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維千千萬萬種，背后是價值觀不同，思維不同。下面學習啦小編為大家介紹的人際交往的六種思維方式，希望對您有幫助哦。

　　人際交往的六種思維方式1

　　損人利己(贏/輸)

　　前面提到，以百慕大之旅引發(fā)競爭動機，無疑將助長“你輸我贏”的觀念。秉持此種信念的人，難免會運用本身的權勢、財力、背景或個性來壓迫別人，達到目的。

　　大多數人從小就浸淫在“損人利己”的觀念中。在家里，手足之間有高下之分，乖孩子會獲得更多的寵愛與特權。這豈不正是告訴兒童：愛是有條件的，要得到父母的愛，就得與兄弟姐妹競爭。

　　年齡稍長，同行同體更是以成敗論英雄，而在朋友間的地位最愛青少年重視。

　　學校教育也是以分數、名次定優(yōu)劣，必須有成績差的學生才能襯托出名列前茅者的光采。至于個人的潛能究竟發(fā)揮了多少，并不重要。教育以競爭為風尚，所謂合作往往只是假象。

　　運動比賽也強化競爭的觀念，提醒觀眾與選手，人生同樣是一場零和游戲，必須分出勝負，而且惟有擊敗別人才能成就自己。

　　法律則硬把人區(qū)別為敵對雙方，打官司就為分出我是你非。所幸，目前司法界鼓勵當事人庭外和解。這表示兼顧雙方利益的觀念已逐漸受到重視。

　　的確，人生不可能處處籠罩在競爭的氣氛下。如果隨時隨地不忘與配偶、子女、同事、鄰居……一決，生命將多么可怕。因此，惟有互助合作才能增進幸福。

　　人際交往的六種思維方式2

　　利人利己(贏/贏)

　　為自己著想不忘他人的權益，謀求兩全其美之策，這種關系自然令人滿意，樂于合作。利人利己者把生活看作一個合作的舞臺，而不是一個角斗場。不過一般人看事情多用二分法：非強即弱，非勝即敗。這種思維方式的基礎是力量和地位，而非原則。其實世界之大，人人都有足夠的立足空間，他人之得不必就視為自己之失。

　　人際交往的六種思維方式3

　　損己利人(輸/贏)

　　有些人生性消極，習于委曲求全，這比損人利已的想法更要不得。這種人無所求，無所欲，也沒有原則，只急于討好別人，容易受人左右。他們不敢表達自己的意見或感受，深恐得罪人，惟有借別人的接納來肯定自我，這種習性正中損人利已者的下懷。

　　可是被壓抑的情感并不會消失，累積到一定的程度后，反而以更丑惡的方式爆發(fā)出來，有些精神疾病就是這樣造成的。

　　若是一味壓抑，不能把憤怒情緒加以升華，自我評價將日趨低落。到最后依然會危及人際關系，使原先委曲求全的苦心付諸流水，得不嘗失。

　　一般人通常在“損人利已”和“損已利人”兩個極端之間搖擺。低姿態(tài)擺久了，心有未甘，就換上咄咄逼人的態(tài)勢。久而久之，又覺得有內疚感，便重拾與人為善之心。但總有一天忍無可忍，再度回復高姿態(tài)。

　　人際交往的六種思維方式4

　　兩敗俱傷(輸/輸)

　　兩個頑固、互不相讓且過分自我中心的人在一起，注定會兩敗俱傷。我認識一對離異的夫妻，丈夫奉法官之命出售財產，把所得分一半給前妻。為了報復，他寧可把市價1萬多美元的汽車，賤買50美元，好讓妻子只得25美元。妻子向法院抗議才發(fā)現，丈夫把所有的財產廉價出售。

　　為了報復，不惜犧牲自身的利益，卻不問是否值得;只有不夠成熟、掌握不了人生方向的人，才會這樣。

　　人際交往的六種思維方式5

　　獨善其身(贏)

　　又有一種人，利己但不一定損人，“個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重要的是要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當不涉及競爭時，這種想法相當普遍。

　　若問以上五種觀念，何者正確?答案是：視情況而定。

　　在運動場上自然要分出高下。推廣業(yè)務時，兩個不相關的責任區(qū)也不妨彼此競爭，以刺激業(yè)績。但是需要群策群力的工作，就不能用“百慕大”式的策略了。

　　假設你十分珍惜與重視某一人際關系，而牽涉的問題又無足輕重，那么偶爾放低姿態(tài)表示重視對方，也無可厚非?；蛘邽榱烁绺叩哪繕?，不值得在細節(jié)上計較，那么退一步又何妨?

