于這兩個問題的理解，即游戲要變成什么，游戲中會出現什么樣的玩法。只有當我們理解了游戲規(guī)則時，足球游戲的活生生現實才是可理解的，瑟爾認為，人類制度的活生生現實不可能被理解為“粗俗的事實”。為了說明這一點，瑟爾建議請一組高度訓練有素的科學觀察家去制定可用于描述美式足球游戲的基本科學法則。他認為這些科學觀察家可能會發(fā)現一個“周期性群集的法則”。瑟爾以如下方式闡述了周期性群集的法則：“在統(tǒng)計上每隔一段時間，穿著類似有色T恤之類東西的有機物大致以圓的形狀群集在一起(列隊)。然后，同樣每隔一段時間，圓形的群集繼之以線形的群集(球隊排隊以備踢球)，線形的群集則繼之以線形的滲透。”發(fā)現了周期性群集的法則后，我們的科學觀察家大概就已經為我們提供了有關足球游戲的活生生現實的科學見解了。顯然，這樣的科學研究，不能給我們提供任何東西。避開理論，避開立憲層次的分析，親近事實，觀察家就使自己失去了必要的基礎，從而無法理解游戲的意義，公平游戲的策略范圍，以及什么是不公平的游戲。
對足球是如此，對政府來說，實際上也是如此。對此奧斯特羅姆的結論是，“我們只能把政府的結構和程序，或者人類社會現實的其他方面，理解為制度事實。制度事實存在，因為規(guī)則構造了人類社會關系。我們以這種方式去理解生活的游戲，即游戲是根據適當和公平的規(guī)則與標準構造的。規(guī)則界定可以采取行為的范圍和限度。我們 參考 想要成為什么，并在什么可能出現的意義上，去理解規(guī)則以及規(guī)則規(guī)范關系的意義。”
在筆者看來，人類社會并不是完全由客觀事實所組成的世界，而是由價值、邏輯和事實共同組成的世界。對于不同的人類社會來說，事實是多樣化，但價值是普遍的，邏輯對于世人也是通用的，而理論則是人類創(chuàng)造的概念和命題體系，是基于一定的價值、以特定的事實為基礎而確立的因果法則的概括，是可普遍的價值和多樣化的事實通過邏輯原則而結合起來的概念和命題體系。復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論，是建立在一些普遍的價值基礎之上的理論。它產生于200多年前的美國，是用來解決當時美國所面臨的政治問題的，即避免歐洲各國混戰(zhàn)的局面，避免霍布斯式的中央集權的弊害，補救邦聯制度的失敗，為北美來建設和平而穩(wěn)定的政治環(huán)境。就如本書第八章所探討的，由于200年 歷史 的變遷，這一理論產生的事實基礎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并且經受了 工業(yè) 化的挑戰(zhàn)，也經受了奴隸制度引起的南北戰(zhàn)爭的挑戰(zhàn)，更經受了機器政治和老板統(tǒng)治的挑戰(zhàn)，在20世紀，又經受了頌揚高度集權的官僚制度的公共行政理論的挑戰(zhàn)。在新的環(huán)境下，普遍的復合共和制政治理論必須有新的重述，以適應新的環(huán)境、解決新的問題。如果說哈耶克的貢獻在于在20世紀的背景條件下重述了古典自由主義的理論，那么奧斯特羅姆的貢獻則在于在20世紀的背景條件下重述了復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論，從而為解決本世紀出現的美國政治制度的危機探討了解決的可能性。
的確，奧斯特羅姆教授所重述的復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論產生于200年前的美國，但并不一定只適用于美國，而且也并不一定只適用于200年前的美國。理論是理論，事實是事實。200年前根據復合共和制理論確立的美國聯邦體制任何國家都不能仿效，即使當代美國聯邦體制也必須有所創(chuàng)新，因為它是復合共和制理論在200年前美國事實的基礎上構建的。對于今天的美國來說，事實發(fā)生了變化，美國的聯邦體制也面臨著各種危機的挑戰(zhàn)。在20世紀，美國的聯邦體制正在走向日益強化的國家化所產生的泥淖中。在這種情況下，奧斯特羅姆認為，美國應該回顧過去，重新依靠復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論，以新的問題為背景，探索把自己從中央集權的陷阱中解救出來的途徑。因此，復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論未必不能運用于其他國家和地區(qū)。如果法國、西班牙、意大利、德國、英國和歐洲，都著眼于各自所面臨的事實，運用復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論，重新再現昔日的創(chuàng)造力，奧斯特羅姆并不覺得奇怪。他曾經善意地祝愿，“如果法國把自己從過分的中央集權中解放出來，并走在歐洲 發(fā)展 的前沿，我將不會感到驚奇。如果這樣，西班牙也不會遠遠落后于他國。意大利，產生啟蒙的自由城市的故鄉(xiāng)，也可以體驗新的復興。在這些情況下，德國就會拋棄憂慮，創(chuàng)造新水平的成就，在其自己的文化成就與其他人民的文化成就關系上再次變得外向。英國也將繼續(xù)仔細考慮議會能否改革自身的難題。歐洲可以再次迸發(fā)思想發(fā)展的火花，在歐洲共同體中創(chuàng)造新的制度安排集合，取得物質和文化的發(fā)展，把人類文明帶向新的境界。我們可以再次把人文明推向新的 時代 ，在那時人們學會把自己的政治實驗奠基在人類自主治理的能力基礎之上。