　　但在有些特殊情況下，你一心求勝，根本談不上兼顧旁人的利益。比方親人陷于生命危險，此時自顧不暇，遑論其他。

　　由此可見，人際關系也須因地制宜。不過一般而言，利人利己的原則還是最行得通的。

　　損人利己者固然一時取得優(yōu)勢，但另一方受害，對雙方長期的關系有害無益。舉例來說，供應商以脅迫方式迫使客戶接受條件，下次客戶還會光顧嗎?

　　換個角度來看，倘若供應商不得不屈服于客戶的要求之下，又豈會忍氣吞聲，恐怕難免要另找機會加以報復。不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就是在同行間宣揚客戶的惡行。到頭來不論是占上風或下風的一方，都得不到好處。

　　人際交往的六種思維方式6

　　好聚好散(無交易)

　　如果實在找不出雙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倒不如好聚好散或取消交易，因為大家惟一的共識，就是彼此意見不同。所謂道不同不相與謀，既然觀念歧異過大，與其事后失望、沖突，不如一開始就認清事實，婉拒某個職位或職員，取消合約或訂單。

　　心中留有退路，頓覺輕松無比，更不必要耍手段、施壓力，迫使對方就范。坦誠相見，更有助于發(fā)掘及解決問題。即使買賣不成，仁義尚在，或許日后還有合作的機會。

　　兩全其美，否則就別勉強，這對促進家庭和諧也十分有效。例如，與其為爭看電視節(jié)目鬧得不可開交，何不另選便宜都能參與的休閑活動，以免順了姑心，逆了嫂意。

　　在商場上，最好在關系建立之初就抱定好聚好散的態(tài)度。

　　一旦關系持續(xù)進展，有時就無法輕言一刀兩斷、各自為政，家人、好友合伙或朋友間的生意往來尤其如此。為了維持親情或友誼，經常必須妥協，因為若嚴重影響企業(yè)本身與彼此的關系，到最后甚至連生意都會做不下去，而須交由專業(yè)人士來經營。根據前人的經驗，家族企業(yè)或友好創(chuàng)業(yè)之初，最好事先考慮日后拆伙的可能，講定股價轉讓的方式。這樣友誼才能長存，企業(yè)也才能繁榮不衰。

　　試從“名謁”看古人人際交往思維的變化

　　摘 要: 早自漢晉時期的名謁，到元明清時種類繁多的名帖，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演變過程。古代的名片大致可以分為漢晉時期、唐宋時期、元明清時期三個發(fā)展階段。在這個過程中，其使用范圍、格式、體制等方面的一步步轉變，可以反映出中國古人的人際交往思維的不斷變化?，F已有的研究成果，對名片的演變歷程尚有模棱兩可之處，對其中折射的交往思維尚未做縱觀的、系統(tǒng)的闡發(fā)，本文試按時間順序介紹其發(fā)展的源流，并試透過現象，闡發(fā)中國古人的人際交往思維在其中發(fā)生的變化。

　　關鍵詞: 名片 人際交往 社會關系 思維 變化

　　名片在中國古代社會出現得非常早，只是當時不叫做“名片”，“名片”的稱法是清朝才出現的，伴隨著東西結合的近代名片的普及而成為固定化的名稱，沿用至今。在古代，不同時期對名片有不同的稱法和類別，即文中所謂的“名刺”、“名帖”、“名紙”等等。為了避免混淆，下文中多以“名刺”、“名帖”通稱古代的名片。中國的名片在鴉片戰(zhàn)爭之前，主要共經歷了謁、刺、門狀、帖、片幾個歷史階段。下面將按時間順序介紹其發(fā)展的源流，并試透過現象，闡發(fā)中國人的人際交往思維在其中發(fā)生的變化。

　　一、漢晉時期的名片

　　(一)謁、刺

　　“謁”一詞本義為“拜見、請見”，最早出現在戰(zhàn)國時期，用作動詞。秦末漢初，“謁”漸指標識身份的實物。東漢學者劉熙在《釋名·釋書契》中說道:“謁，詣也，詣告也。書其姓名于上，以告所至詣者也。”其謁的格式一般包含三個要素，拜謁對象的尊稱、拜謁辭、拜謁人落款。書寫上分正反兩面，墨書隸體，極為工整，無絲毫潦草。以“師饒十謁”中的一篇為例:

　　正面:進卒史師卿(正面)

　　反面:東海太守級謹遣功曹史奉謁為侍謁者徐中孫中郎王中賓丞相史后中子再拜請君兄馬足下(反面)

　　首行首字多為“進”或“奏”，以表示尊重。“師卿”是對師饒的尊稱。“君兄”應為師饒的字，古人諱名不諱字，故稱字不直呼名。“再拜”、“馬足下”為當時書面敬語，以示尊重。據謁文，東?？ぬ厍补Σ苁?，并會同謁者、中郎、丞相史，拜見卒史師饒，禮遇頗高，必有重事。

　　“刺”出現得比“謁”略晚，但相對適用于正式場合的“謁”來說，“刺”的使用范圍更廣泛。當時外戚干政，宦官專權，士人自我意識漸趨強烈，“刺”是士人交往不可或缺的媒介。爵里刺是刺的一個種類，要在刺上書寫有官爵和鄉(xiāng)里籍貫，一般適用于官場，而普通的刺所使用的階層要廣泛一些?！夺屆?middot;釋書契》云:“畫姓名于奏上曰畫刺。作再拜起居字皆達其體，使書盡邊，徐引筆書之如畫者也。下官刺曰長刺，長書中央一行而下也。又曰爵里刺，書其官爵及郡縣鄉(xiāng)里也。”比如:

　　泰別傳曰:“泰名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

　　南昌東湖晉吳應墓，墓中出土形制大小相同的五枚木制刺，其中有三枚刺上面的書寫內容是一樣的，都是寫有“弟子吳應再拜問起居南昌字子遠”的字樣。格式上均頂格書寫，下壓格為尾，直行一行，并書姓名及“再拜起居”等敬語。

　　(二)闡發(fā)

　　漢晉人際交往中使用書面形式的謁作為中介先行溝通，是在繼承先秦禮儀交往習俗以及在現實交往習慣的基礎上發(fā)展演化而來的。三代禮樂社會中，貴族交往非常重視介質的重要作業(yè)。賓主相見必以介者傳辭，《禮記·聘義》曰:“上公七介，伯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于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介”的存在主要是體現出交接過程中對對方的敬意。春秋戰(zhàn)國時期雖禮樂崩壞，但仍傳承了基本的禮節(jié)儀式，在此處，人際交往中如要拜見不熟悉自己的人，必須有介紹者，否則就是冒犯唐突對方。

　　“謁”和“刺”扮演的就是“介”的角色，不過其形制及使用特點仍然有所不同:漢代高級官吏一般不得擅離職守，故遣隸屬拜謁往來，在這種正式場合之下，使用名謁，并注明“遣吏奉謁”顯得有禮而妥當。通常下級向高級用才“謁”，若官吏屈身向名士奉謁拜見則屬“禮賢下士”了。而“刺”并不寫對方的名稱尊號，亦不寫本人官職，只以“弟子”自稱，更顯其謙卑恭敬，無仕宦驕奢之態(tài)。

　　總之，無論是因對象不同而專門準備的、謹慎嚴肅的“謁”，還是復制多份的、隨時便用的“刺”，古人在人際交往中十分重視名片使用的心態(tài)可見一斑。而其統(tǒng)一的體制、慣用的敬語、端正的筆跡等，更是折射出其在交往時重視樹立自身彬彬有禮的形象，重視踐行互相尊重、謙遜禮讓的傳統(tǒng)美德。

　　二、唐宋時期的名片

　　(一)一般名帖、門狀、拜年貼

　　唐宋是我國封建社會的繁榮時期，人際交往除了使用普通的名帖、名紙外，還通行多種拜謁名刺，比如門狀、榜子以及拜年名帖等。

　　一般來說，唐人投遞名帖大多和科舉有關。舉子們在應考前，攜帶詩文與名帖，四處奔走，八方求情。一旦考中，新進科進士們盡情狂歡，交際應酬，這時名帖也是必不可少的。中舉者的第一件大事是“謝恩”，“狀元以下，到主司宅門下馬，綴行而立，斂名紙通呈，入門，并敘于陛下，北上東向。”(《唐摭言》卷三)