獲得這一能力，靠的是學會如何運用理論推測、審慎思考以及自由選擇，來構思、指導并闡釋多樣化立憲選擇的意義。在這樣的天地里，如果解放神學要為人類的解放作出貢獻，它們就需要使自己在思想上、精神上貼近復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論。”在這段話中，如果加上 中國 ，說中國也將因此而避免高度中央集權的弊害，也將避免群雄逐鹿、軍閥混戰(zhàn)的弊害，同時也避免分封制的弊害，從而復興中華民族的古老文明，奧斯特羅姆肯定不會反對。他在跟譯者的多次交談中，多次提到古代中國也有很多有價值的思想，當代中國學者也可以以此為基礎，在當代重述古老中國有關制度設計的理論，從而為世界學術寶庫作出自己的貢獻。人類社會進一步加強相互溝通和交流，互相 學習 ，取長補短，就能夠更有效地解決各自所面臨的挑戰(zhàn)。如果學者能夠在中國的背景中，重述設計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則，從而解決歷史上中央集權的弊害、分封制的弊害，尤其是群雄逐鹿、軍閥混戰(zhàn)的有組織的戰(zhàn)爭狀態(tài)的弊害(霍布斯要避免的是無組織的戰(zhàn)爭狀態(tài))，那么中國在21世紀的持續(xù)發(fā)展就得到了政治制度的保障， 自然 我們也可以以此為世界的政治發(fā)展貢獻點什么了。
回顧中國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更多的是強力和偶然的機遇，而不是深思熟慮和自由選擇，決定了中國的政治制度不是高度集權的制度，就是有組織戰(zhàn)爭的諸侯割據制度。高度集權的政治制度，的確使中國避免了戰(zhàn)國時代各國為了爭奪霸權地位而相互戰(zhàn)爭的局面，避免了近代歐洲所面臨的有組織的相互戰(zhàn)爭的局面，更避免了分封制的弊端，實際上也十分巧合地實踐了霍布斯的政治理論。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高度集權的政治制度是高度不穩(wěn)定的制度，它可以暫時解決戰(zhàn)亂問題，獲得權力高度統(tǒng)一所帶來的政治和平，但是它作為高度集權的巨型帝國，很快就從內部腐爛，如果沒有外患天災，通過茍延殘喘的改革，也許有一段時間的中興，并延續(xù)幾百年的停滯的繁榮，而一有外患，或者一有天災，這個巨型帝國很快就會土崩瓦解，使中國陷入軍閥混戰(zhàn)的局面。然后，人們又希望出現一個救世主來用武力統(tǒng)一天下，重建巨型帝國。于是就形成了歷史上的治亂循環(huán)。當代中國人幸運的是1978年以來開始擺脫政治斗爭之道，開始建設市場 經濟 和法治國家。這一進程的開始依然是強力和機遇選擇的結果，而不是深思熟慮和自由選擇的結果。但不管如何，中國已經進入了良性的社會、經濟、政治發(fā)展時期。市場文明的發(fā)展需要良好的政治條件?，F在，我們面臨的挑戰(zhàn)是，在中國政治發(fā)展的關鍵時刻，我們是繼續(xù)依靠機遇和強力，還是通過可能的深思熟慮和自由選擇來設計良好的政治制度呢?
無疑，我們的能力是有限的，我們不能指望依靠現在所擁有的智慧就能夠立即設計出一套絕妙的方案，從而一勞永逸地解決政治發(fā)展的問題。但是我們也應該有起碼的信心，人類社會的制度恰恰是由人來設計、由人類行為塑造的。正是因為我們的能力是有限的，我們才需要吸取世界各國的成功的經驗，吸收世界各國的理論努力;也正是因為我們的能力有限，在經濟上才需要市場制度安排來有效地使用我們有限的能力，而不求助于所謂人類的精英;在政治上我們才需要依靠復合共和制的制度安排，而不求助于以無限理性為基礎的高度集權的政治制度。我們不迷信知識，但我們對知識也抱有起碼的信心，而當有適當的制度機制來充分開發(fā)并利用有限的知識的時候，知識的力量顯然要比人們所想象的要大，盡管它再大也不可能成為救世主，使人類立即進入所謂擺脫了必然性的虛幻的自由王國。文森特·奧斯特羅姆的努力是以美國的實踐為背景的，但是我們并不必要以此來否定它對中國政治發(fā)展的意義。我們完全可以以中國的事實為基礎，針對中國政治發(fā)展所需要解決的問題，重述復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論，或許在此基礎上，我們真能夠學到點什么，從而充滿信心，真正開始我們自己的深思熟慮和自由選擇，不再依靠強力和機遇，而把自己的命運落實在自己的自治能力基礎之上。畢竟，就如《國際歌》所唱的，從來就沒有救世主，全靠我們自己。什么樣的制度能夠充分地開發(fā)并用足人類的自治能力，把自己奠基在人類的自治能力基礎上呢?本書告訴我們，復合共和制就是這樣一種難得的制度安排。當然這一主張也是可以爭論的，正如奧斯特羅姆所說的那樣，“我歡迎其他人對這些可爭論的觀點作出反應，希冀厘清人類社會秩序的本質和構造。我們從何處出發(fā)，在當下的情境中我們可以做什么，親愛的讀者，希望你們深入思考并幫助解決這些問題。”學術探究，也應該建立在人類能夠學習但也可能犯錯的假設之上，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不斷的學習中，不斷地發(fā)現錯誤，并通過每一個人自身的努力來減少錯誤。然后，我們就在逐漸地解決我們所面臨的挑戰(zhàn)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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