　　門狀又稱門箋或門。“門狀”一詞在唐朝時已經產生，在唐宋筆記小說中曾經屢次出現，甚至在以前出土的敦煌文書中也偶有見過。中唐以后，在筆記小說中“門狀”一詞漸漸出現。沈括在《夢溪補筆談》卷一中說:

　　今之門狀，稱“碟件狀如前，謹碟”，比唐人都堂見宰相之禮。唐人都堂見宰相之禮，或參辭謝事，先具事因申取處分。有非一事，故稱“件狀如前”，宰相狀后判引，方許見。后人漸施于執(zhí)政私第。小說記施于私第，自李德裕始。近世謅敬者，無高下一例用之，謂之“大狀”。

　　從此以后，官場之上和民間紛紛仿效，“門狀”便成了唐宋時期平民和官員各自往來交際的工具。門狀興于晚唐，盛于兩宋，至元明清三朝漸為拜帖所取代。“門狀”出現之前，唐朝人交往拜謁習慣于使用名刺(唐代慣稱之為名紙)，門狀是后來慢慢興起的。

　　門狀的制作比較講究，有的門狀用紅綾制成，赤金為字;有的門狀就是一副織錦，上面大紅絨字也是織成的。下官見長官，用青色底殼;門生初見座師，則以紅綾制底殼，這樣的形制可以說是比較豪華的。內容上，一則門狀在稱謂上與一般名帖有所不同，門狀的稱謂更加豐富多彩，可謂五花八門。因為經常是用來拜謁比自己權位重身份高的人，所以在稱謂上往往要降低自己的身份，謙稱“門下小廝”、“渺渺小學生”之類，借以抬高對方。二則門狀流行有字有畫。 拜年帖自然與拜年息息相關。過年時，除親族間的禮儀性拜年外，宋代已開始流行社交性的以名刺拜年的活動。宋人周輝在《清波雜志》中言說:“宋元佑年間，新年賀節(jié)，往往使用傭仆持名刺代往。”當時很多士大夫交友廣泛，若四處拜年，既耗費時間，也耗費精力，因此有些關系不大密切的朋友就不親自前往，而是派仆人拿一種上面寫有受賀人姓名和恭祝話語的名刺送到要拜賀的人家去，算是他已經上門拜年過了。這種名帖被后人叫做“賀年名帖”或“拜年名帖”，這種習俗后人稱之為“拜年飛帖”。由于賀年名帖既簡便，又不失禮節(jié)，因此很快便流行起來?，F在的春節(jié)贈送賀年卡，可以說其實不過是是這種古代互送飛帖的遺風。

　　雖然拜年帖也有簡潔的，但事實上因為用于節(jié)日祝賀，所以拜年帖內容往往較繁，多為恭敬、祝賀之詞。比如張世南在《游宦紀聞》卷一中的記述記載了某官吏的一幅祝賀冬至節(jié)的手狀一例:“灑州軍事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權保信軍節(jié)度推官彭汝礪，右某啟，伏以晷運推移，日南長至，恭惟發(fā)運學士，膺時納佑，與國同休。某限以職局所拘，不逢躬詣階墀，祗候陳賀下情，無任惶懼之至，謹具狀申聞。謹錄狀上，碟件狀如前，謹碟，年月口具位某牒。……”當然也有簡潔的，但還是少數。

　　(二)闡發(fā)

　　通過對唐宋時期的不同名帖的梳理，我們可以看出，唐宋此時的名帖已經大不同于漢晉時期的“刺”、“謁”，其用途和使用者的范圍也明顯地擴大，內容和風格上也有所轉變，從中折射出古人交往思維的變化?？傮w上，唐宋時的名帖不再只屬于公卿士族之間的單純交往，或純粹由下對上的拜訪謁見，其主要應用于科舉相關的事宜，以及用于人們世俗人情關系的維護。

　　就門狀而言，它比一般名刺使用更鄭重，更嚴肅，等級色彩比較明顯，門狀呈進后，上司在門狀后加了“刺引”，才可以進見。從投遞者本身而言，門狀是其投權謁貴或者高中科舉的重要途徑，他的出發(fā)點不是簡單“拜謁”，更多是攀附、投靠、自我推銷，故在人際上抱著仰望和向往的態(tài)度。

　　就拜年帖而言，張知甫《可書》有這樣的說法:

　　景純官于都下，遇節(jié)必令人持馬銜，每至一門首，撼數聲而留刺以表到。忽有客知其誣，急出視之，仆云適已脫籠矣。

　　《清波雜志》卷六《闞亡投刺》也記載了這件事，而且還有記載呂滎陽公對此現象的的評語:“送門狀習以成風，既勞于作偽，且疏拙露見為可笑。”言語之中暗含對于這種虛偽客套的繁文縟節(jié)提出了批評。雖此類現象并不能代表全部，但拜年帖的盛行本身確實說明了人們對維持世俗人情關系的重視，這不僅是出于禮節(jié)，更表現了一種潛在的“投資意識”，也就是說，把關系基礎夯實在平時生活中。

　　綜上來看，在名片由漢晉發(fā)展至唐宋的過程中，有這樣幾個趨勢不可忽視:一是名帖的使用者從社會上層向社會中下層蔓延;二是其與政治仕途緊密結合的同時，與世俗生活的交往需要逐漸接軌;三是人們的交往思維，既隨著封建化程度的加深，等級尊卑觀念日益加重，而另一方面，又隨著經濟的發(fā)展，交往時自我意識不斷成長。所謂的自我意識，是指人們交往時，從漢晉時期全面關注交往對象，漸漸變?yōu)閲@自身的需要而經營人際關系。比如因為對科舉的重視，而普遍開始用門狀等名帖推銷自己，與達官貴人建立聯系。再如，通過拜年帖等拜帖保持自己和他人的往來。

　　三、元明清時期的名片

　　(一)元代名刺

　　元代是中國古代史上第一個由少數民族完成大一統(tǒng)的朝代，在元代漢族人們的交往形成了一定的習慣性行為，但在拜訪他人時仍然要使用名刺。元代時，“凡名刺用好紙三四寸闊，左卷如箸大，用紅線束腰，須真楷細書?；騻}促無絲線，則剪紅紙一小條，就于名上束定亦得。凡卑見尊長，名刺以小為貴”。名刺上寫自己的名字，名字前則寫上表示自己與諸人關系的稱呼，如見師長寫“學生姓某”，見親家寫“親戚姓某”，見同姓寫“宗莫某”等。“凡居父母喪，刺則以右卷，不可剪齊紙上下，仍用白線或白紙條于名上束定”。元代時名刺形制以及投送雖有獨自特色，但的名刺與前朝相比，并沒有很大的變化。當時遞送拜帖是比較鄭重的禮節(jié)，一般發(fā)生在文人之間和上流社會中。

　　(二)明清時期(鴉片戰(zhàn)爭以前)種類繁多的名帖:請?zhí)姨?，說帖，復啟，拜帖，晚生帖，手本

　　明代名帖種類極多，根據功能的差異，有諸如上達、平行、下交的區(qū)別，書柬的樣式也都有所區(qū)別。舉例來說，上達就必須用“手奏”、“奏記”、“手啟”、“副啟”之類，平行則用“副啟”，下交則用“札諭”、“帖”等。

　　具體來說，明清兩朝(尤其是明代)流行的名帖主要有下文中介紹的幾種，由于種類繁多，故將每種的使用情況和體制、內容特點籠統(tǒng)言之:

　　請?zhí)址Q邀帖。凡是地方紳士聚飲，或官場飲酒，一般都要先發(fā)請?zhí)埲藖?。如《梼杌閑談》中的一例，第四十回也記錄了一個侯國興邀請崔呈秀的請?zhí)?。上面寫?“謹詹十五日，薄治豆為家母舅預慶，恭候蚤臨。愚表弟侯國興頓首拜”。其中“蚤臨”，也就是“臨”之意，應該是當時的請?zhí)渍Z。揭帖又指帖于通衢路口墻上的告示或者啟示。這里所說的揭帖，是從拜帖中派生而來出來的，其實就是一種拜帖之后所附的禮帖。說帖，亦其實也就是名刺的一種，不過是因為專門用于替人居中說情而名之為“說帖”。副啟包括拜帖、請?zhí)?。揭帖、說帖等在內的名帖都可以稱之為“柬”。一般說來，柬書名，啟書事，所以用副啟來書名。既已有了名柬，再使用副啟，究竟其原因，王弘撰認為是“有所私，避之耳”，說白了就是為了便于在副啟中說私事，以掩人耳目。拜帖是明清兩代十分盛行的一種名帖，種類繁多，比較特殊些的有如宛紅拜帖。宛紅紙亦寫作碗紅紙，在明代當時是比較名貴的紅紙，多用來拜謁達官貴人。晚生帖是明代比較常用的名帖拜名。手本，作為公文文本很多時候是用于下級遞送上級稟報事情或者請示批答等，像這種公文文書事實上已經含有部分名刺的要素，所以后來它逐步轉化為名帖。起初尚保留了手本的某些原本的性質，如主要用于官場仕人中間，尤其是下級拜謁上級。手本作為名刺的一種，一直到清朝仍然使用的非常頻繁。清朝人賀年開始用一種上面寫上姓名送與親朋的紅單帖，以表賀年。有時主人不親自去而派人去送，兄弟或者下人們拿著名刺滿街跑，所以名刺又被稱作“飛帖”。有錢的人家把拜年帖等物放在小木匣子里送去，所以又叫“拜匣”。 (三)闡發(fā)

　　名帖發(fā)展到明清時期，種類已經十分繁多，幾乎在各種場合中大顯身手。名帖的基本功能其實僅僅是自我介紹、拜謁或祝賀，但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卻能根據人們的動機越發(fā)靈活地被運用，在人際交往中越發(fā)地展現不可忽視的作用，這說明了什么?筆者認為:

　　其一，人們對“人”的關注在進一步增長。如果說唐宋時期，人們已經開始嘗試圍繞自己的前途需求和生活需求，主動經營與他人的關系，那么到了明清時期，人們對人際關系更加重視，他們在通過名帖交往時不單有明確的目的，還會細致地考慮不同人的不同心理需求，并想辦法通過名帖來滿足對方，以加強其對自身的印象。比如表現謙恭的晚生帖，奉承說情的說帖等。

　　其二，社會越是發(fā)展，人們的交往思維越是復雜。人們不能單憑自己的喜好選擇交往的對象，厭惡繁瑣的本能反應和根深蒂固的封建禮儀、人情關系，在潛意識中讓人們在一張小小的名貼上糾結、顧慮甚多。比如在拜客應酬之風中，盛行只投刺、不見面的陋習。“望門投刺”的拜客者，并不是真想拜客，而只是為了聲明一下“來過了”，于禮節(jié)上沒有失掉禮數。他們拜的人，很多根本就不認識;有的甚至連馬都不下--很明顯是準備到下一家再去“投刺”了。還有的拜客連自己的家門也不出，只讓仆人帶著自己的名刺到處去“投刺”。另一方面，拜客的遠道而來，受拜的必須答拜，這個慣例讓人非常為難，何良俊在《四友齋叢說》里講到自己拜客到人門前的心情時說:“余以為立馬人家門下，投三指一刺，唯恐主人出，主人亦唯恐客入，此有何意哉!”這種反常心理足以說明虛應故事的投刺拜客是多么的讓人頭疼。

　　其三，隨著封建社會的盛極而衰，封建性質的交往傳統(tǒng)走向衰落。很多事物在發(fā)展到極致的同時，也意味著停滯和衰退。明清，尤其是清朝，是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也是封建社會的沒落時期。在封建社會的交往系統(tǒng)中，人們將名帖的種類劃分得極為詳細，對應用的場合、書寫的格式、使用的套語、投遞的禮儀等都有固定的規(guī)則，反而弱化了名帖最本質的介紹作用，使之成為人際關系的負擔。人們使用名帖的思維是:必須借此表現自己謙虛而又熱情的一面，哪怕借助必要的虛偽、諂媚或欺騙。這樣普遍的畸形的心態(tài)，終究將難以維持住社會人際關系的平衡而不得不面對改變。

　　至于部分學者所說的，明清名帖使用折射出封建等級觀念、尊卑觀念、重視官場資格等，筆者認為尚缺少對比的和發(fā)展的眼光，因為這些不是明清獨有的特點，在前朝前代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不能充分表現出這時期人們交往思維的變化特征。

　　參考文獻:

　　[1]王先謙.韓非子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1998.

　　[2]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

　　[3]王曉雷.中國古代名刺初探[D].濟南:山東師范大學，2012.

　　[4]陳高華，史衛(wèi)民.中國風俗通史:元代卷[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

　　[5]趙翼.陔余叢考[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指導老師:胡元德